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凤纹是两汉玉器中重要的装饰纹样，反映了汉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价值取向。汉代玉凤的文化内涵中既有原始文化的孑遗，更有汉人的创新和发展。汉代玉凤的五大文化意蕴与当时的“贵玉”“崇凤”的观念相一致，体现了汉人在“玉”和“凤”两大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既尊重传统，又不构泥于传统的创新精神，为中国汉以后凤文化的发展莫定了基础。

凤纹是玉器中历史悠久的装饰纹样之一，考古资料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就出现了玉凤，殷商西周时代玉凤的制作更加精细，春秋战国玉器工艺的大发展，凤纹和龙纹成为玉器最为重要的两大装饰母题。汉代，随着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经济上的空前繁荣，学术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玉凤纹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汉代的凤纹在玉器中所占比重较先秦有了明显的增加，凤纹装饰的器物品类也更为丰富，并且汉代的玉凤已不再限于作为龙纹或其它纹饰的附属，大量出现了单独以凤纹装饰为主的玉璧、佩饰，显示玉凤纹饰已明显具有独立发展的态势；另一方面，道家神话体系和谶纬学说在汉代的流行，使汉代玉凤的文化内涵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了扩展，玉凤承载的文化信息更为丰满。

就目前出土资料看，凤纹玉器多出自汉代诸侯王以及高级贵族墓葬中，材质多为和田白玉和青玉；器形上，凤纹多装饰于璧、环、璜、心形玉佩和其它一些装饰器、日用器上；雕刻手法主要是阴线刻、浅浮雕和镂雕，其中镂雕技艺运用十分广泛，多与卷云纹和龙、虎纹相组合。同时还有单体凤形饰，如凤形觹、凤形佩等，这些器物以凤鸟为构图主体，凤鸟形象根据器形的需要，或鸣叫、静立，或展翅高翔，姿态各异，变化多样。此外，朱雀形象在汉代玉器中出现，丰富了玉凤的形象。

从凤鸟形态特征观察，玉凤可概括为抽象和具象两种类型。抽象化玉凤指在心形佩或在其它玉器上镂雕或阴线刻变形的凤鸟纹，或是勾勒凤鸟的局部特征，凤鸟的形象并不完整，或是仅雕刻凤身，不细化局部(图一)；而具象化凤鸟则形象完整、生动，近似于写实。

图一：玉璧，1974年北京大葆台一号墓出品，北京大葆台汉墓博物馆藏

“凡古代玉雕任何一种纹饰或造型的出现绝非偶然，或玉匠心血来潮，或毫无意义下的雕琢，而它必然是要表现某种意义或是含意，或是某种纹样的抽象(简化)形态。”汉代玉器凤纹同样是在表现“某种意义或是含意”，这种意义是汉代文化心理的折射。凤纹在两汉玉器中以主体纹饰出现，即是两汉“贵玉”、“崇凤”心理在器物上的体现。

自汉武年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先秦“贵玉”思想传统也得到了汉儒的遵从和发扬。汉儒继承了先秦儒家对玉的人格化、道德化的观点，并使之更趋成熟。董仲舒云：“玉有似君子……玉至清而不蔽其恶，内有瑕秽，必见之于外，故君子不隐其短，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润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洁也；廉而不杀，是义而不害也；坚而不磐，过而不濡。视之如庸，展之如石，状如石，搔而不可从绕，洁白如素，而不受污。”刘向在《说苑·杂言》篇中云：“玉有六美，君子贵之。望之温润，近之栗理，声近徐而闻远，折而不挠，阙而不荏，廉而不刿，有瑕必示之于外，是以贵之。望之温润者，君子比德焉；近于栗理者，君子比智焉；声近徐而闻远者，君子比义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刿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见之于外者，君子比情焉。”许慎《说文解字》中云：“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絜之方也。”以上三人的表述虽不尽相同，但都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比附于“玉”，所不同的是与《礼记·聘义》记载的孔子讲述玉有“十一德”相比较，汉儒已经将“十一德”进行简化，强调了玉德中的仁、义、智、忠、勇之德。

玉有如此之德性，佩玉成为了君子有德的象征，故周代贵族中流行佩玉之风，“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礼记·玉藻》记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从出土实物看，玉佩饰在汉代玉器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反映出流行于周代的佩玉之风在两汉时期依旧存在。汉人时兴佩玉并不亚于周人，这与汉代儒家思想独统天下有关。

两汉时期除了“贵玉”，玉器神化也走向高峰，“在理论上亦日趋谶纬迷信，认为玉是山石之精，吞食可以长寿，敛尸可以不朽，佩戴可以避邪。”两汉玉器的“神化”，主要归因于道家思想和道教的推进。晋人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记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之说。两汉墓葬中出土的不少“九窍玉”，表明了道家的玉石可以使尸体不朽这一思想早在汉代就已存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中云：“玉亦仙药，但难得耳。《玉经》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此乃汉代道家“神玉”思想之延续。

汉人的文化基因里，在“贵玉”“神玉”之外，对凤鸟亦倍加推崇。凤鸟为何物？自古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前学术界较多的看法认为，凤鸟最初乃是史前时代某些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物。秦汉时期，随着图腾时代的远去，凤作为图腾崇拜物这一原始宗教内涵业已慢慢淡化，但原始文化的孑遗使凤鸟文化已渐渐融入政治、艺术等各个领域，转化为最广泛的民俗心理。两汉之际，这种民俗心理表现为对凤鸟和凤文化极其推崇。

汉人崇凤的历史基因应源自楚国。楚人崇凤，张正明先生曾著文指出，凤生于东、南、西三方，而以南方为多，南方与楚国的方位相合。楚人深信祝融是自己的先祖，而祝融正是鸟的化身，且楚人对凤的钟爱能够广见于实物和文献。而汉文化主要是继承了楚文化与齐鲁文化，尤其是“在指导思想以及文学艺术的主要方面，却不同于先秦北国，而是从楚文化中得到滋养的。”因汉兴起于楚地，功臣将相多系楚人，加以楚文化自身的成就，楚文化融人了汉代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楚人崇凤的精神亦在汉代得以继承和发扬，故而汉人对凤鸟有一种来自于骨子里的特殊情感。这种情感使汉人美化凤鸟的形象的同时，赋予凤鸟道德和神灵之性，并反映在了上层统治阶级的政治生活中。

战国秦汉之际，出现了一种瑞应之说，瑞应说在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推动下，在两汉大为流行。董仲舒宣扬王者欲有所作为，宜求瑞于天，《春秋繁露》中关于瑞应的记载有多处。《春秋繁露·符瑞篇》曰“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曰“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春秋繁露·五行顺逆篇》中还为“瑞应”开具了条件，将瑞应与王政结合起来。东汉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瑞应说又与图谶相结合，在政治内外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儒生们极力鼓吹符瑞是“天使之所为”，为统治阶级粉饰太平，讴歌统治地位的合理性。

在诸多瑞应中，统治阶级最为看重凤凰。每逢凤凰集，必大赦天下，或奖励地方，甚至更改年号，如《汉书·宣帝纪》载“(本始元年)五月，凤皇集胶东、千乘。赦天下。赐吏二千石、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租税勿收。”此外“元凤”、“五凤”等年号以凤冠元，俱为凤凰集而立。两汉史书对凤凰祥瑞的记载也为最多，最为翔实。《汉书·宣帝纪》对凤凰祥瑞的记述多达十余处，《宋书·符瑞志》亦记载自汉昭帝到献帝，凤皇屡见，尤其是“汉章帝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凤皇百三十九见郡国。”无怪乎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感叹“两汉多凤凰”。正是出于对凤鸟的推崇，汉人对凤鸟的形象与行为进行了美化，并将其与政治挂钩，进行褒义联想。如许慎在《说文解字》释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虎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见则天下大安宁’”。王充在《论衡·指瑞篇》中批评儒生们“说凤凰、骐麟为圣王来，以为凤凰、骐麟仁圣禽也，思虑深，避害远，中国有道则来，无道则隐。称凤凰、骐麟之仁知者，欲以褒圣人也，非圣人之德，不能致凤凰、骐麟。”班固《白虎通·封禅篇》中亦载：“凤凰者，禽之长也，上有明王太平，乃来居广都之野。”可见当时凤凰祥瑞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儒家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更有甚者，光武帝刘秀还弄出了凤凰帝瑞的故事。《东观汉纪·世祖光武皇帝》载，“帝生时有赤光……先是有凤凰集济阳，故宫中皆画凤凰，圣萌兆，始形于此”。

在“贵玉”“崇凤”两大文化基因的作用下，汉代玉凤的造型艺术愈益多样，而文化蕴义也愈益深刻。诚如刘凤君先生所云：“中国古代玉器强烈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许多玉器都具有特定的审美象征性，往往借助造型、体量、尺寸、色彩、纹饰来象征性的显示伦理道德和社会等级观念。”可以说玉凤就是通过造型和纹饰完美结合传递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典型器物，从玉凤实物印证文献材料，汉代玉凤具有如下文化蕴义：

1、引魂升天之使者

凤乃神鸟，早在图腾崇拜时期即得到了广泛认可。卜辞中有“于帝史凤二犬”之文，郭沫若先生释曰：“此言‘于帝史凤’者，盖视凤为天帝之使，而祀之以二犬”，从释文可知，凤的初始意义之一就是天帝的使者。两汉时期凤鸟的通天神性在道家和道教思想的影响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道教仙境中，凤鸟是仙鸟，亦为仙家的坐骑，得道之人上天的工具。《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矫慎少学黄老，仰慕赤松子、王子乔等仙人，行导引之术。有汝南人吴苍十分看重他，写信给他以观其志，曰：“盖闻黄老之言，乘虚人冥，藏身远遁。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足下审能骑龙弄凤，翔嬉云间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谋也。”《抱朴子内篇·对俗》中云：“夫得道者，上能辣身于云霄，下能潜泳于川海，是以箫史偕翔凤以凌虚，琴高乘朱鲤于深渊，斯其验也。”《列仙传》即载有箫史弄玉夫妇乘凤凰仙去的故事。在河北定县43号汉墓出土的玉座屏中，凤鸟与道教神话人物东王公、西王母的结合，就是道家神仙思想和凤文化结合的实证。凤鸟有如此之神性，故而能助灵魂升天，在满城汉墓M1和M2出土的玉衣内，墓主的胸部、背部铺垫的玉璧，主要是由凤纹玉璧组成，概有如此用意(图二)。而在巨野红土山汉墓亦有相同形式玉璧出现于尸体上部和下部，山东长清双乳山M1也有类似玉璧。此类玉璧的用途之一就是借以引魂升天，这是汉人相信凤能引魂升天的直接印证。

图二：凤纹玉璧，1868年河北满城陵山二号墓出土，河北博物馆藏

2、辟邪压胜之灵物

汉代的“四灵”思想大行其道，“四灵”又称为“四神”，即通常所指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汉代文献中，或称朱雀为“朱鸟”。在阴阳五行思想体系下，天地四方被配以四神兽，朱雀(朱鸟)为南方的方位神。《三辅黄图》云：“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论衡·物势篇》载：“东方木也，其星仓龙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鸟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淮南子·天文训》载：“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而朱雀为何物？有学者认为东汉时人在理念上是把凤凰和朱鸟合而为一了的。依据有二：一是据出土实物，朱雀和凤鸟在形象上接近；二是据文献，证明凤凰和朱鸟都是“色五采”，且汉代人把朱雀和凤鸟都视为火精，二者是同一的。此说当确，朱雀在汉代的大量出现，丰富了凤的文化内涵。

汉人认为朱雀等天地四方神能辟邪压胜，保护生者免于灾疫，死者免受魑魅魍魉的侵扰，故在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铜镜、漆器等上面，多饰以四灵纹样，以期趋吉避凶。正如汉镜铭文上所记：尚方御竟(镜)大无伤，巧工刻镂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调阴阳。子孙备具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汉人此种心理在汉代玉器上亦有反映。上海博物馆藏“延寿万年长宜子孙四神纹玉胜”，作左右各一玉胜，以横柱相连，玉胜外侧刻篆文“延寿万年”、“长宜子孙”八字，玉胜左连青龙，右连白虎，横柱上为朱雀，其下为玄武(图三)。四灵具备，显然此玉胜是望四灵能避邪压胜，保佑长寿与子孙安康。

图三：延寿万年长宜子孙四神纹玉胜，上海博物馆藏

3、有德君子之指代

凤载德之说，初见于战国。《山海经·南山经》记载：“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汉儒基本沿袭这一说法，《韩诗外传》称凤“戴德，负仁，抱中，挟义。”刘向《说苑·辨物》亦引用天老之语将凤鸟之德描述为“首载德，顶揭义，背负仁，心信智。”可见儒家提倡的道德观念与凤文化的结合，在学者层面上已经得到了认可。遂以凤鸟喻君子之事，乃是取凤德与君子贤人之德契合之意。孔子是第一个被喻为“凤”的人。《论语·微子》中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皇侃疏，此接舆歌曲也，知孔子有圣德，故以比凤。在此之后，以凤喻君子贤人不绝于书。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有“虬龙莺凤，以托君子。”以凤喻君子并非楚人专俗，两汉文献更是普遍，如《韩诗外传》卷九云：“夫凤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之雀,喔吚而笑之，及其升于高，一拙一信展而云间，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远矣。士褐衣绿著未尝完也，砺蕾之食未尝饱也，世俗之士即以为羞耳。及其出则安百议，用则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远矣。”《史记·日者列传》载：“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后汉书·循吏列传》曰：“积棘非莺凤所栖，百里岂大贤之路？”上述记载均以凤皇(凰)对应贤者。非但如此，汉人还常以凤冠名，均取凤载德之意，以凤相喻。

从出土器物看，有凤纹饰的玉器主要出自于诸侯王、贵族墓中，而从器形上看，佩饰器占有相当比重，可见诸侯、贵族喜用凤鸟为饰之玉，与上述的凤常喻指君子、贤人的文化心理是一致的。此外，两汉“玉德”之说，也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故两汉雕玉以凤鸟为形，是造型、纹饰与质材的完美结合，亦为儒家思想观念在器物上的体现。

4、权力威仪之象征

梁人周舍《哀服议》记载：“诏旨以王者哀服，宜画凤皇，以示差降。按《礼》：‘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郑玄所言皇，则是画凤皇羽也。又按《礼》所称杂服皆以衣定名，犹加衮冕，则是衮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非冕明矣。画凤之旨，事实灼然。”此番记载清晰地说明了画凤皇(凰)文是“以示差降”，说明帝王权力受命于天。此行为可追溯至有虞氏之时。而事实上，秦汉时期绘凤鸟纹饰作为权力威仪之象征已经得到认可和推行。李斯的《谏逐客书》云：“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髦之鼓。”扬雄的《甘泉赋》：“于是乘舆乃登夫凤皇兮黔华芝，”“于是命群臣，齐法服，整灵舆，乃抚翠凤之驾，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旃，攫天狼之威弧。”颜师古注：“凤皇者，车以凤皇为饰也”，“翠凤之驾，天子所乘车，为凤形而饰以翠羽也。”《后汉书·舆服志》载，太皇太后皇太后“替以耿帽为植，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左右一横簪之，以安菌结。诸替洱皆同制，其摘有等级焉。”由此可见汉代惯用凤凰纹饰以增加威仪，用意有三：一来说明权力受于天，二来凤凰有仪，以凤为饰，取仪态严整之意，三来通过凤凰纹饰和材质的结合强调权力的差异和等级的差别。

实物例证有南越王汉墓出土的一件玉组佩，其上为一双凤璧，中为双凤系璧，下为一双龙首璜，但璜的弧背上镂雕有变形凤鸟纹，此玉组佩当为墓主生前所佩(图四)。此外，西安西郊窦氏墓M3也出土了两件凤鸟形玉佩，分别出现于组佩之中。从墓葬的棺椁制度反映，墓主是高级贵族，两组玉佩中的凤鸟显然是为了强化威仪，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

图四：组玉佩，1983年广州南越王赵昧墓出土，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5、灵与美之化身

随着两汉装饰玉和日用玉器的增多，示美成为玉凤文化内涵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汉人认为“石之美有五德者”为玉，也就是说美是玉的重要条件。王逸《正部论》中云，“或问玉符，曰：赤如鸡冠，黄如蒸栗(一作粟)，白如脂肪，黑如淳漆，此玉之符也。”所谓玉符指的就是玉的色美，美玉不仅质地致密，细腻而温润，而且还有鲜明的色泽。而凤在汉代人的观念中也是美禽，凤鸟“五采而文”，色彩亮丽。故玉和凤在汉代皆是美的象征。玉和凤这两种美物的结合，使玉凤具有色质美、灵性美和造型美等特征，从而突出反映汉人的审美价值取向。

汉代出土的玉凤佩饰以白玉材质居多。(图五)汉人以和田白玉为真正的美玉。汉代随着和田玉路的畅通，和田白玉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华夏大地，白玉成为馈赠佳品，亦是王侯贵族钟爱之玉佩饰材料。董仲舒称白玉“洁白如素，而不受污”，故公侯爱白玉。凤有仁德，是灵鸟。在凤载德之说中，“仁”这一儒家的道德标准，是凤鸟一以贯之的德性。而汉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以仁为美”的观点，凤鸟的“仁性”亦使其成为“美”。故玉凤纹饰装饰器物亦是汉人对凤之美的特性的关注。从玉凤器物上，能清晰的看出汉人对美的定义和理解。

图五：玉龙风佩，1977年江苏扬州“妾莫书”出土，扬州博物馆出土

综上所述，玉凤在两汉的出现，是与当时的“贵玉”“崇凤”的观念相一致的，玉凤纹饰反映了汉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价值取向，故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汉代玉凤的文化内涵中既有原始文化的孑遗，但更多的是汉人的创新，玉凤纹饰及其文化内涵，充分体现了汉人在“玉”和“凤”两大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既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