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箋能手吳待秋

畫箋能手吳待秋

晚清以來一百多年裡，崇德吳氏一門，接連出了吳滔、吳徵、吳彭祖孫三代名畫家。這在中國畫壇亦屬罕見。

吳徵，字春晖，号待秋，又号春晖外史、鹭鸶灣人、疏林仲子，别署抱鋗居士、栝蒼亭長、老鋗等，光緒四年（1878）出生于石門縣城（今桐鄉崇福鎮）。吳待秋天賦聰穎，幼承家學，七歲上私塾，十二歲通曉聲韻，已能吟出“地中鳴玉寬，天上走神龍。”“蒼天留将相，漁夫識英雄”之類神妙獨到的佳句，讓一貫嚴厲的父親也點頭稱是。待秋十八歲娶同邑方氏為妻，同年冬，父親吳滔棄世長眠，使他失去受父親親炙的好機會。待秋在悲痛之餘，和哥哥澗秋發誓繼承父業，書畫傳家，得到父親的摯友吳昌碩的鼓勵和支持。從此，待秋一面師從吳昌碩學習花卉、書法、篆刻，一面臨摹其父遺作，進而追宗奚鐵生及“四王”繪畫技法，對其他名家作品也常浏覽琢磨，畫技日益精進。這期間，他為自己立下規矩：日刻一方圖章，日臨三張字帖，日畫一張花卉或山水。

待秋二十一歲考取秀才，終日讀書作畫。他與哥哥析産而居，與方氏夫妻和睦，方氏為他生下一女，小日子過得甜蜜滋潤。誰知方氏突然患霍亂病亡故，經此打擊，待秋百念俱灰。經結拜兄弟馬昭懿等友人鼓勵，光緒二十九年（1903），待秋赴浙江求是大學堂（前身為求是書院）讀書，他明白要精于繪事必須多讀書，提高文化修養。杭城讀書期間，為解決生話費用，他同時兼任兩所小學美術教師，并寄賣字畫于杭州各大扇箋莊。仁和（今杭州）人陳豪，優貢生，能書擅畫，精鑒賞，因在畫店看到待秋所作山水、花卉頗有功力，得知待秋原是世交伯滔的令郎，大為賞識，有意提挈。于是，待秋有機會進陳府拜見陳豪，執弟子禮，還認識了陳豪的兩位公子陳仲恕和陳叔通。陳仲恕年長待秋四歲，翰林出身，不久前還是求是書院的監院。陳叔通長待秋二歲，是一九〇三年的新科進士，詩詞古文均有很深造詣。

此後，待秋與陳氏父子關系親密，常在陳府切磋畫藝，揮毫交流，社交面也迅速擴大，先後得識丁仁、高野候、王福庵、葉為銘、吳隐等書畫金石名家，成了頭發巷丁府聚談的常客。當時，這些杭城頂級金石名家正在商量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學，兼及書畫”為宗旨，籌備創辦西泠印社。待秋對治印也很感興趣，他忙前忙後，參與西泠印社的籌備活動。就在西泠印社成立前夕，待秋因患痧疹疾病回鄉治療，以至于西泠印社百年志慶時，他作為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竟連西泠印社的社員身份還得不到确認。

吳待秋因病辍學返鄉，病愈後，續娶崇德收藏名家李嘉福之女李隐玉為妻。李嘉福詩書畫印俱佳，嗜古成癖，精于鑒賞，收藏極富，所藏金石有漢黃龍磚、漢地節磚、漢元康行錠、漢元延三鬥鋗、梁石佛等，皆稀世之物。李隐玉嫁入吳家，陪嫁物中有一件西漢銅器三鬥鋗，原為嘉興黃思堂、文後山先後收藏的舊物。三鬥鋗是一隻盆形平底的小鍋，鍋面沿口刻有：“長安共廚，銅三鬥鋗卅枚第廿，重十五斤八兩，元延元年造”二十三個字。共廚即供廚，此物可能是供帝王家祭祀時所用，元延元年，即漢成帝二十一年，公元前十二年。待秋得見其器，摩挲把玩，愛不釋手，給自己取了個别号，叫抱鋗居士，并以抱鋗廬作齋名，還自镌一印：萬石三鬥吉金富翁。

李隐玉比待秋年長二歲，不善女紅，卻獨得其父熏陶，能丹青，善鑒定，又通畫理。而待秋本對畫論不甚内行，受妻子影響，開始研究繪畫理論，終于悟出理論指導實踐的重要性，逐步總結心得體會，學以緻用。他曾深有感觸地說：“初學畫時，下筆無神，着墨無法，久久運腕，心中自有波瀾洶湧，筆墨自有千變萬化，卻似天然造就。”這段婚姻對吳待秋的繪畫生涯産生很大影響。

民國成立，吳待秋赴北京以謀發展，靠鬻書畫為生，得識開文具鋪的銅刻老藝人張樾丞，因見店中所售銅墨盒刻工精而圖畫不佳，自告奮勇與張師父合作，從此一畫一刻，配合默契，相映生輝，銷路大好。民國初年的北京畫壇，精英雲集，不同的藝術主張、風格流派彙聚，呈現出南北交融的新局面。身處其間的待秋與金北樓、黃賓虹、于非闇等在京名畫家定期雅集，延譽交遊。他還應榮寶齋之邀，畫了不少梅花畫箋及便箋，自诩為平生小品的得意之作。在一次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會上，待秋畫了《深山幽谷圖》和紅、白《梅花圖》，一時聲名鵲起。

吳待秋在北京這幾年的磨砺，視野大為開闊，人生閱曆大為豐富。一九一六年春，吳待秋被保舉為縣知事，好友陳叔通勸待秋不要與官僚政客為伍，吳昌碩也邀他回上海發展，待秋毅然辭官，離京南下，經陳叔通之薦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被張元濟聘為美術部主任。他經常深入車間與工人一起研究印刷技術，經過多次試驗，終于取得珂羅版在宣紙上印刷的成功，使該館利潤大增。經吳待秋編審、整理，出版曆代名人畫冊多種，得到書畫界的一緻稱贊。同時，吳待秋的字畫在上海各大箋莊畫鋪出售，收入頗豐。

一九一九年，正當吳待秋事業上蒸蒸日上之時，不幸遭受又一次重大打擊。春節剛過，妻子李隐玉因病不治身亡，兒子、女兒也接連去世，悲痛欲絕的吳待秋寫下一副挽聯：“七日内喪我妻、殇我兒、死我女，天邪人邪，毋乃太忍；一家人去其半、斫其枝、伐其幹，魂兮魄兮，盍歸乎來。”世伯吳昌碩視待秋如同骨肉，在他連喪親人，情緒低落的階段，常常去寶山路吳宅安慰他，鼓勵他以事業為重。

一九二〇年，吳待秋在友人的勸說下，與嘉興名士沈稚峰之女沈漱玉結為伉俪。沈漱玉亦擅畫，時在上海一所學校任美術教師。沈氏品性善良，且能治家，對丈夫關懷備至，使待秋得以集中精力在藝術事業上重整旗鼓，技藝猛進。翌年九月，沈漱玉生下第一個兒子，吳待秋有喪子之痛的心理陰影，故給兒子起名彭年，意為長壽永年，又想起齊景公馴養木雞的典故，給兒子取字養木，取養到木雞之意，希望兒子健康成長。此事被吳昌碩得知後，就對待秋說：“彭已足，不必及年。”故改名吳彭。吳彭二歲那年，吳昌碩宴請待秋一家，七十九歲高齡的吳昌碩見了吳彭非常高興，把他抱于懷中，并授以畫筆，吳彭緊握不放。吳昌碩笑着對待秋說：“凡我抱過的小孩，沒有長不大的。你們看，這孩子授以畫筆而緊握之，定能繼你衣缽。”吳待秋聽了，連聲道謝。

待秋一邊在商務印書館忙碌，一邊則拼命畫畫，賣畫生意大好，幾乎來不及畫。在吳昌碩鼓勵下，待秋幹脆辭去商務印書館美術部主任，成為專以鬻畫為生的專業畫家。海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是上海書畫家研究切磋金石書畫技藝的地方，學術空氣很濃，亦代辦會員書畫金石作品買賣。待秋是海上題襟館的座上客，他與新朋舊友如丁輔之、高欣木、黃藹農、陸廉夫、王一亭、哈少甫、商生伯、錢瘦鐵、曾農髯、黃賓虹、賀天健、朱古微、趙子雲等，相與談藝或當場揮毫，極盡風雅之能事。曾有一畫家，作一幅《三童鬥蟋蟀圖》，要請待秋補景，待秋提筆一看，見畫的下半部分塞得滿滿的，靈機一動，改變通常上部畫樹蔭的方法，而寫就一豆棚，一根筆直挺拔的架柱劃過一兒童的臉上，此為險筆，但卻達到畫面和諧統一，上下呼應的效果，見者無不驚歎。又有一次，待秋與吳昌碩合作畫牡丹，兩人心有靈犀，構圖、落墨均恰到好處，不多時，一幅《五色牡丹圖》呈現在大家面前，也足見待秋出手之不凡。待秋在海上畫壇名聲大噪，吳昌碩高興地對人說：“待秋畫别開生面，萃精神宋元名人墨妙，而尤潛心于大癡老人，是以下筆之雄穆，蒼勁如濃雲，夾霧馳騁千裡，野瀑懸崖澎湃百丈也。兼工花卉，蕭散閑阒，雅似複堂一流神意。其為人也，性豪爽而兀傲不屑，屑與世俗伍，窗幾淨，日事六法無暇日，咎拳摯之誠若有甚于惜陰者，故人誠有子矣。”吳昌碩為老友吳滔後繼有人深感欣慰。

吳待秋居心和厚，對同行毫無嫉妒心理。他節儉成性，從不請人吃飯，也從不接受吃請，坊間傳言吳待秋賣畫積蓄不少黃金，把黃金藏在馬桶的夾層裡。一九三一年，待秋果然有能力買下蘇州護龍街裝駕橋巷一座花園住宅。該住宅原為揚州某鹽商私人寓所，園林結構小巧，極為雅緻，待秋取杜甫“香稻啄餘鹦鹉粒”詩意，命為“殘粒園”。該園後來被列入蘇州十五古典園林。有了安定舒适的生活環境，待秋才氣駿發，精神大振，一面整理舊稿，創作新畫，一面外出活動，廣交藝友。他加入由吳似蘭發起社址設在西百花巷的“娑羅畫社”，與吳子深、吳瞿安等三四十人，每月雅集兩次，交流畫藝。這段時間，待秋常往返于蘇滬間，畫名與日俱增。

待秋收藏頗豐，且精于鑒賞。一九三六年，嘉興舉辦首屆文獻展覽，待秋送展的藏品有：明項子京的《墨蘭》、明李日華的《墨蘭》、項子京之孫項孔彰的《岘山圖》、康熙時南樓老人的《紅蓮圖》、乾隆時錢幾山的墨筆《松篁》、嘉慶時陶錐庵的《山水》及道光時張叔未的行書聯等，藏品之精，轟動一時。可惜其不少藏品抗戰時寄放于德清女婿家，日軍“掃蕩”時，縱火焚掠，婿家遭災，藏品盡毀。

“八·一三”上海淞滬抗戰爆發後，蘇州常受到敵機轟炸，待秋平靜的生活被攪亂。他攜家屬先後避難于故裡崇德和德清、武康、仙潭等地，輾轉流離，幾無甯日，他在《抱鋗廬所作山水冊》自序中記述了這段舉家避難颠沛流離的苦難經曆。逃難途中，所作之畫無不寄寓思鄉之情，畫面的格調總是沉悶、傷感和憤慨。

一九四一年秋，吳待秋轉至上海，賃屋于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八十二号内，重操舊業，以書畫自娛。當時上海灘上，許多人都喜歡将吳待秋、吳湖帆、吳子深和馮超然的山水畫配成一套四幅山水屏，曾經風靡一時，故海上畫壇有“三吳一馮”之稱。然而三吳一馮之間關系并不融洽，如吳待秋與馮超然，兩人早年相識于海上題襟館，有一次吳待秋在李平書家看見自己一幅四尺立幅墨筆山水畫變成了淺绛色，吳待秋的着色畫照例須加二成潤格，便問李以多少錢買得此畫。李平書說：畫是囑馮超然代求的，價多少雲雲。吳待秋一算，少了二成款，遂至題襟館找馮氏，要他補這二成款。馮不認賬，于是争吵起來，幸吳昌碩、哈少甫、姚虞琴三人力勸始止，兩人從此不相往來。

抗戰期間，吳待秋蟄居上海，有感于國土淪陷，遍地烽煙，心情格外郁悶，故常年閉門作畫，很少參加社交活動，自刻“閉戶工夫”一枚閑章。四明村待秋居所，隻有樓下前後二間房，待秋的所謂畫桌，隻是兩隻高凳、兩塊木闆而已。家中一妻三子，一女仆，從不自己舉炊，三餐悉由包飯作包辦，至月底一結賬，需若幹，即以相等之畫，打九五折扣付之。為了生存，他經常把畫作放在上海朵雲軒、杭州舒蓮記、蘇州九華堂等字畫店出售。抗戰勝利，待秋精神為之一振，與前判若兩人。一九四六年三月，待秋參加上海美術會，被選為監事。在美術會舉辦慶祝抗戰勝利美術展覽會上，在巴黎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的美術展覽會上，待秋都有作品參展。一九四七年三月，美術會借座南京路國貨公司二樓中國藝苑舉行觀摩展覽，陳列作品一千餘件，出品者四百餘人。《申報》報導：“其中國畫如馮超然、吳湖帆、吳待秋、吳子深、張大千、鄭午昌、汪亞塵等均出精心傑作，觀衆極為踴躍。”同年，上海市美術館籌備處建立，待秋與顔文梁、蕭俊賢、張大千、吳湖帆等被聘為指導委員。這時待秋年已七十，漸漸感到年老體衰精力不支，便常住蘇州，居三楹畫室，仍竟日作書繪畫。

一九四九年九月，吳待秋病逝于蘇州寓所，享年七十二歲。

待秋一生飽經憂患，備嘗心靈創傷，但一一都能迎難而上。他躬聆前輩教言，刻苦鑽研，金石書畫兼長，終成海派一代名家。其畫于筆墨技巧之外，尤得靈性揣摩之妙。早期山水承家學、摹奚岡，後專攻四王一路，學習王麓台筆路尤多。及至壯年，能集明代諸名家之長，而融彙一體，達到蒼中帶秀，剛中有柔的藝術效果。晚年則粗簡豪放為主，皴擦點苔喜用枯筆，近山近樹又喜染焦墨，益現渾厚蒼潤，凸顯獨特的風格。所寫花卉，得吳伯滔、吳昌碩真傳，汲取趙之謙、李複堂、文徵明諸家之長，筆墨酣暢，寬博淳厚，特擅寫梅，寥寥數筆，情趣盎然。亦擅制箋，魯迅《<北京箋譜>序》稱其為“畫箋能手”。書法亦有淵源，楷書學歐柳，行書自明人得來，而得其神韻。兼擅治印。一生創作甚多，出版畫集有《吳待秋畫稿》、《吳待秋畫冊》、《吳待秋山水冊》、《吳待秋花卉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