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當代曆史學家範文瀾(1893-1969)自題書房聯。
賞析:
這一副對聯中雖然沒有“讀書”二字,但上聯很明白就是講讀書的。整體看,上聯講“輸入”,下聯講“輸出”。範先生讀書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寫出言之有據的曆史著作。著史不像寫詩歌散文,可以天馬行空地想象抒情,而是要以嚴謹考據為前提,觀點需要從史實中來,往往“孤證”還不足為“證”呢,所以必須要耐得住寂寞,要甘坐“冷闆凳”。
按照中國人做學問的傳統,讀書的首要目的就是弄明白人世間的大道理。清代學者錢泳(1759-1844)書寫過一副“六經讀罷方拈筆,五嶽歸來不看山”,氣魄很大,名氣很大,流傳也很廣(不知原作者是不是錢泳?)。
中國傳統中“六經”的地位特别高。高到什麼程度呢?差不多可以說是古代中國的非正式憲法。一切為人處事的準則都在這裡,一切治國安邦的準則都在這裡。隻有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你才有資格為文著書。聖如孔子,也隻說自己“述而不作”,也就是把先賢的學說轉述出來,而不是自己創作。
那“六經”包括哪六部經書呢?那就是孔子整理的《詩經》、《書經》(也稱《尚書》)、《禮記》、《易經》、《樂經》和《春秋》。這幾部著作,是儒家學說經典中的經典。其中《樂經》早就失傳了。到了南宋,朱熹又編定出“四書”,也就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與上述“五經”合到一塊稱“四書五經”。清代人對聯裡寫到的“六經”,可以看作就是“四書五經”。
那“經”為什麼有這麼高的地位呢?我們看“經”這個字,本義是指“織布時貫穿縱向的線”。“六經”的“經”,用的是這個字的引申義,指不随時間變化的準則、原則,可以理解為自然與社會運行的最底層的邏輯。
中國有很濃厚的“經”、“史”傳統——“經”可以看作是“史”的靈魂,“史”則可以看作是“經”的肉身;“經”可以看作是亘古不變的根本法則,“史”則可以看作是鮮活生動的具體案例。所以古人讀書往往是經史互參的。比如清代文人張廷濟(1768—1848)書寫的“剛日讀經柔日讀史,無酒學佛有酒學仙”。這副對聯文辭與義理堪稱雙絕,儒、佛、道都占全了。
和“六經”有關的對聯墨迹很多,再略舉幾例。下面又是一副張廷濟先生的——“文章從六經得來,事業從五倫做起”。
下聯“文章從六經得來”——大緻可理解為:真弄通了“六經”的道理,那寫起文章來就會“言之長短或氣之高下皆宜”,怎麼寫都是好文章。就像武俠小說中高手出招,随意使來,招招妙絕;上聯中的“五倫”指五種人倫關系,即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夫婦有别、君臣有義、朋友有信。中國人看重“做事先做人”,如果行事有悖五倫、做人上先出了問題,那做事就根本無從談起了。
再比如清代狀元陸潤庠(1841~1915,1874年狀元)的“一室之中有至樂,六經以外無奇書”。
“六經之外無奇書”好理解——“六經”把宇宙間的大道理都說盡了,還能有什麼“奇書”再講出其他有價值的内容呢?再新奇的書,也不過是給“六經”在做更新鮮的注腳而已。
那上聯“一室之中有至樂”呢?作者想表達什麼意思呢?我想大概是——一個真正有學問的人,是無處不樂、無時不樂的。這個“樂”是不依賴外物的,“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這樣的樂,不需要走馬觀花、飲酒高會,更不需要夜雨對床、知己會心。人生中、宇宙間的至樂,一個人獨處一室完全可以領略到。宋代大儒程颢《秋日》寫得好: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态中。
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近代顔楷大家譚澤闿(1889—1948,譚延闿的弟弟)書寫過一副“座中弟子多三館,悟後文章似六經”,又換了個角度來講“六經”。
下聯“悟後文章似六經”,和“六經之外無奇書”意思是一緻的。後者是正說,前者是反說,也就是說——不管啥文章,你要弄明白它說的道理之後,都會發現它并沒超出“六經”的範圍,就好像孫悟空再怎麼筋鬥雲十萬八千裡,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心。
那上聯“座中弟子多三館”是什麼意思呢?
據史書記載,漢武帝時曾設欽賢、翹楚、接士等三館,以招集才智之士。唐朝、宋朝也都設有“三館”,其中人員或為科舉精英、或為飽學之士,均為一時俊彥。其中唐朝“三館”為統文館(昭文館、修文館)、集賢殿書院、史館,宋朝“三館”為昭文館、集賢院、史館。這些個“三館”,都屬于中央政府儲備、培養青年才俊的專門機構,類似于明清時期的翰林院。曾國藩、李鴻章、胡林翼、蔡元培、譚延闿等這些名人,早年都曾在“翰林院”進修過。因此我們看,上聯的意思就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嘛。
下面這副清代滿人狀元崇绮(1829-1900)的“日月兩輪天地眼,詩書萬卷聖賢心”,口氣很大,說的也和上面“六經”一緻——“聖賢心”就是“六經”嘛!讀“六經”就是要體會其中的聖賢之心。
晚清重臣李鴻章(1823-1901)有一副“書城高大能容道,心地光明始愛才”,“書城”中“能容”的這個“道”,也可以理解為“六經”中的“道”吧。
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1889-1931)書寫過一副“汲古得修绠,蕩胸生層雲”。上聯意思大概是——了解前人的智慧,弄懂“六經”的意思,就像用長繩子(修绠)從深井汲水一樣。這個長繩子當然就是“書”了。以前有書店起名叫“修绠堂”,就是這個意思。
“六經”太博大精深了,其中的道理需要在長期的讀書與實踐中慢慢體悟。我們平時講讀書目的,最簡單直接的就是“書到用時方恨少”(下聯為趙孟頫行書集字)了。
王陽明先生講“知行合一”,人生閱曆越豐富,對這四個字的體會就會越深刻。當做事遇到困難時,你會發現你原來自以為明白的——還是沒有真明白!常言“百無一用是書生”,大概就是從這個角度說的——平時讀書萬卷,誇誇其談,好像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一遇到麻煩則六神無主、不知所措了。
那反過來呢?人生閱曆越豐富,你就越能體會到前人書中的深意。下面近代政治家于右任先生(1879-1964)的“閱曆知書味,艱難識世情”,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通過書本這個媒介,飽經世事的讀書人和著書人發生了共鳴,正如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感歎的——“後之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還有一副“有關家國書常讀,無益身心事莫為”(下圖為趙孟頫行書集字),說得也很明白。讀書就是要修身齊家治國的,就是要提升自己,為人民、為國家服務的。
下面這副是清代書畫家趙之謙(1829-1884)書寫的,“行無愧事,讀有用書”,文辭淺易直白,書法蒼勁雄渾。趙先生這副字,根據2018年拍賣行情,至少也得賣50萬人民币。
下面這副是兩個耳熟能詳的成語:“開卷有益,溫故知新”(王铎行書集字)——書本打開,好事自來。把以前的成敗得失弄明白了,定會對将來解決新問題、克服新困難有幫助。
光緒皇帝的老師、狀元宰相翁同龢(1830-1904)有一副“張皇古初不類時論,排列書史坐收大權”。文辭有點費解,下面試着解釋一下。
先看下聯,“排列書史”怎麼會“坐收大權”呢?我想可能是——遇到大事需要決策時,把經書、史書的意見全翻出來,權衡推敲,最後得出一個可行的結論。
有人可能會對這樣的理解表示懷疑。好吧,那我們再看看上聯。“不類時論”就是不随流俗,不盲從同時期大部分人的觀點,不盲從社會上所謂的主流觀點;那“張皇古初”呢,就是把古人的智慧彰顯出來,“張皇”就是放大彰顯的意思。
把上下聯的意思連起來看一下——要解決前進中的大問題,當代人的意見難免目光短淺,還需要參考曆史上的大智慧。“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嘛!怎麼參考呢?那就從經書、史書中找吧。這不也就是“溫故知新”嗎?
下面是一副清代文人郭麐(lín )(1767~1831)的“詩書于我為麴糵[qǔ niè],嗜好與俗殊酸鹹”,文辭有點怪怪的。山西喬家大院中有一副楹聯,寫的就是這個内容。什麼意思呢?
這裡的“麴糵”就是釀酒的酒曲,和蒸饅頭的酵母類似。明白了這個,上聯就可以理解為——讀到肚子裡的詩書,就像酒曲、酵母一樣,會慢慢地在你的體内發酵,逐漸讓你成為一個有修養的人。這句話把讀書與修養的關系說得很形象,“腹有詩書”是不會馬上“氣自華”的,還需要有一個“發酵”的過程。
說到這裡,想起自己多年前在一個小書店見到過一幅字,内容是這樣的:
讀書仿佛如登山,
愈往高處步愈艱。
步愈艱時景愈妙,
行行不覺出塵寰。
大家體會一下這首絕句,講的就是量變與質變、漸修與頓悟,和“詩書于我為麴糵”真有異曲同工之妙。
下面這副是近代名噪一時書法家唐駝(1871-1938)的手筆,民國初年好多學生課本中字就是他寫的。當時各地學校勃興,因此他的字也流布甚廣,時稱“唐體”。
“名教有樂地,詩書是良田”,這是一副很俗套的勸世聯。“詩書”既然是“良田”,那就不僅要勤耕(勤讀多讀),還要精耕(精讀細讀),隻有這樣,才能獲得最大的産出。
順便也說一下上聯吧。“名教”可以看作是上面說的“五倫”,雖然是約束人的規矩,但沒有紀律是不會有自由的。“樂地”就是這個紀律下的自由與快樂。
最後再看一副清代狀元宰相孫家鼐(1827-1909)的,“宏通應在藏書室,經濟端躬賦策人”。
“宏通”就是博大通徹,讀書就是要追求這個境界,就是要追求博古通今、六經“注我,就是要追求“行行不覺出塵寰”。這——當然很難了。但難又有什麼呢?胡适先生不是告誡過我們嘛:
怕什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