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拉蘭
位于肯尼亞首都内羅畢的丹多拉垃圾處理廠
為了全面了解這場災難,你必須爬上垃圾山,蹚過惡臭的泥塘。呈現在你眼前的是混合着腐爛垃圾,漂浮着數以萬計的汽水瓶、洗衣粉袋子和五顔六色的工業包裝的塑料海洋。從垃圾山頂上,甚至可以看到肯尼亞最大的一處露天垃圾場丹多拉的全貌。它位于首都内羅畢東郊,占地12公頃,相當于17個足球場。
垃圾處理基礎設施的缺乏導緻每天都有成堆的垃圾被傾倒于此。垃圾山上到處可見穿着簡陋的拾荒者們忙碌的身影,他們是垃圾回收的主要貢獻者,是肯尼亞政府為了對抗塑料污染而試圖發展的一個“雛形部門”。簡·尼亞姆布拉和她14歲的孩子一起分揀着塑料袋和瓶子,她說,把這些廢品收集起來賣給垃圾處理公司,每月能掙20美元。
僅有450萬人口的首都内羅畢每天排放垃圾近500噸,其中一部分運到丹多拉,剩餘的或是喂牲畜,或是排放到城市的下水道和河裡。雨季來臨時,堵塞的河道和排污管會造成嚴重的城市内澇,極大地影響了當地的生活。不僅如此,垃圾本身還會釋放數百萬噸的二氧化碳。
當涉及如何規避環保立法的問題時,肯尼亞企業界都特别具有“革新”精神,他們都積極反對這些環保措施,盡一切可能推遲實施。
長期以來,肯尼亞政府一直漠視這種情況,直到2017才出台了第一個應對“垃圾圍城”的政策——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地區問題專家普裡蒂什·貝胡裡亞認為,在競争對手盧旺達的刺激下,肯尼亞為了維護其地區環保領導者的形象才出台了相關政策。
但現實中進展如何呢?肯尼亞國家環境管理局局長馬莫·博魯在市中心的豪華辦公室裡說:“四年來,我們已經成功消除了90%不可重複使用的塑料袋。”的确,在以前,當你開車穿過鄉間,路邊洋槐樹上都挂滿了各種顔色的塑料袋,景色震撼,而如今,已見不到如此風景,樹木已基本恢複到了自然狀态。然而,這場抗塑戰遠未結束。國家環境管理局調查了2017年以來大規模生産的替代購物袋的成分,工作人員驚訝地發現,這種新型生态袋含有大量聚乙烯,而這依舊是塑料的主要成分。
内羅畢非政府組織“環境合規研究所”負責人格爾菲斯·奧朋多說:“當涉及如何規避環保立法的問題時,企業界都特别具有'革新’精神,他們都積極反對這些環保措施,盡一切可能推遲實施。2005年以來取締使用輕質塑料的行動已失敗多次。2007年,政府曾要求對制造銷售厚度小于30微米的塑料袋征收120%的稅,但僅僅半年,該稅率就被降到了50%。”
反對群體中,反應最激烈的就是肯尼亞制造商協會。“一旦有新的反塑法案出台,遊說團體就會打經濟牌,強調會因法案而關閉多家加工廠。”奧朋多說。在這個東非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每當這種言論傳到與貿易部關系密切的環境部中,就會被認為是理由充分。尤其是現任工業、貿易和企業發展部長的貝蒂·馬伊納,不僅曾在環境部執掌5年,還曾領導肯尼亞制造商協會11年之久。
在丹多拉垃圾處理廠分類處理垃圾成了這些拾荒者的重要經濟來源。
塑料回收公司Petco在内羅畢設立的垃圾分類設施
如今,在環保主義者的壓力下,該行業正努力向良性發展轉型。因此,當政府考慮禁用塑料瓶時,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塑料回收公司Petco在2018年應運而生。該公司在其官網上聲明:“公司代表了肯尼亞塑料行業對PET塑料回收進行自我管理的共同願景。”
Petco旨在讓制造商承擔起責任,但難以抗衡塑料瓶的主要“貢獻者”——世界上最大的塑料污染企業可口可樂公司。Petco在内羅畢設立了五個塑料瓶收集裝置,并在民衆中開展環保宣傳。但除此之外,暫未了解到公司其他促進回收再利用的行動。國家環境管理局局長博魯說:“Petco沒有向我們提供其運營季度報告,公司也沒有其他具體措施,似乎隻滿足于将自身'漂綠’,改善公司形象!”
在肯尼亞,不僅垃圾分類、回收與處理的基礎設施極度缺乏,國家部門和地方政府也在互相推诿,當地垃圾回收公司隻能依靠民間團體和拾荒者。抗塑之路還很漫長。
回收行業的領軍企業“綠色非洲先生”就面臨這種境況。該公司每月處理多達250噸塑料垃圾,營收在2020年翻了三倍。聯合創始人基蘭·史密斯表示:“這樣的業績使我們能更好地雇用拾荒者,付給他們的薪水已超過了黑市的20%到30%。”公司同樣與聯合利華等關注自身塑料再加工問題的企業合作。非政府組織“清潔肯尼亞”創始人貝特曼·西米迪說:“對這些制造商來說,塑料回收是對行業存續的一種保證,這樣他們才能夠繼續生産和銷售塑料制品。”
在行業上遊,為塑料提供原材料的石化企業也對促進回收抱有興趣。彙集了埃克森美孚、雪佛龍等知名化工企業的美國化學理事會呼籲與肯尼亞達成一項“塑料協議”。該協議提供了一個“互惠互利”的解決方案:美國出口本土的塑料垃圾到肯尼亞進行回收再處理,肯尼亞也可以在美國對其回收領域的大量投資中獲益。但這個項目在内羅畢并未引起多大熱情,畢竟,内羅畢不希望自己成為美國的垃圾桶。
[編譯自法國《快報》]
編輯:侯寅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