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雙峰：陳寅恪與傅斯年(56)

由溫泉的變途，回到白居易《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一句。陳寅恪通過對時間和空間的分析，認為同樣存在錯誤。

理由是：

就時間看，七月七日，自為夏天，玄宗是不會臨幸長生殿的，因為此殿就設在華清宮。就空間看，唐宮名長生殿者甚多，名同，地址不同，作用也大為不同。

華清宮的長生殿，是齋殿。帝王先一日至此齋戒，清心寡欲，然後祀神。其他宮的長生殿，是卧殿，都是帝王病重才移來此處。

因為這樣的緣由和條件限制，玄宗與楊貴妃不可能在長生殿談情說愛，山盟海誓，白詩之說顯然是一個誤會。

造成這個誤會有兩個原因：

一是自安史之亂後，皇帝不再去華清宮了；

二是道教風行，尤在肅宗和德宗初年為甚。

到了德宗貞元年間，與玄宗時代相隔已三四十年，人們已不知道皇帝夏日不去華清宮了，加以道教盛行，白氏乃發揮想象，通過情節的虛構與人物的再現，加入了道教成仙的文化系統，如“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缥缈間”等道家宇宙觀。

于是，便有了小說體、傳奇性的優美文學作品《長恨歌》。

在研究和準備教案的間隙，陳寅恪曾對助手黃萱說，人家研究理科的，是分秒不差的，而他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

也就是說，他寫的某人某事，在曆史上是發生在何處、何年、何日，是不會相去太遠的。

陳氏此言，外人看來有些自負，卻也是事實，他對古典詩歌的研究，确有一個精确推導的過程，其淵源可以追溯到陳氏遊學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徹底性的德國學術傳統。

從他對《琵琶行》的研究講解中，即可見出其深厚的學術造詣，以及運用資料以步步推理得出合理結果的卓越才能。

在現代中學生都能背誦的白居易《琵琶行》（又名《琵琶引》）中，陳寅恪利用德國學術傳統在考訂事實的基礎上，一步步推演，環環相扣，深達幽微，發千年未發之覆，将一個湮沒于曆史煙塵中的故事，化腐朽為神奇，令人信服地呈現于世人眼前，其效果大有白詩中“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之感。凡聽過此課者，幾皆拍案叫絕。

陳寅恪首先指出：

《琵琶行》表達了詩人反對戰争的态度，是一部反戰文學作品。

詩有情節，不是小說體，是樂府體，具有紀實性質。

南宋洪邁《容齋随筆》說琵琶女并無其人，是白居易憑空想象出來的一個人物，白氏在浔陽江頭置身婦人船中，與禮法不合。對此，陳寅恪認為洪氏之說大謬。

白氏創作《琵琶行》的時代背景是唐元和十年（815年），此時，正值藩鎮倡亂，如淮西蔡州吳元濟之類稱兵割據，目無中央。

主張對藩鎮用兵的丞相武元衡被藩鎮所派的刺客刺死，裴度也被刺傷，長安陷入混亂。

在朝中，牛僧孺和李德裕二黨各持己見。牛黨力主罷兵，李黨則主張用兵，二黨相互鬥争，僵持不下。時為左善大夫的白居易擁護牛黨，上奏反戰，主張罷兵，便遭李黨忌恨。

事态的發展，出乎牛黨與白氏的預料，在李黨的堅持下，中央于元和十二（817年）年出兵平定了吳元濟等藩亂，大唐帝國一度複振。白居易在得勢的李黨擠壓下，被朝廷先是貶官江州刺史，繼而改授次一級的江州司馬。

傳明代仇英（1502—1552）繪白居易《琵琶行》詩圖

鑒于這樣一個曆史背景，陳寅恪認為白詩《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之句，表露出作者天涯淪落之感，但在詩中并不是最重要的。

更深刻，也最為隐晦的感情存在于“弟走從軍阿姨死”一句中，這是詩眼，是主題，更是白氏反戰态度的流露和情感迸發的來源，其他都是次要的，非主題的。

根據陳寅恪的考證研究，白詩中琵琶女的弟弟從軍，一定是去打淮西蔡州的吳元濟，時間當在元和十年或十一年（816年）。白居易于元和十年遭貶，二者為同一事，在同一時。

被貶官走至浔陽江頭的白居易，開始寫的是送客情景。唐時風俗，客是天亮動身，餞行送别是在頭天夜晚，故是“夜送客”。

主客握别于次晨，客發而主歸。

宋代洪邁《容齋随筆》柒《琵琶行海棠詩》條說：“樂天夜登其舟與飲，了無顧忌。”又說：“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至于極絲彈之樂，中夕方去。”洪氏之說大謬。

白詩雲：

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瑟琶半遮面。

由此可知，白詩“移船相近邀相見”之“船”，乃“主人下馬客在船”之“船”，非“去來江口守空船”之“船”。

即江州司馬移其客之船，以就浮梁茶商外婦之船，而邀此長安故倡從其所乘之船出來，進入江州司馬所送客之船中。

亦并非由琵琶女所乘之大船的内房出于外廳。“重開宴”是在白氏的小船上，絕非在琵琶女的大船上。

否則，“商人婦”這空船中，恐無此預設之盛筵也。且白樂天詩中亦未言及其何時從商婦船中出去，洪氏何故意加“中夕方去”之語？

蓋其意以為白氏乃當時有名的賢者君子，既夜入商婦船中，若不中夕出去，豈非此夕徑留止于其中耶？讀此詩而做此解，未免令人可驚可笑。

當琵琶女自商船出見白氏，因白氏是上官，她得站着。然而，琵琶隻能坐着彈，故而琵琶女彈時是坐着的。不弄明白這一點，同樣難以弄懂白詩中對倡伎動作的描述。

白詩中，有琵琶女一段自白：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

陳寅恪由此認為：

這個琵琶女是家居長安的西胡種，且是“酒家胡”種，證據是“名屬教坊第一部”。

唐長安酒肆圖 圖片來自網絡

長安教坊不是玩雜耍的，而是教學管弦樂的專門場所。教坊中人都是西胡種，他們娶入的都是同種的人。

唐代官伎有别，長安的善京都聲，是新聲，即從中亞西亞剛傳入不久的技藝；蘇杭一帶的歌伎不是西胡種，隻善舊聲，即隋或唐初由中亞傳入的技藝，舊聲不如新聲受歡迎。

江州的官伎才貌皆不出衆，連舊聲也趕不上。因而，遭到自京城來的白氏鄙視，覺得不足聽，這便是白氏說浔陽無絲竹聲的原因。

而曆史發展到今天，最好的琵琶曲調《十面埋伏》，溯其源，亦不過及于元朝。再早，已不可知了。

何以推斷琵琶女是“酒家胡”呢？這是因為，唐時的長安，不是西胡種不得入教坊學新聲。

琵琶女自述的蝦蟆陵下之地，正是名酒産區，這位長安故倡既住在名酒産區，複具有琵琶之絕技，當是“酒家胡”（賣酒的胡人）。

又，唐代女子應酬是在十三歲。證據是杜牧《贈别》：“娉娉袅袅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裡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陳寅恪認為：白詩中的“秋娘”真有其人，她是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中進士時長安最負盛名的倡女，白氏淪落江州，感念昔日之遊，乃取于詩中。有人以為，是杜牧詩裡的秋娘，是不對的。

在這個時間、地點、人物皆有着落的基礎上，陳寅恪繼續以白詩與史實印證，認為：

假定琵琶女貞元十五年是十三歲，那麼，到元和十一年，她在浔陽江頭應該是三十歲了。

而這個時候，琵琶女的遭際是：

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顔色故。

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白居易和琵琶女都是境遇使然，不得不離開京都長安，來到江州，因而同有淪落之感。如果沒有琵琶女其人，白氏從何而加“弟走從軍”之事？

正因為有其人，有其事，白氏想到自己因反戰而遭貶谪，故更加傷感，因之為記。

根據詩中主客相見情形和長安故倡所述，可推知下列事實：

元和十年，琵琶女二十九歲時，弟走從軍。不久，阿姨又死了。再過年餘，她三十歲時，才嫁給一位商人。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已是男女婚娶的最後年齡了。

過了這個界限，便是老大了。像崔莺莺，貞元十六年（800年）才十七歲，以後結婚，也在二十歲以前。

韋氏比崔莺莺大一歲，在貞元十八年（802）結婚時是二十歲，若再不出閣，也就難了。琵琶女到了三十歲才嫁人，真可謂“老大”了。

陳寅恪認為：

白詩有兩點要特别注意。

其一為“商人婦”，即商人之娶此長安故倡，特不過一尋常之外婦，其關系本在可離可合之間，以今日通行語言之，即“同居”而已。

在唐代其地位介于妻、妾之間。此即唐代當時士大夫風習，極輕賤社會階級低下之女子，視其去留離合，所關至小，不足顧忌也。

其二即唐代自高宗武則天以後，由文辭科舉進身之新興階級，大抵放蕩而不拘守禮法，與山東舊日士族甚異。

白樂天乃新興階級之一人，其所為如此，固不足怪也。白詩中有：

商人重利輕别離，前月浮梁買茶去。

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

此句說明，商人是個茶商。唐于安史之亂以後，失掉河北财源，為維持兩京一帶所需，經濟上要靠江淮。茶商、鹽商都要向政府領專賣券才可行商。

琵琶女所嫁的商人年紀較大，應年過四十，結過婚了。他到長安領券時，娶了琵琶女，那是元和十一年春天。因琵琶女已“老大”色衰，故商人所娶花費不大。

商人與琵琶女的結合是有經濟打算的，在商人這邊，他“浮梁買茶去”的時候，好有人在“江口守空船”。

這裡，既表現了有技能的女性的末路和痛苦，也表現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一些真實情況。

陳寅恪嘗謂自己對唐詩的考證并不成熟，因而，在教學與著述中多稱為“稿”，意思是未定稿，若有新材料、新見解，随時修改增補。

同時，陳氏對他的學生強調，人是資料的主人，不是奴仆，不能讓資料牽着鼻子走，要善于辨别、理解和利用資料。不是先有結論，才做研究，而是先研究才得出結論。

如白詩另一首廣受老百姓歡迎的《賣炭翁》中的“說估法事”即可證明。

《賣炭翁》表達了底層勞動人民在官僚與太監們欺壓下的痛苦，并道出了絲織品在當時的估價問題。

全詩不長，可列如下：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鬓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

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将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绫，系向牛頭充炭直。

從詩的最後兩句“半匹紅紗一丈绫，系向牛頭充炭直”，可以看出，當時的絲織品起有流通貨币的作用，早期一匹設若值一千錢，後來，便隻值五百錢了，價值遭貶。

估有虛估、實估之分。民間交易按市場實價，是實估，估得低；而官價為虛，是虛估，仍視已貶值的絲織品為一千錢，估得高。

這樣一來，老百姓便吃了一半價格的虧。白詩中，太監給予賣炭翁的官價，一定和實價距離很大。

其實，受估價之苦的，不獨那位遇到太監倒了黴的賣炭老翁，當時的京官，也是一樣的。

《賣炭翁》畫作 圖片來自網絡

白詩中的“宮使”，亦即下級太監，負采買之責。“黃衣”，未入流者，如小說中的黃衫客，其社會地位還在綠衣使者之下。

此處，罵的是這種低級太監。白氏《宿紫閣山北村》詩寫到“（神策軍）中尉正承恩”，則是罵的高級太監。

詩中的炭，當然是木炭，這是唐朝宮中冬天取暖不可缺少的稀有物品，很是值錢。

老翁一牛車重千餘斤的炭，其價是很高的，隻是，被太監們變相一折騰，所得與實價相差就十分大了。缭绫、紅绡皆是絲帛，通過白詩還可以看到，當時的缭绫比紅绡貴重。

結合白詩《缭绫》可知，缭绫是絲織品中最為上佳的産品，絕不是一般織戶所能織的。

“安史之亂”後，政府加重了剝削，表面上數目不改，但尺寸上加大。度量衡原則上由小、輕、短變為大、重、長。

比如，開元時四丈一匹，到了白居易時代變成四丈五尺一匹。賣炭老翁遇到的那個黃衣太監，用二丈多一點的紅绡和一丈缭绫，就把老翁一車千餘斤的炭給弄走了，可見人民受剝削、壓迫之重。

按通常的情形，陳寅恪每對學生講解一段，便問對方“這樣講是否可以，聽得懂聽不懂，有何問題要問？”而每問必答，且想方設法給予合理的解釋。

在一次課上，當陳寅恪講到賣炭的老翁早晨趕着牛車進得長安城，“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句時，學生劉隆凱突發奇想，認為，“回車叱牛牽向北”之車本來朝北，如何又向北？其間，必有變故，或為一個老翁見黃衣使者到來南逃未果的潛在情節。

于是，劉隆凱把這一疑問寫一紙條交給黃萱，心中期待黃女士在方便的時候，給自己解釋幾句，但直到下課卻沒有聽到回答。

劉隆凱後來回憶說：

“這也是我想到了的，淺薄之見也可以不予置理。不想，有一天，陳先生在講課當中，突然換過話題，提到了我提出的問題。

大出我的意料，他出語就誇獎我，一再說我肯用心思考，真令我心潮激蕩。然後，他平和地一條條說出理由，來證明我提出的想法是不必要的。”

陳氏列舉了三個理由：

其一，今無很好的唐長安圖，有者如徐松《兩京城坊考》，然亦不好，日人的《唐代之長安》亦是欠佳。

唐宮的布置大緻是：大極（西内）、大明（蓬萊、東内）、興慶（南内）。

南山，即終南山，在長安城南。

唐長安之市有二：東市、西市。

老翁入市，不知是哪一個市。若是東市，老翁入城以後，又不知走何街道，不知所走的是否直線。若不是直線，牛頭即非正北。隻有直線進行，車頭才是正北。所以，是否正北，今尚無法說明。

其二，回車之“回”，意是轉動，可能轉一百八十度，但又不一定就是一百八十度。

如楊貴妃的“回眸”，眸，眼珠，有的本子作“頭”，不好。這是指眼珠的一轉。

又如《西廂》第一本第一折：“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亦是一例，也是指眼珠的一轉，當然不可能是一百八十度。

故而，若車頭不是正北，而是偏東或偏西一點，就要轉動一下，讓它朝向正北。

白詩中的“回”，并不一定說原來是向南的。

其三，這次買賣，除了炭值，還有門錢、腳價錢。

普通人買炭，除了給十足的炭值外，腳價錢也要出的，門錢如何則不一定。

太監這種買法，除了給不足的炭值外，運炭入宮是不給腳價錢的，門錢還得要老翁出，這“叱向北”也可見出對老翁的多重剝削。

而太監的惡行，韓愈的《順宗實錄》多有記載。

說到跑，老翁已經夠累的了，知道跑不脫，想是不會跑的。可以作這個假定：

老翁的牛車停在市南門外，不是正向北，是斜斜向北。

說是假定，是因為今缺當時的長安地圖，即便有了當時的地圖，又何從知道老翁是從哪個城門進來的呢？所以，隻作一個看法提出來。

陳寅恪講畢，又謙虛地說自己所做的答複，也未必一定對，還可以讨論。

下課之後，陳氏又讓黃萱把劉隆凱單獨領進内室的書房，讓黃拿出線裝的《兩京城坊考》等書籍給劉觀看。

這是陳氏前幾日經過思考後想到的，他認為，這些古籍可以進一步幫助其解答疑難。

對此，陳寅恪曾對黃萱說：“人家必會以為我清閑得很，怎能知道我是日日夜夜在想問題、準備教學和做研究工作的。”

然而，陳寅恪對此一問題的思考并未停止。幾天後，當劉同學再次前往聽課時，陳氏又告訴說自己就“回車”問題又進一步做了思考，“牛頭可能向東”。

半個月後，陳寅恪又告訴前往聽課的劉隆凱：

“市，指的東市。老翁由啟夏門入的可能性最大。太監多是從大明宮來的。”

看着目盲病衰的老人如此執着，劉隆凱很是感動，認為老師的關懷看似對自己一人，其實，是想借此來啟發年輕人，希望大家多去思考以尋求學術上的突破。

“可惜，整個講課此時也同時中斷了，不然，陳先生也許還會第四次提到它吧？這康樂園中耳提面命、親切教誨的一幕，已成為後學心中一道永恒的風景。”

劉隆凱可謂是老師的“後世知己”，陳寅恪深知中國學問博大精深，尚未開拓的領域實在太多，他要開風氣，提示後學一些可走的新路并加以指導如何沿着這條新路走下去，并不自以為是，一錘定音，更多的是給學生獨立思考的機會和啟迪。

此點，正如勞榦在總結陳寅恪教學思想和方法時所言：“他深深地知道'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一切偉大的成功，都建築在許多人許多時候辛苦經營的基址上，所以，他的路線很顯然的隻是為别人測量基址，指示别人去畫藍圖。”

隻是，政治氣候的持續惡化，終于使陳寅恪不能繼續沿着這條路走下去了。“守先哲之遺範，托末契于後生”的理想終成夢幻，康樂園不辍的弦歌遂成為一曲廣陵絕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