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建德談枕邊書

陸建德

陸建德：那時複旦外文系有好幾位名家，我隻聽過他們的講座，從未“師從”。英語專業的老師好幾位都是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比如系主任孫铢和教精讀的曹又霖。曹先生不寫論文，如果生活在當今，評職稱就很不利了，但他是一流的教師，對文學作品的細節有着深刻的領會，他經常問的問題是為什麼作家這樣寫。教泛讀的丁兆敏老師也是聖約翰的學生。疫情出現前，我如去上海，一般總會去看望她。當時陸谷孫先生還相對年輕，已經非常出名，可惜他沒有教過78級的學生。複旦的《英國文學選讀》和《美國文學選讀》是同類讀本中的佼佼者。

中華讀書報：大學畢業後您由國家教委選派留學英國劍橋大學，多年的留學生涯帶給您怎樣的人生底色？在國外，您讀得最多的中國文學作品有哪些？

陸建德：徐志摩筆下的劍橋是浪漫化的，我的感覺完全不同。我不能忘記在劍河上撐船，因為我曾當着朋友們的面掉落水中。我感到慚愧的是曾經就讀的學校成了一塊招牌。80年代到劍橋去學習，實際上得益于我選擇的研究題目，并不是因為我有什麼特别的資質，這是必須強調的。如果我當年想深入了解19世紀英國工人文學的狀況，也許就去曼徹斯特或利物浦了，博士論文也許寫得還好一些。不過劍橋确實給我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文化背景，我自己在那大環境下是無足輕重的。在那裡的學習和生活肯定會在回國後的寫作中留下印記，比如說我寫過好幾篇文章都與20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以賽亞·伯林相關，收在《思想背後的利益》裡。劍橋每個學院都有牛津的姐妹學院，互有來往。我所在的劍橋達爾文學院與牛津的沃弗森學院結對，而伯林是該院院長。英國知識界同情巴勒斯坦人，薩伊德在英國很受歡迎，我之所以對巴以沖突的曆史感興趣，也是受了英國環境的影響。我做的博士論文跟英國浪漫派詩人有關，法國大革命對這些詩人來說是一種考驗，他們對法國革命的态度并不是始終如一的。為此我讀埃德蒙·伯克的《論法國大革命》，折服于作者的雄辯。伯克看重文化的延續性，不相信抽象的自由，他通過批判法國革命力主明智改良的道路。我對伯克是有點傾心的，他和當時的激進派不同的是他希望修補房子而不是把房子炸毀。這種态度基本也貫穿了英國19世紀文學。伯克對傳統、宗教和文化有一種與法國百科全書派完全不一樣的看法，與伯林對啟蒙主義的分析有可比之處。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也讓我傾心，當時這兩本書還沒有中譯本。是不是我後來試圖以伯克的眼光來觀察晚清的新政以緻生出幾分同情？這些看法是否可以理解為留學經驗帶來的人生底色？

中華讀書報：近年來您先後出版了《戊戌談往錄》《海潮大聲起木铎：陸建德談晚清人物》等。是什麼機緣進入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研究和著述中您有何收獲？

陸建德：我在留學時就萌生為林纾的《荊生》翻案的念頭，但是沒有集中精力來寫關于他的文章。在我的英國文學研究和林纾嚴複研究之間是有聯系的。伯克和林纾都希望社會的轉型平穩順暢，但是漸進的路比較漫長，并不容易走。兩點之間最短距離是直線，但是直線型的思維和行事方式并不一定總是會帶來最好的結果。我相信曲折的道路是多方面對話、協商、妥協的結果，參與者競争中有合作，能适當換位思考，有所堅持，有所放棄。不然就是零和遊戲。晚清新政推動了很多實實在在的改革，它也是危險的，在那條路上急奔的馬車自身不牢固，幾個颠簸之後輪子就飛出去了。辛亥革命是一個過程，很多重要環節還有待細察，比如武昌起義的前奏四川保路運動。發起運動的士紳反對鐵路國有，目的是不受監督地保有為了築路而募集起來的資金。鐵路沒有進展，而公司的資金卻被挪用、濫用。保路運動導緻了四川政府的倒台，趙爾豐被殺。當初那筆錢到哪裡去了？背後有多少不為人知的故事？圍繞着築路巨款有着極其尖銳的利益之争，我試圖以有限的史料揭示真相。辛亥之後過了幾年林纾嚴複等人被迫離開北大，一些浙籍教授在北大慢慢占了主導地位，他們在20年代中期鼓動起北京女師大學潮，少數激進學生其實有複雜的背景。最後這部分内容我會在一本關于魯迅的著作中展示。

中華讀書報：在國外讀得最多的是什麼中國文學作品？

陸建德：留學時當然也讀中國書，包括有些當代小說和反響較大的論文，不過遠不及英文著作多。1985年我讀了史景遷作序的《幹校六記》的英譯本，譯者是大名鼎鼎的葛浩文。這是我第一次讀楊绛先生的著作，很為她克制的風格所觸動，想不到回國後有幸成為她的同事。我讀英國文學（含批評），可能還略略改變了我欣賞中國文學的方式。我博士論文寫的是英國20世紀批評家利維斯，他對文學中的濫情現象非常不能容忍（觀點未必正确），也許這是英國趣味使然。我讀簡·奧斯丁的《曼斯菲爾德莊園》時由女主人公範尼想起林黛玉，為什麼她們兩人身世很像，待人接物卻如此不同。範尼能夠承擔起責任，而林黛玉卻對自己的地位過分敏感。

中華讀書報：您在廈門大學的生活和工作情況怎樣？

陸建德：我2019年去廈門大學，擔任外文學院的講座教授。第二年廈大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了揭牌儀式，得到我國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界的諸位同仁的有力支持和熱心鼓勵。去年廈大舉行百年校慶時中心舉辦“美美與共“論壇，吸引了學界的關注。去年11月中心的另一個論壇規模不大，議題“關于人性的想象”卻别具一格。我作為中心主任一度隐隐感到壓力，好在廈大外院的同事一心向學，教書之餘勤奮寫作，我們已經形成一個小小的學術共同體。陳嘉庚先生創辦廈門大學的時候英語地位很高，明年外院将迎來建院百年紀念。

中華讀書報：會為學生推薦書嗎？

陸建德：這個問題一言難盡啊。我在廈大做過不少講座，每次都會提及一些書。總的來說我希望學生養成廣泛閱讀的習慣，僅僅消費文學作品中的情節是遠遠不夠的。老師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回報就是學生對閱讀産生濃厚的興趣，慢慢成長為薩伊德所說的那種知識分子。文學閱讀有助于心智的成熟，但是那種成熟絕不意味着一種完成的形态，恰恰相反，它是包容的，時刻得到滋養，來自開放心态和細膩感受力的滋養。現在我們講跨文化研究，前提是不同文化語言背景的人有可能克服差異，追求共同或相通的價值，瑪莎·努斯鮑姆的著作是我樂于推薦的。

中華讀書報：《自我的風景》收入您談及莎士比亞、狄更斯，論及奧威爾、赫塔·穆勒等，見解都很獨到，很喜歡您的文筆，從容、嚴謹、才華橫溢。能否以其中一人為例，談談您的這些文章的形成？比如一般是閱讀多久或幾遍之後開始動筆？

陸建德：我想這沒有定規，有的話題寫得順暢一些。我經常是讀了某個領域一系列著作，最終卻未能提筆寫作，碰到了所謂的“寫作者的障礙”，在某個地方卡住了，原因是多樣的。在準備某一篇久久耽擱的大文章過程中，進入某個旁支，有所發現，很快就寫成了副産品，而主要任務竟至漸漸棄之不顧。這樣的情況有一些，電腦裡就存有幾個失敗的例證。

中華讀書報：對您來說，學術研究寫作最大的魅力是什麼？

陸建德：我希望身上總能保有孩童一般的好奇心。也許學術研究最大的魅力就是好奇心不斷受到刺激。求真的意願以及對公正的渴望促使我們發問：某件事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當事人的動機究竟是什麼？這樣公平嗎？如果我的文章裡隐隐顯現出因這幾個問題而産生的焦慮，那就是一點微末的成功了。我不大喜歡宏大話題，總是覺得細節才是精髓。穿透空泛詞語的表象，有時會看到駭人的景象，完全出乎意料。

中華讀書報：您主編過20世紀外國散文經典，也出版過《無界》等散文随筆，很想了解您對于散文經典編選的标準是什麼？

陸建德：編選散文沒有一貫的标準，郭宏安先生給我啟發很大。他曾介紹斯塔羅賓斯基對蒙田散文的評價：“帶着永遠年輕的力量，出于永遠新鮮直接的沖動，擊中讀者痛處，促使他思考和更加強烈地感受。有時也是突然抓住他，讓他惱怒，激勵他進行反駁。”我編《20世紀外國散文經典》時恐怕未能體現蒙田散文的高度，不過我也希望所選的文章以批判性見長，“擊中讀者痛處”。書編完後我是失望的，地區之間存在着差别。假如差别還暗含着優劣的意思，那純粹是我個人的偏見了。

中華讀書報：如果去荒島，您會帶哪三本書？

陸建德：蒙田是文藝複興時期的法國人，我讀他的随筆（三卷）時卻感到他就是我們的同時代人。他學問好，但是絲毫沒有架子，善于以陌生者的眼光來觀察、分析自己，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自己古典學知識儲備不夠，讀蒙田可以順便補課。在英國文學史上，約翰遜博士是我特别敬仰的人物，鮑斯威爾的英文《約翰遜傳》讀過很多片段，但是還沒有從頭到尾讀完，現在發配到荒島，有約翰遜博士做伴是不會有孤獨感的。第三本書是向達先生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商務印書館紀念版）。唐代的長安在文化上是混雜多元的，吸引了不少來自西域的藝術家。我要用這部書來提醒我中國文化如何從交往中變化發展。郭沫若在30年代寫過《隋代大音樂家萬寶常》，文章證明這位音樂家的音樂是“合成”的，“是新來的胡樂和舊有的古樂或準古樂結合了所産生出來的成果，也可以說是在舊樂的砧木上接活了新樂的苗條。新樂是通過了胡樂之輸入期而達到了創造期”。近來我常說翻譯與中國現代文學的互動，突出文化的交流和融通有利于克服一種狹隘的本質主義文化觀。

中華讀書報：最後咱們再談談枕邊書？您的枕邊書有哪些？

陸建德：遺憾的是我那幾本枕邊書總是讓我尴尬，讓我記得無法完成的作業。有幾本是陸遊的傳記（其中邱鳴臯的《陸遊評傳》最出色），還有他的詩集，很想寫一篇文章談談這位詩人的複雜的面相。魯迅不是很喜歡這位鄉賢，為什麼？在“民氣”和“民力”之間，魯迅更看重民力，不客氣地堅持陸遊的豪言壯語應該打折。還有一本是上世紀80年代集體編著的《上海公共租界史稿》。這本書記錄了上海現代化的進程。喬治·艾略特的英文原著《教區生活場景》（精裝）是請學生買來的，還沒有中文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