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嘉勵 | 南宋的志墓碑刻

作者簡介：鄭嘉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文章來源：《東方博物》2012年第4期。

南宋的志墓碑刻，指墓地中記述墓主生平信息的碑刻。按其置放位置及性質的區分，主要有三類：地下墓室内随葬的圹志、墓志；墓表神道上樹立的神道碑刻；封土前後的墓上小碑。

一 圹志

墓圹内随葬的墓志，存世甚多。我搜集1949年後浙江出土的宋元墓志，寓目的南宋墓志至少有四百餘通，金石書、舊方志、族譜著錄者未予統計，想必遺漏仍多。

随葬墓志，嚴格說來，隻是“納諸幽堂”的“圹志”。今各地出土的圹志，稱謂殊無一定，既有自題“圹志”、“圹記”、“埋銘”、“墓碣”、“幽堂記”、“竁記”、“歲月記”者，也有自題“墓志”、“墓記”或“墓志銘”的。當然，也有大量圹志不具标題，如何澹圹志。除“墓志銘”外，圹志所标的不同稱謂，均無明顯的體裁區别。

墓志（圹志）與“墓志銘”，則有嚴格的界限，二者絕不混同稱呼。凡稱“墓志銘”者，文末必有韻文，體例較完善，内容也較圹志詳實，有更高的文體要求。一般來說，采用墓志銘的社會階層通常較圹志更高。

南宋時期，随葬圹志之風極盛。采用的社會階層，等級界限較模糊，與墓主的貴賤似無必然聯系，而更多取決于墓主的财力狀況及孝子經辦喪事的具體态度。浙江的南宋圹志，據粗略統計，平民或平民婦女約占一半以上，愈至後期，平民所占的比例愈高。平民墓葬尚且如此，所謂“上可以兼下”，官僚階層采用圹志的，則更普遍。[1]

二 神道碑及其與墓志銘的合流

神道碑，本是樹立于墓表的石碑，僅限于帝王及少數高級品官采用。無論内容或功能，神道碑與墓志（銘）有明顯區别：前者重點宣揚墓主的功德，置于墓表；後者重點記述墓主的生平，埋于地下，以備陵谷變遷。

北宋中期以還，墓志銘内容日漸繁複，“圹中之銘”與“道旁之碑”逐漸趨同。司馬光、蘇轼甚至認為，墓志與碑文既然内容類似，則無需在墓地重複設置。[2]

墓志銘與神道碑“合流”的趨勢，是北宋中後期的新現象。将墓志銘代替神道碑的做法，在現實中可能早已付諸實踐。南宋時期，二者合流的趨勢更形顯著，将墓志銘樹立于墓表，所在多有。

清黃瑞《台州金石錄》、李遇孫《括蒼金石志》、鄒柏森《括蒼金石志補遺》、戴鹹弼《東瓯金石志》，著錄南宋墓志甚多，其中多為神道之碑。[3]例如《台州金石錄》的仙居縣“吳芾神道碑”、臨海縣“宋永州通判王公（洤）墓志銘”；《括蒼金石志》的麗水縣“王給事（信）墓志銘”、青田縣“宋順齋先生王公（夢松）墓志銘”；《括蒼金石志補遺》的青田縣“宋中書舍人贈光祿大夫陳公（希點）神道碑”；《東瓯金石志》的瑞安縣《楚國太夫人周氏（高世則妻）墓志銘》，均為其例。[4]

上述神道之碑，少量自名“神道碑”，多數自稱“墓志銘”，二者在内容形式上差别甚微。這充分說明，神道碑與墓志銘在南宋時期進一步合流，樹立墓表的墓志銘，幾乎已混同于此前的神道碑。[5]

南宋神道碑實物，晚清時存留尚多，個别保存至當代，如溫州樂清縣王十朋墓前的《宋龍圖閣學士王公墓志銘》，汪應辰撰文、張栻書丹，“文革”間毀去[6]。神道碑實物或其碑趺，甯波鄞縣今日猶有存世者。[7]

除了碑志“合流”，另有一事值得關注：墓上立碑樹碣，本是帝王高官的專利，于民間關防甚嚴。但神道立碑的做法，逐漸為南宋中下層官僚或富裕平民采納，台州仙居縣嘉定六年《宋處士林宓墓志銘》是墓表碑刻，據《台州金石錄》錄文及其“處士”的稱謂，知其平民身份。可知南宋中期以後，“神道之碑”存在着向中下層社會滲透的傾向。

可以附帶說明的是，神道碑并非置于墓地開敞的空間，通常置于墓前的墓祠建築（享亭、墓亭、享堂）内[8]。

三 圹志與神道碑的區别

明·吳讷《文章辨體序說》總結前人志墓體例“凡碑碣表于外者，文則稍詳。志銘埋于圹者，文則嚴謹”；清·黃宗羲《金石要例·碑志繁簡例》“志銘藏于圹中，宜簡。神道碑立于墓上，宜詳”。同為志墓之文，圹志“埋于圹”，神道碑“表于外”，因置放空間不同，區别甚大。

衢州龍遊縣《餘端禮圹志》，高107、寬80厘米，文25行，滿行36字，由餘端禮弟端誠撰文[9]。而其墓志銘，又見楊萬裡《誠齋集》卷一二四《宋故少保左丞相觀文殿大學士贈少師郇國餘公墓銘》。

溫州蒼南縣《黃石圹志》，高82、寬63、厚10厘米，凡14行，行22字，志文謂“其言行之詳，已見于宮使林薿之狀、内翰周必大之志銘，姑述其出處之大概，而納諸圹”[10]。其墓銘，又見周必大《文忠集》卷三二《朝散大夫直顯谟閣黃公墓志銘》。

處州松陽縣《潘好謙圹志》，高91、寬74.4、厚9.5厘米，據自述，圹志簡略的原因是“有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陸九淵之狀，□□□□□台州崇道觀呂祖謙之銘在”。[11]然其墓銘，又見呂祖謙《東萊集》卷十二《潘朝散墓志銘》。

處州麗水縣王信夫婦神道碑，《括蒼金石志》卷六《王給事（信）墓志銘》，洪邁撰并書，樓鑰篆額；《王給事妻郭碩人墓碑》，戴溪撰、何澹書丹、葉翥篆額。而1957年王信墓出土的圹志，系王信暨妻郭氏合志，由其子王驎撰文。[12]

比較圹志與名家文集中的墓志銘或神道碑實物，區别至為明顯：一、墓志銘叙事詳細、體例完善，前有“序”，文前詳列撰、書、篆額人，後有“銘”。而圹志簡略，僅羅列名諱、世系、履曆、喪葬年月、埋葬地點而已，序銘均缺；二、墓志銘多屬名人執筆，而圹志多由墓主子侄或其直系親屬代筆，“書諱”者通常是墓主的親戚，名前多冠以“親末”、“忝戚”字樣，更有大量圹志竟完全不交代撰書者信息。

既然墓室内已有圹志随葬，那麼，名家文集中鴻篇巨制的墓志銘，就隻能認為它們原本是計劃刊諸碑刻、立于墓表的。之所以出現這種差别，因為神道碑是身份象征，且為觀瞻所系，須求諸“名筆”，親屬“不敢稱述”[13]；圹志是墓志銘的權宜代替品，且深埋地下，則不必費力請銘。

志墓必借名人以自重，時人甚至有“非請名家作銘為不肖子孫”的說法。但在實際中，人們常常便宜行事，蒼南縣出土的嘉定十一年《林已千墓志》，其子林應龍稱“應龍竊惟墓有志銘，必托諸聞望，以昭不朽，人子之至情也。委曲攀附以求之，卑辭懇請而得之，非其親故之私，即其勢利之交，其事或不核，其文隻益欺，應龍非惟不暇、亦不敢也”——夫子自道，半為實情，半屬無奈。

四 圹志與神道碑在墓地中并存

神道碑刻，需向名人請銘。先期準備志主行狀，更要“委曲攀附以求之，卑辭懇請而得之”，不免耗時費力，遂屢與葬期沖突。在現實喪葬中，人們多以圹志權宜替代，待葬事底定，日後再行補立神道碑刻。

“葬日薄，未暇乞銘于當世立言君子，姑叙梗概，以納諸圹”，這類南宋圹志中常見的套話，正是此意。此類套話在社會各階層中普遍盛行，始見于南宋時期，其中大有深意，說明随葬圹志之外，又在墓表立碑的風氣已充分流行。

圹志随墓下葬，而神道碑的樹立則通常晚于下葬年月，甚至無果而終[14]。但是，二者可以在墓地中并存。

前揭麗水縣王信夫婦墓，正是神道碑、圹志并存的例證；婺州金華縣王淮墓，出土圹志系“孤子王樞等泣血謹記并書”，而神道碑高390厘米，額題“宋左丞相魯國公神道之碑”，楊萬裡撰文，陸遊書額；[15]青田縣《陳希點圹志》，現藏青田縣文管會，而樓鑰撰文的《陳中書舍人希點神道碑》全文又見《括蒼金石志補遺》，系清人據碑刻實物著錄。

此類例子很多。神道碑立于地表，标榜身份，圹志埋于地下，備陵谷變遷。二者功能有别，故而墓地中既随葬圹志，又立神道之碑。

如前所述，神道碑有向中下層社會滲透的趨勢。二者在墓地并存的現象，并不限于少數高官勳臣。而“葬日薄，未暇乞銘于當世立言君子，姑叙梗概，以納諸圹”之類套話的盛行，也從側面反映了神道立碑風氣的蔓延。

五 墓上小碑

除圹志、神道碑外，另有一類墓上小碑，向來不為學者注意。這類小碑，一般豎立或貼嵌在墓葬封土的正前方或其後方。

封土前，立小碑，南宋時期不分士庶通行。司馬光《書儀》載“志石刻文雲某官姓名，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某氏，某封。（小字注，無官封者，但雲姓名或某氏）……墓前更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大書曰某姓、名某，更不書官”[16]。

這裡的“墓碑”，是狹義的，指類似今日浙江各地習見的墓上小碑，即司馬光所謂“高二、三尺許”隻書“某姓、名某”等簡要信息的小碑，而非神道上的豐碑巨制。《書儀》載墓内有圹志，“墓前更立小碑”，一般平民亦可為之。世俗崇尚“封土立碑”的觀瞻，當然不限于少數人。《書儀》的可貴，在于不拘泥古禮的規定，指出現實喪葬中實際發生的情形。

惟墓碑立于地表，峣峣易折，少有實物傳世。但清代金石書于宋元墓前小碑，仍有著錄。

《台州金石錄》卷十《宋梅宣義墓碑》，碑在臨海縣，高四尺、廣二尺四寸，二行，行四字，紀年題名二行，左右分書，文曰“有宋宣義/梅公神墓/淳祐三年癸卯歲臘月十月八日/男天壽泣血立”；臨海縣《宋陳四二墓碑》，文曰“宋省元四二陳公墓”。

丁敬《武林金石志》卷七“墓碑”《鄭處士墓碣》，文曰“有元竹隐鄭處士墓，鄱陽周伯琦書”，碣縱三尺四寸，橫二尺，篆書二行。

《括蒼金石志》卷八“潛說友篆王順齋墓碑”，是青田縣宋末名儒王夢松的墓前小碑，由潛說友題寫，文作“有宋順齋先/生王公之墓/潛說友題”，“碑高五尺七寸，廣三尺三寸，二行，行五字，篆書長七寸五分。末款四字，篆書長二寸，在青田縣十八都浮福山”。

征之于實物。江西新餘市竹山村孩子墓地M2，系豎穴土坑墓，地表墓碑上刻“大宋”、“張氏”等字[17]。廣州河南簡家崗宋元墓，1号墓的墓碑高47、寬30厘米，中刻“宋故考君簡公墓”七字，上款小字“維皇宋鹹淳二年歲次丙寅十二月”，下款為“庚申安厝于簡家崗之原男□□□”，其餘三座墓碑規格、文字體例亦相類[18]。

上述墓碑，高不過數尺，内容為“某姓、名某”之類最小的必要信息，足證南宋墓前有樹立小碑的習俗。

墓上小碑是墓葬所在的标識，這是墓前立石的本意。小碑内容簡要，簡便易行，遂為時人廣泛采用。

六 墓上小碑與神道碑在墓地中并存

今日所見的南宋墓地，地表遺迹多已蕩然。有墓表碑刻留存的墓例百無一二，遑論墓上小碑與神道碑并存的實例。

《括蒼金石志》同時著錄“潛說友篆王順齋墓碑”與“宋順齋先生王公墓志銘”，卻為我們提供了絕佳的考察案例。處州青田縣的王夢松墓，下葬于鹹淳九年。《潛說友篆王順齋墓碑》，“碑高五尺七寸，廣三尺三寸，二行，行五字，篆書長七寸五分。末款四字，篆書長二寸，在青田縣十八都浮福山”。這是封土前的小碑。

同卷著錄《宋順齋先生王公墓志銘》，“高一丈，廣五尺，凡二十四行、行四十七字”，為劉黼撰文、潛說友書丹、陳宜中篆蓋。這是神道碑刻。

由此推測，墓上小碑與神道碑在同一墓葬中并存，應為南宋後期較普遍發生的情形。隻是文獻不載、實物不傳，今日難曉其詳罷了。

七 結語

圹志（墓志、墓志銘）、神道碑、墓上小碑，三者各有其傳統，并非南宋新出現的事物。

南宋時期，使用圹志的社會階層迅速擴大，内容簡略、體例簡陋的圹志大量流行，此與唐代、北宋前期多數隻随葬體例嚴謹、内容繁複的“墓志銘”形成巨大反差；墓志銘與神道碑合流，内容、形式日漸趨同，墓志銘也被當成神道碑立于墓表，并逐漸向中下層官僚及平民社會滲透；墓上小碑，不分士庶，廣泛流行，作為墓地所在的簡便标識。

這是南宋志墓碑刻發展的基本趨勢。這些趨勢并不始于南宋，通常繼承北宋而來，但在南宋時期表現得更典型、更集中、更普遍，充分顯示了喪葬習俗領域内日益明顯的世俗化傾向，也是南宋墓葬的厚葬表現形式，進一步從地下轉移至地面的典型例證。

注 釋：

[1]圹志形制以長方形居多（或上端兩角斜殺、或圓首，作碑形），正方形、扁方形者少。邊長多以50~90厘米為常見，高120厘米以上者，亦有所見。圹志的規格，與墓主人身份亦無必然聯系，而與墓主的财富狀況及孝子的态度關系相對更密切。北宋後期，随葬的“墓志銘”，尚多“古意”，凡配有志蓋的，蓋頂必有“篆蓋”，一律作正方形。南宋的墓志銘，配備志蓋者日益罕見，與此相适應，正方形的墓志日少，原先的“篆蓋”多改為更便捷的“篆額”形式。

[2]司馬光《書田谏議碑陰》（《溫國文正公文集》卷七十九，四部叢刊本）：“常怪世人論撰其祖祢之德業，圹中之銘，道旁之碑，必使二人為之。彼其德業一也，銘與碑奚以異？曷若刻大賢之言，既納諸圹，又植于道，其為取信于永久，豈不無疑乎？”；蘇轼《答李方叔》謂“阡表與墓志異名而同實”（《蘇轼文集》卷五十二，中華書局，1986年）。參見劉成國《北宋黨争與碑志初探》，《文學評論》2008年第3期。

[3]清代發掘古墓的風氣未開，深埋地下的墓志并不常見，金石書著錄者，多為墓表碑刻。金石書著錄碑刻，多介紹高廣尺寸，将碑刻規格與南宋通行的墓室規格稍加比較，可知這些“巨碑”多數是無法納入狹小的墓室内随葬的。這也說明了它們的神道碑刻屬性。

[4]本文所引《台州金石錄》、《括蒼金石志》、《東瓯金石志》諸書，均為“石刻史料新編”本，（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台州金石錄》卷九《宋永州通判王洤墓志銘》，江朝宗撰，舊在“臨海縣南鄉白岩寺側”；《括蒼金石志》卷六《王給事（信）墓志銘》，碑在麗水縣西鄉，高九尺五寸、廣六尺，洪邁撰并書，樓鑰篆額。《王給事（信）妻郭碩人墓碑》，碑高一丈二尺，廣五尺五寸，題“碩人郭氏墓志銘”，“是碑離城有五十餘裡之遠，窮鄉僻壤，人迹罕到，久埋沒于荒煙蔓草中”；《括蒼金石志補遺》卷二《陳中書舍人希點神道碑》，碑連額高六尺六寸，三十八行，行九十一字，碑在“青田縣慈明寺左”；《東瓯金石志》著錄《楚國太夫人周氏（高世則妻）墓志銘》，碑在“瑞安（縣）仙岩山高公墓前，碑高七尺一寸二分”。此類墓志銘都是“高度大過寬度”的長方形巨碑，“某某墓志銘”的标題其實多為“篆額”。而唐代墓葬出土的墓志銘，多呈正方形，并配有相應的墓志蓋，故曰“篆蓋”。長方形的巨碑，在形式上無法配備相應的志蓋。然而，清代金石學家在著錄上述墓志銘的時候，依然通常将某某“篆額”著錄為某某“篆蓋”，實際上此類樹立于地表的長方形墓志銘碑絕無可能配備志蓋。這一非常有趣的現象，過去的學者似乎并未注意到。其實，這正是墓志銘與神道碑合流過程中呈現的生動的細節。

[5]合流的趨勢，在明代進一步發展。明代的墓表碑刻，多數自名“墓志銘”，如嘉靖八年處州府景甯縣的陳旭墓，墓表至今矗立有《陳坦庵墓志銘》。見項莉芳、鄭嘉勵《景甯渤海坑——浙南明代銀礦調查之二》，《東方博物》第29輯。

[6]浙江文物局編《浙江文物參考資料》，内部出版。

[7]東錢湖史浩墓地出土的神道碑，龜趺座長5米，正面镌刻宋甯宗禦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八字，碑陰文字即樓鑰《攻媿集》卷九十三《太師保甯軍節度使緻仕魏國公谥文惠追封會稽郡王史公神道碑》；南宋史彌堅墓，神道碑龜趺尚存，并見楊古城、龔國榮《南宋石雕》，甯波出版社，2006年；“薛朋龜墓銘”及妻王氏“墓銘”，石高約180厘米，也是神道碑而非随葬墓志，見《鄞州碑碣精品集·碑銘撷英》，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年。清·董沛《鄞縣志》卷五十九“金石上”亦有著錄。

[8]江西婺源縣的《汪路妻張氏圹志》，張氏下葬于北宋靖康二年，張氏卒後，其孤乞銘未果，姑且刻石于圹，寄望“它日植碑飨堂，垂示永久”，見陳柏泉編著《江西出土墓志選編》，第111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南宋慶元二年，朝奉大夫前通判建康軍府汪闡中妻魏氏墓前築有享亭，“舊有志銘小石，柙于享亭壁間”，見章國慶編着《天一閣明州碑林輯錄》，第25頁，《宜人魏氏（靜端）墓志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元代的同知東川路總管府事孫侯，“家富而身貴，年七十一而終”，由姚端夫銘其墓，馮子振表其墓，吳澄又撰“墓隧之碑”，墓所“立屋于墓近，以諸人所撰碑志等文，刻石置于其間，扁之曰‘緻存之亭’”。見元·吳澄《吳文正集》卷四十三《緻存亭記》，文淵閣四庫全書。

[9]衢州市博物館：《衢州墓志碑刻集錄》，第31頁，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餘端禮墓，199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

[10]楊思好：《蒼南金石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本文引錄蒼南墓志材料，俱見此書。

[11]鄭嘉勵、梁曉華：《麗水宋元墓志集錄》，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本文引錄的麗水地區墓志，俱見此書。

[12]王信夫婦墓發掘簡報，見牟永抗《麗水古墓發掘報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七輯），杭州出版社，2005年。但簡報未發表圹志材料。

[13]金華南宋鄭剛中墓出土圹志，其子鄭良嗣撰文時稱，乃父的德行文章“須托名筆于神道，以信萬世，良嗣不敢稱述”，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宋墓·金華南宋鄭剛中墓》，科學出版社，2009年。

[14]奉化溪口南宋魏杞墓，葬于淳熙十一年。初，墓較簡樸，數十年後，補立鄭清之撰文神道碑。現實狀況可能很複雜，圹志坦承隻是埋入墓圹的權宜之物，日後将補立正式的神道碑，實際中，卻常不果行。所以，常常出現這種現象：宋代出土墓志，少有千字以上之文，而宋人文集中的墓志銘動辄為四五千字的長文。因為當時所見材料尚少，葉昌熾認為“此則斷難刻置墓中，……或當時刻之立于圹外，或橫卧于柩旁，然何以終不傳世。或竟撰文存集，而實未镌刻，皆不可知矣”（葉昌熾《語石》卷四“一曰墓志”條）。葉氏推測的“或竟撰文存集，而實未镌刻”，在現實中确有可能發生，台州臨海縣雙港鄉保甯寺（謝墓墳寺）南宋謝深甫墓，墓前原有神道碑，但無字。謝深甫逝後，何澹撰銘，此銘是謝深甫孫女謝道清進位理宗皇後、謝深甫追贈魯王後所作，目的在于表墓。但是，謝氏子孫宦遊在外，一時遷延未刻，神道碑就隻剩“無字碑”了，見丁伋《謝深甫及謝墓》，《堆沙集》，第45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15]1957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發掘金華縣章嶺水庫的王淮墓，出土有圹志，參見張永世：《金華王淮墓》，《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5期。。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資料室收藏的發掘記錄，王淮墓前當時尚保存有神道碑的龜趺座。

[16]司馬光《書儀》卷七《喪儀》三“碑志”條，文淵閣四庫全書。

[1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新餘市錢家山西周遺址及竹山村三國墓與宋墓考古發掘簡報》，《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又及，四川華蓥南宋安丙家族墓地，也出土有寬62.8、厚22.6、殘高100厘米的墓碑，正面隸書“宋故宜人……”，碑上有荷葉形碑帽，見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編著《華蓥安丙墓》，圖版三四，文物出版社，2008年。

[18]轉引自王宏理《志墓金石源流》，第404頁，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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