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帥心語》

東瀛路上的生命線段(1)

(一)

近日北京電視台播放的節目《我們留學的日子》讓母親的眼淚一串一串地流。母親一定是把鏡頭裡海外學子的悲壯全部幻化在女兒身上了。女兒也的确在東瀛路上留下過一筆生命線段，這生命線段中同樣藏滿了故事……

十年前，我怎麼會去了日本?想起來，至今恍然如夢。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我收到了(前)西德一個大學研究生院的錄取通知書并獲準了獎學金，我決定西行，加入時代的留學大潮。可偏偏鬼使神差，一個偶然的機會竟使我改道東渡了，從此開始了我的遙遙東瀛路。

我不曾在料理店洗過碗，眼前的這雙手依然纖細嫩白；我不曾住過三四平方米的小屋，家裡的走廊還能容納一盆君子蘭；我不曾為簽證憂心忡忡，護照上總是如期多了一塊方章，年複一年；我不曾受學費的重壓，當我入不敷出的時候，學費總是得到了減免。在這幾個“不曾”的範疇裡，我未與很多同胞共難。但是，在日本島上我畢竟還是流下了太多的淚水，承受了漫長的孤獨歲月。

初到日本的一個晚上，我在衛生間讀了好久的書，反正也沒人等着上廁所。不料，當我走出廁所，家裡已是一片“汪洋”。放在走廊裡的舊洗衣機轉着轉着出了毛病，釀成水災。我明明知道于事無補，還是慌忙給朋友撥通了電話。

“打電話也不看看時間。哭什麼呀?隻能怪你不好。”被電話鈴從夢中驚醒的朋友生氣了。樓下的房東“咚、咚、咚”地跑上樓來，“水漏到樓下了!”砸門聲震天動地。十萬火急之下，我從床上一把抱起家裡僅有的一床被褥投入水中，一邊跪着堵水一邊流淚……

夜晚，我躺在榻榻米上，身上蓋着一條床單，床單上是我箱子裡所有薄薄厚厚的衣服的“平鋪”。我一動也不敢動，因為一動身子，我的“被子”就會碎。

雖然被褥曬了好多天也不幹，但我的眼淚卻幹得很快。我每天早上精神飽滿地去日本語學校學習日語，逢人便說早上好!下午我在一家軟件公司做工。公司的上上下下對我關懷備至。我宿舍裡的全部用品幾乎都是大家捐獻的，當然也包括那台漏水的老舊洗衣機。幾個小夥子還羞答答地湊過來跟我說英語，争着為我講解業務。我緊張而快活，一點也不想家。可惜好景不長，公司的一位老姑娘開始和我過不去。

我有一件從北京帶來的蠟染服，它使我十二分的“江南閨秀”，北京的朋友都這麼說。可是老姑娘卻說在日本它隻适合當圍裙。我過生日的時候，有一位非常關心我的青島女士送給我一塊裝飾手表。我覺得戴上它才不辜負她的盛情。

第二天，我專門選了一件與手表同色的淺藍色上裝上班去了。不想老姑娘笑我說：“這表是兒童手表，你戴它不難為情嗎?”後來，她又問過我一系列奇奇怪怪的問題，比如“你們中國人吃的米是白色的嗎?”“你們北京人喝水是用水管送還是上山挑?”等等。她還當着我的面邀請公司所有的人去聽她姐姐的鋼琴演奏會，惟獨不叫我。好像我隻是公司的一台計算機、一把椅子一樣。我的自尊心屢屢受傷，晚上回家一出地鐵眼淚就忍不住了。“你也曾留學美國。在異國他鄉也遭同樣冷遇，你該如何感受呢?”在心中我無數次與她對話。

就在發冬季獎金之前，我辭職了，毅然決然，想表達的隻有一句話：“我不是難民!”當時，我還年輕，自尊心完全沒有彈性。

(二)

我順利考進了東京大學大學院。帶着這個好消息，還帶着一大堆百日元小禮品我飛回了魂牽夢萦的北京。爸爸的牙隻剩下孤零零的一顆了，媽媽的頭發花白了，從首都機場到家的路上，我們三個人擠在了出租車的後座，六隻手始終沒有分開。

一進家門，兩個大紅燈籠高高地挂在走廊，上面是爸爸的飽墨楷書“帥府”，餐桌上擺滿了美味佳肴。一瓶紅葡萄酒把大家的笑顔從裡向外染紅。

“噓，小點聲!都深更半夜了。”媽媽總是最周到的。

“隔壁老劉好嗎?”我這才想起了久别的鄰居。

“小帥，爸爸正想和你談談。你走以後，這棟樓的人口發生了變化。先是二樓的老馬病逝了，去年樓上的大俞去了，前不久隔壁的老劉也走了。大家的年齡都比我小，國務院都開始重視中科院的'英年早逝’。今後無論家裡發生了什麼，你是姐姐，不要慌張，你要和妹妹一起照顧好媽媽，千萬不能讓媽媽孤獨。爸爸常年來的疲勞也是積重難返，不過隻要你們好好的，我就沒有什麼遺憾……”可以判斷，爸爸的話沒有帶着任何酒性。

家裡什麼也不會發生，什麼也不能發生，上帝保佑!自十六歲起的鄰裡：馬叔叔、俞叔叔、劉叔叔怎麼可能這樣快地一個接一個地都走了呢?那年，媽媽重病纏身，爸爸隔離審查，我和妹妹泡在眼淚裡生活。一聽到我和妹妹搬煤氣罐的聲音，樓道裡就會有許多房門打開，叔叔們都搶着為我們姐妹倆搬煤氣罐，晚上阿姨們還送來熱乎乎的餃子。在我年少的心中，你們是我的人間真善美的老師啊。因為有你們，困境中的我才依然感到生活是美麗的，周圍世界是美麗的。你們為什麼一去不歸了呢?我的書包裡還有為你們準備的日本小禮物呢。父母一下子老了。我還沒有為你們好好做過一次飯就走得這樣遠。爸爸沒有牙，明天我去買豆腐。想想今晚這桌飯，沒有一道菜是爸爸可以吃的，所有菜都是為我洗塵的……上床後，我蒙被抽泣了。

東瀛路上的生命線段(2)

一九九三年初春，我的畢業論文進展順利。可偏偏就在答辯之前，我在洗澡間滑倒，背部扭傷了。我躺在床上一動不動，還是疼得想打滾。醫生給了我解疼的膏藥，每片膏藥都是大大的，富有彈性。回家後對着大鏡子，我試貼了好幾次，均告失敗，因為我的兩隻手怎麼也夠不着疼痛的部位。無奈，我把膏藥拍在門上，然後用背去蹭門，依然屢屢失敗。從背部，從心底鑽出來的兩股疼痛合流、并軌，把我擊倒了，我趴在床上痛哭了。我又一次明白了，在日本，我有學上，有工作做，可是我沒有一個最最渴望的家。異國的孤絕，思鄉的殷切，“雲山萬裡别，天地一身孤”的況味，這一夜我是嘗盡了。

我爬了起來，站了起來，堅強了起來。疼痛是一種滋味，孤獨也是一種滋味。痛苦與孤苦是人生中必上的兩道大餐，我品嘗了太多，我的整個人生有了味道。我咬住了牙，我順利地完成了答辯，會場中竟然沒有人發現我有何異樣。答辯完後，導師拍我的背，同學摟我的脖，他們每對我親昵一下，我就要叫一聲“哎喲——，我疼!”我東京大學研究生畢業了。

(三)

我是懼怕孤獨的。為了消解孤獨，哪怕是一杯水我也是坐在麥當勞喝而非在家獨飲。看到一家家圍坐一團，孩子們嬉笑打鬧，我就像得到了一片熱騰騰的空氣。

為了多找一點熱騰騰的空氣給自己，我有時參加一些中國人的聚會。我總是帶回同胞的一捧熱情、一股溫馨，并将它在心中存放足夠長的日子。但是十年以來也有過一次小小的例外，我的心似乎被推向了更深刻的孤獨。

在一次中國人的聚會上，有一位做保險業的中國女士瞪大眼睛問我：“怎麼，你還活着?”臉上露出的驚異像碰到了鬼。我思量片刻，依然不知如何回答這種特殊的問候，我隻好沖她苦苦地笑。

她接受了我的态度，與我攀談起來。

“我是西安人。那年因為你來西安，西安市發生了交通癱瘓。”

“我還沒有去過西安。”這回輪到我大吃一驚。

我曾經送給一個美國朋友一個兵馬俑小石像。他曾問我：“你送給我的娃娃為什麼這麼舊?”當時我想：如果我能在西安兵馬俑陣前為他解釋，那該多好。

曆史就像是一個已經碎了的玻璃櫃，無論時光飄逝了多久，裡面的東西仍然依稀可見，淡化不了，模糊不掉。即使你閉上了眼睛，它還是停留在你的視覺裡，感覺在你的全身，讓你大腦中的每根神經挂滿鉛錘。

我究竟是誰?我經常從自己每天的生活中感覺到自身的極其平凡；從對自己遙遠過去的不斷追憶中，我又悟出自己經曆的極不尋常。命運是難以诠釋的，就像我無法解釋，為什麼我現在寫的是“東瀛路”而不是“德國行”一樣。我已不想去解析自己解析不了的命運。我能做的隻是向前走。體力好就跑兩步，心力不足時便歇歇腳。我相信自己的腳印是伸向前方的，無論是印在故鄉，還是印在他鄉；我相信我人生的車輪是駛向光明的，無論它的前方是一片闊地還是滿山荊棘。

誰不渴望理解?誰不希望自己的周圍是片理解的海洋?誰不認為一個充滿理解的世界和沒有理解的世界給予我們的是兩種人生?有人說理解不能當飯吃，可我曾覺得理解就是我的糧食，因為沒有它我便感到饑餓；理解就是我的甘露，因為沒有它我便覺得幹渴。每當獲得它時，我不知要把它拿到心裡咀嚼多少次品味多少回。

父親曾經多次對我說他不太贊成大家都說的“理解萬歲”。父親說：經曆不同，心路不同，理解很難相同。對理解可以追求，可以期盼，但不能到了依賴的程度。得不到理解的時候也不能誤了走路，要想讓别人理解你就必須一直朝前走。理解會在前方迎接你，而不會在身後等你回頭。

父親是最理解我的，最理解我對理解的渴望、對理解的期盼。來自父親的理解和安慰從來不是軟綿綿的，而是可以使我受益一生的關于自強的道理。當我把父親的話牢牢地記在心裡，當我努力斬斷對理解的執著追求，卻發現周圍很多人眼裡盛滿了理解的溫熱。

如今的我再也不會喊“理解萬歲”，對理解的要求也不再絕對。我現在想努力做的是理解他人，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理解當年被無情翻弄了的曆史，理解别人的“不理解”。

我仿佛完成了一次心量的擴展，一次心靈的成長。

窘

短暫的人生中，我做了很久的學生，而立之年時仍然泡在學堂裡，寒窗苦讀。其間，也當過老師，業餘的。東渡以前就為我家樓裡的小學生們辦過暑假培訓班。那感覺真是好極了。一顆柔柔的愛心彈出去，即會隐隐約約地聽到孩子們的心上發出透明的回響；一點點知識撒出去，即會真真切切地望見孩子們的額頭上閃爍着智慧的光環。那個暑假，我流下了鹹鹹的汗水，但也收獲了甜甜的慰藉。

教成人的感覺就完全不同了。一次，我們單位派我擔任計算機講習班的講師，我緊張得超過了當學生時的期末大考。結果，兩小時的課，我對着天花闆五十分鐘便講完了。餘下的時間，實在無法從容應對，隻好下課。總工程師柔和的批評中透着十二分的惱火。

來了日本以後，我能夠教授的科目中輕松地加了一項：中文。我渴望在周末改變自己的學生身份，成為日本孩子的家庭教師。很快便如願以償，我成為一家三姐妹的中文加英文的專任老師。

可惜這個機會還沒有開始便結束了，因為第一次授課時我便遲到了一個小時。還是禁不住想解釋一下，并非我不懂守時，是女主人将我說的出發時間聽成了到達時間，都怪當時我那龌龊的日語詞不達意。

沒想到精神頭還沒有提起來，第二次機會又降臨了。朋友為我領來了一個學生，竟是一個快七十歲的老太太。她想學中文的目的是美容，她相信腦子如果生鏽，臉上即會生鏽。于是，請我用中文來啟動她的腦筋。

我明明知道自己隻适合教娃娃，還是應了下來。對母語的深深眷戀，一口标準的普通話，還有滾瓜爛熟的漢語拼音都給了我信心。切勿再失良機。

我們雙方很快達成了協議：

時間：雙周星期五晚六時至七時 地點：“櫻”咖啡館 報酬：三千日元 授課一開始我便刻意收斂起教孩子時習慣性的腔調，一舉手一投足都放得莊重，也不忘自己是個晚輩，言辭謹慎。我不說“您明白了嗎?”而總是說“我說得清楚嗎?”我們之間的信賴以及課程的進度都在穩步進展。

又是一個金色的星期五，我們照例來到“櫻”咖啡館。在課程經過了将近一個小時的時候，臨桌來了一群天底下最快樂的青年男女。安靜的咖啡館驟然間變成了沸騰的酒館。我與她之間雖然隻隔一方茶幾，卻需要将手做成傳聲筒才能讓對方明白。

“您今天的問候用語掌握得很好。” “你……吹……牛。”

“說'你吹牛’不妥，要說'你過獎了’。”

“'過獎’是什麼意思?”

如同喊一般的一呼一應真是很累人的。

“我們去别的咖啡館吧。”她的提議将我們帶出了嘈雜。

在第二個咖啡館一坐又是一個小時。起身前，她說：“今天的課程時間延長了一倍，中途又換了地方，很是抱歉。”

“在這第二個咖啡店的時間都屬閑聊，談不上是上課。”我實事求是地說。

“話可不能這麼講，'吹牛’與'過獎’的區别，我就是在這第二個咖啡店弄明白的。你今天一定要接受我的一點小意思。”隻見她從錢包中拿出一張疊成一個窄條的一萬日元放在手心裡。

“我回家也是一個人，寂寞得很，就當您請我喝咖啡，我應該感謝您。”我繼續講自己的道理。

“如果你不收下我的這份心意，以後也無法再求你教我了。”她的語氣由和藹變為鄭重。

“如果實在要将第二個咖啡館的時間也算成上課，那也隻是兩小時。我們已說好一小時三千日元，兩小時也隻能是六千日元。我沒有任何理由收你一萬日元。”我話音未落，就看到她放着光彩的臉突然陰沉下來。她将手中握着的鈔票輕輕展平放在桌上，兩眼直勾勾地望着我，一字一字地說：“這裡是五千，不是一萬。”

我頓時耳根發熱、無地自容。如果腳下肯為我開個地縫，我即會鑽進去。我不能怪一萬日元和五千日元的鈔票太像，也不能怪咖啡館的燈光太暗，我隻能怪自己的感覺錯了。

此後，在她面前，我再也無法找回自己的自然态。

很多年過去了，每每記起這段“窘”，便自覺汗顔。

走的速度

來日的第一年，我上午在新宿日本語學校學日語，下午在澀谷的一家軟件公司工作。都說澀谷是日本年輕人玩樂的聖地，還是新潮、時尚的發源地，比如，讓現代中學生傾倒的又松又長的白襪就是從這裡出籠而風靡了全日本的。你身邊隻要有一群女中學生走過，就會有低低的一片白躍動着，耀眼着。你說怪不怪，那長長的白襪總像要掉，卻總也不掉。

在澀谷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也有點怪。當然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一次，兩次，三次……，我記不過來是幾次了。有陌生的男人擋住我的去路：“我們去喝杯茶吧。”“我們聊聊天吧。”“我們交個朋友吧。”

我吓了一大跳，兩大跳，三大跳……，這是怎麼回事?

回到家，我站在鏡前，開始認真地審視自己：短短的頭發，大大的眼鏡，淡淡的口紅，沒有任何塗抹的面龐，雪白的襯衫，幾乎蓋住腳面的長裙，方方正正的茶色書包，矮跟的黑色方口鞋……

我從頭到腳，又從腳到頭，一遍一遍地檢點着自己，沒有發現一處不得體的地方，也找不到一絲輕浮之感，我疑惑了。

此後，我的遭遇依然如故，總有慷慨的路人邀我同餐共飲，“丈夫在家等着我吃晚飯。”我開始說謊。

謊言有時也幫不了太大忙。“那我們可以少吃一點。”對方會為你和你的丈夫着想。

我放棄了謊言，放棄了溫和的解釋，我放開了步伐。我大步流星地去公司，去車站。看見“可疑分子”時索性跑起來。在喧鬧的澀谷我一閃便沒了蹤影。回到家，我總是緊緊張張地鎖好門，挂上厚厚的窗簾，再過上好一陣，才相信今天是平平安安地過來了。

說來也怪，打這以後，在澀谷再也沒有陌生人看我一眼，招呼一聲，再也沒有人邀請我共進晚餐。我終于恍然大悟，原來問題出在我走路的速度上。

我走路的速度是北京的速度，我的腳步是北京的節奏，優哉遊哉。我起步和落腳的時候，也許都是有短促的停頓的，我常常在走路的時候思考。如果走得太快，我的思路會被扯亂。

我吃驚地發現在澀谷，凡正經人走路都比我快，隻有那些不太正經的男男女女才把腳步放得很慢，像是在等什麼人或攔什麼人。我差點被他們拉入夥，好險!

很快，我學會了用日本速度走路，用日本速度辦事，我再也沒有遇到麻煩。可是，我的思考卻不再跟得上我的腳步，我的靈感也不再融得進我的工作，我快得一點也不自然。

日本大蟑螂

初到日本的一天晚上，我回到家裡，一開燈，發現沙發上方的牆上爬着一隻知了那麼大的蟑螂，頓時毛骨悚然。愣了半天，才去廚房拿噴藥，對準沙發上方和背後閉起眼睛噴了一氣。大蟑螂大概被噴死了，可我也不敢挪沙發看。靜了好一會兒，還是覺得這屋無法待。于是，我蹑手蹑腳地進到裡屋，把門關好。

剛剛在榻榻米上坐下來打開電視，電視機上方也蹿出一隻知了那麼大的蟑螂，我“啊”地掩嘴驚叫，魂飛膽破。

家中哪裡還有我的安全地帶?大活人也不能在蟲子面前敗下陣來呀，我為自己壯膽。于是又去廚房把藥拿來，對準大蟑螂劈頭蓋臉地噴。大蟑螂沒有動靜了，它的遺體可能在電視櫃的背後，可我不敢“驗屍”。我戰戰兢兢地爬上床(實為榻榻米上的一床褥子)，手僵直地握着噴藥瓶，一遍又一遍地掃視着家裡的每個角落。天曉得犄角旮旯裡究竟藏着幾隻大蟑螂!

入夜後，我蜷縮在床，驚魂未定。忽然，從廚房傳來大蟲子撲棱翅膀的聲音，一定是大蟑螂被我放在廚房的除蟑黏着劑粘住了一半身子，而另一半身子還在做垂死掙紮。在萬籁俱寂的深夜，從紙門(和式住屋的門是紙做的)的那一邊——廚房傳來的這聲音似乎很大、很真切、很恐怖。我屏住呼吸，按住心跳，閉目等待，等待着大蟑螂還活躍着的那一半身子也被黏着劑粘住，等待着它的一對翅膀能被雙雙俘虜，我情願相信日本除蟑藥的威力。

可惜，一分鐘過去了，兩分鐘過去了，十分鐘過去了……，無論我如何等待，大蟑螂依然在扇動翅膀，頻率不減，力度不變，聲音不衰。那一刻，我簡直認為世上生命力最頑強的蟑螂就在我家了，恐怖中又平添了幾分悲哀與自憐。

我幾次鼓足勇氣，卻依然不敢拉開廚房的紙門。最後隻好向中國人鄰居，北大附中的老同學、好朋友小鄭夫婦發SOS，緊急呼救……

此後，我家每時每刻都全方位地布有除蟑藥。大多數蟑螂被迫害緻死，少數幸存者也遷居别處，另謀生路了。

在日本，很難與蟑螂絕緣。因為這裡的氣候太适合它們的生長。藥店裡的除蟑藥有噴的、熏的、粘的，花樣翻新，銷勢經久不衰。

我從小怕蟲子，怕發黴的東西。小時候，家裡燒的是蜂窩煤。當我看到從蜂窩裡鑽出小蟑螂時，便立即停止洗碗等廚房作業，跑進房間再不肯出來。

上小學的時候，家裡的桌子下面常囤積着白薯，我們有時蒸着吃，有時烤着吃，有時煮着吃。記得有一次，我鑽到桌子下面去拿白薯，當手觸到發黴的一個時，頓失言語，渾身發軟。從此，研究黴，研究微生物的媽媽為我定了論：小帥永遠成不了微生物學家。我很高興在這個領域被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