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訪談|中國面臨國際環境的變與不變
張藴嶺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當前國際形勢持續發生複雜深刻的變化，傳統的工業化發展方式難以為繼，迫切要求人類改變發展範式；新的科技革命帶來的智能化使人類的生活和生産方式産生重大轉變，催生新的經濟運行方式；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推動現行國際體系變革，中美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促使美國發起了針對中國的全面競争戰略；新冠疫情也給全球化帶來了新的挑戰……這樣一些變化，如何影響我們所處的國際環境？中國還是不是處在戰略機遇期，又面臨哪些新的機遇和挑戰？為此，本刊特約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張蘊嶺。
《領導文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自身所處國際環境有何重大判斷？這些判斷有無階段性特征？
張蘊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于自身所處的國際環境的判斷是有階段性特征的，同時我們所有大的政策改變，都是建立在我們對國際環境的重大判斷的基礎上。
我認為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我們決定改革開放。當時我們的一個重大判斷就是鄧小平的一句名言——“戰争的危險還是存在的。但是和平力量的發展超過了戰争力量，争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我們判斷新的世界大戰一時打不起來，我們可以争取和平發展環境。這個判斷代表着兩種含義，一個就是我們可以把主要精力轉向發展經濟；另一個是我們主動開拓外部關系，創建對我國發展有利的國際環境。因此，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積極地推動改善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其中主要是改善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同時加強對外開放，而且經過我們的努力，我們也逐步地改變了當時我們所處的發展環境，由封閉走向了世界。 第二個階段就是90年代我們經過談判努力争取加入WTO，同時也積極開拓對外關系，進入世界市場。這一階段我們可以稱之為開拓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的一個基本判斷就是，中國能夠更好地利用外部資源，擴大中國對外開放的機會，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經過艱苦的努力，終于在2000年完成了談判，加入了WTO，由此，取得了進入世界市場的入場券。有了這個基礎，中國在世界市場的空間擴大，加強了與外部的聯系。 第三個階段是從新世紀以後，我們到了一個發展、提升、創新的階段。特别是“十四五”規劃，中國确立了“雙循環”新發展戰略，減少對外部市場拉動經濟發展的依賴，創建并利用好國内市場的能力來支撐中國的發展，以自身的發展深化與外部的聯系。這樣，中國的發展由以前的外部動力為主，轉變為内部動力為主，靠創新發展提升國内和國外聯系的能力。“雙循環”是新世紀以來我們進行的大的調整，也是考慮到外部環境的變化。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階段，我們都有不同的發展定位，也與外部的國際環境變化相适應。《領導文萃》：
“十四五”規劃提到，中國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這該如何理解？
張蘊嶺：我認為戰略機遇期的含義包括内部和外部兩個方面。
内部方面，就是指自己本身的定位，對于自身發展是不是一個戰略機遇期。前面提到中國進入了以國内市場為主的新發展戰略，靠動員國内消費和創新的雙機制來發展經濟。我們對未來有明确的規劃，就是到2035年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新目标和為此采取的政策措施提供了自我定位的戰略機遇期的基礎。 外部方面，是指外部的國際環境。中國是一個和世界經濟高度接軌的經濟體，所以外部環境對我們發展的影響是很大的。現在争議比較大的問題是我們的外部環境變了，國際環境的戰略機遇期還有嗎？我認為，變的是局部，不是全部。美國力圖把世界與中國分開，這在局部可能有影響，但大部分不開，就是美國自身也與中國分不開，中國的空間還很大，世界大多數國家需要與中國發展關系。 新科技革命應該說是一個很好的戰略機遇期的環境。外部環境的一個機遇就是科技革命在世界的發展，拉動新的一輪增長、新的一輪創新。如果說過去的科技革命，中國是被動去銜接的，主要還是在利用外部的科技發展，那麼這一次我們應該是具備了自己創新的能力，在一些方面，特别是在信息數字方面，我們是走在前面的。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好地在世界市場中發揮作用，通過我們的努力來創建新的環境。 還有，盡管存在諸多矛盾沖突，特别是大國競争使得發生戰争的風險增加，但是，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包括大國，不希望發生大的戰争，希望維護和平的大局。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可以通過自己的影響力，團結其他國家，維護穩定的大局。發展中國家需要良好的發展環境，不希望發生戰亂，也不希望世界分裂。 與以往不同，如今幾乎沒有國家願意加入對抗性集團，助推對抗和引發戰争。盡管美國極力組建基于價值觀的團隊，與中國開展戰略競争，但支持與中國對抗的國家甚少，都願意繼續維護與中國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維護世界市場開放大局，維護世界穩定與和平的大局，還是主流意識。 從這個角度來說，世界和平發展的大格局還是有望保持的。《領導文萃》：
新冠疫情對世界的影響仍在持續和深化，請問從國際環境的角度考慮，疫情對中國有何影響？
張蘊嶺：新冠疫情對中國影響是很大的。
首先，是疫情的擴散導緻我們必須采取限制措施，導緻國内很多正常的人際交流、經濟交往、經濟活動，都受到了限制。 其次，疫情是涉及全世界的，導緻我們跟外部的很多正常的聯系都被阻斷了，而且疫情又是久拖不解，目前我們還不知道疫情什麼時候能夠完全消除，所以當前的一些隔離限制措施還會持續。盡管一些報告預測今年的經濟增長率相對比較高，但是要看到這種高增長是相對于以前那種負增長、零增長的情況來說的，是一種恢複性的。疫情的影響還體現在：許多企業一旦陷入停頓，債務增長，市場丢失，供應鍊斷裂。這些需要重建，許多可能難以再恢複起來。 從整體形勢考慮，如前面提到的，各個國家在疫情暴發之後都在反思，在開放的情況下，如何保證國家的發展安全問題。我們自身也在考慮這個問題，同時外部的世界也在考慮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原來的一些正常的渠道、正常的交往、正常的分工，特别是一些技術的合作，可能都會被其他國家借發展安全的考慮進行限制。特别是美國推動的對華全面戰略競争，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會制定各種限制措施。 再次，我們企業走出去的勢頭在擴大，對外投資大幅度增加，許多國家出于對中國的擔心，可能會以發展安全為理由對中國的公司進行限制，對中國參與的承包、投标等活動設置各種各樣的障礙。比如像印度，就以安全為理由對中國的投資采取諸多限制。還有，在這種形勢下，一些合作機制可能會“空心化”，即缺乏實際的合作内容。比如亞太經合組織的發展，美國不再那麼投入，更重視印太戰略；還有金磚合作機制、印度對華政策、南非國内局勢也會受到美國政策的影響。 面對當前這種情況，我們也不能過于悲觀。盡管每個國家都受到了疫情以及外部環境的影響，但我們也要看到，世界開放的大格局還沒有發生根本性的逆轉。所謂逆轉，就是指對外開放不再是政策的主導趨勢了，不再推動多邊體制了，不再推動區域的發展了。 事實上，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下降主要還是疫情本身造成的。各國的一個基本共識是，不能關起門來，世界需要維護開放與合作的大趨勢。你可能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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