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新出土兩漢簡牍墨書大全（之西漢篇）

近年新出土兩漢簡牍墨書（之西漢篇）

文/王曉光

　　簡牍帛是上世紀重大考古發現之一，在已面世的楚秦漢晉簡牍中，兩漢簡牍帛是大宗，進入21世紀以來，又有多例漢簡出土面世。本文對近十來年新出土的西漢簡牍進行粗略考察，簡要叙述、分析這些新出簡牍情況及墨書特色。　　

北大西漢簡

2009年初，北京大學獲得一批從海外回歸的西漢簡，這批簡共編号3346個，其中完整簡約1600枚，殘斷簡1700餘枚，簡長分三種，長簡約46厘米，中簡約29.5—32.5厘米，短簡約23厘米。北大西漢簡内容屬古代書籍，不見官方文檔、私人文書等，因此又稱“西漢竹書。”［1］北大漢簡内容有近20種古代文獻，涉及《漢書·藝文志》的六大門類。

北大西漢簡

北大漢簡書法特色：北大簡諸篇書寫風格不盡相同，墨迹風格不下十種［3］。總的看一派成熟漢隸風範，法度謹嚴，書寫工整規範，不妨作為武帝間隸書成熟化、定型化的标杆墨迹。北大簡墨字極盡橫扁之形，大小勻整；波勢磔角适中，少有過分的筆畫延展與誇飾，僅在古意略濃些的《蒼颉篇》中存有少量左右下方的弧形筆；點畫平行列置現象十分突出，結構講究均衡有序。其中，《趙正書》、《周馴》、《妄稽》等更接近成熟八分的水準。

水泉子漢簡

2008年，甘肅永昌縣水泉子漢墓M5中出土一批木簡，其中較完整的有700多枚，簡長19—20、寬約0.6—2厘米，該墓年代約在東漢中期以後。木簡内容分字書、日書兩種。字書主要是《倉颉篇》，共130枚（段）、約900字，字體間雜古形、異體，或是刻意複古，有些含篆體結構，抑或是漢代人對先秦古文字的簡俗寫法，即所謂“隸古定”。［4］日書則為标準隸書，分欄書寫，從兩欄至六七欄不等，其内容與雲夢、放馬灘秦簡等日書有同有異。

　水泉子簡

謝家橋西漢簡

2007年11月，湖北荊州關沮鄉謝家橋1号漢墓出土竹簡208枚、竹牍3枚，簡長23、寬0.45—0.75厘米，一枚牍長23.6、寬2.8厘米，其餘兩枚略小。簡書内容為遣冊，牍書内容為告地書。據竹牍記載，該墓下葬年代為西漢呂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前184年12月26日）。［5］竹牍大者四行墨字，小者分别寫兩行、一行墨字；每枚竹簡書三至二十多字不等，簡面空白較大。

\謝家橋簡牍

從墨書特色看，謝家橋簡牍上距秦代不久，與秦簡寫法很接近，字形縱長為主，筆畫勁挺有力，粗頭細尾（釘形）筆畫較多，這點與馬王堆1号漢墓《遣冊》頗相近，但構字較馬王堆簡更簡約。各竹牍風格不相同，字數多的一枚較具草意，且字态右斜明顯，令人想起睡虎地M4秦牍。謝家橋、印台簡等西漢初簡牍其實仍屬“秦隸”寫法範圍，它們與龍崗、周家台等秦簡沒有太大區别，時間上的相近與寫法上的承接決定了這種相似性。不過，細節上——如日見明确的重磔筆、橫畫及尾筆的波勢——也揭示着隸變時刻進行中。

睡虎地西漢墓M77簡牍

2006年底，湖北雲夢睡虎地第77号西漢墓發現2130多枚西漢簡牍，竹簡長度在26—31厘米，牍長約22—44厘米，較難的是許多簡牍還保持着原始編次情況。竹簡内容涉及質日、日書、算術、書籍、法律五大類；128枚竹木牍則為司法文書和簿籍兩類；其中書籍類文中提到“商纣”、“仲尼”、“勾踐”、“伍子胥”等曆史人物。M77的時間應在文帝末到景帝時期。［6］簡上文字當為此前所書，且寫法風格并不統一，秦隸及西漢初的特征在這批簡牍墨迹中均表露出來，可謂研究西漢前期簡牍墨書的好材料。其中的書籍、法律、日書類簡書古意較重，秦隸色彩較濃，與印台西漢簡書相近，書寫時間或較早些；竹木牍文、特别是簿籍類則寫得自如随意甚至草率，體現出更多西漢前期偏晚的特色，其書寫時間應近于墓葬年代。

睡虎地M77西漢牍

南越國西漢簡

2004年底，廣州南越國遺址清理出百餘枚南越國木簡，簡長約25、寬1.7—2.4厘米，除一枚簡有兩行半字外，其餘均為一行文字，每簡字數最多23字、少者3字，一般為12字。木簡年代約為前178年或171年。［9］南越國木簡雖書于西漢初，卻顯示了某種“超前”的（漢隸）成熟度，不亞于鳳凰山、阜陽等西漢早期簡簡牍，匪夷所思的是南越國木簡出自當時割土一方、與内陸幾乎隔絕的嶺南。

南越國西漢簡

松柏西漢木牍

2004年，湖北荊州紀南鎮松柏村漢墓M1出土木牍63枚，牍長約23、寬2.7—6.5厘米，其中31枚單面墨字，26枚雙面墨字，6枚無字。内容有遣冊、各類簿冊（戶口簿、免老簿、歸義簿、複事算簿等）、牒書、律令、曆譜、墓主功勞紀錄及墓主仕宦升遷的相關公文等，涉及當時社會多方面。該墓年代約在武帝早期。

松柏西漢木牍

天長紀莊西漢木牍

2004年11月，安徽天長市安樂鎮紀莊西漢墓M19出土木牍34枚，木牍長22.2—23.2、寬3.6—6.9厘米，墨書2500多字。内容有戶口簿、算簿、書信、名谒、藥方、禮單等。除1号牍為官文外，其餘木牍均為私人文書。1号牍正背兩面分别題有“戶口簿”和“算簿”，為上計文書，屬漢代“戶口簿”實物形式及漢代縣級上計文本的首次發現。該墓主人為“謝孟”，是當時東陽縣一位官吏。［11］簡牍書寫時間當在宣帝間［12］。紀莊木牍之《算簿》、《戶口簿》等和連雲港尹灣牍（西漢末）之《吏員簿》、《長吏名籍》、《武庫集簿》相類，紀莊名谒牍與尹灣數件名谒、木刺牍也相近，這與它們地域、時間相近或有關系。［13］

走馬樓西漢簡

2003年湖南長沙走馬樓8号井發現約三四千枚西漢簡牍，形制分三種：一種長46、寬1.8—2.1厘米，一種長23、寬1.8—2.1厘米，這兩種均為兩行墨書；第三種長23、寬約0.9厘米，單行文字。經初步考證，這些簡牍時間為漢武帝中期（約前125至前120年），内容為長沙國劉發之子劉庸時的行政文書，涉及長沙國曆史、法律、職官、郡縣、疆域等諸多方面，屬于罕見的西漢諸侯國王室檔案實物。［14］走馬樓西漢簡牍墨書風格多樣，規整、草率兼具，其中筆方勢方的寫法似占主流，單牍兩行書寫對研究簡牍行款頗具價值，雖仍含少量西漢早期樸拙之氣，但也可看作武帝中期漢隸幾近成熟的代表實物之一。

印台西漢簡牍

2002至2004年，湖北荊州嶽橋印台九座漢墓共清理出竹木簡2300餘枚、木牍60餘枚，内容分為文書、卒簿、曆譜、編年記、日書、律令、遣冊等。因簡牍出于多墓，墨迹中雖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記錄，而從墨迹看也有近于秦簡的寫法，所以這批簡牍書寫時間有早有晚。

印台西漢簡牍

海曲西漢簡

2002年，山東日照市西郊海曲西漢墓M106發現木牍4枚，未見墨迹；竹簡39枚，内容為曆譜等，簡上有“天漢二年城陽十一年”的年号，武帝天漢二年為前99年，“城陽十一年”是城陽王年号。研究者将其中的《後元二年視日》等簡整理後推算，認為該墓下葬年代在武帝後元二年（前87年）。［15］

海曲西漢牍

孔家坡西漢簡

2000年，湖北随州孔家坡西漢墓M8發現一批竹木簡牍，内容為三種，其中《日書》簡凡700餘枚，簡長33.8、寬0.7至0.8厘米，其内容與睡虎地秦簡《日書》接近；《曆日》簡凡78枚，簡長26.8、寬0.5至0.6厘米，該《曆日》系景帝後元二年的曆日，記了全年12個月的月朔及月大小；《告地書》木牍一枚，牍長23.4、寬3.5厘米。該墓下葬年代為景帝後元二年（前142年）。［16］簡牍書寫年代不晚于前142年，三種内容有三種風格，《日書》筆畫粗細反差較大，尾筆粗重，書寫技術不甚高，《曆日》和木牍的書寫水平高于《日書》。

孔家坡西漢簡

虎溪山西漢簡

1999年，湖南沅陵虎溪山1号漢墓出土竹簡1336枚（段），推測原有完整簡約800枚。内容分三類：黃簿，簡長14、寬0.7厘米，詳細記載了西漢初年沅陵侯國行政設置、吏員人數、戶口、田畝賦稅等情況；《日書》占竹簡絕大部分，簡長27、寬0.8厘米；《美食方》簡長約46、寬0.8厘米，記錄的烹制食物的方子達一百多條。［17］墓主吳陽死于文帝後元二年（前162年），簡書書寫當在此前。弧曲勢筆畫為虎溪山簡主流，右弓形筆畫“）”居主導地位；波磔筆較明顯，一些簡寫得有些潦草。

虎溪山西漢簡

　額濟納漢簡（第三批居延漢簡）

1999年至200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額濟納旗居延漢代烽燧遺址進行了三次考古發掘，共采獲漢簡500餘枚，這是繼1930年代初發現第一批居延漢簡、1972至1982年發現第二批居延漢簡之後的第三次收獲居延漢簡。

第三批居延漢簡

額濟納簡大多為西漢中後期物，此值漢隸成熟、繁榮期，尤其是手書體領域（與之對應的石刻用體則相對滞後，東漢中後期為銘石隸書全盛期，而同時的手書墨迹則趨向新格：新隸體乃緻新體楷、行、今草）。簡中有規範的正體隸書，有随意潦草的隸書，後者占額簡的大多數，它們有的僅是漢隸的約省快寫，有的則近于草體，大多保持隸體的波磔挑勢。正體隸書中，如2000ES7SF1：48簡上“居延都尉”四字為典型正體八分，點畫粗細有緻，磔角鮮明而有節制，用筆方圓并施；2000ES7SF1：52簡則為純圓筆，點線兩端均裹毫逆入（收）而圓融渾厚。這兩枚簡書都與東漢“曹全碑”極相似。可見漢隸于武、昭間成熟後快速定型并普及。額濟納第三批居延簡中規範的漢隸，以及北大西、定縣簡等，都表明西漢後期、新莽間的規範型隸書和東漢後期标準隸體（如碑銘體所示）沒什麼兩樣。額簡也是西漢後期到東漢初隸書多種變化寫法的集中展示。

西安杜陵木牍

2001年西安市南郊鴻固原（俗稱杜陵原）西漢墓葬M5中發現一枚木牍，牍長23、寬4.5、厚0.4厘米，下側邊緣處略有殘缺，文字隸體為主。

敦煌一棵樹漢簡

2008年，敦煌市博物館在在敦煌小方盤城遺址西南65公裡處發現一棵樹漢、晉烽燧遺址，遺址出土簡牍16枚，有一枚編号為09dh—2的木簡，長23.6、寬1.9厘米，為西漢通緝令簡，對罪犯的年齡、姓名、容貌、犯罪事由、逃跑路線、交通工具和随身攜帶的裝備等都一一詳加描述。

武都西漢簡

陝西曆史博物館近年征集到漢簡12枚，據說2000年5月出土于甘肅武都琵琶鄉趙坪村。這批簡除兩枚較完整外，其餘均為殘簡，均為木質；完整簡長約23厘米，簡寬不等。第10号簡是該批簡中惟一一枚紀年簡：“陽朔元年十一月”，即漢成帝陽朔元年（前24年）。［35］這批木簡兩面墨書，字迹大小有别，風格不盡相同，應出于多人手筆，有規範隸體，也有章草體；寬簡書寫三行、字徑小，其他均為一簡一行字；各簡字徑差别極大，大字約是小字的七八倍以上。

武都西漢簡

連雲港雙龍木牍

2002年7月，連雲港市博物館對海州區雙龍村兩座西漢墓（M1、M2）進行了搶救性發掘，M1出土木牍13枚，其中有字木牍9枚。海州雙龍1号墓為兩椁四棺，其中3号棺内有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屍——随她一同出土的龜紐銅印說明她叫“淩惠平”，是雙龍M1的女主人，這是繼長沙馬王堆女屍、荊州鳳凰山M168西漢墓男屍出土後的又一具漢代濕屍面世。3号棺出土木牍一枚，兩面有字，内容為“衣物疏”；雙龍M1墓男主人“東公”所在的2号棺出土木牍11枚，其中有字牍8枚，7枚為名谒，一枚為“衣物疏”；另外4号棺出土1枚無字牍。發掘整理者根據M1出土文物器型以及木牍文字内容分析，認為雙龍漢墓的時代應屬西漢中後期。

雙龍西漢木牍

宜都西漢遣策

2008年湖北宜都市陸城鎮中筆村一座西漢墓出土木牍一件，内容為遣策，長46.6、寬6厘米，正面書寫隸書7欄，凡154字，可辨識的48字。《中國文物報》2008年8月29日《宜都中筆墓地一号墓發掘收獲》有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