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正事與餘事

正事與餘事

作者 王兆貴

　　在社會行為中，古人通常把職業、職責、職守中應該做的事叫作正事，對正事之外的活動則稱為餘事。如，工作之餘的琴棋書畫、詩文歌舞、登山曆水、健身練功或者收藏、集郵、打牌、垂釣等。在曆史與現實中，我們常常會發現這樣的現象，有許多聲名遠播的人，其造就并非來自正事，而是正事之外的一番作為。

　　在我國古代，那些名氣很大的書畫家、文學家，其正事大多在官場。他們通過科考入仕，在為朝廷效力之餘，一般都有詩文翰墨方面的雅好。在有些人那裡，餘事上的名氣反倒蓋過了正事。如，提起屈原、鐘繇、顧恺之、王羲之、顔真卿、米芾這些名字，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他們的藝術，而不是政績。但從史書記載來看，他們都做過大小不等的官，有的還帶兵打仗立過戰功。創立楚辭文體的屈原，是楚懷王時期的三闾大夫；以真書冠絕于世的鐘繇，是三國時期曹魏的太傅；極擅人物繪畫的顧恺之，在東晉曾任參軍、散騎常侍等職；被稱為書聖的王羲之，在東晉官拜右将軍；“楷書四大家”之一的顔真卿，曾領兵平定過叛亂，唐代宗時官至吏部尚書、太子太師；書畫自成一家的米芾，在北宋曾任校書郎、禮部員外郎。盡管他們正事上貢獻也很大，但青史留名的卻是文采。他們之所以作為文人而不是官吏，長期留存于後人的記憶裡，這與國人崇尚翰墨的古風、看重文化的理念有很大關系。古代人自小就要教習詩文書畫，一生都與筆墨紙硯相伴，“詩書繼世長”的理念源遠流長，後世對曆史人物文化身份、藝術造就的認同，往往超過其社會地位、政治作為。

　　這種正事不名餘事出名的現象，在那些君臨天下的一号人物身上也有表現。南唐後主李煜，政事頗為不通，短暫的政治生涯可用六個字來概括：荒唐、昏庸、屈辱，是典型的“亡國之君”，但他寫出來的詞卻是空前絕後，被譽為“千古詞帝”。宋徽宗趙佶皇帝當得不怎麼樣，但對吹彈笙歌、詩詞曲賦無不精擅，書法繪畫十分了得，所創“瘦金書”更是一絕，可以說是藝術造詣最高的帝王。其作品《臨唐懷素聖母帖》，在香港以1.28億港元成交，創中國書法拍賣世界紀錄。明熹宗朱由校不擅治國，對刀鋸斧鑿、雕文镂花、丹青漆藝卻得心應手，技巧娴熟，做起木匠活來廢寝忘食，迹近癡迷，就像俄國沙皇彼得一世那樣，被人稱作“木匠皇帝”。這些封建世襲制的産兒，被推上王位多少有些情非得以。與前邊提到的文學藝術大家不同，他們盡管才藝表現非凡，把餘事做到了極緻，但作為一國之君，置社稷民生于不顧，卻因有失大德而為世人所诟病。

　　與上述事例相比，辛棄疾的作為則更加典型。在辛棄疾眼中，橫刀立馬、保家衛國才是自己的正事，至于飲酒賦詩之類的能耐，不過是閑情逸緻而已。所謂“少年橫槊，氣憑陵，酒聖詩豪餘事”。他矢志以武立身，一生屬意沙場，積極加入義軍，并主動建議朝廷厲兵秣馬，做好收複中原長期準備。但是，即便他把“欄杆拍遍”，也沒能得到南宋朝廷的重用，隻好以賦詩填詞來懷念激情燃燒的歲月，表達殺敵報國之情。有意于正事卻屢遭失意，無奈之下的餘事卻造就了開一代詞風的偉大詞人。

人生餘事亦風流的現象并非個案，因而也值得我們思索一番。人來天地間，所要經曆的無非是正事與餘事兩端。正事是生存必須，否則衣食何來？餘事是從心所欲，否則活得太累。兩者若能重合，自是求之不得，若有沖突，則要權衡輕重，盡可能使正事與餘事兼修雙馨，相得益彰。作為報業運營商，董橋曾坦言，“做報紙是我的職業，寫作是我的事業。但人還是要有一份職業才行，畢竟我要養家。但讀書和寫作，對我來說，那是畢生的事業”。隻要扪心問問你自己，留心看看身邊人，你就會認同董先生所言非虛，像他那樣正事餘事兼顧的人很多，而正事之餘一點興趣愛好都沒有的人卻少見。當然，一個有責任感的人，應在幹好正事的基礎上發展業餘愛好，否則，既對不起家庭也有負于社會。

附注：本文發表在《》2018年5月28日副刊，責任編輯孔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