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的人為決黃事件:扒開黃河淹死20萬人,近千萬人無家可歸
無論如何,杜充都是兩宋之際一個“重要”的人物。他是今河南安陽人,進士出身,官至南宋初年宰相,但最終卻投降金國成為叛臣。《宋史》這樣評價他:“喜功名,性殘忍好殺,而短于謀略。”但這分明不是他的全部,面對黃河,他稱得上是一個遺害千年的人。
一個人要做很多好事非常難,但一個人要做很多壞事卻非常容易。
紹聖年間(1094年—1098年),杜充考中進士,累次升遷至考功郎、光祿少卿,後出任滄州知府。靖康初年,加任集英殿修撰,又複任滄州知府。集英殿是北宋皇宮宮殿建築之一,其始建于趙匡胤初年,原名廣政殿,1032年更名為集英殿,宋徽宗政和五年又改名右文殿,是皇帝策試進士和每年舉行春秋大宴的場所(主要作為宴殿和策試進士使用)。修撰是官名。政和六年(1116年)置。用以尊寵六部權侍郎之補外官者,低于侍制一等。也就是說,杜充被調到汴京城(今河南開封)做了一陣子京官,又回到滄州掌一府之政令了。
從開封到滄州即使今天走高速也要五百多公裡,需要五六個小時,但對杜充來說卻是一個太平與不太平的距離,汴京城裡歌舞升平,滄州卻有些不太平。為何?當時,金人南侵,從燕地(今北京)而來寄居在滄州之人很多,杜充分不青紅皂白、不論男女老幼,将他們全都殺害。理由是,杜充懷疑這些人是金人的“内應”。
殺了人,升了官。建炎元年(1127年),杜充升任天章閣待制(皇帝的文學侍從官,除日常輪值外,還要随時随地聽候皇帝的召喚陪從,應酬詩文)、北京大名府留守(皇帝行都和陪京設置的官員,總理錢谷、軍民、守衛事務),後遷任樞密直學士(随侍皇帝以備質詢并執掌樞密軍政文書的樞密院官職)。提刑郭永(宋代特有的一種官職名稱,相當于法官兼檢察官,提點刑獄公事)曾經提了多個建議給杜充,杜充不聽。無奈了,郭永諷刺杜充說:“你這個人有志向卻沒有才幹,喜好名聲卻沒有實際舉動,驕蹇自用卻想要得到聲譽,讓你擔當重任,難以到終了。”沒想到,這句話後來應驗了。
北宋宣和七年(1125),宋金聯合滅遼後,大宋王朝成為迅速崛起的金朝又一個獵取目标,很快便有了宋朝的曆史上金軍兩次攻破開封的經曆。
第一次是,靖康元年(1126年)1月27日,完顔宗望軍渡過黃河。第二天攻下滑州(今河南滑縣),1月31日,包圍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開封)。因汴京守禦使李綱抵抗得力而未能破城。二月,脅宋以康王趙構、太宰張邦昌為人質,割讓太原、中山、河間(今屬河北)三鎮議和。當時,十分害怕宋徽宗思來想去,決定将皇位禅讓給太子趙桓。可是不管徽宗怎麼禅讓、大臣如何勸進,趙桓就是死活不肯。在此期間,堂堂太子哭得死去活來,還多次昏厥。趙佶一咬牙,讓人将他擡上龍椅,接着就是群臣朝拜。就這樣,趙桓在昏厥中成為了北宋的末代皇帝。禅讓結束後,宋徽宗終于松了口氣,逃到揚州繼續過他的好日子。而新皇帝宋欽宗,則全程參與了第一次“東京保衛戰”。
金軍第二次攻宋之戰是宋靖康元年八月,金太宗再次發兵攻宋,以宗翰為左副元帥、宗望為右副元帥,分西東兩路進軍。西路宗翰軍猛攻太原,九月初破城。接着攻戰汾州(今山西汾陽),繼破威勝(今沁縣)、隆德(今長治)、澤州(今高平)。十一月,進至河陽(今河南孟縣),與宋軍12萬隔河對峙。東路宗望軍于十月在井陉(今河北井陉)打敗宋将種師道所部軍,進克真定(今正定),亦渡過黃河,進至東京(今河南開封)外圍。宗翰軍攻降河陽、鄭州等地後,于閏十一月初到達東京附近,與宗望軍會師攻城。
城中軍民奮力抵抗,多次打退金軍進攻,但守軍也死傷過半,各路援軍又受阻,難以到達,故東京終被金軍攻破。宋欽宗率大臣到金營投降。宋将範緻虛等率步、騎兵20萬欲救援東京,行至鄧州(今屬河南)千秋鎮,遭金将婁室所率騎兵沖擊,不戰而潰,退入潼關。金軍進入東京大肆搶掠後,于二年四月擄宋徽宗、欽宗及後妃、太子、大臣等數千人北去,并建立張邦昌僞楚政權。北宋遂亡。
在金軍第二次伐宋攻破開封前夕,杜充鎮守北京大名府,治所舊址在今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東北。大名府人傑地靈,在曆史上曾為府、路、州、道、郡治所在地。大名府春秋時代屬衛國,名“五鹿”,是曆史上著名的“五鹿城”。戰國時期屬魏國;秦朝為東郡;漢朝為冀州魏郡;三國魏陽平郡;北周魏州;唐為天雄軍治,唐德宗建中3年(公元782)改稱大名府。五代唐曰興唐府,後晉曰廣晉府,又為天雄軍,後漢改為大名府,後周因之,宋仁宗慶曆二年(公元1042)建陪都史稱“北京”,是宋朝的陪都,大名府人口達百餘萬。
大名府是當時黃河北面一座重要的軍事重鎮,有“控扼河朔,北門鎖鑰”之勢。就是說,它掌控着黃河以北的大片疆土,把守着宋都的北大門。堅守住大名,就堵塞了敵人南渡黃河的通道。
早在宋仁宗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契丹在今北京東部的薊縣、通縣和唐山一帶,集結重兵,伺機南侵。消息傳到宋都東京,朝廷文武官員緊急商量對策。很多人主張把京城西遷洛陽。還有人主張講和。丞相呂夷簡曾在大名府為官,十分熟悉黃河以北的情況。針對這些西遷派和講和派的言論,他講出了一段與衆不同的話:
使契丹得渡過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強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宜建都大名,示将親征,以伐其謀。
呂夷簡的意思是說:如果皇上遷都洛陽,使契丹不加抵抗渡過黃河,那時,城牆再高,城池再深,也難以阻擋敵人的進攻。契丹人是碰見了強硬就害怕,遇見膽小的就欺負。匆匆忙忙遷都洛陽,是向敵人示弱,難以顯示朝廷的威力。應該建都大名,表現出皇上要親征的決心,這樣才能粉碎契丹南侵的圖謀。
宋仁宗采納了呂夷簡的正确主張,于當年五月就把大名府建為都城,定名“北京”。契丹聽說宋朝在大名建立了陪都,果然心裡膽怯,就打消了這次南侵的念頭。于是新建的陪都北京成為宋朝第四個京城,史稱北京大名府,既有“外城”,又有“宮城”。外城周長雖然沒有唐朝時的80裡,但也有48裡之多。宮城,周有3裡,建設得相當雄偉壯麗。《水浒傳》中稱它“城高地險,塹闊濠深”;“鼓樓雄壯”,“人物繁華”;“千百處舞榭歌台,數萬座琳宮梵宇”;“千員猛将統層城,百萬黎民居上國”。
鎮守這樣一個重要的地方,面對金軍來攻的嚴峻形勢,杜充沒有絲毫的準備不說,反倒吹輕飄飄、美滋滋地吹起牛來,聲稱“帥臣不得坐運帷幄,當以冒矢石為事”,仿佛自己就是韓信再世,不但能運籌帷幄,還能親自帶兵上陣。但到金軍到時,他卻害怕了起來,不敢與之交鋒。
1128年,杜充擔任東京開封府留守。此時已是建炎二年,靖康之變發生後,北歸而來的趙構從河北南下到陪都南京應天府(河南商丘)鴻慶宮祭祀趙宋祖廟,在宮殿内即位,改元建炎,南宋建立。面對掃蕩而來的金軍,杜充竟然想到了“決黃河,由泗入淮,以阻金兵”。
《宋史》:宋建炎二年“壬寅日,東京留守杜充聞有金師,乃決黃河入清河以沮兵,自是河流不複矣。”
《續通鑒》:“東京留守杜充,聞有金師,乃決黃河入清河以沮敵,自是河流不複矣。”
看着軍事地圖,杜充想像着在黃河河道上扒開的那個大口子,似乎看到很多的金兵都被河水沖走了,沒沖走的在泥濘地裡也都走不動了。于是,說幹就幹,幾乎沒什麼猶豫,他就命人讓黃河決堤了。決堤的地方是今滑縣李固渡。
根據史籍記載,從唐末開始,黃河下遊逐漸淤高,至11世紀初,在今山東商河、惠民、濱州市縣境内,黃河又“高民屋殆逾丈”。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公元925年),築酸棗遙堤,以防河決。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河決于酸棗(今延津)。後晉帝開運元年(公元944年),河決滑州(今滑縣),溢酸棗(今延津)。宋太祖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河決韓村(延津北),水東流彭城入淮。北宋慶曆八年(1048年),黃河決堤改道,成為第三次大改道,形成北流與東流并存的局面。北流經今滏陽河與南運河之間,下遊合禦河(今南運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1060年,又分出一流經西漢大河古道、笃馬河(今馬頰河)入海,稱二股河。此間,河道仍然經過延津境内,直至北宋末。
簡單說就是,1048年(北宋慶曆8年),黃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濮陽東)決口,河道重新回到天津附近入海,史書上稱為“北流”。“北流”後來又分出“東流”,在今山東的無棣入海。這就是北宋大緻的黃河故道。
杜充扒開黃河,使黃河由泗水奪淮入黃海,造成黃河真正意義改道南流,并在其後持續七百多年,直到1855年清鹹豐年間蘭考決口複流北上濟水入海(現今黃河河道)。在這七百多年中,由于南流水道較黃河原河道又窄又淺,黃河水含沙量又大,所以數百年間河道飄忽不定,一會兒泗水,一會兒渦水,一會兒汴水,一會兒颍水,使得黃淮流域飽受水患,黃泛區的遺患成為漫長的存在。這也是曆史上人為扒開黃河,造成損失最大的一起事件。
杜充決河,在兩宋史料中沒有任何記載說明決河起到了阻止金軍南下作用的記載,金軍依然攻城掠地。也就是說,杜充決河沒有淹到金軍,大水漫灌,淹到的都是當地百姓。杜充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導緻河南、山東、安徽、江蘇一帶淪為沼澤之國,當地百姓被淹死二十萬以上。因流離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死亡數倍于此。北宋時最為富饒繁華的繁華的江淮地區,在黃河決堤的洪水毀于一旦。近千萬人無家可歸,淪為難民。曾經歌舞升平的地方,變成人間地獄。此後,黃河或決或塞,人民遷徙無定,遷徙的範圍,主要在今豫北、魯西南和豫東地區。
未完待續。本文圖片來自網絡,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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