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說李煜絕筆詞

李煜，南唐後主，作為皇帝把國家帶向滅亡，政治上算是徹底失敗。但是作為藝術家卻成就多面，精書法、工繪畫、通音律，善詩文，尤以作詞見長。其詞繼承晚唐以來溫庭筠、韋莊代表的花間派傳統，亦受其父李璟及馮延巳影響。風格以南唐亡國為界，前期語言輕松明快、形象生動、用情真摯，風格鮮明；後期題材廣闊，意境深沉，遺作近四十首，成為從唐至宋過渡時期詞的藝術高峰，對後世詞學影響至深至遠。

觀其一生，他得益于家學淵源，更有非凡人可比的皇家教育條件，如此“天賦＋教育”終于造就他酷愛藝術，追求藝術，精通藝術，醉心藝術的特殊人格。曆史經驗證明，以藝術人格統治國家鮮有成功者。凡把藝術當國事者，結局必定讓國事戲劇化，他基本就是一個把藝術當做國事的政治人物。國家不幸文學幸。他以皇帝的身份全身心投入藝術創作，雖是國家的悲哀卻是藝術的幸運。所以“一旦歸為臣虜”，雖是國家的悲哀，人生的悲哀，卻是詩詞藝術的大幸。

最終，他死在42歲的年齡上，真是可惜，宋太宗哪怕讓他多存活一年幾年的，中國詩詞藝術的曆史肯定改寫，因為他殒命之時正是他詞作藝術的爆發時期和高級階段，感覺上他這時恰在不可抑制的創作興奮狀态中。究其死因，本質當然是政治的問題，但在形式上他又是的确死于藝術創作，或者為藝術創作而死。對于他究竟直接死于哪一首詞作，至少存在兩種說法，一是以唐圭璋代表的“浪淘沙說”，一是以王铚為代表的“虞美人說”。我是傾向于後者的。

唐圭璋先生是當代詩詞學大家，著述豐富而權威。他在其重要著作之一《唐宋詞簡釋》一書中指出，《浪淘沙》簾外雨潺潺一詞，“殆後主絕筆，語意慘然”。唐先生雖以一“殆”字表達“大概”，但在該書所選李煜的十九首詞中，除《浪淘沙》外均未與作者死因聯系，尤其是對《虞美人》一詞絲毫沒有給出與死相關的介紹，所以“殆後主絕筆”之說應以《浪淘沙》為據，基本能成一家之言。

而另一種說法則以宋人王铚為代表。需要說明的是在王铚之前還有一個胡仔。胡仔是北宋人，其在自己著作《苕溪漁隐詞話》中說到《浪淘沙》一詞：“含思凄婉，未幾下世。”這裡的“未幾”就是“過不多久”，而不是“直接”“馬上”的意思，看上去與唐圭璋先生的“殆”字之義有形式相近之處，但表達的意思卻完全不同，所以它其實是王铚觀點另一類說法，或者說，南宋的王铚在《默記》中說出了胡仔在《苕溪漁隐詞話》中的語中所無而意中所有。

王铚的《默記》是這樣記載這件事情的。宋太宗一日問徐铉：“曾見李煜否？”徐铉是南唐舊臣，現為宋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所以回答：“臣安敢私見之。”太宗對他說：“但言朕令卿前往見可矣。”徐铉領命拜見李煜時，李煜先沉默不言，忽然長籲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潘佑、李平均為南唐重臣，因為谏議國事觸怒李煜被冤殺，偏偏徐铉屬于加害一方，這聲歎息應該包含李煜對徐铉的責怪，而話題也是政治性的。可見這位亡國之君太不懂政治了。

徐铉回去後，在太宗詢問下如實彙報，太宗心情可想而知，但尚能隐忍。“又七夕在賜第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想想也是，在别人的地盤上，特别是在已為臣虜的窘境中，做喧賓奪主的事情，确實有點不識擡舉。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和“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遂被禍”。而這兩個名句均出自《虞美人》。《虞美人》又滿篇都是“故國”“ 故宮”的情懷啊。情雖真切，藝亦精邃，但政治智慧與生存本能遠不及阿鬥劉禅。

當然，王铚《默記》一書共三卷，雖多記北宋轶事，在《四庫全書》中隻是歸為小說家言。但是須知，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裡卻稱贊“铚熟于掌故，所言可據者多矣”，所以該書可補正史之缺。由此觀之，王铚所記應該可信。在同為當代詞學大家劉永濟的《唐五代兩宋詞簡析》一書裡，就說李煜的《虞美人》“明言‘故國’明言‘雕欄玉砌’，故宋太宗聞之，即賜牽機藥以死之”。

如果深入《虞美人》的詞意之中，的确可以感到李煜該詞屬于在沉默中的爆發。唐圭璋先生也認為“此首感懷故國，悲憤已極”“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是啊，國恨家仇，身被其辱，正是藝術家創作的巨大動力，在其作用之下，作者對于生死或許也就置之度外了，對于李煜這樣醉心藝術的人來說，恐怕就更是這樣了。所以我說，李煜其實是死于政治，雖然它的表面原因隻是因為一首《虞美人》的詞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