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病，跳廣場舞也能治？聽聽藝術治療師怎麼說

腦子忘了的事情，身體卻一直記得。“藝術治療不是那麼簡單，不是光唱唱歌跳跳舞就能治病了，真不是。”

“比如說廣場舞，它當然也有療育作用，大媽們在同一個節奏裡，做同樣的動作，這種共同節奏，在舞動治療裡叫‘同頻’，已經達到了舞動治療最基礎的功效了。但是有些更深層次的，比如創傷類的，或者身心疾病類的，長年累月的心理問題已經在身體上形成了一個變形，身體動作卡住，甚至給你的生活帶來了長期困擾，在廣場舞的層面已經沒法解決了，就必須通過舞動治療來幫助他們解決。”

本文首發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8期

文| 本刊記者 邱苑婷 實習記者 聶陽欣

編輯 |周建平

全文約7180字，細讀大約需要16分鐘

用繪畫表達感受也是經常被運用在工作坊中的手段

身體記住的創傷

心理咨詢師王宇赤接待過一個膝蓋疼的來訪者。

女孩的膝蓋長年累月地疼，但不是因為天氣、風濕或者運動損傷。這疼痛總與女孩忽高忽低的情緒相連：和男朋友吵架了，膝蓋會疼到走不了路；來例假之前，膝蓋也隐隐作痛……膝蓋的疼痛像她的好朋友一般，在她心情低落時便會倏然而至、陪伴左右。

陷入無底黑洞、掙紮着往上爬的感覺頻頻出現，女孩找心理咨詢師求助，就這樣找到了王宇赤。一開始，一切都是常見的咨詢流程：在咨詢室見面，聊天，彼此熟悉，了解情況。女孩提起了膝蓋長期的疼痛感。

膝蓋？王宇赤格外留了個心眼。

“那我們動動身體吧。”她對來訪者說。

“動動身體”是王宇赤常挂在嘴邊的話。她學習過舞動治療，這簡單的四個字裡，對她來說，包含拉班動作分析、聲音動作理論、切斯、鏡像、凱森伯格、調頻、共振、真實動作等等——所有這些，都是舞動治療中的各種理論、流派、工具。雖然僅是她衆多心理學工具中的一種，但在來訪者表現出明顯軀體化的症狀時，她通常會嘗試運用舞動治療中的所學。

問題症結并沒有很快浮出水面。和女孩每周一次的心理咨詢裡，王宇赤都會安排一些動作的部分，讓女孩先熟悉和自己身體的連接，彼此的信任也逐漸建立。大概進行到第八次，照慣例進行的舞動過程中，女孩突然感到腿特别疼，順勢雙膝内彎跪在地上——這一跪，女孩竟然哭了。

邊哭邊跪坐在地上說“好痛啊”的女孩，斷斷續續告訴王宇赤自己記起了幼時的一個畫面。三四歲時，有一次過年，女孩和爸爸媽媽、哥哥在廣州逛花市，不小心摔跤，整個膝蓋就這樣跪在了地上。等女孩再擡眼，家人已經不見蹤影。

肉體的疼痛、被抛棄的焦慮和驚慌，混在一起，攫住了這個小女孩的身體。

也不知在這樣的恐懼中呆了多久，父母終于發現女兒不見、原路返回。看到摔跪在原地的女孩，母親把她直挺挺地拎了起來，拍拍她說“沒事沒事了”。

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沒有經過處理也沒有經過詢問，什麼都沒有。身體記住了經曆痛苦時的疼痛與情緒，巨大的恐懼沒有釋放出來，全卡在身體裡面，包括這種疼痛也凝結在身體裡面。”王宇赤分析。

腦子忘了的事情，身體卻一直記得。王宇赤找到了女孩的“藥方”：在這個童年創傷記憶的重現場景下，作為治療師的她要陪女孩把這段故事重寫。她扮演“媽媽”的角色，蹲了下來，在女孩哭泣和傾訴的過程中不斷回應她的情緒：對不起啊，當時把你一個人抛在這裡，你一定很疼吧？一定很恐懼是不是？噢真的是。膝蓋很疼吧？

情緒宣洩完，王宇赤讓女孩感受自己跪坐在地上的腿。哪裡最疼？稍微試着動一動。能不能試着隻用一條腿挨地？再換另一條腿？

一點一點，女孩的雙腿慢慢交替着動起來。能不能一條腿堅持的時間長一點？另一條腿也試試？一條腿能立起來了，慢慢地站起來，慢慢地走一走，慢慢地活動一下膝蓋，伸着膝蓋走，伸長一點走，再伸長一點走……

王宇赤 心理咨詢師，注冊德國舞動治療師，心理咨詢與治療碩士、舞蹈教育學士

“感覺”背後的科學

用身體的動作去打破原來因創傷而“卡住”的狀态，王宇赤這樣解釋。她蠻自豪，說那次咨詢結束後，女孩的膝蓋再也沒有疼過。

王宇赤所運用的“舞動治療”，屬于藝術治療（又稱“表達性藝術治療”）的一種。藝術治療運用舞動、戲劇、音樂、聲音動作等藝術手段達到心理療育的作用，甚至用于臨床心理疾患的幹預或治療。

第一次聽說藝術治療這個領域時，精神科規培醫生洪雲的想法是“不太靠譜吧”。作為一個在首都醫科大學經曆了七年制臨床醫學培養、在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精神科接受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的預備醫生，洪雲熟悉的是邏輯嚴密、訴諸認知層面的治療診斷方式——檢查身體各項指征，用數據、案例、學術文獻和生物原理說話。她幾乎不觸碰“感受”。

但在舞動治療工作坊，洪雲到處聽人在談“感覺”。她被反複提醒，要“看到”自己的身體，感受身體的每個部位、感受空間、感受力度與流動、感受動作帶來的心理情緒……她所參加的工作坊裡，體驗者并非病患，而是或多或少對心理學或某種藝術手段有興趣、甚至有意通過系統培訓成為治療師的人。

從身體出發，真能抵達心理結構上的療愈嗎？

将信将疑中，洪雲決定了解更多。彼時，洪雲對精神科也陷入了某種懷疑和危機：明明從事着與人、人心最密切相關的醫務活動，醫生接受的訓練卻讓他們習慣于冷冰冰地剖析病患，将之作為一具生物學上的軀體，而非活生生的人。

洪雲開始試着了解、學習舞動治療和戲劇治療。無法量化的身體感受确實曾讓她對這一領域有過懷疑，但類似這樣的同行解釋至少能給予她些許認知層面的信任——王宇赤以舞動治療中最常見的“鏡像方法”為例解釋背後的原理。舞動治療中，鏡像（）簡單地說就是通過動作的模仿與對方共情，若在團體中，讓參與者互相鏡像，也是團體熱身、成員間建立關系的常用方式。

為了解釋身體動作與情緒之間的關聯，王宇赤提到大腦神經組織“鏡像神經元”，這是動物在模仿其他個體行為時被激活的神經元，自1992年被提出後，一些認知神經科學與認知心理學學者認為，鏡像系統為“知覺—行動耦合”提供了生理學基礎。

“聽音樂、舞蹈等藝術手段對于緩解焦慮緊張的情緒肯定是有作用的，它們能刺激多巴胺與5-羟色胺等神經遞質的分泌。多巴胺能使人愉悅，5-羟色胺讓人增強自信心、加強行動興趣，這是有生物學基礎的。”北京高新醫院精神衛生專業執業醫師徐傑并未親身接觸過藝術治療領域，但他認為它和精神科裡已被廣泛接受的“工娛治療”（通過适當的工作、勞動、娛樂、文體活動緩解精神症狀的治療方法）可能有相通之處。

可理解到這一步，對王宇赤等資深從業者來說遠不足夠。如果僅是這樣，直接去唱歌、跳舞、繪畫不就可以了嗎？為什麼一定要與心理學結合？面對諸如此類的質疑，王宇赤回答：

“比如說廣場舞，它當然也有療育作用，大媽們在同一個節奏裡，做同樣的動作，這種共同節奏，在舞動治療裡叫‘同頻’，已經達到了舞動治療最基礎的功效了。但是有些更深層次的，比如創傷類的，或者身心疾病類的，長年累月的心理問題已經在身體上形成了一個變形，身體動作卡住，甚至給你的生活帶來了長期困擾，在廣場舞的層面已經沒法解決了，就必須通過舞動治療來幫助他們解決。”

鄧肯動作分析工作坊

被困在語言中的人

的确，對于有些人，藝術治療有它不得不存在的理由。

大屏幕上是兩張孩子的臉部照片。一張露齒笑着，一張表情平靜甚至略帶嚴肅。“你們能分辨出這兩個孩子中的哪一個遭受過創傷嗎？”北美戲劇治療協會前主席、戲劇發展轉化法（DvT）創始人David 問在場的受訓學員。

他又接着放了好幾組類似的對比照。學員們發現，表情無法證明任何事：笑容可能是無憂無慮，也完全可能是遮蔽創傷的掩飾。

“用戲劇治療來評估兒童是否遭受或目睹創傷事件”，這是David 帶來北京的工作坊。群魔亂舞，若有旁觀者偶然瞥見工作坊的場景，大概會這麼評價。“現在，這半圈人要表演出很有威脅感的樣子，然後一點點放大表演程度，用整個身體的動作去呈現出殺氣！另一半圈，你們要表演被他們殺死。但是不要真的有身體接觸，用表情、姿态和眼神！準備，開始！”在一片空曠、鋪有地闆的室内，人們有時圍成圈，有時各自随意走動，時跑時跳時舞，有人在地闆上打滾、叫喊甚至大哭，有人安撫，有人回避。

David在訓練治療師們的表演能力。這種戲劇治療式的篩查方法針對三至八歲的低齡兒童。由于低齡兒童的語言能力發展有限，也由于他們尚不能完全分辨行為的正常與否，David尋思把戲劇表演元素融進兒童熟悉的扮演遊戲中，在非真實場景下觀察兒童應對不同場景的反應。在這種篩查過程裡，咨詢師要盡可能自然流暢地依次扮演六種角色，包括受傷者、冷漠者、瘾君子、引誘者、威脅者等。

David及團隊的研究認為，如果孩子曾經處于類似的創傷場景，他在遊戲式的篩查過程中更可能表現出非正常的反應，或者更自然地透露一些其現實生活的線索。David分享了一些實際篩查案例，比如在治療師扮演一名醉酒的人時，經常目睹家長酗酒的孩子曾脫口而出：“我爸爸/我媽媽也會這樣！”

從香港大學表達藝術治療碩士畢業後，作為社工、治療師的許德城也主要把藝術治療運用在特殊教育兒童、青少年身上。在他帶領過的一個以單親家庭兒童為主的團體工作坊裡，“來自單親家庭”這種背景，不是孩子們會主動透露或輕易分享的信息。多數情況下，家長會告誡小孩：“不要出去說！”

直到工作坊進行到第四次，在讨論“小孩有沒有壓力”的議題時，有個男孩突然說：“我隻有媽媽給我壓力。”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爸爸。我爸爸自殺了。我媽媽說不能說。”

許德城能感到空氣中有什麼凝固的東西開始流動。這個小團體内的信任、安全感，在之前數次的舞動、繪畫等過程中已然建立。随着男孩的分享，其他孩子也開始紛紛說起了自己的家庭故事。

許德城 香港大學社工系講師，表達性藝術治療師

在社工一線，許德城已經做了18年。他曾接待過一名确診抑郁症的青少年，男孩有暴力傾向，在學校被同學欺淩、受老師責備，恨恨地告訴許德城：“我想殺死他們。”

如果擱在十年前，許德城會暗自發慌：“我該怎麼辦啊？”

如今許德城淡定多了，經驗教他怎麼分辨事實與情緒。他通常會觀察對方的能量類型，選擇放激烈或舒緩的音樂，用舞動、黏土手工等方式，先讓其情緒通過身體充分地發洩。待對方累了、情緒也得到一定平複後，他再問：“你現在還想殺死他們嗎？你覺得自己是真的想殺人呢，還是對他們的言行感到很不爽？”

男孩說：“不爽。”

“那你覺得自己可以怎麼做呢？”

“以後當警察，把他們都關進去！”男孩想了想，給出了這樣的答案。許德城笑，他覺得這已是更好的思維轉向。

類似的案例做多了，許德城逐漸發現，這些被困在心理問題裡的人們，其實許多時候隻是缺乏一個被全然尊重、聆聽、理解與接納的機會。

舞動治療師楊陽則在親密關系工作坊裡對夫妻情侶們的隔閡有了更多的理解。因為長期的溝通失效，語言對他們來說，并不是最合适的打開心門的那把鑰匙。這時候，舞動、音樂、美術、戲劇等藝術方式，便成了一個更好的選擇或輔助工具。按王宇赤的說法，“因為藝術本身就是人的本性”。

在懷疑與挫敗中探索

作為工具，藝術治療也有行不通的時候。在面對經曆過重大創傷如性侵、家暴、戰争等等的來訪者時，藝術治療能做的依然有限。又比如對于重度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藥物治療是必須，諸如藝術治療等其他手段隻是輔助。

重慶精神衛生中心重症病房護士長劉小林經常性地産生自我懷疑。她在繁重的工作之餘學習舞動治療。此前，劉小林接觸過系統式家庭治療等各種流派，但體驗下來總覺得不太适合自己。直到參加了一次為期五天的舞動工作坊：第一天，導師讓大家用腳打招呼，在房間裡走走看看，她心想“搞什麼呀”，想打退堂鼓；但第二天，在用身體去探索自己的安全空間的“安全之舞”中，劉小林發現自己的空間不停地被人入侵。事多又不善拒絕的她的确常犯焦慮。作為護士長，大到病房小到棉簽她都要管，患者在她下班後咨詢，她也有求必應，每天下班總是延遲。雖然心裡得到了奉獻的滿足感，但久而久之，“特别累”。

藝術治療工作坊中，導師正在帶領受訓治療師們體驗

意識到邊界問題後，她開始嘗試學習說“不”。療育效果在自己身上體現了，劉小林想，這個不錯，就這樣一頭紮進了舞動治療的深水。

但無論是做個案還是帶團體，隻要在精神病房實踐，難度系數總會呈幾何級數增長。個案咨詢時，她要試圖分清對方說的是現實還是幻想，往往在聽對方傾訴半小時之後才徹底意識到對方所說的全是臆想。常見的一種幻想是：“外面有人要害我，這麼多人、車都是來抓我的。”

以前她會試圖安撫：“不是呀，你看我們都穿着白衣服，是天使，是來保護你的。”但對方固執地搖頭，拒絕相信。

舞動治療的學習給了劉小林另一種方式。再聽到病人這樣說時，她會用身體動作和患者建立關系，通過身體共情，更好地去理解那個那麼多症狀支配的身體的害怕和不安等情緒，比如也學病人一樣把身體收縮起來，緊繃肌肉：“欸，好像是很害怕哦。我覺得我身體有些地方有點酸，你呢？”對方聽完會有意識地直起身子：“是的是的。”

真的有患者在做了八次咨詢後症狀好轉很多，劉小林打心裡高興，但第九次家屬就上來要求開“能上班的證明”了，她有點無奈。

劉小林也在醫院帶領舞動團體。一開始是在輕症開放式病房，參與者是諸如失眠、焦慮、強迫症、輕中度抑郁、輕度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都有正常的交流溝通能力，與非患者團體唯一的差别是，他們在分享環節絕不會說“我是沒有邊界的”之類的話，隻會說“像小時候一樣好開心哈”“希望我們早點好起來”。

每次聽到這話，她就開始懷疑：“這個真的治得好嗎？”

等她被調到重症病房後，挫敗感就更明顯了。在重症病房再開展舞動團體活動時，她不得不多請兩個工作人員協助自己。有暴力傾向、有明顯逃院行為的患者顯然不能參與，“穩是第一位的哈！”劉小林操着一口重慶口音的普通話反複強調。

最近劉小林開始帶自己的第一個連續舞動團體，六人，連續五天、每天一小時，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為主。她用拉班動作分析的元素來理解，精神分裂症在空間關系上是“連接”缺失、動作流動偏束縛，而陽性症狀與陰性症狀的動作又有不同的力量與速度特征。因此，她把“連接”和“穩定”設計成精神分裂症舞動團體的主要目标。

從報備活動、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到招募、找醫生推薦合适的患者參與，再到說服患者及家屬同意，沒有一個環節輕而易舉。第一道坎是，她首先得讓醫院領導、科室醫生和護士、患者及其家屬明白，舞動治療到底是什麼。

劉小林 重慶市精神衛生中心重症病房護士長，中德舞動治療師（認證中）

尚未燎原的星火

劉小林在重慶精神衛生中心做過最累的一場團體工作坊，重症病房有四十多人參與，圍成一大圈，全穿着藍白相間的病号服。有人會突然從團體中走開，也有人經常走着走着就停在窗子前，望着窗外說：“外面的世界真好呀！”

現場十來位工作人員協助，一整場下來，劉小林嗓子全啞。“很傷我自己的。其實對于精神分裂症患者這類功能較低的人群，帶這麼大的團體也不合适。”

要成為一名認證藝術治療師，以中德舞動治療師為例，要經過330學時的一二三階受訓、210學時實習，分别30學時的體驗、督導、舞蹈，加上數次考試與40到60頁的畢業設計，花費數年時間，且價格不菲，總共約5-10萬。終身學習是必須的，此外，每位治療師要定期接受心理督導。劉小林也會預約更資深的藝術治療導師，50分鐘就是1500元。但目前在醫院，她帶領的舞動團體基本是義務的，就算收費也是象征性的幾十元——收費與否會大大影響到患者及家屬的參與度，家屬聽說有活動，開口問的第一句話往往是：“要錢嗎？”

為了得到更多理解和支持，劉小林曾面對院裡上百号人演講，介紹舞動治療的種種。在國内，藝術治療這一領域近十年剛剛起步發展，甚至沒有在心理學、精神科專業領域内得到完全普及，哪怕在國外，藝術治療也屬于小衆。王宇赤說：“在國外，精神科醫生是第一流的，精神分析師是第二類的，藝術治療師是第三類、不入流的。”

“而且光學舞動（治療）是不行的，要有對人内心結構的理解。這麼多年，就沒有重樣的。”她補充。

在從業十餘年的王宇赤看來，好的心理咨詢師需要30%甚至是50%的天賦。一個好的心理咨詢師應該是其畢生所有知識、經驗與人格的整合，通過觀察動态生發出合适的應對方案，而不是強行在來訪者身上機械套用某種理論流派。

不同的人，有時他們的軀體化表現看似完全相同，适用的處理方式卻截然相反。王宇赤遇到過不少緊繃的來訪者，比如雙臂抱在胸前，有時她會引導他們慢慢打開雙手，感受身體從收縮到開放的狀态變化；但有人會直接拒絕。

她理解對方是個防禦型的人，很快換個思路引導：“可能你不習慣打開，你覺得需要保護自己、需要防禦什麼，那我們就把這個铠甲再加固一點，再使勁，繃得更緊一些，這樣是什麼感受？”

“你能完全地和他在一起，才能夠深刻地理解他，深刻地理解他的身體、深刻地理解他的感受。那個方法不是想出來的，而是在你深刻理解他的基礎上，根據你多年的經驗和已經自動化、内化的那些知識，直接從你的身體裡生發出來的。”

劉小林也有困惑。舞動治療目前為止沒有量化評估其效果的工具，她為此在各種工作坊和課程上問過許多國内外導師，暫時沒有得到明确答案。對在醫學體系内工作的她，這會帶來不小的困擾。但她也清楚，“必須慢，有速成的想法很危險。不可能治好，隻能希望有一些改善，比如能夠主動招呼醫生了，能意識到發病情況并簡單拍打自己、有把自己拉回到現實的基本意識和簡單動作了。”

精神科規培醫生洪雲則說，從學習精神科醫學知識，到學習藝術治療的過程，像從确定走向不确定，從有框架走向無框架：

“在有框架和無框架之間，我們應該處于什麼位置？戲劇療育發展轉化法的理論提出，世界是不穩定的，我們要降低對不穩定性的恐懼，而不是死死抓住那些框架。”

聽起來，像是人類理解整個世界的變化軌迹。

（特别感謝李微笑對本文采訪提供的幫助。除受訪者照片外，其他照片由阿波羅創藝療育國際峰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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