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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咒死背後的真相

把人咒死背後的真相

巫醫可以把人咒死

一天晚上,一位叫凡斯•範德斯的印第安人在墓地和當地的巫醫發生了口角,巫醫便拿出一瓶液體,把裡面難聞的氣體吹到他的臉上,并詛咒他将死去,沒人能救得了他。

回家後,範德斯即卧床不起,健康狀況不斷惡化。幾周後,便已病入膏肓。骨瘦如柴、接近死亡的他最後住進了當地的醫院。醫生無法找出他的病因,不知道該怎麼治療。範德斯的妻子突然想起了巫醫的詛咒,就告訴了醫生。醫生沉思良久,晚上他找到了巫醫,并卡住他的喉嚨,逼他說出詛咒的秘密。巫醫隻得交代,說他偷偷把一些蜥蜴卵塞進了範德斯的肚子裡,現在這些蜥蜴正在從内部侵蝕他的身體。——當然,這不過是巫醫在情急之下胡編的謊話。

回到醫院,醫生将事情的“真相”告訴了範德斯。然後叫來護士,給他灌事先準備好的催吐劑。幾分鐘後,範德斯便開始惡心和瘋狂嘔吐。趁大家不注意,醫生拿出一隻事先藏在他的黑包裡的綠色蜥蜴。“看,你吐出了什麼東西!”他大聲喊道,“巫醫的詛咒解除了。”範德斯仿佛恍然大悟,然後突然倒在床頭,美美地睡了一覺。第二天醒來,他變得精神煥發、胃口大開。他的體力恢複得很快,一周以後便出院回家了。

這是1920年代發生在美國阿拉巴馬州的一個真實病例。這個例子之所以被大家記得,是因為故事的主角活了下來。然而據曆史文獻記載,過去世界各地發生過無數人受詛咒而死去的事件,由于沒有任何醫療記錄和屍檢結果,沒有辦法弄清楚他們到底是如何死的。所有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就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詛咒了另外一個人,不久被詛咒的人便病了或者死了。

你興許以為這類事情離我們已經很遙遠了吧,那不妨來看另一個例子。

一位名叫珊•薛曼的病人,在1970年代被确診為肝癌晚期,醫生告訴他,生命隻剩下幾個月的時間了。後來,他果真在預計的時間死去。但死後做屍體解剖時卻發現,他的醫生搞錯了,腫瘤還很小,并沒有擴散。所以事實上,他并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他相信自己将會死于癌症這一醫生對他所下的“判決”。

珊•薛曼的例子可能有點極端。但一些平常的例子我們在生活中卻屢見不鮮。我們不是經常聽說,某些癌症患者還沒化療之前就開始嘔吐了,僅僅因為他們聽說化療之後會嘔吐;有些病人遭受藥品副作用的折磨,僅僅因為醫生事先警告他,服藥後可能會有哪些副作用,而其實未必真有這種副作用……所以,現代的醫生很多時候也在不自覺地扮演着巫醫的角色。

安慰劑效應與反安慰劑效應

人們把這種“相信自己病了,便真的會生病;相信藥物會産生有害的副作用,副作用便真會産生”的現象稱為“反安慰劑效應”。有反安慰劑效應,自然便有安慰劑效應。所以讓我們先來看看什麼是安慰劑效應。

所謂“安慰劑效應”指的是這樣一種現象,在不讓病人知情的情況下服用完全沒有藥效的假藥,但病人服用之後卻得到了和真藥一樣甚至更好的效果。比如,醫生把維生素片當做安眠藥開給失眠患者,失眠患者以為自己服下的是真的安眠藥,結果能很好地入睡。

反安慰劑效應有記錄可查的曆史始于1960年代,但是對其的研究卻遠遠不及安慰劑效應多。因為要進行反安慰劑效應的研究,必然要讓患者在原來的基礎上遭受更多的痛苦,這在道德倫理上是不被允許的。就目前所知,反安慰劑效應的影響非常深遠。如果曆史文獻上所記載的那些人被咒病、咒死的現象确實存在的話,便是反安慰劑效應的一種極端形式。

當然,因為反安慰劑效應事實上是一種心理作用,它要産生極端的效驗,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這個詛咒必須被被咒者自己知道,最好是當面被咒,被咒時伴以某種物質的手段(譬如那位巫醫拿出一瓶液體,把裡面難聞的氣體吹到範德斯的臉上),這樣被咒者會更加信以為真。至于《紅樓夢》裡趙姨娘借馬道婆的紙人背地裡發毒咒,把賈寶玉咒病,把王熙鳳咒瘋,那不過是文學的虛構,不足憑信;二、發咒者必須是在某一方面有身份、有權威的人物,比如說巫醫在印第安人心目中是能夠跟鬼神交通的敬畏人物,所以他們發出的毒咒對人心才有震撼力。

反安慰劑效應可以傳染

令人吃驚的是,反安慰劑效應甚至可以傳染。幾個世紀以來,某些經過調查沒有任何根據的病症在人群中大規模傳播的現象屢見不鮮,這一現象被稱為集體癔症,

1998年11月,美國田納西州的一位教師聞到空氣中有像汽油一樣的氣味,便開始抱怨頭痛、惡心、呼吸急促、頭暈。學校裡的所有老師和學生立即得到疏散,随後,在一周内有超過100名師生因為出現同樣的症狀而被送往當地的急救室。然而經過專家們的大量調查,也沒能找到緻病的原因。一個月之後,幾名心理學家來到學校,給學生們發放了一份調查問卷。結果顯示,自述中毒的學生當中,絕大多數人都曾經親眼看到過旁人“中毒”後的樣子。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大多數“中毒”患者都自述聞到了某種異常的氣味,但他們對異味的描述卻五花八門,沒有統一的意見。

為了證實這是一種心理作用。英國赫爾大學的兩位心理學家做了一項“惡毒”的試驗。他們讓學校的一部分學生吸入一種沒有任何毒害作用的氣體,等吸完,告之該氣體含有可疑的環境毒害物,會導緻頭痛、惡心、皮膚發癢和疲倦等症狀。這讓學生們一下子緊張起來。這還沒完,他們又讓一半的學生去觀看一名婦女吸入“有毒”氣體之後表現出來的上述症狀。結果,一部分學生真的開始抱怨自己頭痛、惡心等等,看過“表演”的比沒看過的“發病”率更高。

集體癔症的爆發在全球都很普遍。比如去年,當有媒體曝光有的地方疫苗生産違規之後,我國許多打過疫苗的兒童都出現了不良反應,而事實上絕大多數疫苗根本沒有問題;在有些地方,當某個寄托在幼兒園的孩子被懷疑食物中毒,消息傳開後,幼兒園的孩子集體肚子痛,事後卻查不出原因……這些都是生活中可以順手拈來的例子。

因為安慰劑效應和反安慰劑效應的存在,醫生們已經開始以更加審慎的眼光來檢驗過去經常使用的藥物。誰知道呢,某些一貫被奉為至寶的藥物也許不過是一種安慰劑而已;而某些藥物的所謂副作用又不過是一種反安慰劑效應而已。

為了消除安慰劑效應的影響,現在對新藥的把關也更嚴格了。當一種新藥研制出來,投入市場之前,必須先做“雙盲測試”:研究人員将招來一群病人作為測試者。這些測試者将被分為兩組,一組吃的是這種新研制出來的藥物,而另外一組吃的是看起來一模一樣但是卻無任何作用的“安慰劑”。這些測試者無法知道自己吃的是藥還是安慰劑——事實上,他們都認為自己吃的是新藥。此為“一盲”。另外一方面,工作人員在發放藥物時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藥片哪一個是新藥哪一個是安慰劑。他們隻需要把标記着号碼的藥盒發給相應編号的測試者即可。此為另“一盲”。惟有研究人員掌握全部情況。最後比較新藥和安慰劑的有效率。如果兩者相差不大,那就說明新藥毫無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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