請不要叫女性去微笑｜世界微笑日

“笑一下！”攝影機背後的聲音已經透着幾分不耐煩。“你到底怎麼了？得了托尼獎都不能讓你笑一下嗎？”

薩拉·魯爾局促地站在鏡頭前。這位當今西方頗受關注的劇作家憑借戲劇作品《隔壁房間》，獲得了托尼獎（美國話劇和音樂劇的最高獎項）最佳戲劇提名，她的作品《第二次别離》也曾多次在中國舞台巡演。在這樣的高光時刻，微笑似乎本不需要理由，但薩拉·魯爾沒有辦法微笑。

“實際上，我的确不能，我得了面癱。” 醫學上，薩拉·魯爾提到的面癱又叫特發性面神經麻痹，這是一種發病原因不明的疾病，會影響患者的面部表情。百分之九十的患者都能完全康複，但薩拉屬于那不幸的百分之十。在回憶錄《微笑不是唯一的答案》中，她記述了十年治療路上自己作為病人、妻子、母親和劇作家的掙紮旅程，更重要的是嘗試回答，失去微笑的能力究竟對于一個女人來說意味着什麼。

相較于無法用微笑表達内心情緒的空蕩，薩拉·魯爾愈發在日常的裂隙處感知到“微笑”背後的權力。她曾很多次在公開場合遭到陌生男性詢問：“你怎麼看起來不開心？要笑一笑。” 她回想到這樣的場景在她20多歲時更是頻繁發生，但當時的她出于禮貌都回以了微笑，而如今逐漸意識到男人讓路過的女人微笑，不是想讓女人變得多麼快樂，可能是覺得女人沒有注意到他，他有權力告知女人，她應該如何表達自己的感覺。“我很難想象，我走在路上，看到一個陌生男人，告訴他‘你怎麼愁容滿面？笑笑啊’。”

十年間，失去笑容的薩拉·魯爾得以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自我與外部世界。書中記述的這些故事，不僅關于她如何曆經艱辛找回微笑，也在講述她如何與自己和解，讓身體遵從自己的本心。

今天是世界微笑日（5月8日），我們分享薩拉·魯爾的故事，微笑的力量始終存在，但或許微笑從來不是唯一的答案。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微笑不是唯一的答案》，内容較原文有删減調整，小标題為編者所加。

原文作者｜[美]薩拉·魯爾

《微笑不是唯一的答案》，[美]薩拉·魯爾 著，陳金玮，袁鵬飛 譯，中信出版社 2023年4月。

失去笑容的那天

産後的一天，哺乳顧問來查看我的哺乳方式是否正确，我母親抱着一個嬰兒坐在旁邊，我正在給另外一個哺乳。她耐心地教我怎麼同時給兩個孩子哺乳：像抱足球那樣……那樣很棘手……她教了很多方法，可是我都沒記住。

之後哺乳顧問奇怪地看着我，說：“你的眼睛看起來有點往下垂。”

為了讓她收回顯然錯誤的判斷和對我外表的評論，我調侃道：“是的，我的眼睛是有點下垂。”我又确定地說：“我是愛爾蘭人。我的祖先大部分在喝了一兩杯杜松子酒和奎甯水之後，就會看起來很困倦，他們的新月形眼睛就會眯成一條縫，而且看起來很沉重。”

“我不是這個意思，”她溫柔而堅定地說，“去照照鏡子吧！”

我到衛生間去照鏡子，左臉耷拉着，眉毛耷拉着，眼睑耷拉着，嘴唇耷拉着，整個臉好像都僵住不動了。我驚恐萬分，難道我患了腦卒中？照鏡子之前我并沒有感到臉有什麼異樣。照鏡子前，我還是那個我，照鏡子後，怎麼就完全不同了呢？

我試着動一下我的臉，動不了。像完美切割的木偶臉一樣，一邊能動，一邊不能動。我跑出衛生間，母親看到我的臉很驚訝。我打電話給我的先生，告訴他我的左臉不能動了。他遇事總是異常沉着冷靜（我之前有提過他是醫生嗎），他讓我立即給産科醫生打電話，他打給神經科醫生。然後他說，“我10分鐘就到”。

托尼是兒童精神科醫生，是那種人們遇到緊急情況需要幫助的時候第一個想到的人，鄰居、朋友甚至陌生人都跟我說，他的熱情把他們的日子都點亮了，而且他是一個很好的聆聽者。雖然他在電話那頭的聲音很平靜，但我知道他認為我可能患腦卒中了。我是一個醫生的孫女，一個醫生的妹妹，兩個醫生的侄女，還是一個醫生的妻子，所以我推測我要麼是患了腦卒中，要麼是得了特發性面神經麻痹。我雖然不擅長科學，但我有這方面的天賦。

也許更為重要的原因是，我母親在她50歲左右得過特發性面神經麻痹，所以我和她都知道，這種病是什麼樣的。

電影《燃燒女子的肖像》（2019）劇照。

一位神經科醫生過來了，一個在那之後我逐漸鄙視的人，雖然他當時足夠善良仁慈。他讓我試着揚起眉毛，我可以揚起一邊，另一邊不行。他問我左耳能不能聽到鈴聲，當我說左耳可以聽到的時候，他似乎舒了一口氣。他的結論是我得了特發性面神經麻痹。

顯然，腦卒中的人可以擡起額頭，但是不能笑或者張開嘴，而特發性面神經麻痹不能擡起額頭。特發性面神經麻痹患者聽力會減弱，聽到的聲音很小，或者突然恢複正常，就會覺得聲音嘈雜難忍。

我問這位神經科醫生特發性面神經麻痹能否完全恢複，他說有時能有時不能，他也不确定。這個結論顯然不會讓人感到一絲欣慰。但慶幸的是，我沒有患腦卒中，還是松了一口氣。這位身材矮小、高效的醫生給我開了類固醇處方，給了簡短的治療建議後離開了房間。

托尼趕到的時候，所有的醫生都離開了。此時我們的雙胞胎在育嬰房裡，除了我和先生沒有别人，房間裡異常安靜，而屋外暴風雪正肆虐。

那天晚上，我在病床上痛哭失聲，托尼抱着我。我哭倒在他的懷中，他的胸懷是我的避風港。“我不想在你面前變醜。”我說。我認為我先生是個非常帥的男人。

“你絕不會變醜的。”他緊緊地抱着我說。

面紗下的面神經麻痹

查爾斯·貝爾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解剖學家、藝術家和外科醫生，19世紀20年代發現的特發性面神經麻痹（又稱貝爾麻痹）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有獨特的方法診斷此病。也許作為畫家他具有敏銳的觀察能力，因此他對面部表情的研究十分透徹。雖然作為一位外科醫生醫術普通（他給士兵做截肢手術時總是犯錯），但他在神經學領域的研究貢獻顯著，甚至研究出了一個基于面部表情特征及其與上帝關系的神學系統。

但是，貝爾并不是第一個描述面神經麻痹的醫生。希臘人、羅馬人、波斯人——他們也都注意到了前額不能皺起的情況，從而發現了面癱。羅馬人蓋倫寫道，癱瘓影響了“嘴唇、眼睛、額頭皮膚、臉頰和舌根”。古羅馬醫學家凱爾蘇斯在公元1世紀就記錄道，“關于臉部發生感染的症狀，希臘人稱之為‘狗痙攣’，此病往往由急性發熱開始，嘴唇因特殊的動作牽引而歪到一邊”。

在現代西方醫學領域，沒有什麼好的辦法來治療特發性面神經麻痹，醫生一般開一些類固醇，之後就是等着神經慢慢恢複正常。現在還不清楚特發性面神經麻痹是由病毒引起還是由壓迫神經的生物力學過程引起的，比如懷孕。

後來我了解到，一個經驗豐富、考慮周全的醫生在患者發病初期會開抗病毒藥物（許多特發性面神經麻痹病例實際上是由疱疹病毒引起的），也會測試是不是患有萊姆病（大部分特發性面神經麻痹病例，特别是在美國東北部地區的患者是由萊姆病引起的），或者用治療萊姆病的方法防止症狀加重。這樣的醫生也會給患者做一些物理治療，告訴他們要吃大量的抗氧化食物，而我的醫生什麼都沒做。不管有沒有治療，特發性面神經麻痹有時能完全康複，有時不能完全康複并留下後遺症，有時它根本就不會康複，醫生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電影《燃燒女子的肖像》（2019）劇照。

特發性面神經麻痹很神秘——無論是發病原因還是治療結果都帶着一層神秘的面紗。醫生不知道你為什麼得特發性面神經麻痹（雖然産後經常得），也不知道你怎麼好的——這就是醫學上所說的特發性疾病。醫生也希望患者像多數病例一樣能夠迅速自我康複。

結果越不确定，患者越愛胡思亂想，我就在不停地想象，也許三個星期就完全康複了，也許一邊臉永遠癱瘓下去了。

“不要叫女性去微笑”

接下來，除了這些抑郁的事情，有一個好消息從劇院傳來。

這個時候談到劇院，感覺劇院像是一顆相隔遙遠的星球。我的戲劇作品《隔壁房間》獲得了托尼獎（美國話劇和音樂劇的最高獎項）最佳戲劇提名。這個讓我内心有點小狂喜的消息，似乎從那顆遙遠的星球傳來，我被這個消息包圍，好像泡在一個怪異而又孤寂的泳池裡。第二天，《名利場》雜志（美國老牌生活雜志）将為提名托尼獎的獲獎者拍照。我鬥争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去，不知道是不是必須去。我想那感覺一定很糟，他們會讓我微笑。在我躊躇不決的時候，我的經紀人說我必須去，所以我也隻能去了。

他們讓我站在類似紅毯一樣的地方，有大約30名攝像師從不同的角度拍攝。我想起詩人伊麗莎白·畢肖普曾說過，“攝影師、保險推銷員和葬禮主持人是一生中最不想見到的人”。我站在一群陌生的攝影師面前。

“微笑！” 他們喊。我艱難地嘗試微笑，盡量展示我的笑容。

“笑一下！”他們再次大喊，都要沖到攝像機前面了。“你到底怎麼了？得了托尼獎都不能讓你笑一下嗎？”

“實際上，我的确不能，”我說，“我得了面癱。”

他們盯着我，喃喃地道歉，然後給我拍了照片。我也感到非常抱歉，就像我跟他們開了一個惡意的玩笑故意揶揄捉弄他們一樣，就好比一個孩子在操場上跟另一個孩子說他的媽媽跑得非常快，而另一個孩子已經準備回複“我媽沒有腿”。

我20歲那年，在英國學習了一年。為了賺點零用錢，我在牛津大學拉斯金美術學院當人物繪畫模特。有意思的是，比起着衣微笑于鏡頭前，脫掉長袍卻讓我不再那麼在乎自我。那一時刻，專橫的繪畫老師也吟詠道：“天鵝！”

當我未着寸縷的身體被畫出來後，我的特征遠比被冷冰冰的相機複制的要好。當一位藝術家要給我拍照時，我拒絕了他。

當人們當裸體模特時，為什麼通常不會露齒而笑？微笑是不是身體自身裸露的體現，如果裸體時再微笑，是不是多此一舉，有點畫蛇添足？孩子們赤裸的時候咧嘴笑并不會覺得奇怪。成年人裸體的時候咧嘴笑難道不奇怪嗎？

無論如何，得特發性面神經麻痹前，我本來對拍照就沒有什麼耐心、覺得别扭。得了病後，我對拍照就更恐懼和厭煩了。我讨厭那天《名利場》給我拍的黑白照片。我認為我的臉就像一股水流順着山勢陡然下行，突然停住，似乎凝凍成了冰錐。我确實看起來很痛苦，雖然那本是歡欣雀躍的一天。如果我不在乎我的臉，我會認為這張照片的效果很有趣。但是，很顯然我很在乎我的臉，所以我認為這張照片很糟糕。這張照片像是違背我的意願拍攝的，就像我覺得我的微笑違背了我的意願一樣。

我決定再也不照相了。

《名利場》雜志為薩拉·魯爾拍攝的照片。（出版社供圖）

當然，我不是第一個被陌生男性告訴要微笑的女人。2014年，布魯克林的街頭藝術家塔蒂亞娜· 法茲拉紮德畫了一幅《不要叫女性去微笑》的壁畫，意指公共場合普遍存在的女人總被要求微笑的性騷擾事件。

我也不是第一次被男性強求微笑。20歲左右的時候，這種情況時有發生，有時候走在路上，腦海中正在構思一首詩，眉頭微皺，陷入沉思，過來一個男人就會說“嗨，你怎麼了，寶貝？笑一笑”或者“喂，你怎麼這麼不開心？笑一下”。我常常本能地報以微笑來滿足他，而不是說：“我在思考呢，混蛋！我思考的時候表情就是這樣。”

我意識到男人讓路過的女人微笑，不是想讓女人變得多麼快樂，而是讓女人注意到他正向她走來。男人覺得女人沒有注意到他，覺得有權力告之女人，還想走進女人的内心世界，告訴她應該如何表達自己的感覺。我很難想象，我走在路上，看到一個陌生男人，告訴他“你怎麼愁容滿面？笑一笑”。

我想起希拉裡·克林頓在競選過程中赢得一次主要的勝利後，主持人喬·斯卡伯勒對希拉裡·克林頓說：“笑起來，這是屬于你的重要日子。”不得不說，女人該出現笑容的時候不僅男人會讓你這麼做，其他女人也會讓你這麼做。

偉大的體操運動員西蒙尼·拜爾斯，在一次舞蹈比賽中被一位白人裁判告知要多笑一笑，她的回答聞名于世，她說：“微笑并不能為你赢得金牌。”

不可否認，有色人種的女性在面對強制微笑時，有着更為複雜且沉重的曆史原因。達伊瑪·穆巴什爾在那部非常精彩的劇作《希望之光舉足輕重》（The Immeasurable Want of Light）中寫道：“我微笑是因為人們希望看到他人微笑，人們需要看到微笑，否則，會傷害他們。當他們看到我不開心時會傷心……微笑，在你不想笑的時候是一個艱難的動作……你的生活充滿微笑嗎？你記得每個微笑嗎？……我的母親……害怕我啥也幹不了，因為我不想微笑的時候，隻想讓這張臉該休息就休息、該放松就放松……”

讓臉得到休息和放松的女人有什麼風險呢？沒有表露自己高興的情緒？沒有表現自己的熱情？我們能認出自己的臉嗎？能認出其他女人——我們的女兒、姐妹、母親的臉嗎？

電影《燃燒女子的肖像》（2019）劇照。

告别“杜鄉的微笑”

夜裡，我夢見我能笑了。在夢裡我笑得毫不費力，仿佛回到了無憂無慮的童年時代，笑得輕松自然、天真爛漫。

然後我驚醒了，趕緊去照鏡子：臉還是硬的，表情還是僵的，跟昨天一模一樣。

已經3個月了，按照我那位得過面癱的演員朋友的說法，我也應該好了，可是還沒有任何恢複的迹象，我去找她的理療師，他正在一個高端健身房裡（但我不是去高端健身房運動）。這位理療師與我打招呼的第一句話是：“你看起來是一個不錯的特發性面神經麻痹患者”，這句話氣得我臉都白了。他接着說：“我的意思是，你應該看看其他特發性面神經麻痹患者！”他給我的頸部做了一會兒按摩，然後讓我做我幾乎不可能做到的臉部動作，就像我照鏡子時一樣，之後告訴我每周去一次。

第二周，我又去找待在高端健身房裡的那位理療師，他見面就問我：“你覺得這周你的臉怎麼樣？”這讓我措手不及，不知道如何回答。

“呃……我看是不是好一點了？”我反問道。

“真的嗎？”他說，“你整個左臉看起來仍僵硬無力。”

“噢！”我說。

“試着張嘴。”他說。我試着把嘴張大，但是嘴卻倒在一邊。“試着眨眼。”他說，可我根本就眨不了眼。

在健身房裡照鏡子練習面部表情，在這麼少的觀衆面前也無法完成簡單的動作，讓我感覺羞辱和沮喪。理療師的朋友走過來看我練習，他有些大驚小怪，那種表情都扭曲了。他朋友說：“夥計，這太瘋狂了！”然後他捧腹大笑，甚至沒經我允許就用手機拍我。我有點像我喜歡的一部電影《雨中曲》中唐納德·奧康納飾演的科斯莫，裡邊有一個場景是他做了一個讓人震驚的奇怪的鬼臉——“逗笑他們，逗笑他們！”但是我做鬼臉可不是為了取悅誰。

理療師替他的朋友向我道歉，但是照相這件事讓我覺得被侵犯了，我決定再也不去那裡理療了，我也确實這麼做了。

我以前從來沒有特别珍惜我的微笑，但現在我意識到我曾經有相當好的笑容，笑起來臉型對稱且飽滿。我開始感到，不能用微笑對陌生人來表達我願意說話，或者表達我願意親近，又或者表達我已充分理解是多麼遺憾。我也意識到我們每天至少要100次依靠微笑這種微妙的密碼。

我依稀記得，“9·11”恐怖襲擊後不久，我在雞尾酒會上遇到一位隐約認識的女士。我們讨論起旅行的變幻莫測，她說：“我經常在飛機上對潛在的恐怖分子微笑，我認為如果他們也對我笑了，那就不是恐怖分子。如果沒有對我笑，但是我給了他們友好的微笑，也許他們就會決定不通過炸毀飛機的方式實施恐怖襲擊，因為他們已經跟陌生人建立了聯系。”

“你怎麼知道該對誰微笑？”我問。

“如果他們的胡子足夠長，讓他們看起來似乎愛上了上帝。”

“愛上上帝有什麼問題呢？”

“嗯，如果一個人愛上了上帝，卻仍以憤怒的方式行事。”

“噢，”我說，認為她對種族相貌的認識很古怪。“那你認為通過對恐怖分子微笑挽救了多少生命呢？”

“成千上萬。”她說着大笑起來。她那魅力無限的紅色口紅反襯着她亮白的牙齒，然後她走了。我想到了所有我沒有拯救的飛機，因為我沒有對陌生人微笑，但是這些飛機連同陌生人仍然被拯救了，那一定是他人的微笑拯救了飛機。

最近，在翻高中學校年刊的時候，發現了一張我咧嘴笑的照片。那時塗的口紅是露華濃黑管口紅，色号是“Toast of New York”，我和我的朋友在伊利諾伊州的沃爾格林超市發現了這款口紅，我一直塗它，塗上就感覺自己長大了。這款口紅是深紅色的，我根據口紅管上“Toast”這個單詞想象它是棕色吐司的顔色。顯然，來自美國中西部的我對文字糾纏的思想廣泛到連支口紅都不放過。

在照片中，我露齒而笑，留着空氣劉海，頭稍偏向一側。攝影師告訴女孩子們頭要傾斜一點并略帶微笑，告訴男孩子們照相時少露牙齒，直接看向鏡頭。當時女孩子們可能不知道，她們正在試着做“杜鄉的微笑”；歪着頭微笑，從進化的角度來看是順從的意思。

高中時的薩拉·魯爾。（出版社供圖）

“杜鄉的微笑”是以法國人吉拉姆·杜鄉（神經學家）的名字命名的，杜鄉在19世紀通過繪制精神病院患者的臉譜圖來研究面部表情，他的研究顯示：人真正的微笑是不受意志控制的眼部肌肉的自然反應，這種反應是真正樂于微笑、真心享受微笑的黃金标準，是由内而外的優雅。

杜鄉描述了自主微笑與非自主微笑的不同：首先自主微笑是遵從内心的，其次自主微笑是由靈魂深處甜蜜的情感引發的。他把自主微笑時眼部會動的那塊肌肉稱為“善良的肌肉”。

高中的時候，有一年我決定對在公共走廊裡遇見的每個人微笑，來看看他們會不會回以微笑，結果是絕大部分的人都對我回以微笑，這讓我非常開心。

我剛到紐約的第一周，正20出頭的年紀，我在地鐵裡對坐在我對面的男士微笑，他把這個微笑當成了我邀請他坐過來的信号。他真的過來把耳機摘下一隻放到我的耳朵裡，我歪着頭看他，然後被迫聽了一首歌。這件事讓我明白，一旦我對别人微笑了，再說“不”就晚了，我的笑容代表我同意了。我記得一個老婆婆從旁邊經過，瞅着我搖了搖頭。

有一套不需言明的複雜規範指引女性在公共場合的微笑。不管她是否微笑，笑多長時間……晚上笑還是白天笑……對陌生人微笑還是對新鄰居微笑……在自己的工位笑還是在會議室笑或是在銀行笑……她的笑容可以起保護作用，是護身符，是可以保留或者給予的。

我失去了笑容，開始尋找其他奇怪的方式表達我的認可和友好。比如，當我看到我喜歡的人時，我會做一個奇怪的手勢。更多的時候，我會發出“咯咯”“哼哼”的聲音，但是卻很難找到正确的表達方式，隻是肚子在笑，而嘴不能完全張開。總之，明明在笑但又沒有笑容多少是有點尴尬的。

我馬不停蹄地向家人、朋友和以前就認識我的人尋找表達内心的方法（在我腦海中，我将我認識的人分成面癱前認識的和面癱後認識的），但是與患面癱後第一次見面的人交流就難多了。他們對我沒有過往的印象，也沒有辦法想象我以前的表情是什麼樣子。所以遇到陌生人的時候，我内心就開始鬥争：我要不要解釋一下我的臉正在做恢複治療，所以可能看起來沒有那麼友好或者對話題沒那麼感興趣？或者因為眼眉不能動，我要不要用稍微強烈一點的手勢來表達興奮和對話題的興趣？我分情況來處理。有時我解釋一下，有時我做一些奇怪的揮手動作，來對操場上和孩子一起玩的其他父母表達友好，多說一些 “噢”來表示非常感興趣。我常常覺得我就像個過分熱情又笨拙的美國遊客，來到了語言不通的國家旅遊。

1979年，幼時的薩拉·魯爾在家中的後院。（出版社供圖）

我和我那位演員朋友一起吃午飯，她在我生完雙胞胎不久後來看我，她是個極具表現力的人，而同這樣富有表現力的人交流，顯然我的表情沒有回應會讓氣氛非常尴尬。當她繪聲繪色地給我講故事的時候，我隻能發出怪異的“嗯嗯”聲。

如果一個人頻繁對我發出無懈可擊、有魅力且友好的微笑，對我來說簡直是折磨。我試着回以微笑，這時臉部不對稱的悲劇就出現了，隻有一半臉在笑，實際上看起來更像是在做鬼臉。我想還是不要做什麼表情為好，還是毫無表情地多說一些“嗯嗯”更好一點。

據說很多女性在産後出現的憂郁和失落，在見到孩子第一個“社交笑容”的時候會得到緩解。我的确非常喜歡看到我的寶貝們笑。威廉的笑容從剛出生起就有一種惡作劇的感覺，霍普的微笑則顯得平靜而自我陶醉，安娜的微笑看起來像是正在跟我分享一個秘密。

不能百分百回應孩子們的微笑，讓我十分痛苦。

在對微笑的所有渴望中，我最想對我的孩子們微笑。

本文内容經出版方授權選自《微笑不是唯一的答案》一書。原文作者：[美]薩拉·魯爾；摘編：申璐；編輯：導語校對：王心。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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