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東方“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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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是專家？這個小夥子是專家？”一位老師用眼神找了一圈，仿佛剛看到孟繁飛的樣子，故意拉長調子哦了一聲說，“跟我兒子差不多大。”

現場氣氛瞬間冷了下來，孟繁飛尴尬極了。

東北邊境城市。22歲的尹葆祺站在講台上，高一開學的第一堂英語課還沒正式開始，他就蒙圈了——

他在熱場時發現學生似乎不會拼讀單詞。為了證實這個想法，他直接發問：

“完全沒學過音标的，請舉手。”教室裡十幾隻手舉了起來。原來初中老師沒教音标，尹葆祺心裡有點沉。

“認識一些音标，能試着拼（讀）一下的，舉手。”又是十幾隻手猶豫着豎起來。

“根據音标，基本可以自己讀單詞的，舉手。”大約還是十幾隻手。

老教師給尹葆祺打的那些預防針在這一刻全然失效，情況比他想象中的還要糟糕。尹葆祺的一腔熱情被憋在胸口，不上不下，堵得慌；新教案也寫不出來——面對這樣的英語底子，之前準備的教案顯然用不上了。

他所在的學校是當地一所重點中學，但英語教學注重“拿分”，學生通過機械背誦與記憶，就有辦法拿高分，“就像你把香蕉剝好了，他們吃一口就行，不問出處”。

這是2011年發生的事，初出茅廬的尹葆祺倍感受挫，教學壓力陡增——隐約覺得哪裡不對，卻無暇深思，每6-8個課時完成一個單元學習的教學進度不等人。

22歲的生活就像一輛剛上路的新車，剛啟動就熄火了。你除了捶打方向盤後繼續啟動，還能怎麼辦？

01

偷偷教音标的老師

“如果你在英語作文裡看到過漢語拼音，那就沒什麼還能打擊到你的了。”尹葆祺決定向傳統教學方式妥協。事實上，他的原話是“屈服”。

應試教學下的成績提升的确明顯。在這裡，沒人遮掩學習英語的功利目的。

尹葆祺觀察到，理科班的自習課上，幾乎無人掏出英語資料；絕大部分同學連英文字典、英語語法等基礎工具書都沒有。這位年輕的班主任在家長會上，苦口婆心地勸家長“必須重視起來”。

“他們不是沒錢買，是不買。零花錢甯可買零食喝奶茶，也不買工具書。”

學生和家長隻盯着分數。在他們眼裡，能聽懂英語、或與外國人交流，對高考的幫助不大——自2015年起，黑龍江省普通高考外語的聽力成績不計入總分，僅作為錄取參考。

工作的前八年，尹葆祺在有限的空間裡折騰着，試圖捅破“啞巴英語”的局面——先利用晨讀，花半個月時間把國際音标教一遍；然後是在自習課上“讨10分鐘”，承諾說完就走。他在十分鐘裡可以教幾個詞彙、或幾個短語、或一個語法知識，外加展示幾道高考題或模拟題。

2012年，剛剛走上講台的尹葆祺

年輕老師的激情就在這樣的日子裡消磨殆盡，反複陷入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的情緒中，所有的參照物都指向“他不對”。

尹葆祺忍不住想：我是不是照他們差很多？

他們是指教齡長的老教師。在當地，年輕教師的數量很少，“待遇差，不愛來；這裡又冷又遠，原有的年輕老師也慢慢考到南方城市去了……”尹葆祺沒得選，他需要就近照顧家人。

真正獲得答案是在2019年8月。

這座邊境城市組織100餘名英語老師參加新東方的“燭光行動——新東方教師社會責任行”公益培訓，尹葆祺就在其中，為期4天的課程中，他搶坐在階梯教室前兩排，頻繁舉手互動；别人舉手機拍課件内容，他全都手抄在本子上——這是他工作九年來第一次參加的大型培訓，更重要的，是他曾經的教學思路在這場培訓中得到了印證——

“我發現我的解題思路确實比别人好。”尹葆祺頓了頓又自語，“我還是可以的。”

一位新東方老師側重于教學方法，一位側重于解題方法和寫作。尹葆祺越聽越興奮，封閉多年的感官被重新打開，自信與熱情歸位。“就像一輛開了九年、十年的車，本來都要換掉了，現在又上路了。”

他甚至想，再過些年，如果能以講師身份去為其他老師做培訓，“真挺有意義的”。區域教育發展中的不平衡問題存在多年，均衡并非朝夕之事，需分階段逐步解決。直到2020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的提案仍聚焦城鄉教育均衡。

俞敏洪的切入點是“老師”。他多次提到鄉村教育的重點在教師，“培訓好一個老師，就能帶好一班學生，繼而帶動一片地區的教育。”

但在真相面前，人們的想象力總是顯得匮乏。

2019年11月底，俞敏洪應邀前往西北地區考察，到一所鄉村小學發現教室裡的孩子小手冰涼。校長笑容窘迫——電暖氣太貴，電費更是付不起，俞敏洪當場捐資，把設備和電費都解決了。與教師座談時，俞又問老師們需要什麼，得到的回答是最需要培訓的機會。縣領導聽到後立刻補上一句：全縣老師都需要（培訓）。

新東方對欠發達地區的英語教師進行義務培訓始于2004年。直到2008年，民盟中央的加入，公益活動才被正式命名為“燭光行動——新東方教師社會責任行”。十餘年間，燭光點亮全國100多個地區，對3萬餘名鄉村教師進行了全科教學培訓，上百萬農村孩子因此受益。

然而，不是所有幫助，都受到了歡迎。

02

不受歡迎的老師

2014年，坐标依舊東北。孟繁飛在一場英語教學交流座談會上如坐針氈。

當時他才28歲，是新東方雅思老師，風趣幽默，在當地做了幾場英語學習講座，頗受學生喜歡，因此受邀把先進的教學理念與方法分享給當地英語老師。在座談會上，孟繁飛被介紹為“教學專家”。

“哪位是專家？這個小夥子是專家？”一位老師用眼神找了一圈，仿佛剛看到孟繁飛的樣子，故意拉長調子哦了一聲說，“跟我兒子差不多大。”

現場氣氛瞬間冷了下來，孟繁飛尴尬極了。

在座約一半的老師在四十歲以上，另一半也在三十歲左右——和尹葆祺說的情況類似，東北小縣城留不住年輕教師。現場有老師話帶諷刺：“小孟老師講得可好了~~學生都不願意聽我講課了，一聽就說我發音不對。那您别走了，再留下來多上幾天課呗~~”

最終，這場不受歡迎的座談會草草收場。

明明是無償提供幫助、分享教學方法，結果卻不受待見。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隻用了幾節課的時間，就摧毀了他的老師在學生心中的偉岸形象。”孟繁飛想了很久才明白，“支教其實是件非常殘忍的事情。”支教老師不可能永遠陪着孩子，能做到這一點的隻有他自己的老師。

想通後的孟繁飛把做公益的視角從學生轉到了老師身上。2019年，他加入“燭光行動——新東方教師社會責任行”，在9個支教目的地中，選擇了離家較近的一座東北邊境城市，對當地小學英語老師進行公益培訓。

“部分教師缺乏英語專業學曆背景，英語基本功不過關，英語發音不标準。”這份簡單的區域農村英語教師側寫，出自2018年開展的新時代黑龍江省農村英語教師專業發展研究。

面對這些問題，孟繁飛是有準備的。備課前，他買來當地的英語教材進行研究；他決定現場糾正老師的發音誤區——錯誤的發音，将直接影響學生的英語聽力和單詞記憶。

約150人的階梯教室被坐滿。下面坐着教齡十幾、二十多年的老師，你能從筆記裡看出他們的認真，也能從筆記裡看到他們毫無所覺的錯誤語法和錯誤拼寫；第二天的課堂上還能看到一些小學生的面孔，那都是當地老師的孩子——這麼好的課堂不聽可惜了。

下課後，老師們從階梯上湧下來，擠到孟繁飛周圍交流、提問。各種問題都有，但不難回答，除了那個把和都弄混了的問題讓他愣了神。

孟繁飛在為鄉村教師上發音課

培訓課堂上，僅僅是地道的英式英語發音就讓當地老師止不住地欽佩。“耳目一新”、“茅塞頓開”、“诙諧風趣”是很常見的評價語。新鮮又生動的教學方式讓習慣了刻闆教學的老師們陷入反思——差距太明顯了。

“一節枯燥乏味的課變得生龍活虎，知識的難點變得淺顯易懂。”這是“老師”對“老師”的評價。有着20年教齡的當地老師“服了”80後教師：“老師講的題型我們都做過，但之前隻停留在方法技巧層面，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另外，他講的東西很實用，對于提高解題速度幫助很大。”

3天的培訓後，孟繁飛的手機裡熱鬧極了。他與145位當地英語老師互加微信，把課堂延續了下去。

03

這裡沒有英語課

2018年，俞敏洪在兩會的小組發言中提出：“中國城鄉教育和東部西部地區的教育差距越來越大。”不少人對這個趨勢的判斷表示不解和懷疑。

總有一些真相沒有抵達人們眼底。

2017年，昂格大學畢業，他想回老家青海省玉樹州稱多縣的村校當英語老師，讓孩子們通過另一門語言看看外面的世界。但全鎮的小學均未開設英語課，昂格隻能教數學和語文。

當地小升初英語考試，孩子們答題全靠“蒙”。

青海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馬強在2013年的一次調研中指出，青海省青南地區師資缺口大，教學點分散，有些鄉鎮村小由于無英語教師，英語教學呈停滞狀态。

青南地區的英語教育表現出很大的獨特性和區域性。“對藏族學生來說，既要鞏固發展自身語言文化，還要學習漢語文化，再加上英語學習，這三種語言交織在一起，并要達到運用自如、融會貫通，其壓力可想而知。”馬強認為，最重要的是改善師資隊伍、改進教學方法、改變現有教育理念、改變學生的文化意識。

2020年3月，北京新東方公益基金會針對青海、甘肅、甯夏等全國20個省份的500所鄉村小學所做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英語學科師生比均值為1:227，有的學校甚至達到1:2400。

這是“燭光”也無法抵達的地方。發達地區不斷加速的教育發展，讓區域間教學差距被急速拉大。2016年6月，新東方嘗試用互聯網技術，為貧困地區的中學輸入教學内容，開展師資培訓，拓展支教活動的時間和空間邊界。

2017年10月，新東方通過網絡向貴州某縣城接入高考學習系統——新東方的高考老師在屏幕的另一端為他們講課。這是一個本科錄取總人數不超過40人的縣城。其中，考上一本6人，二本和三本共28人。

次年高考，該縣的一本錄取人數達到60人，考取二本和三本的總人數為308人。“太牛了！”俞敏洪自己都忍不住低呼。這件事給他帶來了巨大的成就感，真正改變了農村孩子的命運。

2019年，新東方“雙師課堂”落地玉樹州稱多縣稱文鎮寄宿中心小學。昂格在朋友圈看到了這所學校招聘英語輔導老師的信息，立刻奔赴200公裡，成為這所學校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英語老師。

臨聘老師的身份并沒有影響昂格的教學熱情。

一堂英語雙師課，需要由輔導老師昂格和新東方的遠程老師共同完成。昂格負責管理課堂，把老師講過的單詞和句子抄在黑闆上，每當遠程老師提出問題，昂格便舉起麥克風讓孩子們回答。課後，昂格負責批改作業、每周的單元測試卷，監督學生完成對話練習，并把有代表性的作業、試卷和對話視頻上傳到群裡，便于遠程老師随時了解學習效果。

直播課在三到六年級同步展開，每個年級每周2節課。由于所有學生都是零基礎，上半學期統一學習三年級課程，從26個英文字母學起；下半學期，每個年級獨立上課，開始區分教材和難度。

昂格配合北京新東方老師，撐起了全校四個年級的英語課

課堂上，昂格會跟小學生一起跟讀、做筆記，從最基礎的語法、發音開始，重新鞏固英語底子。直播課結束後，他再把課程視頻保存下來，揣摩、總結教學方法，并在自己的課上應用——為了幫學生鞏固學習内容，每個年級每周額外加了3到4節英語課，由昂格獨立上課。

昂格加了所有授課老師的微信，經常與他們切磋讨論。他把雙師課視為“寶庫”。

從某種意義上說，昂格與他的學生起點一樣——無論是教與學，都是第一次接觸英語。但昂格老師需要“搶跑”：每周五，他與遠程老師一起線上備課，提前了解全校四個年級一周英語課的知識點。

在“雙師課堂”，昂格偷師了很多東西，譬如如何安排課堂順序、如何通過遊戲練習單詞的音、形、義，如何鼓勵學生，活躍課堂氣氛……當他把這些答案運用到自己的獨立課堂時，教室裡笑語不斷。

昂格本不是個絮叨的人，最愛叮囑學生的話是：“這麼寶貴的資源，一定要珍惜。”學生們便交出越來越多的高分卷子，無聲回報屏幕内外的老師們。

少年昂格的夢想是出國留學，他一度将微信的地區設置成“英國倫敦”。成為英語老師一年後，昂格的夢想改了，他想幫助他的學生去留學，因為“這是我給他們最好的禮物”。

04

“教室裡炸了鍋”

海拔4500米的稱文鎮“雙師課堂”還留住了一個原本要辍學的孩子——香巴。

香巴姊妹八個，他和兩個姐弟都在昂格所在的學校讀書，但家離學校有100多公裡。三年前，為了上學方便，全家搬到了離縣城15公裡的鎮上，父母則為一家牧場打工。

香巴平時住校，隻有節假日回家。回家後需要幫父親放牛，幫母親擠牛奶、撿牛糞、做酥油，照看弟弟妹妹。酥油大部分要上交，兩大麻袋幹牛糞隻能賣十幾塊錢。一個月下來，全家收入不到2000元。

課堂上的香巴眼睛裡沒有了光彩，他不知道老師講的東西，和放牛、撿牛糞的生活有什麼關系。未來如同那片牧場，無邊無際的重複着，讓人一眼望穿。

2019年寒假開學後的一個周一，香巴坐在爸爸的摩托車上，留着淚不肯下來——他不想上學了。最後是校長和老師好說歹說把他勸進了學校。

最終把香巴留下來的是“雙師課堂”，而且，這個從不舉手的人開始大聲回答問題了。

孩子們在英語雙師課上是最瘋的。每次上課，教室裡就像炸了鍋，笑聲、尖叫聲此起彼伏——原來老師可以這麼溫柔、有趣，原來可以和北京的老師“隔空”對話，原來上課還可以做遊戲、猜謎語、看動畫，原來外面的世界這麼大……香巴很興奮。

昂格為了鼓勵他繼續讀書，任命香巴為英語學習委員，由他負責管理設備、收發作業、試卷，組織早讀、小組對話。

昂格（中）和香巴（左）

2019年12月開始，新東方外教加入雙師課堂項目，外教直播課被定期帶到全國20多個貧困縣的鄉村小學。有線下老師反饋：“孩子們興奮極了，很多孩子不能全部聽懂，但是很感興趣。為了能跟外教對話，平時學習勁頭更足了。”

截至2020年春季學期，新東方通過雙師公益課堂，将教育資源輸送到全國103個貧困縣的293所中小學，累積惠及2868名教師、11.7萬人次中小學生。

後來，再放牛的時候，香巴會揣一本英語書，沖着牛群時不時喊幾個單詞。2020年8月，該校小升初考試成績公布，香巴英語考了全班第三名。今年，初一在讀的香巴成績在班級名列前茅，少年腦中的辍學念頭再無蹤影，曾經的放牛娃重新規劃了自己未來：出去讀書，然後回來當一名英語老師。

香巴（右一）現在的夢想是當一名英語老師

在玉樹州稱多縣，放牛是藏民重要的工作之一。

比香巴低兩個年級的松曲家裡養了20多頭牦牛，這是家庭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松曲的母親和舅舅為了趕牛，每天5點出門、晚上7點才回。而需要念書的松曲和年邁的爺爺則被留在家裡。

學校的作業很快就寫完了，學習借回來的書也很快看完了，5年級的松曲周末常常跟爺爺一樣，坐在屋裡發呆。他喜歡踢足球，但在家都是一個人踢球——壘起一些石塊，當作防守隊員、當作球門，就這麼一個人盤帶着足球射門。玩了一陣後，松曲又坐着發呆。

鄰居都陸續搬到稱文鎮上去了，但松曲一家離不開草場。每周一都需要沿着通天河向東行30多公裡抵達學校，稱賽段道路不好走，多盤山而建，受雪災、塌方等自然災害影響經常癱瘓。

但上學讓松曲很開心，隻有在學校他才能跟小夥伴一起踢球。松曲是稱文鎮寄宿中心小學足球隊的門将，也是小隊長。

知道他喜歡足球，于是谷田給他寄了一個，一起寄過去的還有巧克力。松曲把巧克力給全校師生都分了，每人兩塊，他自己留了3塊——吃了一塊，另兩塊帶回家給爺爺和母親嘗了嘗。

松曲收到了來自北京的足球和惦念

每個人都說“謝謝松曲”，最後大家都知道松曲有個遠方的大姐姐。谷田是新東方公益基金會秘書長，也是松曲的“大朋友”。

這種聯接始于2019年10月，新東方啟動了“我的大朋友——新東方鄉村兒童一對一助學計劃”。這是比較罕見的公益項目設計，“因為太難操作了。”谷田列舉了立項初期被反複讨論的幾個問題：與以前的公益項目相比，它的幫助是不是太“虛”了？它的效果如何評估？項目周期是不是太長了？

但當人們真切地想要給予幫助時，任何困難都不會比困苦本身更難。

05

一輩子的大朋友

20多年前，俞敏洪為新東方提的第一句口号叫做：“讓孩子走向世界，把世界帶回中國”；後來又提了第二句口号：“做出國留學的橋梁，歸國創業的彩虹”。那些年，新東方做的事被俞敏洪定義為“錦上添花”——幫助家庭條件優渥的孩子變得更好。

後來，俞敏洪把更多精力放在“雪中送炭”上，幫助困苦的孩子，獲得希望。“這比把一個孩子送到國外去，更牛。”公益讓俞敏洪“上了瘾”，并視之為後半生的使命。他把“錦上添花”賺到的錢，投入到“雪中送炭”的項目中去，在新東方内部，他笑稱這是“殺富濟貧”。

他順着這個思路構思了一個公益項目的雛形：讓一個客戶家庭認領一個農村孩子，可以見面，也可以不見面。

這大約是“我的大朋友”項目的前身。但真正的“大朋友”項目更聚焦于鄉村孩子的精神陪伴。“對未來的世界來說，我們要做到是對中國一代又一代人孩子精神世界的培養，這涉及了我們中華民族精神的未來走向。”俞敏洪記錄下這個想法是在2018年。

2019年，新東方篩選出的“大朋友”與來自西部鄉村地區的4-8年級的兒童一一結對。在項目手冊中，“大朋友”被規定通過手機、兒童手表、電子郵件等形式與幫扶對象進行遠程交流，并結合寒暑假支教、實地探訪等，成為鄉村孩子生活、學習中的良師益友。

孟繁飛就是青海省玉樹州稱多縣紮朵鎮初一學生卓瑪求增的“大朋友”。剛開始跟卓瑪求增聯絡時，對方警惕性很強，竟然打出了好幾個單詞讓孟繁飛朗讀，試探這個自稱“新東方英語老師”的人。慢慢熟稔後，卓瑪求增活潑多了，對北京生活的好奇也主動表達了出來。

孟繁飛的結對小朋友卓瑪求增（右二）

孟繁飛想給她寄一些書包、書本和一些實用的生活用品。結果問了一圈物流發現，卓瑪家是在快遞無法送達的地方——在百度地圖上，這也是一條程序無法規劃出來的路線。最後經卓瑪家人指點，孟繁飛通過當地的私人物流轉寄才把包裹寄到。

收到禮物後，懂事的卓瑪求增告訴孟繁飛：“老師，不要再給我這些東西了。”這一刻他才意識到，這不是一個“救濟、接濟”型的公益項目——孩子們對物質的渴望遠不如精神來得強烈。此後的日子裡，卓瑪求增時不時問他：“老師，你缺什麼？我給你寄。”

谷田有次問松曲：你在幹嘛。松曲回答說：（我）待着，姐姐。谷田大概能想到他的狀态：安靜、乖巧，卻孤獨。

谷田送了松曲電話手表後，每天4點半一放學，松曲就迫不及待地給谷田打電話，他喜歡跟姐姐聊天，有時候聊課本上講到的圓明園、頤和園，問谷田離得遠不遠；有時候說到北京的軍事博物館，聊着聊着就覺得北京和北京的姐姐都不太遠。

為了不影響工作，谷田與松曲約定每周五或周末打電話，松曲在等待的時間裡就寫作業、看書，把想說的話都整理好——那些不會跟爺爺說、沒機會跟媽媽說的話。

截至2020年11月，共有雲南、四川、青海等10餘個省市的800位鄉村兒童與全國各地的新東方教師志願者結對，成為陪伴彼此的朋友。俞敏洪要求結對老師有負責到底的态度：“即使離開新東方，走到天涯海角也不能放棄。”

06

移山

真的有老師離開新東方之後，堅持要做一輩子的“大朋友”。她的“小朋友”是四川的一位小女孩，家人未經她同意，早早為她定下婚約。小女孩在聊天中向“大朋友”講起了這件事，“大朋友”靜靜聽完後，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後來再聽小女孩聊起這件事時，據說婚約已經退了。結對老師頗受觸動，對女孩的勇敢充滿敬意。互相影響、互相治愈的事随時可能發生在800對結交的朋友中，這是該項目最妙的地方，你永遠算不清誰是獲益更多那個。

孟繁飛和俞敏洪一樣，對公益“上了瘾”，他在一個又一個公益項目中找到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内心充盈。

“燭光行動————新東方教師社會責任行”培訓結束之後，尹葆祺照着新東方老師的建議，把教室裡的“四面牆”全部利用起來，貼上範文、語法知識點、或經典題型，營造出擡頭偶得的沉浸式學習氛圍。現在，這四面牆正在被各科老師“争搶”。

在尹葆祺的影響下，有些學生努力考上了尹的大學母校，還有更多人選擇了語言類專業就讀。

一端連接着經濟條件優渥的客戶資源，另一端連接着不發達地區的師生資源，新東方能與最受關注的“未來繼承者”深度溝通，而這些學生幾乎代表了教育發展的兩端。

站在2020年，人們已經很難判斷新東方在哪一端擁有更多的學生。随着5G技術的多場景應用，“5G課堂”或将推動教育公益更深遠的變革。

在這場教育均衡發展的長期戰鬥中，沒有一個英雄可以拯救全場；阻隔着城市與鄉村的起伏山嶺，橫亘在人與人之間的命運大山，時間與世代堆疊起來的鐵壁銅山，終究需要被移走。

27歲的新東方在曆經20多年公益摸索後，終于發現“移山”才是對現在、對未來釋放的最大善意與深意。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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