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取中山與“代道大通” | 孫聞博

摘 要 戰國中山地處太行東麓交通要地，“邯鄲廣陽道”與“太原恒山道”交彙于此。然而，趙取中山，《史記》唯強調此舉對實現“代道大通”的意義，引人注目。趙在簡子、襄子為宗主的奠基開創期，以晉陽為中心，注意向北側代地發展。伴随君位繼承鬥争及其他因素，趙先後遷都中牟、邯鄲，政治中心轉至太行東側，與代地懸隔疏遠。趙武靈王行“胡服騎射”，紹述簡襄遺志，重以代地為中心，開拓胡地。而攻略中山的戰略選擇，與當年簡襄取代，又有近似之處。主父滅中山，“代道大通”，不僅建立邯鄲與代地的直接交通聯系，而且使趙國東北地與東南地貫通銜接、東部規整疆土首次形成，戰略意義重大，并影響戰國後期的政治秩序。秦在中山故地複置恒山郡，太行以東的南北聯系，此後不斷加強。

作 者|孫聞博，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

原 載|《文史哲》2021年第4期，第80-90頁

擴展閱讀

戰國中山地處太行山東麓今河北中部地區，向為華北平原南北間、東西向交通幹線交彙之地。有意思的是，趙武靈王行“胡服騎射”，并傾全國之力攻取中山後，《史記》卷四三《趙世家》記： （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

在後世最為主要的“邯鄲廣陽道”“太原恒山道”之外，司馬遷唯獨強調了趙滅中山對實現“代道大通”的意義。學界既往很少對此加以關注，并展開分析。然而，這不僅是戰國重要的政治地理與軍事交通問題，背後還反映出戰國政治史研究中被忽視的曆史演進線索和内容。本文立足政治地理與軍事交通的視角，對這一問題予以考述。具體從趙國早期政治中心與趙、代關系，“胡服騎射”背景下的趙武靈王政治調整，趙攻中山與“代道”走向、功能，秦置恒山郡及秦楚之際中山故地的軍事交通等方面，進行探讨，以期提供新的認識。

一、中牟·邯鄲：趙國早期政治中心轉移與趙、代關系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周王室命趙、魏、韓為諸侯。趙君稱侯，始自烈侯而非獻侯。而趙國的奠定與開創，實際又可溯至趙簡子、趙襄子執政時期。二人，後來又被稱為“簡主”“襄主”。簡子時期，趙氏政治中心在晉陽，發展重點在晉北部地區，即以晉陽為中心，欲北上攻取代地。無論夢往帝所“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抑或“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并進而“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都反映了簡子對趙氏發展的這一考慮。繼位的趙襄子深秉父志，“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并成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晉陽北向與代地連成一片，後者成為當時趙氏經營的重心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襄子最終将新獲代地封給未能即位的太子伯魯之後：“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而且，此并非安撫性質的權宜之舉。待娶空同氏女而有子五人後，趙襄子“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即便當時代成君已去世，襄子仍堅持選立代成君子趙浣為太子。襄子死，襄子弟（一說子）趙桓子反對趙浣即位，“逐獻侯，自立于代”。封君、自立事件背後，皆表明代地在趙國政治地理中的重要地位。

襄子之後，太子代成君子趙浣即位，後世稱趙獻侯。《史記》卷四三《趙世家》記：

獻侯少即位，治中牟。

獻子登基之初，就将都城遷到中牟（今河南清風、南樂附近）。其因由，一般認為“蓋圖謀向中原擴展”，“進入戰國以後，面對列強兼并、逐鹿中原的形勢，趙國統治者已感到繼續将晉陽作為國家政治中心不利于參與列強間政治軍事外交的角逐”，“新形勢下各國對于土地人口的争奪已轉移到中原一帶，尤以黃河中下遊地區的趙、魏、衛、齊、楚等國接壤地帶為争奪的重點，趙國将統治中心移于山東地區，亦便利于參加中原的逐鹿”。所論固然不誤。不過，趙桓子“自立于代”，恐是促使獻侯徙治中牟的直接原因。襄子将完成先父夙願而奪取的晉陽北地——代——封給伯魯一系，并傳位伯魯後人，說明代地具有重要的政治地理意義。稍後，趙桓子驅逐獻侯，即位代地，同樣體現代地在趙國政治地理上的地位。這一情勢下所發生的獻侯“治中牟”，當有擺脫趙桓子一系政治影響的考慮。

那麼，獻侯又為何選擇中牟而非他邑呢？學界以往偏重交通地理分析及具體位置考辨。關于趙氏勃興并列為諸侯，襲取代地之外的另一發展線索，集中于六卿角逐：四家誅祁氏、羊舌氏，敗範氏、中行氏與三家共滅智氏。不過，在簡襄奠定開創期，趙氏内部的權力鬥争，同樣重要。這具體體現在晉陽趙氏與邯鄲趙氏之争。自簡子與範氏、中行氏相鬥以來，當時還存在晉陽趙氏與邯鄲趙夙子共孟後嗣趙午及其子趙稷的激烈沖突。邯鄲趙氏親範氏、中行氏。這一階段，中牟一度叛趙脫趙。據《韓詩外傳》《列女傳》等文獻記載，中牟重被收複，大體在趙襄子時期才得實現。由此推之，這裡也當被襄子着力控制與經營。待趙桓子占據代地，趙獻侯為團結原襄子集團的支持者而謀求立足，中牟便成為相對理想的選擇。世家雖稱“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複迎立獻侯”，然從獻侯子烈侯即位後，“烈侯從代來”，“番吾君自代來”，“敬侯元年……趙始都邯鄲”的記叙來看，自獻侯徙治之後，後世趙君很少再往代地及至晉陽主政。《竹書紀年》先後提到“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泫氏”，“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按泫氏在今山西高平市；趙有兩平邑，依《竹書紀年》“（晉烈公）五年，田公子居思伐趙鄙，圍平邑”，此平邑當在今河南南樂。除了“純是為着加強邊防”的考慮之外，兩城大體分居中牟西、東兩面，或有圍繞中牟構建防禦進而加以拱衛的考慮。

獻侯遷治中牟，對趙國未來發展産生重要影響。趙國政治中心開始由太行西麓向太行南側、東側轉移。趙國政治中心與代地的交通聯系，逐漸發生變化。

獻侯子趙烈侯主政時，三晉始為諸侯。《史記》卷四三《趙世家》記“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複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索隐》引谯周曰“《系本》及說《趙語》者并無其事，蓋别有所據”。谯周，蜀漢、西晉初年人，距秦較遠。“蓋别有所據”，言說實較謹慎。陳夢家、缪文遠、楊寬、範祥雍、熊賢品等學人以《紀年》無載，認為武公即位一事并不存在。所謂武公在位十三年，應劃歸烈侯，後者在位時間由此變為二十二年。

與此有關，司馬遷又記：

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史記》卷四三《趙世家》） 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史記》卷四四《魏世家》） 魏武侯元年襲邯鄲，敗焉。（《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魏”欄） 趙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奔魏。（《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趙”欄） “朔”為“朝”字之誤。楊寬以為“《趙世家》'公子’上原衍'武’字，今删。《六國表》作'武公子朝作亂，奔魏’，亦衍'武’字”。學界進而将趙公子朝叛亂事，判為誤記。按《史記》世家、年表作“武公子朝”，确實不足以表明所記一定成立。如《魏世家》《六國年表》均載魏哀王一代，便非信而可征。《通鑒》記作“魏惠王薨，子襄王立”；《通鑒考異》複對哀王世之誤，詳加辨析，不取《史記》之文。不過，司馬光雖然不采魏哀王一代記錄，《通鑒》卻載“趙烈侯薨，國人立其弟武侯”，“趙武侯薨，國人複立烈侯之太子章，是為敬侯”，實際承認武侯之立一事。在史料有限的情況下，這一問題還須研究。《通鑒》在上述基礎上又提到“趙公子朝作亂，奔魏；與魏襲邯鄲，不克”，雖在公子朝是否為武侯子問題上，處理謹慎；但所記仍然提示：關于公子朝叛亂一事，不宜簡單判為誤記。依《通鑒》所叙，趙國在烈侯弟武侯去世後、原烈侯太子敬侯繼位不久，便發生公子朝之亂。公子朝與武侯可能存在的身份聯系，仍可關注。上引《史記》等諸條，内容側重不同，然互參對讀，所記顯為一事，大緻經過為：趙敬侯即位當年，公子朝起兵争位，失敗後逃往魏國；稍後，公子朝挑唆魏國出兵，發動第二輪攻勢，襲趙邯鄲，仍以失敗告終。此背景下，“趙始都邯鄲”的記載，大體可信。遷都的“宏觀曆史背景”，以往分析很多，一般認為“也完全是遷就地利的緣故”。不過，直接導因當與公子朝之亂相關。伯魯一系本封代地，趙桓子自立于代後，伯魯孫趙獻侯徙治中牟。烈侯本治中牟，今公子朝發動政變，烈侯太子敬侯複都邯鄲。前後事件，可相對照。除中牟臨近魏地及動亂中或遭破壞等因素外，遷都邯鄲應同樣有擺脫公子朝一系政治影響的考慮。後世王莽、武瞾原都長安而議徙洛陽，曆史背景有類似之處。經過“晉陽→中牟→邯鄲”的變化，趙國政治中心逐漸向太行東側發展，“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的形勢開始形成。然而，又由于這種變化，原本聯結緊密的“趙都—代地”，變得日益疏遠。趙雖在地近中原後，積極參與諸侯角逐，且時有開拓；但中山橫亘其間，并與齊聯合，對趙構成較大牽制。如何鞏固已有基業，進而實現跨越發展，成為繼統趙君的曆史任務。

二、紹述簡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政治内涵

戰國早期，諸國出現過一輪變法熱潮。魏、楚、韓、齊、秦之外，烈侯時期的趙相公仲連也曾進行政經改革。而趙武靈王即位，“出胡服令”，“變服騎射”，乃是趙國第二次變法改制。須進一步指出，入戰國中後葉，如趙武靈王這般大力改革，在諸國之中實際已頗罕見。趙也因此得以疆土大辟，軍力大增，一度成為山東抗秦主力。以往有關“胡服騎射”的研究，極為豐富。實施背景的認識大體可歸納為兩類：一類認為源自北邊遊牧部族對趙國邊地農業和民生的侵擾破壞，一類認為由于秦、中山等鄰國所構成的軍事威脅。

趙武靈王主政前期，當秦惠文王時，秦已日漸崛起。趙最初參與聯軍攻秦：武靈王八年（前318），五國合縱攻秦，為秦所敗；九年，韓、趙、魏三國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俘其将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奂，斬首八萬二千”。修魚之戰後，趙轉入守勢，秦攻入太行以西，蠶食趙地。十年，秦攻取趙的西都、中陽；十一年，秦攻趙，敗趙将軍泥（英）；十三年，秦樗裡疾攻趙，取蔺，虜趙将趙莊（莊、豹）。還可指出，秦之侵犯，稍早實已發生。趙肅侯二十年（前328），“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蔺、離石”。蔺一度被趙奪回，今再度失守。趙武靈王說大臣、宗室行“胡服騎射”，提及“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正義》曰“岚、勝以南石州、離石、蔺也，七國時趙邊邑也。秦隔河也。晉、洺、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也，為并趙西境也”。按趙、韓宗主自為晉國公卿以來，關系和睦；立為諸侯之後，也很少交戰。趙武靈王“五年，娶韓女為夫人”。故西南一線應主要防範秦人進攻。而且，秦已攻據西都、中陽和蔺，兩國不複以河為界。武靈王還有“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的論說，提高趙軍在上黨地區的機動作戰能力，正為禦秦東侵。這也是當時實行“胡服騎射”的直接原因之一。

不過，如将“胡服騎射”置于趙國崛起、發展的曆史線索中重加審視，趙武靈王政治思想與施政路線的變動調整，還有更深層的背景與淵源。

簡子、襄子時期，趙以晉陽為中心，注意向北側代地發展。簡襄的戰略選擇，大體包含兩項考慮：一是攘胡取地，實現疆土拓展；二是控據胡地民衆、馬匹，增強軍事力量。然而此後，趙統治中心不斷南移東進，與代地懸隔疏遠。至武靈王時，趙都邯鄲，臨魏近齊；中山在北，更為腹心之患。戰國初年，中山文公、武公建國，後遭魏進攻，一度滅亡。至桓公時，中山複國。錢穆引《戰國策·中山策》以“中山複立，趙必與其事，則無疑也”。不過，魏伐中山，須經趙地。沒有趙的默許，魏的計劃很難實現，故趙與中山并非睦鄰。《戰國策·趙一》《韓非子·說林上》載趙利（刻）勸趙侯借道，“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趙始終觊觎中山國土。李零注意到，伐滅中山的魏将樂羊未被魏文侯封在中山，而改封靈壽；樂羊子孫世居靈壽；中山桓公複國所徙之都又正在靈壽，推測“中山尚未絕祀……隻是把中山君遷到靈壽，由樂羊監守。中山大概就是由樂羊複國，所以複國後才以靈壽為都”。所論識見敏銳，多富啟迪。中山是否得樂羊之助複國，因受資料之限，仍待考察；然所論對中山與趙、魏關系的理解，近于事實。桓公複國後，中山與趙的關系一直緊張，并時有交戰。長平之戰前，趙與韓、燕關系和緩，與魏、齊及秦互有攻戰。中山與趙之敵國魏、齊關系密切，後期更與齊結盟，攻趙伐燕。由此，中山與趙在戰略利益上沖突較大，一向對立。

相較于此前趙君專注争奪中原，《史記》卷四三《趙世家》記趙武靈王“三年，城鄗”，《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趙”欄同載此事，系于二年。鄗地北臨中山，軍事地位重要，兩國曾在此激烈交戰。趙武靈王繼位伊始便加強相關防禦，反映新君主政後戰略重心的調整變化。“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九年，齊破燕”。中山參與了此次攻燕之役，并侵掠不少疆土财富。“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台，以望齊、中山之境”，武靈王在地緣政治上，頗為專注于此。

趙武靈王欲取中山，在戰略選擇上與當年簡襄攻代，有近似處。中山、代國均屬北狄所建政權。前後趙君所行，皆屬伐狄，以廣土富國。代位于晉陽之北，屬當時趙之北地。今中山也位于邯鄲之北。前引《趙世家》有“滅中山……起靈壽，北地方從”語。李零認為《燕召公世家》“（齊宣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索隐》“北地，齊之北邊也”的說法，或許有誤。“北地”當指中山。按世家記武靈王“二十六年，複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北至”可與“起靈壽，北地方從”參讀，對應靈壽以北，燕國、代地邊界以南的區域。中山所處地域于當時趙國，也可稱北地。世家載：“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将克二國于翟，皆子姓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于翟。’”吳榮曾指出《史記正義》解釋相關文句存在謬誤，“神人所說這兩位趙君滅狄二國即代與中山”。有趣的是，文獻也是将二者放在一起來講。

更重要的是，趙武靈王的政治調整，包括對簡子、襄子之志的繼承：

簡、襄之烈，計胡、翟之利。……今吾欲繼襄主之迹，開于胡、翟之鄉……而序往古之勳。（趙武靈王語） 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趙武靈王語） 今王将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不敢不聽命乎！（公子成語） 按《通鑒》叙趙武靈王事，未記此類内容。武靈王為推進改革，其中不無借機加以聯系的因素。但是也要看到，簡子、襄子對經略代地雖多有設想，但實際操作為時不長，且随政治中心變動，為後主繼承日少。今變服改制，蘊含對趙國政治路線的重大調整。相對于“革新”，在政治宣傳及舉措聯系上，此更屬“紹述”。武靈王欲繼承簡子、襄子之志，“計胡、翟之利”，“開于胡、翟之鄉”，“以攘諸胡”，将戰略重心重新轉至攻取胡地以擴展疆土、獲取資源的道路上來。而要實現“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的目标，須提高趙軍自身實力。武靈王與肥義謀議時，提到此舉有“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的優益之處。具體而言，“胡服騎射”在軍事層面涉及兩方面内容。一方面，世家在“于是遂胡服矣”，“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也”外，提到“遂胡服招騎射”。趙軍改著胡服，提高作戰的機動性；同時發展募兵，組建精銳騎伍。另一方面，世家又提到“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代相趙固主胡，緻其兵”。顧炎武言“'緻’雲者，緻其人而用之也”。楊寬指出“'林胡王獻馬’，就是表示從此歸屬于趙國。'代相趙固主胡’，就是從此由趙國兼管這個林胡部族，'緻其兵’就是收編林胡的軍隊”。趙固所主之“胡”，是否僅對應林胡，尚可讨論；但趙無疑注意吸納北邊胡騎，以為有生力量。武靈王後來還收編了樓煩的軍隊，顧炎武複雲“是以楚、漢之際，多用樓煩人别為一軍”。 推行“胡服騎射”過程中，代地在政治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再次得以凸顯。最初，“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并以代為據點，“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招樓緩謀議。在“群臣皆不欲”胡服，公子成、趙文、趙造、周袑、趙俊明确反對時，代相趙固似未參與其中。而攻取胡地，收編胡騎，趙又往往是以代地作為前沿基地與經營中心。武靈王廢太子章而改立太子何後，選擇“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後又一度“乃欲分趙而王章于代，計未決而辍”。武靈王晚年，傳國于子惠文王，自号主父。世家稱“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服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專注于對外擴張。世家又記“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于西河而緻其兵”。傳位後的趙武靈王乃以代地為中心，開展攻略胡地的軍事行動。

三、代道大通：趙攻中山的交通意義與秦恒山郡之置

趙武靈王“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的具體行動，始于十九年（前307）。此即前引“王北乃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按房子在今河北高邑南，為中山南界所在。這實際是先行軍至中山南境房子，然後北向迅速通過中山，抵達代地。之後，武靈王又以代地為據點，向北進至無窮。《戰國策·趙二》武靈王語牛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此再次表明，以代為基地開拓胡地，是早年襄子确立的發展之策。“北略中山之地”，僅具偵查試探性質，意在探索太行東側的南北向軍事交通，并考察由代向西控據胡地的可行性。

《趙世家》複記：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甯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代相趙固主胡，緻其兵。 武靈王于次年複略中山，先行軍至中山甯葭。按“甯葭，一作蔓葭。戰國趙邑。在今河北石家莊市西北”。“西略胡地，至榆中”的行進路線，《戰國策·趙二》提到“出于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俓之險，至榆中，辟地千裡”。目前對此存在兩種認識：一種以楊寬等人為代表，由甯葭西進，出井陉，一路向西，過晉陽北，度西河，而至榆中；另一種以金正炜等人為代表，傾向仍出無窮之門，西過九原，而南下抵至榆中。這涉及對“遺遺之門”的理解。顧祖禹、程恩澤、楊寬、何建章、缪文遠、史為樂、魏建震等認為遺遺之門即挺關，在今陝西榆林西北，由此形成前種意見。橫田惟孝雲“'遺遺’之義未詳，竊疑或'無窮’之訛”；金正炜《戰國策補釋》“疑即上文所雲'無窮之門’，故書殘缺二字，昔人于其間連注'遺’字以識之，與作'□□’例同，後人乃誤并入文耳”，同時認為“'九限’本當為'九原’，又作'九阮’，誤作'九限’”；範祥雍按“遺遺之門似是上無窮之門，其訛未詳”，由此形成另外一種進軍路線。

僅從《趙世家》文意理解，前種可能性大；然若仔細分析，前說疑點仍然不少。“挺關”，又作“糜關”，趙國貨币作“幹關”，即扞關，名稱基本明确，是否等同遺遺之門，尚乏有力論據。辛德勇綜合諸家之說，指出“古榆中的地理涵義，理解為今托克托至偏關間的黃河兩岸區域”。如依前種認識，世家所雲“西略胡地，至榆中”，西抵榆中前所經之地，實多為趙及中山地，而非“胡地”；《戰國策》“出于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俓之險，至榆中”之中，出扞關即至榆中，中間似不必經過“踰九限之固，絕五俓之險”的艱難曆程。按趙國貨币又有“五陘”，“疑币文五陘即指井陉”，“一說'五’'苦’音近，'五陘’當讀為'苦陘’”。苦陉在今河北定州南、新樂北、甯葭東北。“絕五俓之險”不應發生在苦陉一帶。又，五俓對應井陉的可能性存在。不過，“出于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俓之險”中，“五俓”前“九限”如何解釋，仍具疑問；且為何“出于遺遺之門”後，于段落偏後位置始提到“絕五俓之險”，不易疏通。前論“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中，“至于房子”實際發生在“北略中山之地”之前，且由房子北通代地的交通路線，需西向經今石家莊西北而北上至漢廣昌（今河北涞源），進而抵達代地。由此而言，“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甯葭”中，“至甯葭”或同樣偏指“略中山地”之前，且從位于今石家莊西北、鹿泉縣北的甯葭向北至代，更顯便利。相較于甯葭，代地至榆中地的交通選擇，也更為順暢，且符合“西略胡地”意。此外，“至榆中”使“林胡王獻馬”之後，具體由“代相趙固主胡，緻其兵”，“蓋林胡王獻馬表示歸附，由代相趙固主管之而收編其兵，從而增強趙之兵力”,也體現了榆林與代地的聯系。又，《戰國策》“出于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俓之險，至榆中”前，本章提到“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楊寬案“原陽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東南，為秦、漢雲中郡屬縣，在雲中東北。武靈王破原陽以為騎邑。……胡貉之族善尚騎射，趙武靈王欲以騎兵為主力，方能攻取榆中而辟地千裡”。由上言之，第二種認識的可能性，也許更大。

在摸清交通狀況，并開展外交斡旋後，武靈王二十一年（前305），趙大舉進攻中山：

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将之。牛翦将車騎，趙希并将胡、代。趙與之陉，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鸱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 這段史料還可細予分析。趙軍多支部隊參與了此次會戰。楊寬、晁福林、黃紹雄認為“會合于曲陽（今河北曲陽西北），向北攻到恒山的華陽，向南攻到石邑、封龍（今石家莊西南）、鄗（今高邑東）等地”。魏建震認為是“趙軍兵分兩路：武靈王統率的左、中、右三軍從南路進軍……；牛翦統領的車騎兵和趙希統領的胡、代之兵會師于曲陽，從北路進軍”。今參考其中“攻取……王軍取”的表述，後說更為可取。趙軍南北兩路行動，大體以滹沱河為界。“合軍曲陽”之“曲陽”，在今河北曲陽西，正位于北上通代的交通要道。攻取的丹丘、華陽、鸱之塞，多為自曲陽北上沿途需經之地。至于趙武靈王所統“王軍”，其實主要在滹沱河以南行動，攻據中山城池。

世家記“二十三年，攻中山”，楊寬指出武靈王二十二年“攻取了榆中以北黃河上遊河宗氏和休溷諸貉之地，設置了九原郡和雲中郡。'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命将軍、大夫、適（嫡子）、戍吏皆貉服’（《水經·河水注》引《紀年》魏襄王十七年）”。世家又記“二十六年，複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由此，我們進一步注意到：趙國征戰中，略胡地、攻中山并非先後發生，實乃相輔而行，是配合展開的。

二十七年五月戊申，武靈王将王位傳于王子何，“自号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實際是對趙國軍政事務重作分配，自己專注于軍事擴張。趙武靈王“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一度扮作使者，入秦探察，展現出罕有的勇氣魄力。“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于西河而緻力其兵”，又成功收編樓煩胡兵。這兩次行動，武靈王當以代地為基地，進而西向行動。鞏固西北“新地”的次年，趙完成吞滅中山的最後行動：“（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行動仍由主父主持。中山城邑盡入趙國版圖，中山末代之君尚被遷至膚施。

這其中，“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語，尤需注意。中山之地的交通意義固然重要，然以往戰國秦漢交通史研究，更偏重對其他道路的揭示。史念海提到“太行山東邊有一條主要道路，與太行山平行，縱貫南北，趙國都城邯鄲與燕國都城薊就都是在這條交通線上”。王子今概括為“邯鄲廣陽道”，乃秦漢全國陸路交通網的重要構成之一。侯旭東對西漢全國主要交通線又有梳理，其中列有“邯鄲（趙國治）—某置—襄國—柏人—柏鄉—房子—元氏（常山郡治）—石邑—真定（真定國治）—新市—盧奴（中山國治）—新處—曲逆—北新成—範陽—涿縣（涿郡治）—廣陽—薊縣（廣陽國治）”。《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記秦滅趙後，“引兵欲攻燕，屯中山”，應是利用此路。當時南北向次要道路，還包括“薊—信都”。而東西向的主要道路，是真定西出井陉而東至河東的一條，侯旭東列為“榆次—〔某置—上艾—某置〕—真定（真定國治）”。參前體例，此可稱作“太原恒山道”。這些皆屬太行以東的主要交通幹線。那麼，趙取中山，為何偏偏強調“代道大通”的實現呢？前論簡子、襄子執政時期，趙北上取代，注意控據胡地以實現長遠發展。此後，随着内部政争與角逐中原需要，趙國政治中心漸轉至太行東側的邯鄲，與代地愈加疏離。武靈王繼承簡襄遺志，重以代地為中心，緻力于開拓胡地。基于這一戰略調整，趙軍略地中山，不斷探求邯鄲北上通往代地的交通道路。至主父攻滅中山，自靈壽北通代地的道路，終于暢通。這一成就，具體意義有二。其一，“代道”建立起邯鄲與代地更為直接的交通聯系，有利于趙國在新形勢下實現軍事發展與對外擴張，從而在當時紛繁複雜的“國際”形勢下更好與諸國抗衡。其二，伴随中山之滅，“北地”入趙，趙國原來向外伸展的東北地區（以代為中心）與東南地區（以邯鄲為中心）貫通銜接，東部較為規整的疆土也首次形成，地緣政治環境與軍事安全得以改善。而“代道”有利于促進上述東北地、“北地”、東南地的彙聚整合。由此言之，“代道大通”對趙國的戰略意義重大，進而影響戰國後期的政治秩序，故為太史公所重。

需要指出，這條道路在以往魏晉南北朝交通史、隋唐交通史研究中，也有涉及。不過，嚴耕望引“《史記·趙世家》，簡子作寶符，藏于常山，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是春秋末年已見有道從恒山北通代國。……大抵中山、代國間雖有高山之阻，但有通道，趙簡子已有自常山北取代地之志”，還可斟酌。“從恒山北通代國”之道，是自晉陽至代，而非中山至代。譚宗義考察漢代陸路交通，所撰“曲逆（蒲陰）”條又提到“自此又可西北通飛狐道，至平城，亦如石邑之通井陉入太原，為此道之另一轉折點也”，“又前引陳丞相世家，灌嬰傳，高帝出平城，經曲逆、東垣歸長安，其自平城至曲逆一段，當取代郡飛狐道”，具體梳理為“石邑—真定—盧奴—曲逆—飛狐口—桑乾—平城”。不過，漢初劉邦“自平城至曲逆一段”，固然“當取代郡飛狐道”。然趙武靈王攻取中山所貫通的“代道”，卻不一定折向東北，而經“盧奴—曲逆”。作為廣陽道南端重要組成，後者通行固顯便捷，然從趙取中山的軍事經過來看，戰國“代道”自南而北大體由靈壽至上曲陽，北上過倒馬關，東北抵漢時廣昌，複北上至代。其中“廣昌—代”一段，後世謂之“飛狐道”。這條重要道路的暢通，主要實現于趙武靈王号為“主父”的時期。

“代道大通”，使邯鄲趙地與北邊代地建立起更密切的聯系。秦滅趙後，于中山故地置恒山郡。作為太行山東麓的交通樞紐所在，秦恒山郡發揮聯結邯鄲郡與代郡的紐帶作用。太行以東的南北聯系，由此更為緊密。秦恒山郡治東垣，而非靈壽。相對于靈壽在滹沱河北側，東垣位于滹沱河南岸，與邯鄲交通聯系便捷。秦末章邯東向進兵，曾“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钜鹿之戰後，“趙王歇複居信都”。待項羽入關滅秦，宰割天下，分封諸侯，所封之一為：

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 《正義》引《括地志》“邢州城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于此置信都縣，屬巨鹿郡，項羽改曰襄國”。“王趙地、都襄國”，卻以“常（恒）山王”為号，反映故秦恒山郡與南側諸郡的聯系情況及在故趙之地的地位。而章邯、王離圍張耳、趙王歇于钜鹿時，陳餘、張耳子張敖還曾北向收兵，以圖解救： 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钜鹿北。 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 上述進一步反映代地、中山與邯鄲周邊區域的聯系。“張敖亦北收代兵”的實現，反映“大通”之後的“代道”已成為太行東麓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

附記：本文于2017年7月24-27日提交西北大學曆史學院主辦“'區域視野下的中古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讨會暨第五屆中國中古史前沿論壇”，并在會上宣讀；修改得到西北大學曆史學院劉志平、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代國玺、中國曆史研究院杜曉的幫助，特此緻謝。

責任編輯 孫齊

文史哲雜志 《文史哲》雜志編輯部 46篇原創内容 公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