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唐曉峰：曆史地理離每個人都不遠

曆史地理學家 唐曉峰教授

由于強調曆史地理學屬于地理學，就有意無意間忽略了在曆史文獻上下功夫，是一種損失

文彙報：您曾表示，很多曆史事件，隻有把地理加上了才完整明白，曆史地理學不是不可以看成曆史和地理的相加，關鍵看怎麼“加”。可否請您談談，曆史地理學與曆史學、地理學之間是怎樣一種關系？

唐曉峰：學科是學科，事實是事實，這是兩個範疇的東西。學術界劃分學科，是一種權宜辦法，當然也有助于分析和認識事情的多維性質。我們都知道，一個學科隻是關注事情的一個側面，曆史是一個側面，地理也是一個側面，兩個學科相加，就是兩個側面相加。它們原本就是合在一件事情上的，合起來當然有助于從整體上認識事物。簡單說，曆史加地理，就是把一件事情的這兩個側面合起來。所謂加得不好，就是把這件事情的曆史側面合到另一件事情的地理上去了。

  當然，地理學家要有特殊的責任，要有特殊的能力，要明了地理側面的價值、地理側面的複雜性。專業的地理學家就是要深入觀察并思考地理側面的這些複雜性，這有助于對事情的理解。如果對地理側面的複雜性想得很淺，就沒有太大價值，也沒有設立這個專業的必要性。地理意識，每個人都有，但要是沒有超過常識性的地理意識，就不是一個好的曆史地理學家。

  即使在地理學内部，還可以分出不同的側面，比如經濟地理、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等等。我在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念書時，他們就強調不能隻顧一個側面，要求每個研究生必須鑽研至少兩個地理學的側面，我當時除了曆史地理學，還選了文化地理學。在資格考試時，兩個方向都要考。另外，到美國大學的東亞系找工作，也不允許你隻教一個國家的曆史。當年雪城大學的同學王晴佳，為了這個，趕快補了日本史，才找到教職。

  總而言之，不管做什麼學問，你掌握的側面越多，就越接近事實。但這是一件不容易把握好的事情，所謂專與博的關系，這是個老話題，不必多說了。

文彙報：如果說曆史地理學研究的是“過去”，與之對應的現代地理學研究的就是“現在”。那是不是意味着，曆史地理學不觸及當下，現代地理學也不過問過去？

唐曉峰：是有這個情況，曆史地理學不大注意當下，現代地理學也不過問過去。但這是一般性的狀況。而一位深刻的人文地理學家，應該打通古今。古對于今的意義，說得較多，所謂“溫故知新”。其實，今對古也是有意義的。這就是馬克思說過的，“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一把鑰匙”，換句話說，就是認識後面的東西，有助于解釋前面的東西。例如對于甲骨商史的研究，許多都是用後面的事情（周代的），去破解商代剛剛露頭的東西。考古學研究也常常這樣。例如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有埋下的牛骨，就可以根據後世的祭祀活動，去确認那是一個祭祀坑或祭祀遺址。

  當然，逆向考察曆史也要注意，否則容易以成敗論英雄，或者忽略曆史的曲折性。還有，也容易用今天的價值觀去選擇曆史主題，這也是會出問題的。例如研究地理學史，就要避免所謂“輝格史”的現象。

  具體到曆史地理學方面，盡管很多人不太關心今天的地理問題，但有一項是每個人都必須關注的，那就是今天的地名。所有古代的地理事件都需要複原到今天的地理位置上。《中國曆史地圖集》因此要古今對照。地名的古今關系甚至是曆史地理學的基本功。

  除了地名以外，其實還有不少古今之間的關聯問題。比如水系，我國平原地區的水系在曆史上變化複雜，今天的水系狀況可當作一個标準坐标。研究古代水系要說明白與今天水系的關系，而這種對照中還包含對變化的解釋，這就更重要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曆史地理這裡，古今的關系是斬不斷的。

文彙報：曆史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有哪些？地圖在曆史地理學中的重要性如何？從古到今，地圖經曆了一個精準化、科學化的過程，功能窄化，您覺得這對曆史地理學有什麼影響？

唐曉峰：曆史地理學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文獻研究與實地考察研究，兩種方法是相互參照的。不過，隻是這樣講大道理，用處不大。關鍵是要明白，當面對具體問題的時候，二者的輕重會有變化，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該以文獻為主的，就要好好看書；需要實地考察的，就積極出門。或者反過來，喜歡看書的，選文獻題目；喜歡跑野外的，選實地工作題目，都不錯。另外，無論是文獻研究還是實地考察，又都有新方法、新技術出現，尤其是實地考察，新技術更重要。當年的地質學、生物學、氣候學水平直接影響自然地理考察的水平。現在的遙感技術以及其他檢測技術都可能打開一塊新天地。

  利用曆史文獻做研究，是研究中國各類曆史問題都要具備的能力。有時候，由于強調曆史地理學屬于地理學，就有意無意間忽略了在曆史文獻上下功夫，這是一種損失。中國曆史文獻是很複雜的，并不是寫了的就是材料，就是事實，就可以拿來用。即使不做曆史研究，最好也保持對曆史研究的閱讀興趣。好的史學論著，對研究曆史地理問題，在基本處理史料方法、眼光、時代把握等方面都有幫助，加強這方面的造詣，肯定沒錯。

  地圖是地理學研究工作的基本工具（地圖本身也是一類研究成果）。研究的問題多了，地圖的花樣也随之增加。古代地圖上的信息是珍貴的，雖然科學性差一些。使用古地圖，用不着批評它如何如何不準，而是要善于在裡面找出有價值的信息。每一幅地圖都有主題，在主題表達上，按照作者自己的标準，都是達标的，達标就是一種準确。所以看古地圖，首先要把握主題。

  譚其骧先生主編的《中國曆史地圖集》完成了許久以來關于編纂古今對照地圖的願望，是一個劃時代的巨大成果。地圖集主要表現的是全國曆代行政區劃的布局（也有山脈河流），也是一套具有科學性的基本底圖，可以在它的基礎上展開各類曆史地理問題的研究。任何研究中國曆史地理的人都離不開它。侯仁之先生主編的《北京曆史地圖集》是一部區域曆史地圖集。區域綜合研究，是現代地理學提倡的一種研究範式。在區域地理研究中，要将各類地理要素做綜合考察，從而揭示區域綜合地理體系的特點。北京是一個區域，在曆史發展中，北京城的出現與壯大，是這個區域中引領性的地理事件，各類地理要素都在這個引領事件的發展中産生影響或發生變異。《北京曆史地圖集》就是力圖展現這個全區域地理系統的曆史變遷。當然，限于材料的局限，有些方面表述詳備，例如水系、聚落、道路、城區；有些方面表述簡略，例如植被、郊區、山區。這套曆史地圖集是侯仁之先生學術思想的一項實踐，具有示範意義。

  現在，有些專題曆史地圖集正在研編，這是曆史地圖的進一步發展，是學界的一個越來越重視的工作。GIS技術與曆史地圖研編的結合，也是一項重要創新，在這個方向上，會有越來越成熟的成果推出。

地理學的發展背景是文化傳統與國情

文彙報：在中國地理學近代化的過程中，您認為有些傳統的東西被置換了，也就是在引進西方地理學的過程中，被否定掉了。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傳統的地理學有沒有優勢或者獨特的地方？

唐曉峰：被置換的不是傳統地理，而是傳統地理學，是那個研究套路、解釋系統被置換了。中國大地不可能被置換。曆史中關于大地上各類地理信息的記載也沒有被置換，相反，它們都是非常珍貴的研究材料。西方現代地理學是在科學方法與人文精神的雙座引擎推動下發展起來的。科學方法對于我們曾經是陌生的，利瑪窦講的地球的真實面貌、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等等，曾震動中國人的古老靈魂。中國傳統的解釋自然界的那一套，基本上被西方的現代地理學置換了。

  但人文的東西就不那麼簡單了。雖然西方現代理論對于解釋社會人文問題頗有其長處，但人文論證中包含文化論證，就這一部分來說，中國古人的一部分人文地理論證在今天依然有效。眼下是春節，千軍萬馬的返鄉大軍在西方人文地理現象中是沒有的，這是由中國的人文空間行為結構決定的。家鄉的價值、家鄉（一個地方）與春節（一個節日）的關系是文化大道理，而惡劣天氣、交通狀況、人的身心負荷、摩托車的拖載能力在此刻都是小道理。公路上壯觀的返鄉場面，顯示了大道理的力量。

  在地理研究這個方面，傳統文化留給我們一項優勢，那就是文字記錄下來的材料極其豐富（有意記錄的或無意記錄的），在時間上，又延續數千年，這在外國很少有。在這些材料上形成的一些議題，是中國獨特的。另外，一些傳統地理學的解釋原理（風水）、價值取向（山水審美），在今天都已經轉化成獨特的地理文化，它們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甚至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比如山水審美文化。在今天，其文化意義還是很大的，規劃建設裡有很多項目還需要它們。

文彙報：當前國際曆史地理學的發展如何？在西方掌控全世界地理學主要研究範式的情況下，中國曆史地理學今後的前途和方向在哪裡？

唐曉峰：我對最近外國的曆史地理學的情況了解不多，但總的感覺是各國的學者都在研究各自的具體問題。研究自己的國家（地區）是曆史地理學的一大特點。過去，英國著名曆史地理學家達比（H. C. Darby）基本上研究英國問題，美國的索爾（C. Sauer）也是研究美洲問題，加拿大的哈裡斯（C. Harris）主編過《加拿大曆史地圖集》，美國的梅尼格（D. Meinig）教授，就研究美國。他在美國換過幾個地方，在每一個地方都是研究當地的問題，換一個地方就換一個題目。外國學者中專門研究中國曆史地理問題的很少。相比之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曆史地理問題的較多些。

  就整個地理學來說，現代地理學的研究範式是在西方誕生的，沒錯。但是地理學本是一個具有區域獨特性的學科，這主要是指主題特點，由于主題特點不同，又會發展出不同的研究特點。即使在西方，英國、德國、法國，還有新大陸的美國，地理學的特點都不同。這種情況早就表現出來了。法國充滿人文精神，英國全球視野強（特别是在殖民主義時代），德國重思想理論（康德一人身兼哲學家與地理學家。美國早期地理學家到德國去取經的很多），美國重文化。中國當下的地理學重環境、經濟。總之，地理學的發展背景是文化傳統與國情。

  在中國，一個有意思的情況是，地理學界不重視曆史地理學，但整個學術界（尤其是史學界）是非常重視的。中國其實是世界上最重視曆史地理學的國家。我國的曆史地理學研究機構的規模，無人可比。由于我國地理學界長期不重視社會、文化、人文的問題，而曆史地理學揭示的許多問題都在這個範疇裡，所以得不到地理學界主流的重視。這倒沒關系，曆史地理學的研究成果，在整個學術界的影響範圍，超過不少地理學的其他分支，其學科的價值并沒有被埋沒。

文彙報：最近複旦的《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剛剛出全，《中華大典·交通運輸典》也出版了，還有哪些類似的、非常基礎的工作等着我們去做？中國曆史地理學還有哪些值得投入的大方向？

唐曉峰：我們目前的曆史地理學研究，最受關注的是以地理事件的門類為主線做縱向系統研究，在氣候、政區、人口、農業方面的縱向研究相對比較成熟。這類研究在地理學中稱作部門地理學。與其相區别的還有綜合地理學，或可操作性強一些的區域地理學。區域曆史地理學的研究成果也很多，但受關注度不如部門研究。因為區域研究隻涉及一個地方，其他地方的人不一定感興趣。而那些部門研究，既覆蓋全國，又縱貫曆史，關心的人當然多。這些研究也具有基礎研究的性質。有學者提出做斷代曆史地理研究，這也是一個重要選題。過去強調達比的“系列剖面”的方法，側重變遷研究，而做一個時代的綜合地理研究也是地理學的一個學科的特點，地理老師不是總說“我們是做綜合的”嘛。

  其實，個案研究總是學術工作的基石，這類曆史地理學的研究很多，主要是論文的形式。有些熱門問題，在學術史上反複被關注。現在曆史地理學者們的問題意識越來越好，刊物上的内容越來越豐富。當然，良莠不齊，這是正常的。如何提高個案研究的水平，有一點，就是要有跨學科的能力，即前面說過的，從以學科為中心轉變為以問題為中心，為了深入剖析問題，該借助什麼學科，就去啟用什麼學科，不怕“串行”。就像研究經濟地理問題，必須借助最好的經濟學來加強分析力度，否則地理特征叙述完了，經濟的深度卻沒出來。

  我個人比較關注地理學思想史的問題，這是理解一門學術的必要途徑。研究地理學思想，不是隻看地理學家自己的東西，還應該在大背景下來理解地理思想，地理思想是整個社會意識形态的一部分，不能割裂。最近，格拉肯（C. J. Glacken）的《羅德島海岸的痕迹》被翻譯出版了，這本書很值得閱讀，格拉肯要盡可能展現曆史上歐洲人環境意識形态的全景。多年前在雪城大學時，有個美國同學跟我說，隻有真正的學者才會讀這本書。我想，寫都寫了，還怕讀嗎？今天這本書全文被翻譯成中文，本身就是一個成就。

缺少文化地理，就弱化了對中國大地的文化屬性的論證與捍衛能力

文彙報：您是學考古出身，怎麼看待考古學在曆史地理學中的作用和價值？有人說，城市考古的目标就是為了還原城市面貌，但在還原城市面貌的過程中，實際發揮基礎作用的仍然是曆史資料和圖像，考古所得的作用非常有限。您怎麼看？

唐曉峰：考古學與曆史地理學的關系很密切，隻有這兩門學科的學者最關心大地上的人類遺迹，他們可以肩并肩地做野外考察，許多遺迹信息對兩門學科都有用。當然最終思考的方向不同，結論不同。現在這兩門學科的合作越來越多，甚至生出了自立門戶的“後代”，比如環境考古學。

  有些曆史地理問題的研究對考古學的依賴大一些，比如古代城市研究。首先是城市位置，城址遺存的發現是決定性的，比如西周北燕的分封，其都城所在，就是由考古發現一錘子定音：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沒有發現之前，曾有各種猜測，都落實不了。城市曆史研究，方面很多，有些問題隻有書裡講，像城市各個部分的名稱、曆史事件與城市的關系等等，另有些問題卻隻能到現場看，像城市各個部分的規模與方位，即所謂硬件部分的狀況等。城市曆史地理研究關注的，還包括城市周圍的環境要素，尤其是一些産生直接影響的地理要素，像地貌、水系、交通等，這也需要到現場看。

  所以沒有必要說哪門學科最重要，沒有前提地講這類話，都是無意義的。誰重要誰不重要，是問題決定的。研究明清北京城，考古不重要。研究上海，考古更不重要。但是研究殷墟呢？我們最好多講學科合作，不講學科分家。

文彙報：中國古代城市地理有沒有一套完整的體系？在現今城市建設普遍強調保留曆史記憶、保護曆史遺存的背景下，我們怎麼對待傳統經驗和特色？

唐曉峰：曆史地理學一般研究城市的兩類體系，一個是環境體系，另一個是規劃建設體系。環境體系是因地而異，沒有一套完整通用的體系。古代城市規劃建設倒是有較一緻的體系特點，那主要是指都城建設。如果把《考工記》中講的那段話做一個抽象的歸納，可以作為都城規劃體系的要點，即方正外形、正相交的街道格局（英文稱grid）、中軸對稱、朝宮居正位。

  今天的城市建設不可能再遵循《考工記》的原則，但在一些文化特征上，可以保留傳統風格，這也包括社區格局。北京的胡同社區、院落形态都有保留價值。街道景觀也可以采用傳統要素，如牌樓、燈飾等。

  城市還有一個體系，即城市群構成的體系。古代城市那麼多，不會是一盤散沙，但是體系的問題又不是憑外觀就可以說定的，需要用社會科學的各種判斷方法去揭示體系中的機制。外觀可以類似，但性質可能完全不同。比如，運河兩岸的城市，因為運河具有社會體制特征，其沿岸的城市可以成為體系。但是天然河流兩岸的城市就未必，因為天然河流不一定具有社會體制功能。所以，城市體系存在與否是需要論證的。目前的城市曆史地理研究，對于單個城市區域的研究比較成熟，而關于城市群的體系的研究并不理想。幾十年前讀施堅雅（W. Skinner）的研究，他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全國性城市體系，隻有區域性城市體系。這是從經濟角度說的。我們習慣了從行政角度認識城市，認為存在全國一盤棋的治所城市體系，聽他這麼一講，覺得很意外，但馬上感到城市體系問題是複雜的。

  中國城市絕大多數都是曆史城市，今天城市要現代化，一個麻煩的問題就出來了：怎樣做到既有現代風貌，又保護好曆史遺産？原則性的話好講，問題都在具體個案上，面對一座具體的古建築時，是拆還是留，往往有很大争論。所以現在這類問題已經不是空講原則的事情，而是權力一方的抉擇問題。目前我們還沒有一個在這類問題上能對權力方進行制約的機制。所以要看權力方的覺悟。

文彙報：人文地理學在國外似乎很火，比如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那些研究。國内學者做的人文地理和他們有什麼異同？可有能借鑒的地方？您一直強調人文地理學，要重視文化地理環境損失巨大這個問題。能否同時談談人類活動與城市空間形态變化的關系？

唐曉峰：很多國家的确比我們更重視人文地理學，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我們幾十年來就不重視人文地理學。1950年代受蘇聯影響，是一個方面，但還有些東西不是蘇聯影響，而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一個是總體意識形态，我們強調科學，強調應用（主要是國家建設上的應用），地理學主要是圍繞這兩個方向發展，具體表現就是隻重視自然地理學、經濟地理學這兩項。另外，我們把地理學限定在理科，容納經濟地理已經不容易了，那些社會問題、文化問題，地理學沒有必要管。前一代的地理學家都有這樣的認識。現在青年一代地理學家的研究面寬了許多，比老一代人重視人文地理、文化地理，但還是受體制（理科式管理）限制，發展不快。我認為缺少文化地理，就弱化了對中國大地的文化屬性的論證與捍衛能力。

  在美國，地理學屬于社會科學，很明确，所以地理系裡有大批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教授，人文地理研究很活躍。大衛·哈維是地理學出身，但他完全不在意學科門類，隻要是喜歡的問題，認為是重要的問題，就研究。他這樣的人在美國也是極少數，但影響很大，屬于學術界的正能量。

  人與城市空間的關系是個複雜問題，幾句話說不清楚。這裡隻想談一點感受。我在美國念書時，到圖書館找研究城市的書，先到史學類的書架找，怎麼不多呢？又到地理類找，也是不多。後來到社會學書架去看，好家夥，全在這兒！這讓我一下子明白城市的一個本質是社會性。那麼，我們就需要關注社會學觀察問題、研究問題的那套辦法，然後結合地理學的空間意識，才能把城市人文空間的問題研究得深。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曆史地理學者惠特利（P. Wheatley），研究城市起源很有名，寫過《四方之極》（The Pivot of Four Quarters）這部書。在1980年代，惠特利不僅是地理系的教授，也是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研究委員會的主席，他的這個多重的學術職位，反映出他的學術特點，也可以理解他那部名著的特色。研究城市地理問題要有廣泛而深入的社會思考力。

曆史地理學的緻用，主要還是提供比較宏觀的曆史經驗

文彙報：您曾表示，地理學并非一個簡單的客觀記錄，其思想的最高層有一個定向，就是對國土的定性、定向。您認為曆史地理學在國家發展中有什麼作用？或者說，對過去的了解和學習，能為今天提供什麼借鑒？

唐曉峰：地理最樸實的層面是日常地理知識，這是生活需要的，沒有大方向的問題。但地理問題一旦提升起來，就會受到意識形态的影響。這主要指人文地理學。既然受意識形态的影響，當然就會有社會價值觀，價值觀就是大方向。我國古代的價值觀在王朝體制上，地理學的發展也就在這個方向上發展，我稱其為“王朝地理學”。到了現在的改革開放的時代，地理學就沿着現代化的方向發展。“發展是硬道理”，于是發展也是地理學裡面的硬道理。這是地理學的一個方面。但地理學還可以有另一個方面，即對理性、人性、和諧世界的追求，這是不能放棄的終極目标。作為學術的地理學，應該有能力用最理想的目标去修正人類一時沖動所幹出來的事情。中國現在太需要這樣的地理學了。

  關于曆史地理學的經世緻用問題，不能是簡單地到處求用，這樣做，并不真的懂經世緻用。什麼事情可用，以什麼方式來用，都要明白。我的體會，曆史地理學的緻用，主要還是提供比較宏觀的曆史經驗。雖然有些曆史經驗是沒有用的，但地理經驗卻是另一回事。因為地的穩定性，與地有關系的經驗也相對穩定。知道過去的情況，對今天、未來都有參考價值。

  舉個例子，當年史念海先生做軍事曆史地理考察，就是受時任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将軍的委托，很有實戰意義。皮定鈞将軍說：“假定現在就要進行一場戰争，我作為司令員，進入陣地，部隊部署，糧草運輸，作戰計劃，大緻都已就緒，我要再聽取一下，以前在這個地區曾經發生過什麼戰争？戰争的兩方各是由什麼地方進軍的？又是分别由哪些道路退卻的？糧秣是怎樣運輸的？戰地的用水又是怎樣取得的？其中獲勝者是怎樣取得勝利的？而敗北者又是怎樣招緻失敗的？”（引自《河山集》四集“自序”）史先生是帶着将軍的問題來到一處處古戰場的。所有的問題都具有現實性。

  英國的達比教授也講過歐洲的例子。“在1914—1918年的大戰結束之後，所出現的最有價值的地理著作之一，就是鮑曼（Isaiah Bowman）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鮑曼博士現任美國約翰斯·霍布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校長，那時正是美國地理學會的幹事。他的書是1924年出版的。名之為'新世界’，其實卻是講的舊世界；副題曰'政治地理’，但你打開書篇一看，其中卻充滿了早于1800年以前的參考叙述。為什麼呢？因為地理學中的新問題，是生根在舊事之中的：波蘭走廊、意大利北部邊疆、捷克斯拉夫邊疆、以及馬其頓、西裡西亞等問題，都不是1919年的新問題。這些問題沒有一個是不參考以往的事實，就可加以讨論的。”（達比1946年2月在利物浦大學的演講）舊的地理是新的地理的基礎。我們今天大講“一帶一路”，所用的概念難道不是來自曆史嗎？

  相對來說，技術性的東西，不需要曆史，例如引水路線，不需要古人告訴我們，拿現代儀器一測，清清楚楚。曆史中的宏觀地理大勢，這是儀器測不出來的。例如，永定河的引水路線怎樣走好，我們不需要古人說（雖然古人做過），現代儀器可以更精确地告訴我們。但永定河在曆史上糟糕的表現，卻是需要曆史地理研究告訴我們，引起我們警覺的。

  曆史地理研究還可以服務于曆史文化遺産保護工作，在這個方面的例子很多。國内一些省市邀請曆史地理學者進入政府參事室工作，主要就是要他們發揮這個方面的作用。在歐洲，曆史地理學者有較多的參與城市規劃建設的機會，他們在研究與制定曆史遺産保護法規上發揮着較大的作用。

文彙報：曆史和地理知識，基本人人都有，但“具有知識”不代表“明白道理”。在剛面市的《給孩子的曆史地理》中，您也提到了“知識”和“道理”的區别，您希望讀者從這本書中有怎樣的收獲？

唐曉峰：中國人，每個人都有一份曆史地理标簽，那就是祖籍。你可能根本沒去過那兒，但你屬于那兒。每個人也都願意了解祖籍，這就是曆史地理學習。曆史地理離每個人并不遠。

  寫《給孩子的曆史地理》是一個嘗試，在少年兒童讀物中還沒有這個題目，他們能不能讀進去，要看實際情況了。不過，至少，讓他們知道有這樣一個知識門類，有這樣一種啟發智慧的方式。地理裡面有智慧，這是我最想讓他們知道的，所以我反複講，地理不光是知識，還有道理。道理離不開知識，知識要組合成道理才更有意義。

  對于少年兒童的教育，我是外行，但總有一種感覺，那些讓孩子看一本扔一本的書，并不是最好的讀物。少年兒童應該有一些能夠伴随他長久一些的讀物，這樣的讀物會引導出一條知識路徑。曆史地理應該是一個吸引人的領域，這些知識不僅僅對孩子成長有益，對成年人，也可以在加深閱讀中獲得更深的對世界、社會、生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