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曾國藩做人,學胡雪岩做事——曾國藩的磨砺之功 2
曾國藩的磨砺之功(9)
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麼樣的志則是更深一層次的題，志向的高低決定他成就什麼樣的事業，擁有什麼樣的人生。曾國藩深知他自己是靠一種不流于俗的雄心壯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因此，曾國藩不僅反複向子弟灌輸立志的重要，而且還常具體地指點他們如何立志、立什麼樣的志。他在家信中說：
君子立志，應有包融世間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懷，有内以聖人道德為體、外以王者仁政為用的功業，然後才能對得起父母的生養，不愧為天地之間的一個完人．因此君子所憂慮的是德行不修煉，學問不精通．所以，當頑民得不到教化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蠻夷入侵中原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小人在位賢才受害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擇時，他們就深深憂慮；這真是所謂悲天憫人啊!所有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憂慮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饑飽，肚俗之榮辱、貴賤和毀譽，君子從來就無暇顧及。
二十歲前的曾國藩．其實胸中并沒有遠大的這樣的"内聖外王"（ 成就自己，就是所謂"内聖"；成就外物，就是濟民利物，也就是"外王"）的高尚志趣。隻是在道光十年，其父覺得自己的才質不及兒子，自己所知的盡教完了，就把他送到衡陽汪覺鹿先生處學習了一年。此後，曾國藩眼界大開，助長了一些銳意進取的精神，特别是又回到本縣漣濱書院就讀時，得到師長劉元堂先生的欣賞，在劉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國藩痛下決心，毅然将原字伯涵改為滌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釋，"滌"就是"滌其舊污之染"，"生"即"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别舊我，走向新生之意。并給自己定下了一條座右銘："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不問收獲，隻問耕耘。"
他還經常借詩文以抒發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漢興之初的李斯、陳平、漢末的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靂從天降"，将他這個生長在僻靜山鄉的巨才偉人振拔出來，用為國家棟梁．他十分自信地在詩中表示：蕩蕩青天不可上，天門雙螭勢吞象．豺狼虎豹守九關，厲齒磨牙誰敢仰?群烏啞啞叫紫宸，惜哉翅短難長往．一朝孤鳳鳴雲中，震斷九州無凡鄉。他相信自己終有一天，如同雲中展翅翺翔的孤鳳一樣不鳴則已，一鳴則引來九州的震動；如同生長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樣，有朝一日成為國家大廈的棟梁。
曾國藩的志趣，也可以從他的治學目的論上邊體現出來。每個人治學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發家緻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娛，或想著書立說以警後人。正如"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顔如玉"。而曾國藩雖然是通過科舉考試而獲得官位進而得以升遷的，但他對箝制心智、殘害性情的科舉制度卻貶損有加，他主張治學的目的應在于"修身、齊家、治國、乎天下"，或叫作進德與修業。在給諸弟的信中曾國藩說："吾輩讀書，隻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述，以圖自衛其身。"一方面，他繼承了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觀點，認為讀書是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長知識才幹，使自己成為"賢人"、"君子"以至"聖人"。一方面秉承宋朝朱熹之學說，主張讀書要"明天理"。從孔子到朱熹，都反對為個人消遣和利祿名譽讀書。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拘于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談，而繼宋朝陳亮"經世緻用"之說，認為讀書大可報國為民，小可修業謀生，以自衛其身。因此，可以說在為什麼讀書的問題上，曾氏是在繼承古代各種觀點的合理因素的基礎上，提出了較為客觀、切合實際的新的讀書觀。首先曾氏明白表示自己讀書不是為榮辱得失，而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衛身謀身是人最起碼的生理需要，它與追求功名利祿有着本質的不同，曾氏是反對為一體之屈伸、一家之饑飽而讀書的，因此他認為讀書又以報國為民為最終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然時至今日，也還不乏讀書為混文憑之人，讀書為混官做之人，讀書為時髦、為裝飾之人，總之是為一體之屈伸。
曾國藩的磨砺之功(10)
為一體之屈伸而讀書者，雖有所成，但隻會小；為報國為民而讀書者，雖路途遠，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由此，我們想到周恩來的"為中華之帽起而讀書"的壯語。周恩來有一心為國、鞠躬盡瘁的美名于世．足以讓後人世代睹仰，因而成為一代偉人。曾國藩的進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夠提出讀書的最遠目的是報國為民，已實屬不易。
正是抱着這種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的志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作為基本人生信條，曾國藩才從一個"朝為田舍郎"到一個"暮登天子堂"再到一個"中興以來，士人而已"的封疆大吏，成就他的非凡人生。
人的立志固然重要，但立什麼樣的志更至關重要。不同的志向決定自己今後的人生，立志流于俗則會使自己總天患得患失，所成就的事業也自然會小。立志不流于俗則會使我們奮發有為，所成就的事業也就自然會大。今天立志我們雖然不必像曾國藩那樣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做為自己的目标，但是把樹立做一個有益于社會、有益于他人的人卻是應有之義，這們我們才能在自己的平時作為中以勤奮的耕耘、堅忍的毅志來不斷地充實自己，才不為個人一時的患得患失遮住雙眼而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身心須兼治
曾國藩語錄：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為要。減少思慮，排除煩惱，二者用來清心，就是說"君逸"。常常行步走動，筋骨常動彈，"臣勞"說的是這個。
曾國藩精于養身。調理元氣、護養心性的方法是：血氣剛強，要用安靜加以柔和；思慮深沉，要用坦誠忠直作為要求；勇敢堅毅但過于兇暴，要用經常的訓導加以輔助，使其不越正軌；行為急躁，要加以節制；氣量狹隘，要設法使其胸懷寬闊；品行卑下，貪圖小利，要用遠大的志向進行激發；才能低下，學識平庸，要用良師益友進行輔導；舉止輕浮，生活懶散，自暴自棄，要使之明白由此引起的禍患；單純樸實，誠懇忠厚，則要使這種品行符合禮樂，并引導其學會思考問題。凡是調理元氣，護養心性的方法，最直接的途徑是依禮而行，最關鍵的是得到好的老師，最能發揮神妙作用的是專心緻志。以上就是調理元氣，護養心性的方法。
養心根本要靠手腳。曾國藩的養心法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為一個人一生以老、莊為法，可能會失去進取心，也很難有所成就，更不用說能成大事了。本來，成大事與老莊的養心說是矛盾的。如何化解這個矛盾?曾國藩主張磨難波折時要把心放得下，養得靈，不能因為身處困境而郁郁寡
歡，那樣永遠不會有東山再起之日。基于這種看法，他對蘇東坡最為贊成，認為是中國少有的榜樣。曾國藩說，在官場中混最不易，最易喪失威權與榮耀，其中也有一些"規矩"，這些規矩要獨運于心，在幕後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悅人，即保持一團和氣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好人搗亂。他最後說，蘇東坡犯了三大忌，幾次被貶，但可貴的是志向
操守不改，能順應環境的變化而生存。
在蘇轼看來，人之所以要對人間萬事超然曠達、随遇而安，是因為人生太渺小、太短促了。那"破荊州，下江陵，舳舻千裡，旌旗蔽空，酾酒臨江，橫槊賦詩"的曹操和"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周瑜，"如今安在哉?"曹操、周瑜這些當年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随着時間的推移，早已成為曆史的煙雲，如今到哪裡去尋覓他們的蹤迹呢?歲月悠悠，宇宙無窮，人的生命猶如一顆稍縱即逝的流星：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哪複計東西?
人生短暫，萍蹤無定，人生的曆程如雪泥鴻爪，很快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沒有開不敗的花朵，也沒有看不完的好景，"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怅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分明"?梨花怒放，柳絮飛舞，草色青青，滿城春色，人們在盡興地賞花遊春，可是"人生看得幾分明?"一個人的一生有多少盡興賞花的機會呢?有限的人生給人們帶來多少惆怅和迷惘啊!既然人生勝景難逢，聚少散多，别時容易見時難，那麼，何必過分計較個人的名利地位、升沉榮辱呢?"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争奪醉夢裡，豈信荊棘埋銅駝"，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很快就會在這個世界上消失。因此，汲汲于個人的物質利欲、富貴窮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就像在醉夢中仍你争我奪，實在顯得太荒唐可笑。值得注意的是：蘇轼雖然意識到人生短暫，卻并沒有由此走到《列子》鼓吹的享樂主義、縱欲主義的道路亡去，也沒有像魏晉名士們那樣，沉浸于性命無常、人生如夢、歡樂苦短、憂愁苦多的傷感中不能自拔。蘇轼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對待人生，認為人們應該"循物之理"，按照客觀事理和人的生命規律生活，随遇而安，"餘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隻有遵循客觀事理和人的生命規律，才能盡人事，終天年，做到死而無憾。
曾國藩的磨砺之功(11)
怎樣才能盡人事，終天年，死而無憾呢?蘇轼認為關鍵在于淡化功名利祿、物質欲望，進退出處、顯達富貴、福禍窮通一任于天。"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少，而可悲者常多"。世人之所以樂少悲多，是因為他們拘泥于個人的福禍得失、汲汲于一己之富貴榮辱，不能超然物外。隻有超然物外，随緣自适，才能樂觀曠達，"無往而不樂"；"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冊于物之外也"，"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遊哉，聊複爾耳"。正是由于蘇轼超邁曠達，無往而不樂，所以，他能在各種各樣的人生情境下，始終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甯。在順境，即使在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的春風得意之時，也沒有得意忘形、飄飄然不知所往；在逆境，即使是身陷囹圄或貶居流放，也沒有喪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氣。他總是在乎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體味生活的樂趣、生命的歡欣。"烏台詩案"後，蘇轼被貶居黃州，他不僅政治上失去自由，行動上受到限制，而且飽嘗了人情冷暖、世态炎涼，"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我谪黃岡四五年，孤舟出沒風波裡。故人不複通問訊，疾病饑寒宜死矣"。同時，經濟上十分窘迫，為了維持生活，蘇轼不得不墾荒東坡，躬耕隴畝，"與漁樵雜處"。面對這樣孤苦寂寞的環境，蘇轼仍坦然自若，他善于從困苦的境地中擺脫出來，去尋找和發現生活的美：
長江善廓知魚莢，好竹連山覺筍香。
江上西山半隐堤，此邦台館一時西。
南堂獨自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淺溪。
在嶺南和海南，他的處境更加艱難。在嶺南，由于無法适應當地的瘴霧毒氣，緻使"旬日之間，喪兩女使"，連他最寵
幸的愛妾朝雲也病逝了。在海南，他更是過着"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的生活。海南，是當時人迹罕至的地方，流放海南者很少得以生還，蘇轼也斷絕了生還北歸的願望。即便在如此困厄的境況下，蘇轼也沒有心灰意冷，仍然保持樂觀曠達的情懷。"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在蘇轼看來，一個人精神生活的快适，可以彌補物質生活的貧乏，戰勝外在險惡環境的煎迫，所以，在極端困厄的情況下，他仍"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正是這種超邁曠達、怡然自得的樂觀情懷，幫助蘇轼戰勝了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險阻，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曆程。
曾國藩在詩詞中對韓愈、蘇轼的詩詞十分喜愛，認為字字句句皆如其人，他還把蘇東坡所做的能與自己心境相溝通的篇章單獨輯成，經常吟誦。
他還舉《易經》乾坤兩卦比喻養心與事業之關系：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原德載福。是說君子言語要謹慎，飲食要有節制；損，是說君子要有寬恕他人之心，自己則少貪欲；益，君子要見善就學，有過則改；鼎，君子要有尊卑長幼之序，以成救命之嚴。這六卦大象，最适合于人。頤君子之象，可以用來養身養德；鼎君子之象，可以用來養心養
腎，這二卦大象最為重要。
要想有健全的精神，應當先有健康的身體。要有健康的身體，就需要對于養身之道，不可以不留意。曾國藩論及養身之道認為："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為要。減少思慮，
排除煩惱，二者用來清心，就是說"君逸"。常常行步走動，筋骨常動彈，"臣勞"說的是這個。"
養身的方法，不但應當多多從事活動，以達到增進身體的健康，更應當減少煩悶，以保持精神的健康，他的見識是很多的。
曾國藩對于養身之道，主張身心交養。他給李希庵的信說："我認為治身應當以"不藥"二字為藥，治心應當以"廣大"二字為藥。"這是曾國藩恪守他的祖父星岡公"不信醫藥
的訓導。在給他弟弟的信中說：
服藥的事，我經曆很多。不僅是外表有病服用治标的藥劑最容易出：錯，屬利弊各半，就是根本之病，服用人參、鹿茸之類也少有實際效用。像胡林翼、李希庵，把參茸燕菜當作家常使飯一樣，也終于不能補救身體。我現在的調養方法，米飯一定要精，蔬菜用肉湯來煮，雞鴨魚羊豬，都要炖得極爛，又多用醬菜、腌菜之類。我認為這是天下最好的飲食，大補身體的沒有比這更好的了。《孟子》以及《禮記》所記載敬禮老者、事奉雙親的方法都是如此。難道說古代聖賢都是愚蠢的，一定要像後代那樣喜好服食人參、鹿茸、燕窩、魚翅、海參才算是明智嗎?星岡公的家法，後人所應該遵守的有很多，而他的不相信巫師、醫生、地仙、和尚這一條，我兄弟尤其應該竭力遵守。
曾國藩的磨砺之功(12)
不會養心，是自讨沒趣；善于養心，你能不被外人所欺不為外物蒙騙。曾國藩是養心大師，且聽他一席話：
首先要心安定，然後氣才安定；氣要安定，然後精神才安定；精神安定以後，身體才會安定。治理身心的最好辦法，而以自己的力量來戰勝它，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以頑強的意志指揮氣，一種是以靜制動。凡人疲憊不堪、精神不振的時候，都是由于氣弱。氣弱則精神頹廢。然而，意志堅強的人，氣也會随意志而改變。比如貪早睡，如果立志早起，就必然能夠早起。如百無聊賴之時，是氣疲乏四散。如果端坐而固氣，氣也必會振作，這就是以志帥氣。久病則氣虛膽怯，時時怕死，困擾于心，就是做夢，也難以安靜。必須将生前的名譽，死後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種雜念，都全部忘掉。這樣，自然心中生出一種恬淡的意味來，寂靜之極，真陽自生，這就是以靜制動的方法。
曾國藩論述養心的方法，雖然說法不完全一樣，但大體不外乎"懲分窒欲，少食多動"八個字。他的《日記》上曾說："養生家的方法，沒有比"懲忿窒欲，少食多動"八個字更重要的了。"
"懲忿窒欲"，在于求得精神的健康，可以叫作"心理的修養"。曾國藩對"懲忿窒欲"的說法，闡述的很詳細，如給他的兒子紀澤的信說："我對于所有的事，都遵守"都在我這裡，聽憑自然"的這兩句話，即使養生之道，也是這樣。身體強壯的如果是富人，因為戒除奢侈而更加富有；體弱的如果是貧窮的人，因為節約而能夠自己保全。節儉不僅僅是飲食男女之事，即便讀書用心，也應當儉約，不便于太過。我在《八本》篇中說過"養生以少惱怒為根本"，又曾教你胸中不應當太苦，須要活潑快樂地修養一段生機，放棄掉所有的惱怒。既戒惱怒，又知節儉，養生之道，已"都在我的掌握中"了。此外，壽命的長短，有沒有病，一概"聽其自然"，不必産生很多幻想去計較它。凡是多吃藥，祈求神仙，都是妄想。"
将"懲忿"解釋為"少惱怒"，将"窒欲"解釋為"知節儉"，可知曾國藩并不是厭世悲觀的人，把我們人的一切欲望絕對禁止，不過是在縱欲當中略存節制的意思而已。曾國藩的人生觀，既不是樂天觀，也不是厭世觀，而是淑世觀。
無論"以意志統帥志氣"，還是"以靜制動"，大體上重視精神修養，以保持心理的健康。曾國藩回複胡林翼的信中，有"寡思"的說法，也是重視心理健康。其中說道："古人說"少說話來養氣，少看東西來養神，少想事情來養精神。"你那裡好朋友很多，難以少說，書信如麻，難以少看；或許用少想來稍稍休息一下吧?"
清心就可以寡欲，飽食卻足能傷體。曾國藩對于養生的道理，曾說應當從睡覺吃飯兩個字細心體會。他的《日記》上說："養生的道理，應當從睡覺吃飯兩個字細心體會。吃平日飯菜，隻要吃得香，就勝過珍貴藥物。睡覺不在于多睡，隻是實際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養生了。"
在另一封信中說："紀澤身體也弱，我教他專門從眠食二字上用功。睡眠可以滋陰，飲食可以養陽。養眠也貴有一定時刻，要戒除多思多慮。養食也貴在一定時間，要戒除過飽。"
"少食多動"，在于求得身體的健康，可以叫"生理的修養"。曾國藩重視"少食"。至于注重"多動"，從他所說"養生五事"可以知道。他給弟弟曾國潢的信中說："養生之法，約有五件事：一是睡覺吃飯有定規；二是制止忿怒；三是節制欲望；四是每夜臨睡洗腳；五是每日兩頓飯後，各走三千步。"
他所說的"每日兩頓飯後，各走三千步"，就是多從事運動的明證。至于"每夜臨睡洗腳"，在于保持身體的清潔，促進血液的循環，增加足部的運動，也和"多動"有關，是生理衛生中的重要項目。
曾國藩對于養生的項目，還注意射箭，也可作為重視運動的證明。他在寄給曾國潢、曾國葆兩位弟弟的信中說："我看家裡後輩身體都虛弱，……曾經用養生六件事勖勉兒輩；一是飯後千步，二是将睡洗腳，三是胸中無惱怒，四是經常定時靜坐，五是經常定時練習射箭(射箭足以練習威儀，增強筋骨，子弟應當多練習)，六是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這些都是從老人那裡聽來的，多次試驗毫無流弊。"
曾國藩的磨砺之功(13)
曾國藩對于養生的方法，雖也講多動少食，但強調以靜養為主，他在《日記》上曾說："養生的方法，"視、息、眠、食"四個字最重要。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
節"；眠必"虛恬"。"歸海"，是說藏氣息于丹田氣海；"垂簾"，說的是半睜眼，不全睜，不太用眼力；"虛"是說心慮而不思慮，肚子虛而不滞留食物。就這四個字，雖然沒有醫藥秘方，但完全可以去病了。"
對于曾國藩節制惱怒的情況，我們從他的"八本"篇中可以知道其梗概。曾國藩寫給沈葆桢的信曾說："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體，以承擔艱難重任，千萬不要郁悶損耗，損傷天然之氣。我也郁悶閉塞多年，胸襟過于偏狹，我要以自我針砭來共針砭。"
在回複毛寄雲的信中又說："近年來家中骨肉至親接連死去，我的精力衰退，也隻好強自排解，一下子像托付于莊子、劉伶等人那裡了。"
曾國藩所說将自己的精神托付給莊子、劉伶，是講自我排解，自我解脫的功夫。這在魏晉士大夫中确成為風氣。竹林名士都是超然曠達，漠視禮法之人，他們常常聚于竹林、飲酒放歌。阮籍聽說母親去世，不是痛哭，而是痛飲。稽康更是狂放，時常在衆人面前指責湯、武，批評周、孔。阮鹹風流才俊，卻曾與群豬共飲。劉伶嗜酒如命，酒不離身，常常是神志不清，昏昏沉沉。劉伶縱飲，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名。
曾國藩養生喜歡在眠食二字上下功夫，除接受祖父教訓以外，也有自己的經驗。曾國藩的《日記》上說："我少年讀書時，看見父親在日落之後，上燈以前，小睡片刻，夜裡則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後，在竹床上小睡，上燈以後處理事務，果然覺得清爽。我對于起居飲食，按時按點，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親所做的，希望不敗壞家風。"
一個人隻有身體與心理都健康，幹大事才有足夠的資本。起居飲食，既有規律，又有定時，這是現代的衛生學非常強調的。至于愛好運動與節制少怒，則是健身與養心的根本。所以，身心兼治，确實是一種達到人生的一種最佳境界。
培養浩然之氣
曾國藩語錄：人以氣為主，于内為精神，于外為氣色。
譯文：氣是一個人生存與發展的主宰，在人體之内表現為精神，在人體之外表現為氣色。
曾國藩認為：做大事必須要有豁達光明之胸，那麼怎麼樣才能達到呢？在他看來，這必須通過"善養吾浩然之氣"。
品性的培養是一個過程，成大事者非常注意品性的錘煉，以此确保成功的基石。曾國藩說："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輩既辦軍務，系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穑，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卻須有沖融氣象，二者并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緻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以後即以此養心。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隻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
讀曾國藩的這一段話，我們仿佛置身于一位飽經滄桑、聰明睿智的老人面前，有一種大徹大悟之感。人活着，如果一直渾渾噩噩而不知所謂"豁達光明之胸"、"沖融氣象"為何物，
而隻是"如農之力穑，如賈之趨利"，那是很難做成什麼大事的；不但事業做不好，人也活不到應有的程度。
東方古典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佛家也好，都強調一個靜字，即萬象放下，心無雜念、豁達光明、沖融虛廓的心境。在儒家，叫作"正心"、"誠"或"無妄"；在道家，叫作"無
為"、"無為而無不為"；在佛家，叫作"明心見性"、"無行住而生其心"。
怎樣來達到聖賢的境界呢?曾國藩在給胡林翼的信中，極贊孟子養氣說和莊子的逍遙說，從中可見他在這兩個方面是下過一番功夫的。
養氣說是孟子人生修養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學說，即所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曾國藩的磨砺之功(14)
孟子的"養氣"實際上是-種鍛煉人格意志和身體素質的方法，它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使某種意志信念高度集中凝聚，然後讓其充沛完滿，貫注全身。此時，人的身心成為意志和信念的凝聚體，而意志和信念也找到自己的物質載體。孟子的"養氣"與中國古代的氣功頗有異曲同工之處，它們都揭示：如果人們祛除各種心理雜念，保持心理意志的高度凝聚，特使周圍磁場發生物理變化，由心理變化導引出生理變化，而生理變化又反饋和強化人的心理變化。這大概是孟子"養氣"的真正内涵。
孟子的"浩然之氣"是一種充溢着剛性的"力"，這種剛性之力并非來源于人體質的健壯和權勢的顯赫。身強力壯和位高權重固然有某種威懾力量，但若沒有仁義禮智的信念做精神支柱，則不過是"匹夫之勇"和"妾婦之道"面已，因為它們隻能讓人口服達不到使人心服。"浩然之氣"的剛性之力來源子人們對自我與宇宙合一的體認和對仁義禮智的信念和踐履。孟子"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與他的"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是中國古代關于充實之美的理論基礎。這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實際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種真力彌漫、生氣勃勃的内在精神狀态和充實郁勃的人格之美嗎?它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圓滿的體現。
孟子的"浩然之氣"有一種無堅不摧、大無畏的品格。有了這種浩然之正氣，就能堅持正義、氣節和情操，"甯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為了捍衛自己的人格而赴湯蹈火、
視死如歸，也決不苟且偷生，玷污自己。孟子的"浩然之氣"與其"舍生取義"一道，給後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激勵作用。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抗元失敗後被俘，他嚴詞拒
絕了元朝統治者的威逼利誘，在獄中寫下了慷慨激昂、流傳千古的《正氣歌》，其序雲："孟子曰：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
文天祥認為的正氣貫注于宇宙間的萬事萬物，氣勢磅礴，光耀日月，萬古長存。有了這種浩然正氣填塞于胸，就達到人生修養的最高境界，可以面對敵人的威脅利誘而不動心，面對敵人的屠刀而大義凜然、視死如歸。
曾國藩寫信給胡林翼，與他一同欣賞《莊子》，談莊子沖淡、超曠的人生理念，認為與孟子的"浩然之氣"有異曲同工之效。他說：因思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到德者約有數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于之說也；至誠感神而緻前知，于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睥面，孔、顔、曾、孟之旨也；觀物閑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懼，于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複尋思，歎喟無已。"
養浩然之氣，做一個心胸豁達的大丈夫，這既是修身的一個重要步驟，也是成大事的必備條件之一。當今的成功人士，從李嘉誠到柳傳志，從曾憲梓到榮毅仁，他們無不虛懷若谷。但一個豁達的心胸并不是與身俱來的，而是通過後天的不斷的修養與培煉而達到的，這需要我們向以往的聖賢學習，同時也需要我們在日常生活培育浩然之氣！
不斷調試自我
曾國藩語錄：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一生何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
譯文：隻要能每天都有新的進步，百倍用功，還怕不能變化氣質，超乎凡人，達到聖人的境界？
綜觀曾國藩一生的思想傾向，他是以儒家為本，雜以百家為用。上述各家思想，幾乎在他每個時期都有體現。但是，随着形勢、處境和地位的變化，不斷調試自己，各家學說在他思想中體現的強弱程度又有所不同，這正反映了曾國藩善于運用各家學說的"權變"之術。
曾國藩的同鄉好友歐陽兆熊曾經認為，曾國藩的一生有三變是早年在京城時信奉儒家，治理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時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後則轉向了老莊的道家。這個說法大體上勾畫了曾國藩一生三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點。
曾國藩的磨砺之功(15)
曾國藩紮實的儒學功底，是在作京官這個時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學這塊敲門磚敲開了作官的大門之後，并沒有把它丢在一邊，而是對它進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環境裡，他
得到了唐鑒、倭仁等理學大師的指撥，登堂入室，其理學素養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這種身心修養在儒家是一種"内聖"的功夫，通過這種克己的"内聖"功夫，最終達到治國平天下之目的。他還發揮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張經世緻用。曾國藩對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深入研求，是他這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點，而對于這一套理論、方法的運用，則貫穿于他整個一生。
太平天國起，曾國藩臨危受命，組織湘軍鎮壓農民起義。在這個時期，尤為鮮明地表現出他對法家嚴刑峻法思想主張的推崇。他提出要"純用重典"，認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為治。而且，他還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殘忍嚴酷之名，也在所不辭。他确實也是這樣做的，他設立審案局，對所捕農民嚴刑拷打，任意殺戮。他還規定，不完糧者，一經抓獲，就地正法。在他看來，儒家的"中庸"之道，在這個時候行不通了。
曾國藩的老莊思想，始終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處，須存退讓之心。自太平天國敗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時，這種思想愈益強烈，一種兔死狗烹的危機感時常萦繞
太平天國起，曾國藩臨危受命，組織湘軍鎮壓農民起義。在這個時期，尤為鮮明地表現出他對法家嚴刑峻法思想主張的推崇。他提出要"純用重典"，認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為治。而且，他還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殘忍嚴酷之名，也在所不辭。他确實也是這樣做的，他設立審案局，對所捕農民嚴刑拷打，任意殺戮。他還規定，不完糧者，一經抓獲，就地正法。在他看來，儒家的"中庸"之道，在這個時候行不通了。
曾國藩的老莊思想，始終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處，須存退讓之心。自太平天國敗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時，這種思想愈益強烈，一種兔死狗烹的危機感時常萦繞
在心頭。他寫信給弟弟說，自古以采，權高名重之人沒有幾個能有善終，要将權位推讓幾成，才能保持晚節，天京攻陷之後，曾國藩便立即遣散湘軍，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
世謂曾國藩以禹墨為體，老莊為用，實則曾國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為體，申韓為用(申不害、韓非)。1858年以後，始改而趨巽順。如果将曾國藩的一生處世也按三個階段來劃分，亦各有其特點，第一階段，為銳意進取奮發向上的時期，第二階段，為擘畫經營，功德圓滿之時；第三階段，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勝人處求強的平和時期。民國的何贻馄說：
就曾公之三個時期而言，則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氣象蓬勃。無論情感意志，學問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則如白日麗天，盛極一時，無論道德學問，事業文章，均有漸臻成熟，無以複加。泊乎晚年，宛若斜陽晚照，好景無多，雖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氣事功，亦少退矣。
可見曾國藩的處世，不僅是一生三變，甚可說是一生多變。他是在随時調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國藩從剛方有餘到懂得藏鋒和圓通處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間經過了煉獄般的砥砺。1857年2月奔喪至家，到1858年6月再度出山由湘鄉動身赴浙江，是曾國藩居家的一段時間。在這一年半當中，是曾國藩一生思想，為人處世的重大調整和轉折的時刻。這段時光中，他反複痛苦地回憶、檢查自己的前半生。自人仕途，以孔孟為宗旨積極人世，對自身的修養嚴厲酷冷，一絲不苟，對社會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堅定胸懷。持身嚴謹，奮發向上，關心國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風得意。正是抱有這種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軍、治軍，5年來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出生人死。但是，為什麼皇上反而不信任?為什麼上至樞垣，下至府縣，都那麼忌恨自己?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又日夜苦讀，重閱《左傳》、《史記》、《漢書》、《資治通鑒》，希望能從這些書裡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然而，這些書他已讀得爛熟了，重新翻讀，隻能找到自己過去的思維印迹，并未發現新東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時，曾國藩試圖繞開儒家經典，到道家那裡尋求"真經"。為此，他認真閱讀了以前看過，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經》、《南華經》等老莊的著述。這些書名為出世之學，但曾國藩重讀，卻為他的立身處世指點了迷津。你看：同樣為人處事，孔孟主張直率、誠實，而申韓等法家卻主張以強碰強，硬對硬，老莊則主張以柔克剛，以弱勝強，"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用道家的言論對比自己過去的行事，他發覺自己處處直截了當，用的是儒家的至誠和法家的強權，表面上痛快幹脆，似乎是強者，結果處處碰壁，實質上是失敗，是弱者。到頭來弄得上上下下到處是敵人，前前後後處處是障礙。過去也知道
世謂曾國藩以禹墨為體，老莊為用，實則曾國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為體，申韓為用(申不害、韓非)。1858年以後，始改而趨巽順。如果将曾國藩的一生處世也按三個階段來劃分，亦各有其特點，第一階段，為銳意進取奮發向上的時期，第二階段，為擘畫經營，功德圓滿之時；第三階段，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勝人處求強的平和時期。民國的何贻馄說：
就曾公之三個時期而言，則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氣象蓬勃。無論情感意志，學問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則如白日麗天，盛極一時，無論道德學問，事業文章，均有漸臻成熟，無以複加。泊乎晚年，宛若斜陽晚照，好景無多，雖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氣事功，亦少退矣。
可見曾國藩的處世，不僅是一生三變，甚可說是一生多變。他是在随時調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國藩從剛方有餘到懂得藏鋒和圓通處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間經過了煉獄般的砥砺。1857年2月奔喪至家，到1858年6月再度出山由湘鄉動身赴浙江，是曾國藩居家的一段時間。在這一年半當中，是曾國藩一生思想，為人處世的重大調整和轉折的時刻。這段時光中，他反複痛苦地回憶、檢查自己的前半生。自人仕途，以孔孟為宗旨積極人世，對自身的修養嚴厲酷冷，一絲不苟，對社會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堅定胸懷。持身嚴謹，奮發向上，關心國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風得意。正是抱有這種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軍、治軍，5年來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出生人死。但是，為什麼皇上反而不信任?為什麼上至樞垣，下至府縣，都那麼忌恨自己?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又日夜苦讀，重閱《左傳》、《史記》、《漢書》、《資治通鑒》，希望能從這些書裡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然而，這些書他已讀得爛熟了，重新翻讀，隻能找到自己過去的思維印迹，并未發現新東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時，曾國藩試圖繞開儒家經典，到道家那裡尋求"真經"。為此，他認真閱讀了以前看過，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經》、《南華經》等老莊的著述。這些書名為出世之學，但曾國藩重讀，卻為他的立身處世指點了迷津。你看：同樣為人處事，孔孟主張直率、誠實，而申韓等法家卻主張以強碰強，硬對硬，老莊則主張以柔克剛，以弱勝強，"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用道家的言論對比自己過去的行事，他發覺自己處處直截了當，用的是儒家的至誠和法家的強權，表面上痛快幹脆，似乎是強者，結果處處碰壁，實質上是失敗，是弱者。到頭來弄得上上下下到處是敵人，前前後後處處是障礙。過去也知道
曾國藩的磨砺之功(16)
"大方無隅"、"大象無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沒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實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無形無象、鬼斧神鑿的。"大柔非柔，至剛無剛"，太妙了!讀到這裡，想到這裡，曾國藩如同從黑夜裡一下子走上了光明世界，豁然開朗。
自此之後，曾國藩行動做事，由前時的方正，變為後來的圓通。他自己承認，"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年，與四十歲前迥不相同"。曾國藩這裡把家居的兩年自稱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認為前後行事"迥不相同"了。
曾國藩大徹大悟後的巨大改變，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覺，胡林翼就說他"無複剛方之氣"。出山之前，他對清廷上下的官場習氣很是反感，"與官場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而再次出山之後"改弦易轍，稍覺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隻在他的至親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學問思想方面的變遷，行為處世方面的變化，曾國藩個人對自己的"大徹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滿意的。苦在被迫放棄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與行為；得意在畢竟發現了為人處世的"真正"秘訣--"大柔非柔，至剛無剛"。
1858年6月7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國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這一處世哲學的妙處。出山後，曾國藩首先去見了駱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實力派人物的理解與支持。
的确是這樣，曾國藩來長沙幾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門，連小小的長沙、善化縣衙他也親自造訪。堂堂湘軍大帥，如此不記前嫌、謙恭有禮的舉動，使長沙上下的官場人人都感
到再次出山的曾國藩的确像換了個人，既然曾大帥如此謙恭，他們紛紛表示全力支持湘軍，消滅"長毛"。經過曾國藩的一番拜訪、聯絡，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員的好評，他們表示要兵給兵、要勇給勇、要饷供饷。
經與駱秉章、左宗棠商量，決定湘軍張運蘭部4000餘人、蕭啟江部4000餘人、吳國佐部1500人由曾國藩親率人浙，首先抓緊備饷、備械。
曾國藩在長沙逗留十幾天，随後乘船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長沙，衙衙拜訪、官官恭問，胡林翼自不必說，武昌城裡的官員也無不表示對曾國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樣，為湘軍供饷供械。随後，曾國藩沿江東下，到黃州府下遊50裡處的巴河，這裡駐紮着彭玉麟的數營水師，湘軍大将彭玉麟、楊載福、李續賓、鮑超、李元度、楊國棟、彭壽頤、曾國華
等人都集中在這裡等着與曾國藩商量軍機。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國藩與這些闊别一年多的部下見了面，他們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動。曾國藩提出：湘軍的最終目标是攻下江甯，所以軍事重心不能離開長江兩岸的數省，力量要由西向東使。石達開南竄，我們不能讓他牽着走。目前浙江緊張，隻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綠營監視，不能輕意言戰。所以，下一步的作戰方案是：曾國荃的吉字營繼續圍攻吉安；李續賓、彭玉麟、曾國華、鮑超等營進入安徽戰場，落足點是安慶；其餘部隊由曾國藩本人率領，奉旨馳援。
計議已定，諸軍按計而行。曾國藩親率蕭啟江、張運蘭、吳國佐各部援浙；李續賓撥出所部朱品隆、唐義訓的1000餘人任曾國藩的親兵護衛營。曾國藩命部隊到江西河口集結，自己則去了南昌，拜會江西巡撫耆齡。耆齡深知曾國藩再次出山的來頭，也不像陳啟邁、文俊那樣為難曾國藩，也主動答應為湘軍供應糧草、軍饷，這就使湘軍基本通過了軍饷難關。
鹹豐八年八月，曾國藩命部隊由河口出發到江西廣信府鉛山集結。此時石達開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國藩率部在贛閩兩省之間的弋陽、雙港、金溪等地駐守，九月間，在江西建昌暫駐，準備由雲際關入福建，此時，劉長佑軍已駐新城，準備出關入福建，曾國藩即命張運蘭、蕭啟江由廣昌、杉關入閩，而他的大營一直駐在建昌，再未移動。
經與駱秉章、左宗棠商量，決定湘軍張運蘭部4000餘人、蕭啟江部4000餘人、吳國佐部1500人由曾國藩親率人浙，首先抓緊備饷、備械。
曾國藩在長沙逗留十幾天，随後乘船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長沙，衙衙拜訪、官官恭問，胡林翼自不必說，武昌城裡的官員也無不表示對曾國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樣，為湘軍供饷供械。随後，曾國藩沿江東下，到黃州府下遊50裡處的巴河，這裡駐紮着彭玉麟的數營水師，湘軍大将彭玉麟、楊載福、李續賓、鮑超、李元度、楊國棟、彭壽頤、曾國華
等人都集中在這裡等着與曾國藩商量軍機。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國藩與這些闊别一年多的部下見了面，他們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動。曾國藩提出：湘軍的最終目标是攻下江甯，所以軍事重心不能離開長江兩岸的數省，力量要由西向東使。石達開南竄，我們不能讓他牽着走。目前浙江緊張，隻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綠營監視，不能輕意言戰。所以，下一步的作戰方案是：曾國荃的吉字營繼續圍攻吉安；李續賓、彭玉麟、曾國華、鮑超等營進入安徽戰場，落足點是安慶；其餘部隊由曾國藩本人率領，奉旨馳援。
計議已定，諸軍按計而行。曾國藩親率蕭啟江、張運蘭、吳國佐各部援浙；李續賓撥出所部朱品隆、唐義訓的1000餘人任曾國藩的親兵護衛營。曾國藩命部隊到江西河口集結，自己則去了南昌，拜會江西巡撫耆齡。耆齡深知曾國藩再次出山的來頭，也不像陳啟邁、文俊那樣為難曾國藩，也主動答應為湘軍供應糧草、軍饷，這就使湘軍基本通過了軍饷難關。
鹹豐八年八月，曾國藩命部隊由河口出發到江西廣信府鉛山集結。此時石達開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國藩率部在贛閩兩省之間的弋陽、雙港、金溪等地駐守，九月間，在江西建昌暫駐，準備由雲際關入福建，此時，劉長佑軍已駐新城，準備出關入福建，曾國藩即命張運蘭、蕭啟江由廣昌、杉關入閩，而他的大營一直駐在建昌，再未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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