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梧:祝由术是巫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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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由术是巫术吗
《女医明妃传》中,允贤以医婆的身份入宫为太后治病,在太医和民间征召的名医们一筹莫展之时,运用祝由术治好了太后的头痛病。今天在正规的医疗体系中已经见不到祝由术了,但在医史文献和民间传说中,关于祝由术的种种故事和传闻时有出现。一些道观的书店里,偶可看到线装的《祝由十三科》出售,里面的符咒充满了神秘。
一 什么是祝由
在传世文献中,“祝由”一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篇》中,黄帝向岐伯提出了关于“祝由”的问题:“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在《黄帝内经》的其他篇章中,“祝由”也被简称为“祝”,如《灵枢·贼风》中,黄帝和岐伯讨论了“似鬼神”之疾可以“祝而已”的机理。
关于祝由的词义,人们历来有着不同的理解,这是由于“祝”和“由”各有多重含义所造成的。《说文解字》说:“祝,祭主赞词者,从人口,从示。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说明“祝”的本义是祭祀活动中的神职人员,其工作与使用言语向神灵进行祷告有关。同时,“从兑省”的字义也说明“祝”与“巫”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与言语相关的,“祝”还有诅咒的意思,与“咒”相通。如《尚书·无逸》称“否则厥口诅祝”,孔颖达疏云“以言告神谓之祝,请神加殃谓之诅……是诅、祝意小异耳”。“祝”还有“断”的意思,如《春秋穀梁传·哀公十四年》有“祝发文身”的说法,“祝发”即“断发”。
“由”的意义也是多样的。“由”有“所从来”的意思,如《尔雅》释为“自也”,《广韵》释为“从也”,《韵会》释为“因也”,从而可以将“由”理解为“原因”“缘由”。对“由”的另一种理解则是,其为“祝”的同义字。《说文解字》云:“,祝也。”段玉裁注云:“祝由,即祝也。”可见,“由”即“祝”的同义反复。也有学者认为“祝由”是一个联绵词。
因此,历代医家对祝由的理解可以分为以下几种:隋唐时期的医家杨上善认为,祝由是“有病以祝为由”,即将祝告作为治疗疾病的方法;唐代医家王冰《素问》注解释为“祝说病由”,即祝告病之所由来;清代医家吴鞠通认为是“详告以病之所由来”,将祝告的对象由神灵变成了病人;元代学者陈栎则将“祝由”理解为“断绝其受病之由”。比较有意思的是南朝齐梁时期的医家全元起,他将“祝由”解释为“南方神”,这种说法虽不为后世医家所接受,却令人联想到祝由术和南方巫文化的联系。
关于祝由之术的组成,明代医家张介宾认为:“祝由者,即符咒禁禳之法。”(《类经》卷十二)以宋徽宗敕修的《圣济总录·符禁门》为例,祝由之术的组成包括念咒、画符、禁术、禹步、画地、喷水、喷唾、用药、焚香、按摩等,以及一系列相应的仪式和动作。这其中的每一项都是极其复杂的。以禁术为例,隋唐时期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所著《禁经》举出了六种禁术:“仙经曰:用禁有六法,一牙齿禁,意存气至牙齿;二营目禁,开一目闭一目;三意想禁,存意以去想诸疾以除;四捻目禁,谓手上有一十五目;五气道禁,谓吹呼呵嘘嘻呬;六存神禁,存诸神在,以食醮祭之,感天灵气至,又鸣天鼓叩齿是也。”(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二九)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有相当多的祝由术内容,是研究早期祝由术的重要材料。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符禁门》中的请神、禹步、画地、咒语、喷唾、符水等治疗方法在《五十二病方》中已经出现,说明祝由术的流传相当稳定。祝由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新的养料。
《唐六典》记载了唐代咒禁博士掌教的内容:“有道禁,出于山居方术之士;有禁咒,出于释氏。以五法神之:一曰存思,二曰禹步,三曰营目,四曰掌诀,五曰手印;皆先禁食荤血,斋戒于坛场以受焉。”(《唐六典·太常寺》卷一四)其中的“道禁”,即来自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禁术;其中的“释禁”,即来自印度佛教的禁术。日本学者冈西为人考证宋以前的祝由医书,就有《龙树菩萨印法》《龙树咒法》等带有鲜明外来色彩的典籍(参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在不同的时代,祝由术也有着“祝禁”“咒禁”“符禁”“书禁”等名称,这大都是以祝由术的组成部分来命名的。但是历代医家为了正本清源,仍常使用《素问》所称的“祝由”来统称这些技术。
二 祝由的源流与发展
祝由术的产生,与南方巫文化传统有紧密联系。孔子曾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巫医并提,乃至于巫医杂糅,很有可能是当时以楚、越为代表的南方文化传统的体现。
《说苑·辨物》中记载了神医扁鹊为赵王太子疗疾的故事,赵王宫中的中庶子在与扁鹊的对话中讲到了一个关于祝由的传说:“吾闻上古之为医者曰苖父,苖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请扶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这位上古时期的神医苗父,可能是南方三苗的一员。他对病人的施治并不使用汤药、针灸等手段,而是通过祝告和仪式来使病人痊愈。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是一篇小说家言,讲述了伊尹为夏桀治病的故事,反映了三代运用巫术治病的风气。故事中,伊尹因偷尝由商汤射获的赤鹄所烹调成的羹汤而逃亡,商汤命令巫师对伊尹进行诅咒,导致伊尹病倒在路上,差点被乌鸦吃掉。一只名叫“巫乌”的乌鸦阻止了群乌。在它们的对话中,伊尹听说了天帝命令两黄蛇、两白兔居于夏桀的寝宫栋梁上作祟,还在夏桀的床下设了两个土堆,令其病倒。“巫乌”将伊尹救活并附体在他身上,于是伊尹以“天巫”自称,前去为夏桀治病。伊尹向夏桀述说了其得病的缘由,在捕杀蛇兔、铲平土堆之后,夏桀痊愈。伊尹是商汤从庖厨中发现的贤臣,不仅具有高超的烹调技能,也精通汤药医理,医学史上著名的《伊尹汤液经》即托名为伊尹所作。这个故事则说明伊尹不仅精于汤药,也许他还精通祝由之术。
在周代,懂得祝由之术的医者被列于医官。《周礼》称“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周礼》所记载的医官中,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职守。其中,对疡医的叙述是:“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周礼·天官·冢宰下》)在疡医的职守中,对于肿疡、溃疡、金疮、跌打损伤等疾患的治疗,祝由是位列第一的治法。在后世的运用中,这些类型的疾患往往也是祝由术的用武之地。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是已发现的最早的一部医方典籍,其中记录了一百多种病名,收录了二百八十多首方剂,“反映了两千三百多年前楚越地区的医学概貌”(参李丛《古代禁咒治病术的文献研究》)。根据李丛的统计,《五十二病方》中与祝由相关的方剂多达三十八种。美国学者夏德安指出了《五十二病方》中的祝由方与越巫所掌握的越方有着密切的关系(参夏德安著、陈松长译《五十二病方与越方》,《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后汉书·徐登传》记载了精通“巫术”与“越方”的徐登与赵炳以医术济世的故事:“徐登者,闽中人也,本女子化为丈夫,善为巫术。又赵炳字公阿,东阳人,能为越方。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二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各相谓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试所能。登乃禁溪水,水为不流。炳复次禁枯树,树即生荑。二人相视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长,炳师事之,贵尚清俭。礼神,唯以东流水为酌,削桑皮为脯,但行禁架,所疗皆除。”“禁架”即“禁术”。徐登的这则传记列于《后汉书·方术传》,与东汉名医郭玉、华佗等同列一卷,说明越方以祝由治病是得到当时社会承认的。
在中古时期,官府承认祝由治病的正当性,将祝由纳入医官。《隋书·百官志》记载,隋代太医署设祝禁博士二人。唐承隋制,在太医署设咒禁博士一人,“掌教咒禁生,以咒禁除邪魅之为厉者”(《唐六典·太常寺》卷一四)。孙思邈曾列举治病救急的主要方法:“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术也。”(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二九)他肯定了祝由作为救急之术的价值,并广泛收集当时流传的禁咒文献,进行系统总结,形成了《禁经》二卷。《禁经》的内容包括“持禁斋戒法”“受禁法”“杂受禁法”“禁法大例”“掌决法”等修炼、运用禁术的理论性内容,以及“禁鬼客忤气”“禁瘟疫时行”“禁疟病”“禁疮肿”“禁喉痹”“咒禁产运”“禁金疮”“禁蛊毒”“禁遁注”“禁邪病”“禁恶兽虎狼”“禁蛇毒”“禁蝎蜂”“禁狗鼠”“护身禁法”“禁盗贼”“咒童子令说鬼姓字”等禁术的具体使用方法。可见禁术主要运用在疮肿、金疮、胎产、瘟疫、鬼神之疾、蛇虫猛兽之害等方面,在《周礼》疡医的框架下略有发展。
宋代继续将祝由列入医官。宋神宗设太医局,列九科,其中就有“金镞兼书禁科”。宋徽宗时将太医局转隶国子监,“设三科,通十三事”。三科即方脉科、针科、疡科,其中疡科延续了《周礼》疡医的职能,需要“通习疮肿、伤折、金疮、书禁等事”。政和年间,宋徽宗组织编纂了《政和圣济总录》,对历代医籍、民间和医家献方以及内府藏秘方进行汇编整理。全书除运气、叙例、补遗、治法外,根据疾病分类和治疗门类共分六十六门,其中第六十五门为“符禁门”,共计三卷,六万馀字。“符禁门”基本延续了孙思邈《禁经》的体例,但大量增加了治病所用的符达三百馀道,相当于在“禁咒”的基础上增加了“符印”的内容,表现出道教符箓对祝由术的深刻影响。元明时期,祝由科均列于太医。《明史·职官志》云:“太医院掌医疗之法,凡医术十三科,医官、医士、医生、专科肄业,曰大方脉、曰小方脉、曰妇人、曰疮疡、曰针灸、曰眼、曰口齿、曰接骨、曰伤寒、曰咽喉、曰金镞、曰按摩、曰祝由。”祝由列于明朝太医院第十三科,这也是民间流传的祝由术医书《祝由十三科》的得名由来。
由于从事祝由科的医者远较其他医科为少,明朝后期官方从事祝由的医家逐渐式微。明末医家张介宾称“今按摩、祝由二科失真传,惟民间尚有之”。清代太医院调整了医科分类,取消了祝由科,祝由遂逐渐成为民间巫觋或者一般百姓所使用的治疗技术。世传湖南辰州(今湖南省沅陵县)人特别擅长祝由之术。《清稗类钞》云:“(祝由)湖南辰州人能之,常挟其技以游江湖,颇有验,人遂称曰辰州符。”在《清稗类钞》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辰州符的神乎其神的故事(参徐珂《清稗类钞》艺术类、方伎类)。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学习疡科书禁之术的医学生是需要学习《黄帝内经》《难经》《诸病源候论》等医家经典并通过相应考试的,因而具备医学知识基础,而民间的巫觋在这方面的素养显然是不能保证的。
三 祝由的机理
祝由术运用咒语、符书、仪式来治疗疾病,并不能将其简单地看作是迷信和无稽之谈。事实上,祝由术的运用原则是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哲学理论相符合的。祝由术的实质,可以看做是对精气的运用。“精气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之一。中医学认为人体由精气聚合而成,精气在人体内循行不息,维系着人的生命,并与天地自然相往来。在《素问·移精变气论篇》中,岐伯向黄帝解说祝由治病的机理时说:“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岐伯认为上古时期,人民的生活天真自然,正所谓“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病邪之气犯人亦不能深入,故可通过祝由,移易身体中的精气,加以治疗。
东晋名医葛洪曾经对禁术的机理做了论述:“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效,多炁耳。”(《抱朴子内篇·至理》)葛洪认为气是维系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关键性物质,禁咒之法之所以能起作用,正是因为施法者有着充足的气。当然,要蓄积起足够运用禁术的气,是需要进行严格的修炼的。孙思邈《禁经·持禁斋戒法》指出学禁者要先修持“五戒、十善、八忌、四归”等戒律,此外还要浴身、浴目。这些修持方法不但能够保持身心的清洁,更能让学禁者积蓄起足够的精气。正如《管子·内业》中所言:“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将至定。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内业》篇的作者认为心乃精气的屋舍。只有清洁内心,精气才会入于心中。运用精想、宁念、严容、畏敬等修养方法,精气才能静定下来,不断蓄积,从而能够令人把握万物。
祝由使用咒语祝说病由的原理,源自于运用万物之名裁制万物的古老思想。银雀山汉墓竹简《奇正》说:“故有形之徒,莫不可名。有名之徒,莫不可胜。故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万物之名,也就是万物的弱点所在。圣人掌握了万物之名,即可战胜万物。葛洪曾说:“但知其物名,则不能为害也。”(《抱朴子内篇·登涉》)知晓了病由之名,即可有效地加以治疗,正如前文中伊尹知晓了祟害夏桀的动物后,对夏桀进行施治一样。祝由施治者不但要在咒语中称念危害人身的疾病或鬼怪之名,还要称念驱鬼除疾的神灵之名,从而得到神灵的助力。事实上,即便是鬼神,在中国古代的观念中也不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归根结底只是精气的特殊表现形式而已,是要受到规律的作用的。人们也正是运用了这一特点,才发展出运用符禁役使、驱赶鬼神的理论和方法。
祝由所使用的符书,也不仅仅是简单的符号,而是对精气的运用。道教类书《云笈七签》中说:“一切万物,莫不以精气为用。故二仪三景,皆以精气行乎其中。万物既有,亦以精气行乎其中也。是则五行六物,莫不有精气者也。以道之精气布之简墨,会物之精气以却邪伪,辅助正真;召会群灵,制御生死;保持劫运,安镇五方。”(《云笈七签·三洞经教部·符字》)每一道符其实都应被看作是精气的凝聚。祝由者书符,应当将道之精气贯注在纸墨之上,与物之精气相交会,从而起到祛除疾病邪祟的功用。
祝由所要应对的鬼神之疾,其实也并不神秘。在科学并不昌明的古代,把原因不明的疾病归咎于鬼神为害,是人们容易产生的思想倾向。但早在《黄帝内经》的时代,医家即对鬼神之疾有了清醒的认识。《灵枢·贼风》里记载了黄帝和岐伯的讨论:“黄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黄帝向岐伯请问,如果有人在没有遭遇外邪并且情志正常的情况下突然发病,其原因是否为鬼神所造成?岐伯对此做了明确的否定,他认为这种疾病的原因可能是故邪发作,或者病机甚微而不易为人所察觉,但不会是鬼神招致,只是与鬼神作用相似而已。岐伯认为先巫能够用祝由治好这种疾病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知晓了百病所生的缘由,即因厌恶或爱慕造成的血气内乱,因而也就掌握了战胜百病的关键,通过运用祝由术移精变气,就能把病人治好。
四 明清医家的态度
《黄帝内经》是最重要的中医经典,故而《内经》中记载的“祝由”受到医家的敬畏。历史上,祝由术的发展与医家的推动是密不可分的,葛洪、孙思邈等医学家对祝由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隋唐一直到明代,祝由术受到朝廷的重视,在太医官署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而从明后期一直到清代,随着通晓祝由术的医者的逐渐凋零,祝由科退出太医院,医家对于祝由术的看法也在渐渐改变。
明末医家张介宾是祝由术的支持者,曾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文章详细解释祝由治疗“似鬼神之疾”的机理。张介宾认为“鬼生于心也”,而并不是真的存在。运用祝由,就是要“释去其心中之鬼”,故而运用祝由之术并不一定要求采用符书咒语的形式,只要能够指出疾病产生的缘由,即可得到积极的效果。张介宾在诊疗中也运用他所理解的祝由术进行实践:“又治一儒生以伤寒后金水二藏不足。忽一日正午对余叹曰:‘生平业儒,无所欺害,何有白须老者,素服持扇,守余不去者三日矣。意必宿冤所致也,奈之何哉?’余笑曰:‘所持者非白纸扇耶?’生惊曰:‘公亦见乎?’余曰非也,因对以《刺法论》‘人神失守,五鬼外干’之义。且解之曰:‘君以肺气不足,眼多白花,故见白鬼。若肾水不足者,眼多黑花,当见黑鬼矣。此皆正气不足,神魂不附于体,而外见本藏之色也,亦何冤之有哉?’生大喜曰:‘有是哉,妙理也。余之床侧尚有一黑鬼在,余心虽不惧,而甚恶之,但不堪言耳。今得教可释然矣。’遂连进金水两藏之药而愈。此知其病所从生,而微言以释之也。”(《类经》卷一二)
张介宾也对当时假借祝由之名的招摇撞骗之徒进行了抨击:“奈何末世奸徒,借神鬼为妖祥,假符祝为欺诳。今之人既不知祝由之法,自有一种当用之处,乃欲动辄赖之,信为实然。致有妄言祸福而惑乱人心者,有禁止医药而坐失几宜者,有当忌寒凉而误吞符水者,有作为怪诞而荡人神气者,本以治病而适以误病,本以去鬼而适以致鬼,此之为害,未可枚举。其不为奸巫所窃笑者几希矣。故曰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又曰信巫不信医,一不治也。”由于祝由术的形式与巫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从事祝由的巫觋不再具有医学知识背景,不知晓祝由之精义的人们就会转入对巫术和鬼神的迷信。
清代一些医家对祝由术则早已不以为然,如徐大椿认为:“则祝由之法亦不过因其病情之所由,而宣意导气,以释疑而解惑。此亦必病之轻者,或有感应之理。若果病机深重,亦不能有效也。古法今已不传,近所传符咒之术,间有小效,而病之大者,全不见功。盖岐伯之时已然,况后世哉,存而不论可也。”(《医学源流论·祝由科论》)徐大椿认为祝由术只能治疗较轻的疾病,对病机深重的疾病则无能为力。他认为祝由术的古法已经失传,而当时流传的符咒之术根本治不了大病,只是在一些小病上偶有功效。他甚至认为,在岐伯的时代,祝由术就已经不怎么起作用了。由于祝由毕竟是岐黄圣贤讨论过的话题,他认为只要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就可以了。
还有一些医家的看法,逐渐脱离了社会流传的符咒形式,回归到了对“祝由”本义的理解。如吴鞠通说:“按祝由二字出自《素问》。祝,告也。由,病之所从出也。近时以巫家为祝由科,并列于十三科之中。《内经》谓信巫不信医,不治。巫岂可列之医科中哉?吾谓凡治内伤者,必先祝由详告以病之所由来,使病人知之,不敢再犯。又必细体变风变雅,曲察劳人思妇之隐情,婉言以开导之,庄言以振惊之,危言以悚惧之,必使心悦诚服,而后可奏效如神。”(《医医病书·治内伤须祝由论》)吴鞠通将十三科之祝由科直接称为“巫家”,并极力反对将其列于医科,但他充分肯定了“详告病之所由来”的祝由本义,认为对治疗内伤疾病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祝由诞生于上古巫医杂糅的文明滥觞时期,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吸收了道教、佛教和民间信仰的种种因素,曾经作为主流医学进入太医系统,后来又落入民间而为中医家所轻视,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边缘的文化存在。《圣济总录·符禁门统论》说:“况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以夫精诚交感,寓于符祝声画之间,若徼而至妙,若粗而甚精,岂特神仙道家之陈迹耶!”(《圣济总录》卷一九五)祝由术看似神秘的符咒之中,其实蕴含着医者与天地人身相交感的精诚之心,移精变气,解除患者的病痛。今天的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祝由术的价值,并挖掘其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但是,要想对其形成全面的认识,既要具备中医学、儒释道等传统学术的知识基础,又要熟悉心理学、人类学、宗教学等现代学科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还要持有对待祝由术的客观公正的立场,方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作者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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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文史知识》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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