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與“四句教”

王守仁與“四句教”

宋元為“理學”最盛時代，明為“心學”最盛時代，代表人物就是王守仁。

王守仁原名雲，後改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生于明成化8年（公元1472年），卒于明 嘉靖6年（公元1529），享年57歲。他因在紹興會稽山陽明洞側築室攻讀，創辦陽明書院，别号稱陽明子，世稱陽明先生，是當代大學問家。他發展了陸九淵的學說，創立了“心學”。陸九淵認為心即理，天理、人理、物理隻在吾心之中，心是唯一的實在，主張發明本心，無須外求，以“尊德性”為入聖之要。王守仁将“心學”凝聚成四句話，亦稱“四句教”：

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

“四句教”中，是由“格物”起，進而通過境界不同階段的提升，達到“無善無惡”人的真本體與本性的回歸。

明代幾乎已經成為程、朱理學的一言堂，是後來被稱為封建禮教的主要淵源，這時候的儒學思想已經和先秦儒家大相徑庭。明代中葉朝政腐敗，同時也是資本主義萌芽興起的時候，王守仁先生開始反思程、朱理學，進而發展了宋代陸九淵的思想，成為“心學”的集大成者。

由于王陽明年輕時期曾一度笃信朱學的格物說，當他用這種方法去進行個人的道德修養時，便發現無論是即物去窮理，還是循序而讀書，都隻能是“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為二”，也就是這種“格物”或“即物”說，永遠使自己與事物處于對待的地位上，并不足以解決個人自身的道德修養問題，因而他對朱嘉的格物緻知說便産生了深深的懷疑。他論述到：

“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傳習錄·下》王陽明著）

在他看來，朱熹訓格物緻知為即物窮理，欲以格天下之物而達自家體認透實的目的，顯然是徒勞的。因為其格的後果隻會使心與理分别為二，使主觀之心與客觀之理成為二張皮，不能融一。至于後一個方面，王陽明認為，由于朱熹主張問學緻知而不注重身心修養，遂造成其後學在道德修養方面的知行脫離，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這種支離割裂的學術之弊必然給現存的社會秩序帶來危害，有以學術殺天下的危險。因故王陽明說到：

“爰曰：‘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隻是未知。聖賢人知行，正是要複那本體，不是着你隻恁的便罷。……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隻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隻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王文成公全書·卷一》王陽明著）

良知是知；緻良知是行。知行不二。緻良知，是王陽明思想最關重要的論斷，與朱子不同。他明白地說到：

“朱子所謂格物雲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是以吾心而求理與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為二矣。……若鄙人所謂緻知格物者，緻吾心之良知與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緻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緻吾心之良知者，緻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二·答顧東橋書》王陽明著）

朱子言性即理；王陽明明确心即理，是”理學”與”心學”不同處。那麼，對于心的解說，他舉例說到：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與我心亦何相關？’先生雲：‘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顔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傳習錄下》王陽明著）

王陽明的良知說法來源于《孟子》，其含義是指一種“不慮而知”的天賦道德觀念。王陽明對此加以發揮，并引進《大學》中的“緻”字來。

他說道：

“緻知在格物和格物而後知至。”（《大學》王陽明著）

王陽明提出“緻良知”的主張，以為良知即是天理，從而進一步要求人們首先認識和恢複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那麼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而且，良知人人俱在，自聖人以至愚人，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個判斷是非善惡的自家标準。因此，他強調，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體”，這是對朱熹格物緻知說的改造。

知行合一是王陽明全部學說的生長點。标志着他是真正地從實踐的角度來談道德修養，也是把儒家的道德本體徹底落實于實踐生活的表現。使儒家揚善懲惡有了可操作性。明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心學”集大成者王陽明在貴陽文明書院講學，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說。

所謂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認識和實踐的關系。

“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識和思想意念。

“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

王陽明認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為“兩截”。他說：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主要針對朱學而發，與朱熹的思想對立。程、朱理學包括陸九淵都主張“知先行後”，将知行分為兩截，認為必先了解知然後才能實踐行，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正是為了救朱學之偏。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深化了道德意識的自覺性和實踐性的關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後行的弊病，但是同時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說中的知識論成分。王陽明的觀點雖然有利于道德修養，但忽略了客觀知識的學習，這就造就了以後的王學弟子任性廢學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歸于王學的這個弊端。

王陽明的全部工夫隻是一種實踐，這種實踐就是“體認”。不光是你的頭腦中明白了就行，而是要身體認識它，并尊它而行。頭腦認識明白，需要學習；身體認識明白，則需要功夫，功夫體驗的方式，王陽明認為是“靜處體悟”。他說：

“靜坐時，将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王文成公文集·傳習錄·下》王陽明著）

隻有“上根”之人才可靜處體悟，而對于大量的“中下根”之人，必須從磨練上出發，做盡功夫。

他說：

“在意念上落實為善去惡，工夫熟後，渣滓去的盡時，本體也明盡了。”（《王文成公文集·傳習錄·下》王陽明著）

體認是學習功夫的方法，境界是工夫漸進後所達到的見地，又是本體在修養中的顯彰。所以，境界往往随工夫的深化而與本體形成一種對應，這就是它們的相互印證。作為工夫是一種無心、無欲的修煉；作為境界，是“廓然大公”的進階。境界隻有在體認的修煉中方可階級而上，以達到從執着到無執着而順其自然、天人合一的地步，這些道理不是隻靠讀書的人所能知曉的。

“良知”本自是美的，也是人人具有的，但在現實中，由于為世事所累，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利祿纏身，使明鏡般的“良知”不能朗現，才出現了“過與不及”之善惡和美醜之分。為了解其障蔽，他提出“緻良知”，要求人們應在“過與不及之處”多下功夫以緻“中和”，并使美醜、善惡自融，顯現出大美來，那就是：

“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水無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