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參的籍貫家世與岑河地望溯源

岑參的籍貫家世與岑河地望溯源

陳禮榮

〖内容提要〗

唐朝時期，荊州江陵籍詩人岑參聲名遠播，可做為他祖輩的岑長倩，以及曾祖父岑文本、堂伯父岑羲等，在官修史書上的籍貫，注明的卻都别無二緻地是南陽棘陽。對于這一現象，後世學者研究認為這是出于中國文化曆來崇尚郡望的習俗觀念所造成的。然而，若是以郡望而論，早在東漢初年，南陽棘陽的岑氏家族便已在征南大将軍岑彭的統轄下，來江陵津鄉紮下了根。因大軍囤駐地正當長江經夏水、楊水，連通漢江交彙處的物資集散地，故後人便将出現于這一帶的“市”（城鎮），取名叫岑河。唐初頻發宮廷政變，一旦卷入，即滿門抄斬血流遍地。岑長倩、岑羲兩代人相繼被陷入這類血腥沖突之中，故一當事敗之後，當事人及其眷屬宗親便遍遭荼毒。生活在岑河的岑氏家族成員在短時間内便兩遭殺戮，幸存者隻有遠走他鄉，風流星散。岑參在幼年期即經曆了岑氏家族成員在岑河全體消亡的悲慘曆程，後雖随家人逃離故鄉，但從此再沒回過荊南。成年之後，他兩度戍邊，被委任為嘉州刺史，後因遭變故，55歲即客殁成都；故終其一生，他都無時不刻地在心中緬懷着遠在千裡之外的故土家園。

〖關鍵詞〗

岑參籍貫家世岑河地望

岑參（公元715-770年），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天寶年間，他曾兩度西出陽關，分别在安西（今新疆庫車）和北庭（今屬新疆吉木薩縣）節度使署軍前報效，其間撰寫出大量關于邊疆軍伍生活的詩作。這些詩歌作品色彩絢麗，想象豐富，意境新奇，氣勢雄渾，極富浪漫主義的特色，被後世學者尊之為我國古代邊塞詩人第一人。

漸次澄清的詩人岑參籍貫所在

唐代著名詩人岑參籍貫的地望，始乎自古以來即頗存歧見，如今将其确認為是古荊州江陵（今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顯然有一個漸次澄清、逐步彰顯的漫長過程。

中華書局1987年5月第一版《唐才子傳校注》（傅璇琮主編）卷第三“岑參”條（孫映逵校注）稱：岑參，兩唐書無傳，“《唐詩紀事》卷二三岑參傳”、“《郡齋讀書志》卷四上别集類《岑參集》十卷”條、“《直齋書錄解題》之卷一九詩集類上《岑嘉州集》八卷”條，皆稱岑參為南陽人⑴……這就意味着，至少是到宋、元之時，幾乎是任何一部事涉岑參籍貫的撰述，皆以“南陽說”為定論；其所采信事實，也都是史有明載，确鑿無誤，勿庸置疑。

如此衆多史籍在對于岑參籍貫的叙述中，皆執“南陽說”，顯然不是一種孤立的文化現象。這是因為人們從岑參自述的家世中即可得知，其家族既有過鮮花着錦之盛、烈火烹油之烈的榮耀，又有過破家沉族之慘、人亡财盡之厄的毀滅在官修史書上，絕對不可能漠然視之。既是這樣，那麼對其“籍貫”的記叙，便會顯得相對慎重一些，至少也是言有所本。

岑參的曾祖父岑文本，乃系太宗時代曾做過宰相的顯宦，因其聖眷優渥，死後敕命“陪葬昭陵”，實可謂備極哀榮；他的伯祖父岑長倩，在高宗朝亦為宰相，後因皇嗣之事開罪于武則天，竟遭酷吏來俊臣緝拿，斬首于市，其嫡親五子皆被賜死，慘絕人寰。随後過了若幹年，岑參的堂伯父岑羲也升任為中書舍人、同中書門下三品，身居揆要之職，但其結果也是被卷入到血腥暴戾的宮廷鬥争中，當唐玄宗即位之初，即因太平公主事敗而受到牽連，最後被滿門抄斬……總之，像這樣一個家世顯赫、而又是榮耀與災禍旋踵而至的家族，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事後，都勢必會成為世人所關注的重點對象。

先看《舊唐書》，在卷七十《岑文本傳》條目下，明明白白地便寫着：“南陽棘陽人。”⑵由此發轫，自此之後，但凡是事涉岑文本及其家族兒孫的史書記載，也便都蹈其窠臼，幾乎全部也都執“南陽說”，看似已成定論。

在這一點上，連最開始受岑參之子岑佐（孫映逵在《唐才子傳校注》中認為應是“岑佐公”，附此存疑）的委托，主持編輯《岑嘉州詩集》的杜确，也在該書的序中稱道：“南陽岑公，聲稱尤著。公諱參，代為本州冠族。”⑶可見，宋、元之時諸多大家對于岑參籍貫的記叙，之所會别無二緻，似與杜确不無關系。

那麼，依此而言，至少到岑參《岑嘉州詩集》成書之時，人們幾乎都視他為南陽人，其家世籍貫，似與江陵無涉。

然而，細讀史籍，又發現這種說法好像既有點似是而非，又有些撲朔迷離。

不過，當清乾隆五十九年黃義尊、崔龍見為修纂《江陵縣志》而通過一番細作考證後，卻确鑿無誤地在卷四十二“藝文·書目”中，将“岑參《嘉州集》十卷”納入其間⑷。黃義尊其時為在籍翰林，人稱“太史”，此人不僅學富五車，而且治學謹嚴。所以，岑參是古荊州江陵人，自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完成之後，至此便成為地方史志奉為圭臬的定論。

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遵從國務院主管部門的指示精神，着手組織專家、學者開始校注、出版《岑參集》。當時，接受該書校注任務的北京大學中文系陳鐵民、侯忠義先生經過認真地研究，成書時便非常肯定地在《前言》中寫着“岑參，江陵（今湖北江陵）人”了。随即，在該書的“附錄”《年譜》内，兩位作者還特地注明：“岑先世本居南陽，梁時始徏江陵，諸書稱岑為南陽人，蓋從其郡望說，詳《岑嘉州系年考證》。”⑸

《岑嘉州系年考證》是我國近現代著名學者聞一多所作，有着一定的權威性，所以，岑參的籍貫在江陵，顯然是得到了世人的共同認可的。

那麼，聞一多考證“梁時始徏江陵”的依據，又是什麼呢？再看《新唐書》，發現在其卷一百零二《岑文本傳》條目下，在談及其祖父岑善方時，卻要比《舊唐書》多寫了一段文字：“（岑善方）後梁吏部尚書，更家江陵。”⑹

對于這一點，孫映逵也曾在《唐才子傳校注》中予以确認：“南陽棘陽為兩漢時的古縣名（治所在今河南南陽之南），應為岑氏舊望。”⑺

行文至此，人們便可發現，為宋代大學者歐陽修、宋祁修纂的《新唐書》盡管刻意追求文字簡潔，但在關鍵部位的考證上，也确有超過《舊唐書》之處：原來，在歐陽修、宋祁看來，南陽棘陽的岑氏家族，至少早在岑文本的祖父岑善方開始，就已經是居留在江陵的大地上了。

那麼，做為官修史書的《新唐書》在看待傳主的籍貫上，之所會已經确知從後梁始，岑氏家族的岑善方已經官至吏部尚書、且其亦“更家江陵”，那還仍然遵從《舊唐書》之“南陽棘陽”說；那麼，這種修纂體例，也便如陳鐵民、侯忠義說的那樣，乃為“蓋從其郡望說”而已！

江陵岑家“郡望”的源頭可溯至東漢初年

在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圈子裡，看人尤重“郡望”，顯然是一祌延續了漫長曆史時期的持久風尚習俗。

郡望，是“郡”與“望”的合稱。“郡”是行政區劃，“望”是名門望族，“郡望”連用，即表示在某一地域範圍内的名門大姓、富貴顯達的榮華世家。

原來，西漢末年，王莽篡位，天下大亂，衆雄競起，當東漢光武帝劉秀已呈崛起之勢後，做為東漢王朝的開國元勳“雲台二十八将”之一，自南陽棘陽起家的岑彭，便已經進入其核心權力圈、官拜征南大将軍了。

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南郡人秦豐在黎丘稱霸一方，割地稱王，成為劉秀率領漢軍向北發展、逐鹿中原的肘腋之患。

在岑彭率軍南征，平定荊襄，為劉秀平定秦豐等敵對勢力之後，他即麾軍前出于長江之濱，占領了屬于南郡領轄的江陵口岸津渡——津鄉。自此，一心經營荊楚大地，并囤駐在津鄉，苦心孤詣地苦撐危局，曆經數年艱辛，終于使之成為漢軍向南、向西拓展的戰略出發地。

鄉，在西漢時期是中央政權全面控制基層社會，“編戶齊民”的一級管理機構；它配備有秩、啬夫之類的屬吏，以聽候郡和縣的調遣。《廣雅》稱：十邑為鄉、是三千六百家為一鄉，故它在空間形态上也是一方地域的名稱。在《後漢書·郡國志》中，即有将“江陵有津鄉”之說⑻，并與後面所稱“巫西有白帝城”相并列。這種地理區位的标識手法，在史籍中十分引人矚目，至少它表明在東漢初年，江陵之津鄉并不等同于其它的蕞爾之地。拿今天的話來說，似乎帶有點特别行政區的意味在内。

殊不知這個在《後漢書》上已經很有名的所謂“津鄉”，即是如今岑河鎮的這塊地域的前身。因為，那時的沙市中心城區，還是長江呈漫流狀由西向東滾滾流淌時遺留在當地的一片江心洲呢。

津鄉的地理區位之非常重要，有《後漢書·岑彭傳》為之做證。此傳在言及此事時，開宗明義即稱頌道：“津鄉，當荊州要會。”⑼劉秀派岑彭在這裡囤駐的一支兵馬，顯然是為盡快統一全國而預設的一支偏師。

囤駐于江陵津鄉的岑彭，也真沒辜負劉秀的期待。當漢軍主力在中原大地馳騁逐鹿之際，他憑借自己所統率的這支水陸大軍，在不僅江陵深深地紮下了根，為漢軍把守好了南大門，同時也作為一支勢力強大，兵強馬壯的武裝力量，為進一步擴大劉秀的勢力範圍，建樹了不世之功。

先是，岑彭倚仗兵威，“移檄江南”，向各地方實力派人物反複陳說劉秀的威德，勸其歸降，并申明凡是主動來投者，不僅保有原先官職，而且還會厚給封賞。在其威脅利誘之下，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不久便相繼歸順劉秀，誠心表示自此即對漢政權呈表納貢，俯首稱臣。

可以說，整個湘粵大地的上十個郡、數千裡的地盤全部歸順于漢軍旗下，都是岑彭以津鄉為基地、兵不血刃地收服下來所獲得的功勞。

為了答謝岑彭的絕世之功，光武帝劉秀于建武六年(30年)冬特召他入京，“數召，見，厚加賞賜，複南還津鄉”。⑽皇室給予岑彭這種極高的禮遇，是他的榮幸。岑彭從京城南歸，仍回到駐節地津鄉。

原來，東漢初年，光武帝劉秀雖是宗室後裔，但也是民間起兵。岑彭統轄的部隊，最初也是依靠宗族、賓客而聚合起來投奔劉秀的部曲武裝集團。

後世有學者研究認為，在東漢時期，類似于這樣的望族豪門不隻是一種軍事存在，同時也是一種分割國家資源的社會勢力：他們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貧民和奴婢從事生産并守衛田莊；宗族和賓客則是他們管理地方政務、幹預世事的幫手和爪牙。據《續漢書·百官志》的“将軍”條，漢朝軍隊編制分營、部、曲、屯四級，部和曲是其中兩級的名稱。以此為基礎，“部曲”連稱，有時指軍事編制，有時泛指軍隊。總之，在劉秀平定天下的過程中，岑彭及其他各路将領，皆為“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而追随其間的。

作為一個人多勢衆的豪族集團，在岑彭囤駐津鄉的部衆中，縱然要靠青壯男子出征作戰，但軍人的眷屬居多也會随同而至，與之共同生話在囤駐地。在一個戰役與另一個戰役之間的休戰期間，軍人連同随行的老弱婦孺也都會直接參與農業生産勞動，以自給自足、甚至補足軍需。

所以，由岑彭統轄所囤駐于津鄉的這支軍隊，隻要是沒有被消滅，或被收編、遣散，那被稱作“部曲”的将校卒伍們，恐怕也隻有他才能指揮、調配得動。如此說來，《後漢書》所稱光武帝劉秀對岑彭“厚加賞賜，複南還津鄉”，事實也是對于他及他的部曲武裝集團一種收買與籠絡。

倘是以而郡望論，即早在東漢初年，南陽棘陽的岑氏家族，實際上便已經留駐于江陵大地了。

岑彭在津鄉屯駐，前後約有九年時間。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岑彭與吳漢等東漢将領率水陸大軍攻入巴蜀大地。光武帝劉秀命岑彭為益州牧。原蜀主公孫述連遭敗績，大驚失色，派出殺手，趁夜行刺——身為東漢王朝一代元戎的岑彭，就這樣在滅蜀之戰中以身相殉。

後來，劉秀削平各地割據勢力，重新統一中國，又開創了漢家天下150年的國祚，而岑彭子孫，世受封賞，其家族後裔雖然歲有在外為官者，但在江陵津鄉的地面上，卻依然還留有岑家世系後世，以及部曲人丁。

依此而論，《新唐書》稱後梁吏部尚書岑善方為“更家江陵”，也許并不确切；很可能，岑家自東漢以後，延至後梁，少說也有十多代人，便是世居江陵了。要論這種說法的起始淵源，恐怕當數張景毓所撰《大唐朝散大夫行潤州句容縣令岑君德政碑》。這一碑記，亦稱《唐句容縣令岑植德政碑》。岑植，是岑參的父親，其所定基調，無疑對家族籍貫的确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此文見于《全唐文》卷四百五，該書附注：“景毓，元（玄）宗時人。”相傳此“元宗”乃是清季為避康熙“玄烨”之諱而改，如此看來，本文是唐代對岑參父親岑植記叙最為權威的一個文本。因本書議題所系，不妨稍多引錄：“君名植，字德茂，南陽棘陽人也。其先出自颛顼氏，後稷之後，周文王母弟輝。克定殷墟，封為岑子，今梁國岑亭，即其地也，因以為姓。代居南陽之棘陽，十三代孫善方，随梁宣帝西上，因官投迹，寓居於荊州焉。”

請注意，在對岑家世系作前溯之際，張景毓直接自“周文王母弟輝”始，到“今梁國岑亭”為結，僅用“代居南陽之棘陽”一句，便完全隐去了岑善方之前家族十三代先祖、尤其是最不該隐去的征南大将軍岑彭。于是，岑氏家族于建武年間遷徒古江陵津鄉一節，便因此文的出現而消隐在曆史的塵煙中了。

至于歐陽修、宋祁之所會采用一種較為“變通”的說法，其原因恐怕還在于和撰寫《唐句容縣令岑植德政碑》的唐朝人張景毓一樣——為資料匮乏所囿，這是因為梁元帝承聖三年（公元554年），後梁國主蕭詧勾結西魏派大軍攻陷江陵，梁朝皇室幾代人包括梁元帝蕭繹本人在江陵收藏到的珍版書，在戰火中被焚毀十多萬冊；其中，應不乏關于岑彭在江陵津鄉所作所為的相關記叙——《新唐書》在修纂中所遇到的難處，當然莫過于此，于是岑善方“更家江陵”一說，也就順理成章了。

其實，當孫映逵校注《唐才子傳校注》“岑參”條時，就明确指出：“《元和姓纂》卷五記岑氏譜系，于“南陽棘陽”下載：後漢征南大将軍岑彭之後。”⑾⑿⒀⒁⒂⒃《元和姓纂》成書于唐代元和七年（812），而當張景毓接受委托，為岑參父親的岑植撰寫《唐句容縣令岑植德政碑》時，沒能看到這部，以緻與史實真象失之交臂。

“城河”的地名魚目混珠不足為憑

南陽岑氏家族的首居地棘陽，在今河南新野境内。在這裡，有一條南北流向的河叫溧河，曆史上稱棘水。戰國時期，棘水是楚國和秦國的界河，河東屬楚，河西屬秦。岑彭出仕的第一仼公職，即為棘陽令。從眼下可見資料看，目前成員遍及海内外的岑氏家族宗親會，似乎都忽略了岑彭建功立業的發祥地——古江陵津鄉、即今天的岑河了。

同時，筆者也曾留意，在古代，岑河另有“城河”一說，事見清乾隆版的《江陵縣志》卷之三當中，曾設一“城河”條。可是，該書的修纂者看來在拟定此條時，似乎亦終無定見，其反複掂量，難以下筆，後來便隻有在該詞條之下采用雙行夾注的方式，稱之為“城河即岑河口”；其文曰：“在城東四十裡，東南會鶴穴、化港諸水，東北合白渎諸陂澤，下彙三湖附近安興港。相傳，古安興縣地，故以城河名”。 ⑿

再從該書卷之二十三，查“安興縣”條，其内容為：“在縣東四十裡，唐貞觀中省入江陵。今尚有安興橋，沿故名也。橋之水，曰安興港；港近市，曰城河口，皆以舊縣得名。”⒀

看來，安興縣的建制，大約隻在後粱至隋這極為短暫的數十年間，到唐初貞觀時期便被并入江陵。清乾隆版的《江陵縣志》的這段條文，與其說具有古地名溯源的存史價值，毋甯是更為明顯地展示出了岑河地形地貌的水文科學價值：在此前的若幹年間，延至漢代前後，長江中遊北岸地區，曾保留有九穴十三口，而鶴穴口直至明中葉方才淤堵。古安興縣東南連通鶴穴、化港的河道，東北又續接白渎來水，然後又彙注三湖附近的安興港……這段内容的記叙，實際上是以更為醒目的水文資料，顯示出岑河 “市”（城鎮）較為突出的一個特點，那便是它即當為當年長江經古夏水、古楊水河道，連通漢江而諸水交彙的一處物資集散地。

據比即可理解得到，東漢大将岑彭率大軍駐囤于此，數年間威逼湘粵、西擊巴蜀，并修造戰艦，調集水軍，若非此地據有這樣好的水運條件及地理區位，那顯然是無法想象的天方夜譚。

據《後漢書·岑彭傳》記載：建武九年(公元33年)，蜀國國主公孫述派部将任滿、田戌、程泛率領幾萬水軍，乘船艦下江關(今四川奉節縣東)，擊敗當地漢軍，再攻夷道(今湖北宜都)、夷陵(今湖北宜昌東南)二地，克荊門山、虎牙山(今湖北宜昌東南隔江相望之二山)。蜀軍在江面上架起浮橋、鬥樓，并在水下立起攢柱(密集的柱樁)，斷絕水道，而大軍則在山上安營，以抵拒漢兵。當此強敵壓境之時，岑彭抓緊操演水軍、打造船艦，全力準備迎戰來犯之敵。“于是，裝直進樓船、冐突、露撓數千艘”，也就是大力發展造船業，并建造出包括直進樓船、冐突(船名，取其觸冒而唐突)、露桡(船名，取其露楫在外，人在船中)在内的不用類型的艦船數千艘，做好了大舉進攻蜀地水軍的準備工作。

兩年後，即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當岑彭将要與衆将合兵一處，西上伐蜀時，便又聚集軍力，一時間，“南陽、武陵、南郡兵發，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指（臨時借調到的水軍）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荊門。”⒁

從上述兩則曆史記載中可以看出，岑彭率部所囤駐于江陵的津鄉，後來便因安興縣的設立和省并，便原有的地名出現了更移：新地名乃是依照以望族姓氏為其地命名約定俗成的慣例（如後世遍及華夏南北大地的石家莊、張家窩篷、李家堡、宋家灣等），取岑彭之“岑”以為銜；其後再依其地貌為當地所施加的絕大影響，綴之以“河”，故經過了漫長時光的淘洗之後，這個“岑河”地名也就一直沿用至今了。

至于“城河”一說，恐為後人因一度曾設安興縣而附會，所以不足為憑。

家族血案令岑參抱憾終身

祖籍南陽棘陽的岑氏家族在岑河消亡之時，應當發生在唐初岑家岑長倩、岑羲叔侄連遭兩次大難的同時：一是武則天誅殺岑參的伯祖父岑長倩及其滿門男丁，二是唐玄宗為籍沒岑參的堂伯父岑羲之家，所采用的無情手段，或捕殺、或系獄，酷烈殘忍，以至留在岑河的全族人口驚惶逃竄，風流星散。

當年，岑氏是地方上的一大望族，岑參成年之後，曾寫《感舊賦并序》，描繪唐太宗時代的岑門榮耀：“朱門不改，畫戟重新。暮出黃閣，朝趨紫宸……列親戚以高會，沸歌鐘于上春，無大無小，皆為缙紳。愚愚昂昂，瑜數十人。”依照詩中寫實般的描繪，可以想象得到那種華貴與氣派，是何等的恢宏壯觀！然而，一旦噩運降臨，血光盈門，岑氏家族即即遭滅頂之災！

唐初的宮廷生變，往往是血腥遍地，連宗室貴胄皆難幸免，何況一般大臣的父母兒孫？據說，岑羲事發之際，大約為開元五年(公元717年)，岑參方才兩歲，當時發生于老家岑河的許多現場情景，都是他兄長事後說給他聽的。于是，出現于詩作當中的慘狀，便充滿了極大的驚恐與惶亂。那便是是：“既破我室，又壞我門；上帝懵懵，莫知我冤……泣賈誼于長沙，痛屈平于沅湘……昔一何榮矣，今一何悴矣!”

岑羲被唐玄宗滿門抄斬後，家族旁系子弟均遭放逐，這些楚地罪囚在如狼似虎的軍卒與衙役的驅殺下，唯有四處逃竄，方可幸免一死。當在寫出這樣詩句的時候，肯定是渾身顫抖，心在滴血：“雲雨流離，江山放逐。愁見蒼梧之雲，泣盡湘潭之竹。或投于黑齒之野，或竄于文身之族。”⒂

詩中提及的黑齒部族，是傳說中的南方蠻族一脈支系，其族人慣于用漆樹的汁液把牙齒染黑，使之面目怪異，讓外人望而生畏，以求保全自己；文身部族之族人即在通身上下塗上各色樹膠，以便潛伏于林莽之中狩獵……岑家子弟為避亂而遠走他鄉，以緻與“黑齒之野”、“文身之族”等少數民族的人們為伍，此前世世代代生活在岑河的岑氏家族成員，自此全體消亡。

成年之後的岑參曾在《感舊賦》的序言部分中這樣自叙說：“參，相門子。五歲讀書，九歲屬文，十五隐于嵩陽。”這裡說到的嵩陽，指河南嵩山之南的鄉野之地。據說，是他父親岑植在為仙州（河南葉縣）刺史時，曾在那裡置有一處别業。故一旦家族蒙難，岑植便把全家人隐蔽到嵩陽。岑參他們兄弟幾個在那裡隐姓埋名生活了幾年，所以方才逃過這場浩劫。

家族駭人聽聞的悲慘故事，終其一生影響着岑參。當他備嘗艱辛，兩度戍邊，分别在安西和北庭的邊帥幕府中投力報效，盡閱大漠風物之際，隻要聽說有朋友前往荊南，他都會去送行，并寫詩為紀，以緬懷遠在千裡之外的故土家園。

比如，在《送周子落第遊荊南》一詩中，詩人無比深情地寫道：“足下複不第，家貧尋故人。且傾湘南酒，羞對關西塵。山店橘花發，江城楓葉新。若從巫峽過，應見楚王神。”⒃據陳鐵民、侯忠義先生考證，此書作于唐代宗廣德二年（公元764年）而這時，岑參已是年過半百了。看得出來，當時任考功員外郎的岑參聽說來自湘南的落第學士周某人将要途經故鄉荊南，回歸老家時，不勝感慨。他對故鄉的記憶實在是太遙遠了，可那也畢竟是祖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地方啊！大約是從兄長講的家族往事中，知道那一帶到了春複之交，會是一番“山店橘花發，江城楓葉新”（唐、宋之際，許多詩人如張九齡、杜甫、陸遊等，都在其作品中有過類似的描繪）的清新景象吧；他交待即将遠行的友人，若是“從巫峽過”，可一定要去瞻仰一下神話當中楚王的遺址陽雲台啊……

看得出來，岑參自從在幼年間随家人逃離故鄉荊南之後，一直羁旅不定，四海飄泊。可能是由于老家早就沒有了家人，也可能是由于宦遊羁旅，未得空閑，總之是終其一生，成年之後的他，就再也沒回過故鄉荊南。

晚年的岑參終于仕途有望了，在友人的推舉下，他被朝廷委任為嘉州刺史。可惜，隻因此時蜀中大亂，他一介書生未及接印理政，便在戰亂中流離失所、惶惶然難以安生。

唐代宗大曆四年（公元770年）冬，岑參苦累一生，未及稍得休閑，即逢大限已到，最後于客死成都，殁年55歲；而在他的老家，曾經顯赫非凡的南陽棘陽岑氏家族，此間也就隻留下一個古老的地名——岑河。

倒是在當年自岑河逃離、一頭紮進與“黑齒之野”、“文身之族”等少數民族為伍的岑氏後人當中，時至清末便走出一位曾任雲貴總督的朝廷重臣岑毓英。岑毓英與他的兒子岑春煊這對父子名人一度叱咤風雲，在晚清政壇上着實“火”了一把，以緻岑氏家族在此後走向海外的發展進程中，真正獲得到占風氣之先的大好機遇。

目前，流播海外的岑氏族早已是群英荟萃，人才輩出，亦足以耀祖光宗了。

注釋

⑴、⑺.中華書局《唐才子傳校注》（傅璇琮主編），1987年5月第一版，第一冊第439頁

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二十五史》，1986年12月第一版，第五分冊，《舊唐書》第304頁

⑶、⑸.陳鐵民、侯忠義校注《岑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第463頁。

⑷.清乾隆版的《江陵縣志》台灣學生書局影印本。

⑻.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二十五史》，1986年12月第一版，第二分冊，《後漢書》第74頁

⑼、⑽、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二十五史》，1986年12月第一版，第二分冊，《後漢書》第104頁

⑾.中華書局《唐才子傳校注》（傅璇琮主編），1987年5月第一版，第一冊第440頁

⑿清乾隆版的《江陵縣志》台灣學生書局影印本，第334頁。

⒀同上，第1039頁。

⒂陳鐵民、侯忠義校注《岑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第437頁。

⒃同上，第287頁。

據《聞一多唐詩雜論》，即聞一多先生考證認為，首先，東漢開國征南大将軍岑彭，為漢光武帝劉秀的雲台二十八将之首，他既系岑參一支家系的始祖，又是将南陽之棘陽之岑氏家族攜至荊州的第一人。聞一多先生還考證認為，因棘陽岑家為周文王異母弟耀之子渠的姓氏（武王封其為岑子），故其後人“從其舊望”，曆來皆将籍貫填報為南陽之棘陽；事實上，當東漢岑彭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 岑彭率軍南征，平定荊襄并駐軍津鄉（沙市區及岑河鎮在東漢時期的古地名）以來，荊州一代便有南陽之棘陽的岑氏家族在此生息、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