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城設計思想探源（細論大都無城之秦漢三都
說到西漢長安的“源”，問題也就開始複雜起來了。
張衡《西京賦》評價漢長安城“乃覽秦制，跨周法”。薛綜注“跨，越也。因秦制，故曰覽。比周勝，故曰跨之也”[1]。學者對此多有引用，但具體解釋則有所不同。
楊寬認為，“西漢長安城的布局結構不是憑空設計出來的，還是從戰國和秦代都城模式的基礎上形成的。戰國時代中原各國的都城，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整個布局，是由西邊的小城和東邊的大郭相互連結而成”，“秦國都城鹹陽，同樣是以西邊宮城連結東邊大郭的布局”[2]。劉慶柱則指出“楊寬先生這種論斷與目前已經取得的東周時代（包括戰國時代）考古資料有較大出入”。“如果說東周時代的列國都城布局結構有什麼共同點的話，那就是它們大多由宮城和外郭城組成，而外郭城或在宮城外圍，或在宮城近旁”。而秦鹹陽城的“宮城（或宮殿區）在大城的北部，手工業作坊區、商業區和一般市民裡居則在大城西部與西南部，大城東部為皇室池苑”。“顯然，漢長安城的布局結構與楊寬先生所說的那種戰國都城及秦鹹陽城的模式差異很大，把漢長安城的設計思想溯源于那種模式是難于成立的”[3]。
劉慶柱的駁議基本上是全面否定楊寬的論斷。目前看來，楊寬關于戰國中原諸侯國都城及秦都鹹陽城“西邊小城連結東邊大郭”的城郭布局模式，的确難以得到考古學材料的支持。但似乎不能認為漢長安城的布局與先秦時期的都城規劃思想沒有任何關聯。劉瑞即指出，“漢長安城整體朝向的變化和軸線交替……受到先秦兩漢時期思想文化發展的直接影響”。“漢長安城建設初期選擇朝向的直接基礎，是在先秦時期許多地域流行并實施的尚東和尊右的思想”。“東向布局也可能是戰國時期逐漸流行陰陽五行學說在漢代的反映。漢長安城在西漢晚期出現的城市南向布局，可能主要是在周禮等被後世奉為經典的古禮等儒家思想的主持下進行”[4]。
楊寬把“西邊小城連接東邊大郭”的城郭布局模式，上溯到了西周時代的洛陽成周。這一論斷，更缺乏考古學的證據，因而未能得到學界的認可。但從社會形态上看，秦漢帝國與西周王朝之間，是以強勢的王權和興盛的國力為其共同特征的。這裡的“跨周法”，或許應是對“大都無城”的西周王朝都城制度（詳後）的繼承和發展，而非對禮崩樂壞、亂世争防的東周城郭形态的模仿，正如孔子所謂“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此時的郭區已成為觀念上的郭區，即一般以都城所處大的地理環境為郭。秦漢時代的這種都城規劃思想，是與當時大一統的、繁盛的中央帝國的國情相一緻的，因此其都城建制也遠非戰亂頻仍時代築城郭以自守的諸侯國的都城所能比拟。從這個意義上講，漢長安城“跨周法”的最大特征，也許正是顯現出帝王之都宏大氣魄的“大都無城”。
作為前後相繼的帝國都城，秦都鹹陽和漢長安城在布局和設計思想上存在内在的關聯，也是可以想見的，不少學者參與過讨論。楊寬所謂“西漢長安的設計規劃，确是沿用秦制，以秦都鹹陽為模式而有所發展的”[5]的論斷，應當說是有道理的。但秦都鹹陽究竟是怎樣一種設計規劃模式，漢長安城又在哪些方面對其繼承并有所發展，卻至今莫衷一是，需要做深入的探讨。
[1]（梁）蕭統：《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楊寬：《西漢長安布局結構的探讨》，《文博》1984年創刊号。
[3]劉慶柱：《漢長安城布局結構辨析——與楊寬先生商榷》，《考古》1987年第10期。
[4]劉瑞：《漢長安城的朝向、軸線與南郊禮制建築》64-6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5]楊寬：《西漢長安布局結構的探讨》，《文博》1984年創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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