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商佛”霍英東，捐150億，出門不帶保镖，抗癌23年死後國葬

2006年10月31日8時30分，一輛靈柩車從協和醫院南門緩緩駛出，徑直開往首都機場。此時，一架專機已等候在那裡，準備迎接已經安然長眠的香港著名愛國商人霍英東先生的靈柩返回香港。

10月31日下午1點15分，專機降落于香港國際機場。由警方儀仗隊護送到北角香港殡儀館，霍英東先生走完了一生的最後一程。

舉行葬禮時，香港、澳門同時降半旗為他默哀。

走在靈柩最前端的是原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為他扶靈的是華人首富李嘉誠、澳門賭王何鴻燊、“領帶大王”曾憲梓、“亞洲首富”李兆基。

霍英東的遺體上鋪蓋着五星紅旗，享有最高規格的國葬。

霍英東走了，帶着大半個世紀的人生輝煌，沒有遺憾，沒有困頓。

他不是香港最富有的人，卻是捐款最多的愛國商人。

身價290億人民币累計捐出150多億港元，支持内地重大基礎建設和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給自己創下的财富作出了令人尊敬的注解。

在香港乃至中國商界霍英東的人品衆口皆碑。

霍英東是唯一一個沒有雇傭保镖的億萬富翁。

張子強在香港橫行數年，是富豪們的噩夢。他讓手下将港澳富豪羅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逐一綁架勒索。偏偏在看到霍英東的名字時，他停住了，說了一句話：“霍老爺子我不動。”

難道是張子強懼怕了嗎？當然不是，是霍英東讓這個悍匪都對他肅然起敬。

“富不忘本”，“千金散去”，霍英東在取與舍的平衡中善心盡顯，令人仰止。因此有人尊稱他為“一代商佛”。

霍英東曾經說：“在香港這些富豪裡，我的出身是最苦的。

霍英東祖籍廣東番禺縣南沙鎮，1923年5月10日生于香港。乳名“官泰”，這是家人為了祈求平安所取的名字。

父親霍耀榮領着全家七口人，長年累月地漂泊在海面上。做着駁運（在碼頭用小船運貨到海上送到大貨船上，或者代他們轉運煤炭和其它貨物到岸上貨倉）的生意。

水上人家生活的艱辛常人是難以想象的。他們在陸地上沒有片瓦寸土，擺爐做飯，吃飯睡覺，全都擠在一條小舢闆上。一旦遇上威力巨大的台風，等待他們的或許會是船覆人亡的慘劇。

人們在船艙裡、碼頭邊活動、幹活，入息不多，勉強維持。

他回憶往事說：“我們不習慣穿鞋，有一年農曆新年，母親給我父親做了一雙鞋，他穿了新鞋上岸，在一家面館吃面。吃完面就回船，卻把鞋子遺忘在了那裡。”

霍英東與母親

1930年，霍英東七歲時，他的父親霍耀容得了淋巴癌。霍英東的母親找來民間偏方，用田螺拿布包上圍在丈夫的頸脖上，據說田螺能把頸部的濃血吃掉，使病情好轉。可是這個偏方并不奏效。

8月的一天，霍英東的兩個哥哥随他母親和叔父出海，不幸遇風暴翻船，幾人全部落海。兩個哥哥，一個13歲，一個11歲，瞬間被海浪淹沒。

他的母親抱住一段殘橹，眼睜睜地看着兩個兒子，被風暴吞噬。母親被叔父救起時，已經不省人事。

船上人家

兩個兒子的離去，給病中的霍耀容沉重的痛擊。50多天後，他便悲凄地離開了人世。

在霍家的這場劫難中，小小的霍英東僥幸地保存了一條生命。還有那九歲的姐姐和五歲的妹妹同母親孤兒寡母如何度日？

霍英東的母親“霍四嬸”挺起了腰杆，挑起養育子女的重擔。

沒有了船，就等于沒有了家。海上的生活過不下去了，她帶着3個孩子，将一家四口人遷到岸上居住。

她們住進了灣仔石水渠街的貧民窟，隻有這裡的房子是她們租住得起的。

在一幢三層樓房裡霍四嬸租賃了一小塊地方。同一樓層有50多名租客居住，可想而知是多麼的擁擠不堪。

有人睡三層碌架床，有人睡帆布床，有人晚上才開一張床闆。

晚上一盞煤油燈，飄忽着火苗。把人影時而拉長、時而扭曲。

這裡有一口滲進了海水的淺井，那水又鹹又澀。煮出來的米飯，像熬出來的草藥苦澀。

要養活三個孩子很不容易。霍四嬸借錢買了一部縫紉機，打算替别人縫衣補衫，賺點小錢糊口。

石水渠街上住的都是一些窮苦人家，衣服破了自己動手補補，所以光顧的人很少，沒幾個錢可掙。霍四嬸和别人合資購置了一條名為“興和”的小火輪，把丈夫遺留下來的駁運生意繼續維持下去。

她能吃苦，幹活利索，又能說會道。常常能攬下大宗的生意。自己做不完就把生意分給其他接駁的人去做，從中收取微薄的傭金。

有時貨物多，闆少，闆客便坐地起價，酬金收得少了，她就要賠本，但她為了信譽和繼續有工可作，硬是委屈求全。

被生活和命運的擔子重重壓着的女人想着自己苦一代就夠了，一定不能讓孩子以後繼續苦下去。那麼命運的出口在哪裡？眼前隻有一條讀書的路。

霍英東6歲讀過私塾，9歲讀帆船同業義校。1936年，霍雲東13歲時，考入了香港著名的皇仁書院。命運似乎向他顯現了一線光明。

母親含辛茹苦每月負擔5元港币的“高昂”學費，霍英東亦不負母親心意，拼命讀書。

霍英東回憶說：“那時我讀書十分專心，總是不甘落後，而又曾經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覺得面目無光。”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皇仁學院被迫停辦。霍四嬸原本指望兒子完成學業後能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現在美好的願望化為泡影，母子倆傷心極了。

戰時，香港社會、經濟千瘡百孔，如同一個爛攤子，底層民衆的生活，更是艱難竭蹶。為了養家糊口，霍英東做過許多工作。

先後在渡輪上當鏟煤工、在太古船塢做打鐵工、在啟德機場做苦力。

每天十多個小時辛苦的勞動，又是常常填不飽肚子。“那時，早上精力還好些，晚上放工回家，我每走一步，就數一步，幾乎邁不開雙腿。我老是想着不知還要數多少步才能回到家……。”

幸虧他母親這時已積蓄了一筆錢，同别人合資買下來灣仔市場附近一間雜貨店，叫他管理店務。

經營一家雜貨鋪其實并不輕松。忙的時候，同時要應付二十多位客人。從清晨六點營業到深夜，每星期七天，一年忙到頭，農曆新年 ，還要開一扇門，方便顧客。

因為進貨，霍英東與不少店家熟悉起來。一個偶然的機會，英東結識了一位名叫呂燕妮的女孩。燕妮人很文靜，長相娟好，和霍英東談話十分投契，兩人之間很快産生愛情。

也在這個時候霍英東過上一段比較安甯的生活，開始享受人生的幸福，結婚和生兒育女。

霍英東和呂燕妮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百廢待興，各行各業活躍起來。

東南亞海域殘留很多大船、登陸艇、炮彈殼，膠管，廢銅爛鐵等。霍英東腦袋一轉，心想有不少物資是目前市面上需要的，買一賣一能從中賺些錢。

他看準一批海軍機器，并且以一萬八千元買入，轉手賣出4萬元，淨賺兩萬二千元，這是他的第一桶生意金。

1948年，霍英東25歲，正是人生敢想敢做的年紀。他又接過了母親手中的駁運生意，而且越做越大。繼而進行海上貿易 ，幾年間已經風生水起。

朝鮮戰争爆發後，美國聯合46個國家通過實施封鎖制裁，禁用物質從飛機汽油、到抗生素無所不包。

戰場上數十萬志願軍都在急盼盤尼西林，止血藥棉等。

霍英東不顧英國當局的威脅，冒死給我國志願軍戰士運輸救命藥盤尼西林，救了無數條鮮活的生命。

戰場上需要黑鐵皮，做戰備運油之急需。這種黑鐵皮十分笨重，運輸成本非常昂貴，幾乎沒什麼利潤可圖。霍英東卻偏偏簽下了這個單子，他的理由是：祖國有需要。

他被水警船與海盜機槍掃射，四艘貨船，被炸掉了兩艘船，自己也險些喪命。

霍英東回憶說：“那一段時期最為艱苦，白天黑夜都忙着運輸，一直堅持了三年。”

周總理高度贊揚以霍英東為突出代表的港澳工商界人士對抗美援朝的積極貢獻，稱其為 “患難之交”。

抗美援朝結束後，霍英東把眼光投向了香港地産。1954年，霍英東辦起了“立信建築置業公司”，從事房地産行業。

一天，一位老鄰居找到他，說要向他買房子。霍英東帶着歉意地說樓房正在建設中。

那人指着工地上正在蓋的樓說：“就這一幢，你買一層給我好不好？”

霍英東靈機一動，說：“你能不能先預付一部分訂金？”

鄰居說：“行，我先付訂金，蓋好後你把我指定的樓層給我，我就把錢交齊。” 霍英東對此大受啟發，開創了大樓預先分層出售的先例。

霍英東在香港商界摸爬滾打，始終以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自立性、自豪感為根本。

他敢于打破外資并吞的慣例模式，一舉收購美國人在太平島造船廠及荷蘭治港公司的大批工具。

獨家承造全港最大規模的國際性招标工程——世界第一次設計的海底水庫淡水湖第二期工程。這一壯舉，在世界商業之林大長中國人的志氣。

因此，霍英東自豪地說：“中國人無論到了哪裡，心始終都向着中國！中國！不像英國移民到了澳洲、新西蘭，反過來反對英國。”

霍英東與祖國交往，早在五十年代就已開始。他身處香港，不斷在傾聽着祖國前進的腳步聲。

1964年，國慶15周年之際，霍英東作為港澳的知名愛國人士，收到了一份燙金的大紅請柬。落款是幾位偉人：

毛澤東(中共中央主席)；

劉少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朱德(全國人大委員長)；

周恩來(國務院總理)；

宋慶齡(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霍英東激動不已的情形，那就可想而知了。

觀禮招待會上，鄧小平、廖承志等領導人在會場歡迎大家。鄧小平熱情地握住霍英東的手:“歡迎您來北京。”并向霍英東表示以後每年見一次面，像是認識了多年的老朋友

到1997年偉人離去,30多年間,兩人共見面15次,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黨的三中全會召開之後，霍英東以個人之力，挹注于改革開放事業，做披荊斬棘的開路者。

當年的對外開放，實際是從引入外資興建酒店開始的。廖仲恺之子廖承志找到了霍英東，希望他能夠投資建設國内第一家酒店。

1979年7月，在白鵝潭邊，内地第一家五星級賓館宣布動工了。

大部分材料要靠進口，進口任何一點東西，都要去十幾個部門蓋一大串公章。 霍英東親曆親為四處奔波，身邊的工作人員看着他一天天地消瘦下去。

天鵝賓館試營業那天，霍英東感慨地笑着： “我的身體的确非常疲憊了，可我的心裡卻非常的甜蜜。我終于可以用實業報國了！”

那一刻，在場的所有人都為這曆史性的一刻鼓掌。

1983年，剛到花甲之年的霍英東感到身體不适，左脅下隆起一個小肉疙瘩。經過确診，霍英東和他的父親一樣得了淋巴癌。

遽然降臨的噩運，猶如晴天霹靂，令他的家人朋友錯愕痛惜。

當即在香港接受了腫瘤切除，又被接送到北京301醫院，接受電療和化療，經曆幾個療程的治理，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在病後的一次演講中，他道出人生的偈語：

财富是來自社會，也應該回報于社會。社會的進步發展，是一代人一代人奮鬥積累的結果，為桑梓造福，為子孫積德，曆史長河就是這樣延續發展向前的。”

霍英東自身逢此罹患，卻依然心系他人。

從1984年到2006年，霍英東汲汲忙忙的身影從未離開過家鄉的醫療事業。

廣州七家醫院的數座“英東”病房和裡面先進的設備，給被病魔折磨的人們解除身體的痛楚，開啟了生命之門。

廣醫一院8樓的“英東廣州危重症監護醫學中心”在投入使用的第三天，就收治了“非典”病人。

鐘南山院士在抗非期間曾發出過“将最危重的病人往我們這裡送！”的有力呼号。

是醫院精良的硬件讓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底氣更足。

中國申辦奧運，是霍英東最投入的事業之一。為了能夠早日申奧成功，霍英東傾注了心血，動用了自己能夠動用的所有資源 。

申辦2000年奧運會，北京輸了，有記者問：“是不是你們工作做不到家？”

霍英東回答：“難道要拜他、跪他，還是送錢給他？有些事，過分不行的。”

第一次雖然铩羽而歸，霍英東仍然矢志不移。盡自己所能，力促成事。

2001年，7月13日15時，當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那渾厚的聲音念出：“Next is Beijing”剛一脫口，現場就已經哭成一片。

無論是在場的中國人還是電視機前的人們都激情沸騰地呼喊：“成功啦！成功啦！”“北京申奧成功啦！”“祖國萬歲！”“人民萬歲！”

霍英東喜極而泣，不顧自己的身體狀況，深夜跑到附近的球場，一頭紮進歡樂的人群高興的像個孩子。

待籌備北京奧運會之時，霍英東又為“水立方”建設捐資2億港币。

衆所周知，霍英東是第一個為中國的奧林匹克選手開出高額獎勵的人。

從1984年洛杉矶奧運會開始，霍英東贈予中國選手冠軍每人一枚一公斤重的純金金牌和8萬美元。

亞軍獎勵半公斤重的金牌和4萬美元。季軍獎勵0.25公斤重的金牌和2萬美元。

給奧運健兒們取得的榮譽錦上添花。

唯有在大舍大得中才能有十足的歡喜。唯有大徹大悟之人才懂得，“富不忘本”“鬥米自足”。

霍英東的秘書王甯世談到：“有一次，霍先生穿一雙舊皮鞋去人民大會堂開會，不料鞋後跟掉了，弄得很尴尬，我急中生智把自己的鞋脫下給他換上。”

在北京他沒有自己的寫字樓，總是拎着一隻布兜子，裡面裝着材料，走到哪兒看到哪兒。夜宵也是參加晚宴打包回來的食物。

蘇轼說過:“守道而忘勢， 行義而忘利，修德而忘名”，霍英東做到無愧先賢了。

霍英東原本可以坐上華人富豪的第一把交椅，而他選擇了另一條路。

在其他港界名流熱衷于投資賺回報的時候 ，霍英東想着的是怎樣把财富回贈于祖國。

在霍英東的公司供職30多年的淩漢偉說：

“改革開放以後，霍先生把精力放在國内，對掙錢反而沒有什麼興趣。他愛國，把錢拿出來，不希望拿回去。他所做的大部分事業都是捐資，而不是需要回報個人的投資。”

有一次，記者問霍英東一共向内地捐贈了多少錢。他一時竟回答不出來，很謙虛地說：“我的捐款，就好比大海裡的一滴水，作用是很小的，這隻是我力所能及的一份心意！”

一個給社會捐贈了很多财富的慈善家，卻對捐贈數額不清楚，這正是“難得糊塗”的境界吧！霍英東的身價與人品等值，這才是真正的富有者。

2003年底，一個不幸的消息傳開了，霍英東的身體每況愈下，淋巴癌已經轉移到肺部。

在與癌症抗争多年之後，他終究無法掌控自己的生命。

2006年6月，因為健康狀況突然惡化，他被中央派出的專機直送北京救治。其後，曾幾度傳出不好的消息。

在病榻前，霍英東他用顫抖的雙手捐出了生前最後一筆款項。

捐資 500 萬港元，用于投入“鄧鐵濤中醫藥人才培養獎勵基金”中，用于支持中醫藥人才的培養。

2006年10月28日晚7時許，一代工商巨子、慈善大家霍英東在北京回暖的秋意中溘然辭世，春秋八十有四。

結語：霍英東是中國文化傳統上能負大責任、有大擔當如孟子所說“天降大任”的人物。

用《新約聖經》的一段話來贊頌霍英東的一生是頗為貼切的，保羅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過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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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由作者主觀思想+曆史客觀事實梳理撰寫。

讀曆史生智慧，讀曆史長學問，讀曆史明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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