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的朝向與軸線（細論大都無城之秦漢三都
漢長安城究竟朝哪個方向？有無軸線？雖然這兩個問題很重要，但在1980年代集大成的《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及此前對漢長安城的叙述讨論中，還都沒有涉及。
在1983年赴日本東京參加“第三十一屆亞洲北非人文科學國際會議”所做的報告中，楊寬最早提出“整個長安城的布局是坐西朝東的”。其理由是“隻有東城牆的城門兩側設有門阙”，“城内主要皇宮長樂宮和未央宮，也都是坐西朝東的。長樂宮雖然四面有門，隻是東門和西門有阙。未央宮則設有東阙和北阙”[1]。
在兩輪“楊劉之辯”中，劉慶柱沒有論及漢長安城的中軸線問題。楊寬則在兩次論辯中修正了自己的觀點，即“西漢長安是東向與北向的”，“無論宮門、城門和郭門，都以東門與北門為正門”[2]。“由未央宮北阙一直向北有大街通過橫門，再由橫門一直向北有大道通到橫橋，設有都門（即北郭門），形成一條由朝宮向北直貫城區與郭區的中軸線”[3]。
其後，劉慶柱認可了楊寬提出的上述南北中軸線方案，認為“在漢長安城中……宮城（未央宮）中的大朝正殿（前殿）位置‘擇中’、宮城軸線居中，宮城與都城軸線重合”；“未央宮軸線向北連接橫門大街……向南至西安門，出西安門，宗廟在其左，社稷在其右。這條由橫門至西安門的南北線應為漢長安城的軸線”[4]。
此後，多數學者不同意楊寬的意見，認為漢長安城為南北向。其中有的認為該城坐北朝南，如史念海[5]、徐為民[6]；有的認為該城坐南朝北，沒有明顯的中軸線，如周長山[7]；或與劉慶柱相同，僅認為其為南北向，而未明确其朝南還是朝北，以西安門—未央宮前殿—橫門為軸線，如王社教[8]；另有認為應以安門大街為軸線者，如劉運勇[9]、賀業钜[10]、孟凡人[11]；韓國河等[12]則認為漢長安城保持南北向規劃中軸線，但早期以安門大街為軸線，到晚期西移至以西安門—橫門大街一線為軸線。隻有楊東晨[13]贊成漢長安城坐西朝東的觀點。
上述論述，大都是把漢長安城由興建到新莽時期的最終建設利用當作一個整體來分析的，也就是說，基本上是基于“總平面圖”的研究。劉瑞則從城市動态發展的角度加以解讀，提出了漢長安城“首先是一座朝東的城市，然後才變為朝南”的觀點[14]。
與楊寬一樣，劉瑞非常重視都城建築中城阙與宮阙的重要性，認為阙這種“具有特殊禮儀性質的标志性建築，它所在的位置和規模大小可揭示出其所附着建築的方向和等級”。通觀文獻所載和考古發現所見中國古代都城的營建規制，可知“宮城方向、阙方向和城市方向三者高度一緻”。其結論是“漢長安城東側三門外均施雙阙，未央宮建東阙、北阙，長樂宮、建章宮均建東阙的現象就清晰的表明，整體上漢長安城以東向為上”，“漢長安城城阙、宮阙所反映出的城市方向也應為朝東而非朝南”。
劉瑞還由對考古材料的重新梳理，指出在原來複原的“長樂宮”範圍内發現的寬逾45米、東西向的三股大道，即霸城門内大街，“應該屬于城内的骨幹大街，而不是一般的宮内道路”；“原來複原的長樂宮範圍内包括了幾座宮城”。由是可知“漢長安城不僅在東門外建設了雙阙，而且在東門内都修建了全城最寬的規格最高的大街，城市東西向的大街都是城中最寬闊的街道，整個城市東西向的框架驟然鮮明起來”。
除了文獻材料，劉瑞的旁證材料還及于西漢帝陵的朝向。即按照“事死如事生”的理念，帝陵是仿造生前的居所來規劃建設的，而漢長安城附近帝陵的方向均朝東[15]。其實，發掘者已指出未央宮是以東門為正門的[16]；從霸城門—直城門大街的規格看，“未見宮城之中有這樣規模和形制的道路”，因而應該是城内的大街[17]；另外，“漢長安城東面3座城門與其他三面的9座城門，形制有所不同，即前者在門址外側，向外有凸出的夯土基址，頗似‘阙’類建築遺存”[18]。可見，盡管發掘者堅持漢長安城的中軸線為南北向，但其所提供的資料，在相當程度上支持都城朝向東、中軸線為東西向的觀點。
劉瑞所作新分析的啟示在于，同任何考古資料的屬性一樣，目前長安城考古資料也僅可當作“文本”來看待，是需要加以補充完善、做深度解讀的；同時，關于都城朝向和軸線的研究，應最大限度的迫近當時人的理念認識，而不能囿于研究者對平面圖的印象甚至想象（如作者對“鬥城”法天說的分析[19]）；最重要的是，應把都城的空間布局放在一個曆時性發展的框架中去做動态解讀。
基于這樣的認識，劉瑞提出了漢長安城的東向時代和南向時代的概念。
“漢長安城在建設規劃之初是以東向（朝東）為正方向。從漢武帝時期修建建章宮時仍然以東阙為正門看，武帝延續了以東為上的城市布局傳統”，也即，“從漢初到漢代中期漢長安城均是朝東的城市”。“漢長安城由東向轉為南向的标志，大體是漢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築的日漸營造，而這個過程又經曆了很長的時間”。到西漢晚期，祭祀系統與宗廟制度得到大規模的整理，西漢早期泛神化的蕪雜祭祀最終被罷棄，此時已明确地将都城南北方向作為祭祀系統中的主方向。在王莽的主持下，于短時間内在南郊建設了一套基本完整的新的宗廟祭祀系統，如辟雍、九廟和官社、官稷等。“漢長安城從原來的東向轉變為南向”。
（劉瑞：《漢長安城的朝向、軸線與南郊禮制建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至于漢長安城的軸線，劉瑞認為朝東時代最主要的軸線為霸城門—直城門大街，西安門—未央宮前殿—橫門大街軸線則屬于次軸線。到了朝南時代，西安門—未央宮前殿—橫門大街—橫門一線及其南向延長線作為城市軸線正式形成，原來的霸城門—直城門軸線變為從屬軸線。“在朝東時代，霸城門是漢長安城的主城門；在朝南時代，西安門是漢長安城的主城門”。而“這種将軸線正方向端城門擴大以顯雄壯威嚴的建築模式，在後代都城建設中被普遍采用”。
可見，在都城方向變化的原因取決于禮制的變化這一點上，劉瑞和楊寬的意見是一緻的，其不同之處在于楊寬認為這種轉變在西漢長安城與東漢洛陽城之間，而劉瑞則認為都城方向的這種劇烈轉變并非突然發生，它是經過西漢後期至王莽結束的多次反複才翻轉過來的，“東漢隻是延承其緒而已，并非初創”。
就目前的考古資料看，這一分析是中肯的。
[1] 楊寬：《西漢長安布局結構的探讨》，《文博》1984年創刊号。
[2]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60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58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4] 劉慶柱：《漢長安城的考古發現及相關問題研究——紀念漢長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考古》1996年第10期。
[5] 史念海：《漢代長安城的營建規模──謹以此文恭賀白壽彜教授九十大壽》，《中國曆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2期。
[6] 徐為民：《論秦西漢都城的面向——兼與楊寬先生商榷》，《秦文化論叢》（六），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
[7] 周長山：《漢代城市研究》80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
[8] 王社教：《論漢長安城形制布局中的幾個問題》，《中國曆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2期。
[9] 劉運勇：《西漢長安》35頁，中華書局，1982年。
[10] 賀業钜：《論長安城市規劃》，《建築曆史研究》，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2年。
[11] 孟凡人：《漢長安城形制布局中的幾個問題》，《漢唐與邊疆考古研究》第一輯，科學出版社，1994年。
[12] 韓國河、陳力：《試論秦漢都城規劃模式的基本形成》，《紀念陳直先生文集》，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
[13] 楊東晨：《論漢都長安城對秦都鹹陽的繼承和發展》，《陝西曆史博物館館刊》（六），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 劉瑞：《漢長安城的朝向、軸線與南郊禮制建築》2-4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15] 劉慶柱、李毓芳：《西漢十一陵》，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1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未央宮：1980-1989年考古發掘報告》結語，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
[17] 劉慶柱、李毓芳：《漢長安城》109頁，文物出版社，2003年。
[18] 劉慶柱：《漢長安城的考古發現及相關問題研究——紀念漢長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考古》1996年第10期。
[19] 劉瑞：《漢長安城的朝向、軸線與南郊禮制建築》49-5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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