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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在法家思想的影響下全方位的時代變革

法家中“法”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從儒家中的“禮”脫離出來的,“夏禮”并不成熟,直到“周禮”才形成完全形态的禮。禮将社會生活意識形态包攬無餘,可謂是禮無外法,法含于禮。所謂的“禮”是具備了道德規範和法律約束的雙重性。在“周禮”中“刑”是維護“禮”的手段,而非一種獨立的刑罰體系;從權屬關系看,“刑”是依托于“禮”的。在西周統治中充斥着對于奴隸主階級所尊崇的社會風俗和倫理道德之禮維護的風氣,這種風氣是寬緩柔和的,以教化為主,輔之以刑。其中禮最主要的成分是分封制和宗法制。

一、先秦時期政治背景

禮義忠孝是道德規範的主體,是周禮的精神内核,是道德規範的核心要義。由此可見在當時西周的統治中禮和法是不分的,是混而為一的,都是“禮治”體系的重要成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從經濟制度的改革引發了一場政治、社會、軍事等全方位的時代變革。由于經濟上的井田制的瓦解,逐步産生了新的生産方式。私田制的出現也推動了一個新階級——新興地主階級的崛起。新階級的産生必然會沖擊原有的政治體系,從而構成新的政治力量,因此徹底瓦解原有的政治體系也成了必然趨勢。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在法家思想的影響下全方位的時代變革

新老階級的争鬥導緻了社會劇烈的動蕩,逐利的本性也讓人們的欲望逐漸蘇醒,從上到下開始了一場重新分配資源的争奪戰。在當時“祀與戎”是國家最重要的兩件事,由于經濟體制的逐漸瓦解,“祀與戎”也受到了削弱,禮樂征伐不再自天子出,而逐步成為諸侯的權力範圍。“禮壞樂崩”就是春秋戰國時期政治變革的一個标志,也為法家的産生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法從依附于禮的狀态中漸漸脫離出來,形成獨立的思想體系。

在春秋後期舊貴族勢力仍然守着舊禮制,維護舊的等級制度——世卿世祿制度。新興封建勢力代表新貴族,尤其以韓趙魏三家為首,積極推動變革,推行新的政策和措施來維護新的封建生産關系。到了戰國時期,刑罰制度已經是國家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各諸侯國也相繼開始進行法制改革。魏悝編寫的《六經》是我國古代史上第一部完成的成文法典,标志着法律徹底脫離傳統禮治體系的範疇,獨立發展并自成體系,也由此形成了與禮治分庭抗禮的另一股風潮——法治。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在法家思想的影響下全方位的時代變革

法治是在法家諸賢的努力共同豐富的思想體系,并成功運用到國家的治理中去,也成為政治變革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之一。春秋戰國時期可以說是大變革、大動蕩的一個時代,為實現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富強,傳統的制度和規範需要重新調整,以适應時代的需要。宗法制度已經不能适應當時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可以說周王室衰微,諸侯強大已成為必然趨勢。奴隸制解體的春秋中後期,暴動、逃亡、戰争接連發生,進一步打擊和動搖了諸侯公卿的腐朽統治。在此時新勢力也得以從弱到強,逐步壯大,并取得政權,其中影響最廣的事件就是“田氏代齊”和“三家分晉”。

強大的諸侯國在新興地主階級勢力的推動下以期吞并他國,完成統一,而弱小的諸侯國則期望強大以保全自身。戰國前期,各國在新興勢力的推動下先後進行了變法或改革,其中魏國李悝,楚國吳起,韓國申不害,秦國商鞅等都是改革的倡導者。這些主要人物,大部分都是法家學派的代表,他們深受法家思想的熏陶,在思想中的指導下開展了順應時代潮流、順應曆史發展的一系列變革。各國開展的變法運動乃是曆史必然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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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看,變法内容大緻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保護私有财産,維護封建統治政權;其二,獎勵耕戰,大力發展農業,不僅要提高國家的生産力,也為戰争做下充足的準備;其三,軍功制,為了徹底消除舊勢力的影響,提倡利用軍功來獎賞和培植新興勢力;其四,整頓吏治,選拔有才能的官員治理國家,其中縣制的推行,進一步加強了集權的力度。這些措施從根本上都是為了鞏固和發展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用來保障封建地主階級和國家的利益。

國家富強的變革亦是各諸侯國統治者增強勢力并集中權力的過程。在戰國後期,秦朝的逐步壯大乃至最後的統一離不開變革,也離不開法治,這并不僅僅是法家思想指導下的成果,更是因為時代的發展是不可阻撓的。由奴隸制走向中央封建集權制是政治的發展,亦是曆史的前進。

二、先秦時期經濟背景

1.土地所有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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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後期到春秋初期這個階段,國家體制内部的弊端積重難返,爆發了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等諸多狀況。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從奴隸制時代邁入封建時代的重要轉折時期,也是中國各民族開始走向大融合、大發展的時代。在奴隸制的内部,土地所有權是與政治權力緊密相聯的,權力越大土地占有的越多。随着西周滅亡,東周衰頹,權力逐漸被各諸侯國所掌控,自此土地的所有權也開始轉變,各諸侯國國君逐步掌握了土地的擁有權。

此時周天子名義上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尊号,但實際上權力已經喪失,明顯的标志就是各諸侯國已經明目張膽地交換田邑。從本質上看,春秋戰國時期的戰争實際就是兼并戰争,其目的就是奪得土地所有權。在春秋末期諸侯國國君開始把一部分土地賞賜給有功之臣,将功臣封為卿大夫,土地所有權中的一部分從君土轉變到了家土。土地所有制的轉變導緻了采邑制的盛行,諸侯國國君可以随意賞賜臣下田邑,尤其是功勳之臣,這是國君鞏固政權,拉攏臣下的一種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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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春秋末期和戰國初期,土地私有化的進程加快,封建制度逐漸成熟,封建地主集團也由此形成了,而諸侯國國君把土地通過軍功或提拔的方式獎賞給新興貴族,這無疑進一步壯大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勢力。到了戰國中後期,地主階級的成員主要包含新興貴族、官僚地主以及庶民中的地主。他們獲得土地的方式也各有不同,軍功、土地兼并、土地買賣等。

但土地所有制不光和政治上的變化相關,土地所有制中的使用方式還和經濟模式息息相關。當時奴隸制廢除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公室從藉田制到稅田制的轉變,田畝實行了租稅的方式,庶人也脫離了奴隸的身份,後經過多重轉變,最終成為封建時代下的農民。奴隸為基礎的藉田制的廢除是奴隸制解體的主要因素,在随後實行的稅畝制,是生産者和土地生産資料相結合的轉變,也是奴隸主剝削制度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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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田制就是以奴隸主占有土地和利用奴隸來獲取收成的一種剝削方式,這是當時主要的經濟模式,在經濟結構中占據着主要地位,支撐着周朝的經濟發展。而周朝廢除藉田制的标志就是:“宣王即位,不藉千畝。”周王朝廢除藉田制之後,緊接着各諸侯國的藉田制也逐步瓦解,實行了新的田地制度,像魯國的“初稅畝”,齊國的“相地而衰征”。這些諸侯國先後對土地制度都進行了改革,成為了稅田制或征稅制。由此表明藉田制已經不适合當時生産力的發展,奴隸制度與生産關系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這也是大勢所趨。

藉田制在之前的西周統治中也促進過經濟的發展,可是時移世易,其本身的局限性不可避免,由于它殘酷的剝削方式造成了當時大量奴隸的死亡和潰逃。稅畝制的發展對于時代是有進步意義的,稅畝制對于不同階級收稅的額度有不同标準,而齊國的“相地而衰征”就是說根據土地肥沃或貧瘠程度來加重或減輕稅額,而農業稅要根據收成來征收實物。這不僅提升了農民的積極性,并且對于農業的發展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促進作用。

2.農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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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時期,由于政治制度與土地制度的變革,農業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鐵制農具的出現和牛耕技術的推廣。據相關文獻記載,鐵的鑄造和使用始于春秋,并在之後冶鐵技術獲得了長足進步。因為鐵的出現和使用,人們在生活中将鐵開始替代了原有的青銅、石、木、骨、蚌等原料。鐵之所以迅速被推廣開來,主要原因在于它的自然儲存量大,價格便宜,并且足夠堅固銳利。

而其他原料要麼價格昂貴、要麼儲存量較少,要麼制作繁瑣,兩相比較鐵的優勢更加突出。正因為鐵的特性使得荒地可以大面積開墾,農田可以深耕細作,由此春秋時期的農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牛耕的推廣,則是提升了個人在農業生産中發揮的作用,促進了農業個體經濟的發展。春秋以前,牛大部分是用作祭祀和拉車的。春秋時,牛作為農業生産的工具之一,開始了農田耕作,也稱為“犁牛”。農耕由原始人力進步到牛耕技術,是耕種技術的一次變革,優點是節省了人力成本,加深了地利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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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直接導緻了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土地開發面積比西周時代擴大了幾倍。古代的自然災害是時有發生,因此從事農業的人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飯,而為了防止突發性的自然災害破壞農田,古人對于治河防洪、興修水利的農渠灌溉工程非常重視。對于河道管理,春秋時期也多采用大禹治水時傳下的方法——疏導法來進行治理,同時在河岸築起堤防,來預防洪水的暴漲。春秋時期,生産力的發展也帶動了田間水渠的普及化。

要灌溉農田,采取的方式多為引水灌溉和取水灌溉。春秋時期田地種植也有了分類,有了專門的農和圃。而畜牧業的發展給當時的生活、生産、戰争以及祭祀都帶來了不同程度的變化。而當時蓄養的牲畜多以雞、犬、牛、羊、馬、豚六畜為主。畜牧業在當時的經濟發展中占據着重要地位。除了畜牧業,漁獵活動到了春秋時期更加頻繁和盛行。漁獵是從原始時期人類就已經開始的活動,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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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去相比,漁獵的範圍更加寬闊、用途更加廣泛,工具也更加先進。在當時由于中原地區擁有着茂密的山林,因此地利給人們帶來了豐富的獸源。作為國家的統治者也是非常重視狩獵,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因此祭祀的獸源需要來自狩獵的獵物。在當時國家的禮儀祭祀講究的是春獻禽以祭竈,夏獻禽以享禴,秋獻禽以祀祊,冬獻禽以享烝。不光是祭祀,田獵同樣也是人們衣物和食物的重要來源。

此外獸皮、獸牙、獸骨更是軍需用品的原料。諸侯國的君主經常用田獵活動來作為檢閱軍隊訓練和演習的一種方式,并且野獸過多也會造成危害人的生命安全,對于田地也會造成一定的破壞,可見狩獵在當時的重要性。戰國時期,促使農業生産量的提高,是技術、制度以及多方面的因素疊加的結果,像鐵器和牛耕技術的推廣,小家庭生産制度的确立,水利灌溉工程的大規模修建以及耕戰制度的實施,都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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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由于春秋戰國時期戰争動亂頻頻,人口數量也開始銳減,各諸侯國的統治者們也由此開始重視人口的發展,因為當時的稅收主要依靠人頭稅。各諸侯國财政收入除了人頭稅外,其中賦稅中重要的一塊就是田稅,這也是地租和賦稅的統稱。但随着春秋後期以及戰國初期戰争頻繁和統治者的生活腐化導緻了很多諸侯國賦稅名目增多,人民生活負擔日益加重。在賦稅之外,春秋戰國時期的徭役,也是統治者壓迫、剝削民衆使其無償勞動的一種形式,當時的徭役負擔異常繁重,造成了大量得底層民衆逃離家園,流離失所,很多田地無人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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