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悲歌：南明速亡之謎

南明弘光政權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裡就倒台了，自然有其失敗的必然原因。我們先來了解下明清雙方的國家戰略。

先說明朝。個人認為，弘光朝廷的國家戰略并不明晰，一直比較混亂。如果簡單劃分的話，其實可以歸為恢複期和偏安期，以弘光元年二月各衙門取消“南京”二字為标志，這表明弘光朝廷已經在政治上徹底放棄了恢複北方失地的想法，用清代史家徐鼒的話說叫“君臣之無意中原也”。在此之前，無論是“借虜平寇”也好，還是三面作戰也好，不管是否真心實意，至少恢複、進取的政治态度是做出來了。但戰略收縮後，面對清軍和左良玉叛軍的相繼進攻，弘光朝廷的國家戰略卻出現了嚴重混亂，決策層完全無法弄清誰才是他們真正的敵人，陷入決策争議之中。

清朝則不然。雖然清軍剛入關時，清朝還沒有一統中國的政治決心，但它的決策邏輯并不混亂，那就是在不同時期根據不同的形勢和政治需要做出最符合己方政治利益的決定。具體而言，清朝對南明的國家戰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試探期，可以用“和”來概括。在順治元年（1644年）六月十五日的谕江南诏中，清朝明确宣布，自己出兵“救災恤患”，乃是“救中國之計”，因此自己一定會“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靖萬邦”。至于由“不忘明室，輔立賢藩，勠力同心，共保江左者”所建立的弘光政權，多爾衮認為是“理亦宜然，予不汝禁”，而且雙方還可以“通和講好，不負本朝，用懷繼絕之恩，以惇睦鄰之誼”。雖然做的隻是表面文章，但也表明多爾衮等人暫時沒考慮對付弘光政權。

當然，清朝還留了一手伏筆，那就是“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假立愚弱，實肆跋扈之邪謀，或陽附本朝，陰行草竊之奸宄”，它就會毫不客氣地“移師南讨”。此诏軟硬兼施，雖然承認了南方的自主權，但也留下了繼續南下的伏筆和借口，是對弘光政權的一個試探。第二階段是威懾期，威懾期又可以細分為政治訛詐、局部沖突、進攻試探三個時段，其核心是“逼”。具體而言，就是以七月多爾衮緻史可法信、十月清朝發布征讨明朝的檄文、次年頒布平定江南谕為界。這裡先簡單說下多爾衮緻史可法信。多爾衮緻史可法信是由複社詩人李雯起草的，雖然他是新降漢人，不過下筆時卻毫不客氣，直接使用政治訛詐手段來威逼弘光政權“削号歸藩”。雖然此時雙方尚未有沖突，但這封信實際上标志着清朝統治者已經開始在改變對弘光政權的政治态度，這是一個很大的戰略轉變。

十月伐明檄文則有個很重要的政治背景，那就是九月和十月的時候順治帝遷都北京。為了表明自己的正統性，清朝就必須向世人宣示一統天下的政治決心。雖然說早在清軍入關後的五月初三，多爾衮就在谕令中提到“定鼎燕京”，明确提出要在北京定都；不過這隻是多爾衮的個人看法。直到六月十一日，清朝才正式決定定都北京。定都北京的關鍵，是為了“慰天下仰望之心”，提高政治号召力。眼下既然已經遷都，那就必須發布征讨明朝的檄文作為政治宣示，以彰顯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和天命所歸。因此在十月的這份檄文中，清朝曆數了弘光政權的三大罪狀：不發一兵一卒為崇祯帝報仇；在無遺诏的情況下擅立福王；各位将領不思讨賊擁衆害民。通過公開宣布問罪征讨，以顯得自己師出有名。不久，清朝更是任命和碩豫親王多铎為定國大将軍，南下江南。有意思的是，清朝對南下和西征的親王封号很講究，南下江南的多铎名号為“定國大将軍”，而西征李自成的和碩英親王阿濟格名号卻是“靖遠大将軍”。一個“定國”，一個“靖遠”，毫無疑問，征讨南明，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大事，所以用“定國”；而李自成，即使稱了帝，在清朝眼中依然隻是流賊，所以隻用“靖遠”，即平定遠方的起義軍。果然，在崇祯十七年十一月，明清雙方就爆發了局部軍事沖突。如前所說，清朝山東沂州總兵官夏成德攻陷海州、宿遷、豐縣，并兵圍邳州，與明軍相持了半個月之久。

為了否定南明政權的政治合法性，清朝甚至在告示中稱南明為“逆”，督師史可法就曾對此表達了強烈的憤恨。可見，這時清朝對南明的态度已經發生劇變。

次年二月的平定江南谕則是清朝下發給多铎的谕令。該谕令要求多铎立刻和阿濟格交接，繼續執行平定南京的任務。第三階段是征服期，可以用“戰”來概括。雖然說多爾衮進京不久就因為下令剃發而受到大臣勸阻，但針對大臣稱剃發令“非一統之策也”的論調，多爾衮毫不客氣地說：“何言一統，但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耳。”這話充分表明，清朝在中原能走多遠，多爾衮心中并沒有底，隻是抱着能占一點兒便宜是一點的想法。到了消滅弘光政權後的閏六月十二日，多爾衮下谕：“方今江南平定，人心歸附，若不乘此開基一統，豈不坐失機會？”這時候的多爾衮才真正有了一統之心。此後，統一中國就成了清朝的基本國策，一直未再更動。明清形勢也徹底逆轉，雙方進入全面戰争階段。

可以說，在戰略上，清朝遠比明朝高明。說完了戰略，我們再來看雙方的組織工作。與清朝派多铎以定國大将軍的身份全盤獨立負責征明事宜不同，明朝沒有一個全盤獨立負責抗清事務的總負責人。雖然史可法是前線總指揮，但江北四鎮的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和劉澤清并不完全歸他管理，而廣昌、靖南等鎮軍務是由應天、安慶巡撫朱大典負責，衛胤文任總督興平鎮将兵馬，總兵李本身提督高傑兵馬。針對這一現象，史可法曾上疏說：“如今江北有四藩，有督師，有撫按，有屯撫，有總督，官員不可謂不多。但是敵人和賊寇一來，他們卻沒有多大用處。”這段話充分說明了明朝指揮體系的混亂。光是協調這些官員進行公文傳送，就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效率十分低下。這種“大小相制”的複雜指揮體系造成了調度上的極大混亂。史可法的幕僚就曾說過：“大人身為督師，調度與諸藩不同，怎麼還與他互相分軍隊駐地？這樣閣部還怎麼掌握藩鎮？”可見，督師的調度和四鎮的調度是不一樣的，雙方的關系比較複雜。當然，江北四鎮也确實比較跋扈，不是史可法能完全節制的，所以導緻了指揮系統的失靈。

更糟糕的是，南明中央還對前線軍隊指手畫腳。如清軍南下時，黃得功和劉良佐被下令“合擊淮上”，結果等清軍勢大，朝廷感受到威脅後，就連忙插手軍務，急調黃得功入衛。等到局勢不可收拾，史可法被圍揚州後，朝廷更是直接下令讓王永吉、盧九德、劉澤清、劉良佐等人前去救援揚州，這些都是越過督師史可法直接下令的。而這四個人，一個總督防河，一個是皇帝信任的司禮監秉筆太監、提督京營，還有兩個是跋扈的勳貴鎮将。總督和太監手上自然是沒多少可戰之兵的，他們最重要的任務自然是督促、監軍，而皇帝和朝廷也知道這兩鎮兵馬不可靠，于是緊接着又下令王铎和常應俊督師出鎮。需要指出的是，王铎和皇帝早在河南時就已有舊情，而常應俊更是在皇帝落難的時候對他有救命之恩。因此，這兩個人可以稱得上是皇帝的嫡系親信。皇帝讓這兩個人親自督師，表明了他對此事的重視。史可法遇難後，到底是誰在前線具體負責指揮抗清行動，并不是很清楚。此時的王铎和常應俊，應該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至于新任命的巡撫霍達、楊文骢等人地位并不高，而且沒有殉國的決心。因此，在清軍過江後，霍達竟然換了衣服混雜在人群當中，趕緊找了隻小船逃跑，一直跑到蘇州。至于楊文骢，幹脆帶着剩下的200多名黔兵直接跑回南京。可笑又可氣的是，皇帝逃跑後，主降派大臣迅速組成了以趙之龍為核心的投降談判小組，與指揮作戰時的那種混亂和低效完全不同。後方失和也是弘光政權失敗的重要原因。大敵當前，弘光政權卻還在激烈内鬥。監軍侍講衛胤文甚至指責史可法這個督師是個累贅，逼得史可法不得不表态希望朝廷能讓他卸下重任召他還朝，以便“統一事權”。雖然朝廷并沒有同意，而是讓衛胤文總督高傑部，但這隻是讓史可法這個督師更加無法施展布局。對于史可法希望用高傑部将——其外甥李本身為提督代統興平鎮兵的建議，朝廷也給予駁回，認為興平鎮讓高傑之子高元爵統轄、衛胤文料理就夠了，沒必要設立提督，直到此後情況所迫，才讓李本身提督高傑部。

高傑死後，黃得功甚至還引兵前往揚州準備襲擊高傑軍中的家眷，逼得朝廷不得不派太監盧九德前去制止，最後還下了谕旨：“大臣應當先國事而後私恨。若得功前往揚州緻高營兵将棄營東顧，那敵人乘機渡河，誰來擔罪？着諸藩恪守臣節，不得胡來。”至于“太子案”更是引發了朝廷的激烈争議，還導緻左良玉趁機舉起“清君側”的大旗，再加上“童妃案”對皇帝和朝廷造成的巨大政治沖擊，使明朝後方忙于内鬥，根本無法團結一緻、對付外敵。

明軍的作戰決心也遠不及清軍，因此才會出現一系列投降事件，以《清實錄》中記載的奏議為例：“我軍至南京，忻城伯趙之龍率魏國公徐州爵（徐允爵）……内閣大學士王铎……都督十六員、巡捕提督一員、副将五十五員并城内官民迎降。其沿途來歸者，興平伯高傑子高元照、廣昌伯劉良佐、提督李本身、總兵胡茂祯……二十三員，監軍道張健、柯起鳳二員，副将四十七員，參将、遊擊共八十六員，馬步兵共二十三萬八千三百。”

“僞總兵田雄、馬得功縛福王及其妃來獻，并率十總兵部衆降。”

“招降監司一員、總兵一員、副将二十三員、參将二十五員、遊擊四十員、都司守備七十三員。”

“故明甯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總督袁繼鹹、守道李猶龍、巡按黃澍率總兵十二員、馬步兵十萬并家口泊舟九江之東流縣界揚子江中，俱投降，共帶大小船艘四萬。”

“潞王大恐，遂率衆開門納款；浙西湖州、嘉興、浙東紹興、甯波、嚴州等府亦皆歸順。紹興淮王渡江來見；複遣人至湖州絷周王眷屬，移杭安置；收總兵王之仁所部兵将二萬五千人。”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明軍怯戰、畏敵，沒有堅定的作戰決心，士氣也不高，自然就很難打得赢清軍了。武器裝備對作戰雙方同樣有着很大的影響，不過關于這方面的着墨并不多，史料中隻有零星記載。比如固山額真準塔在彙報中提到，在針對劉澤清部的戰役中，繳獲船500餘艘、馬900餘匹、駱駝25隻、紅夷炮120尊、銀47000兩。當然，這隻是戰後的繳獲，并不是說劉澤清部本身就隻有這麼點裝備。阿濟格追擊左夢庚時，繳獲了4萬艘大小船，其他收繳物品則記載不詳。從這些散碎的記載來看，明軍的水師裝備還是比較強大的。至于紅夷大炮的數量，或許有所誇大，也可能是劉澤清的紅夷大炮為國内仿制；但從準塔和劉澤清的交手資料看，很明顯，明朝的裝備是占了上風的。可以說，在總體上，明軍的裝備是優于清軍的。

可為什麼明軍擁有這麼多的紅夷大炮依然不是清軍的對手？首先，軍隊的撥款對士氣影響很大。按制，四鎮中每鎮給饷60萬兩，結果弘光政權建立僅僅4個月的時間，江北就已經給饷360萬兩，這相當于發了一年半的銀饷！但等到高傑北征的時候，卻出現了史可法的督标和高傑的鎮标被拖欠軍饷的情況！變化之大，實在讓人詫異。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迥異的記載皆出自聖谕和奏疏。雖然争饷是為了擴大利益、滿足私心，但4個月發了一年半的軍饷卻依然不夠，那就隻能說他們把這筆錢用在了其他地方，沒用在正途。像劉澤清，就把寶貴的資金用在了大興土木上，可以說是日費千金，就這他還不停地向朝廷要錢，朝廷自然給駁了回來。

有意思的是，這事發生在九月。而八月的時候，史可法出巡淮安，檢閱劉澤清的兵馬，并替他向朝廷請饷，結果被馬士英拒絕。這是不是意味着，由于朝廷之前一次性把軍饷都撥給了軍方，因此八月後就不再準時撥付軍饷，所以才發生了高傑北征沒錢，弘光元年二月的時候總兵牟文绶因為沒錢隻好在江上大肆騷擾的事件？軍方鬧事，朝廷自然不能坐視不理，于是被迫發谕稱：“戶部所欠之饷，何不速發？坐視流毒！着即将鹽課抵補，催兵速行。”

至于鄭彩這種軍頭，更是幹脆直接截留朝廷銀兩，逼得督饷侍郎申紹芳不得不上疏“乞敕禁止”這種行為。弘光元年三月的時候，史可法不得不下令監軍吳易奉檄在江南征饷。從這些變化可以看出，弘光政權的軍費供應随着時間流逝越來越糟糕，這直接影響了南明軍隊的作戰能力。其次，南明的戰争潛力也非常糟糕。南京的歲入本折不過八九百萬兩白銀，但南渡後東南各部兵馬的兵饷就占了780萬兩，顯然，這點兒收入是遠遠不夠開支的。因此，戶部無饷可給，文武官員多發折鈔，困難的時候幹脆不發工資。對于皇帝的責怪，官員們也是束手無策。在這種狀況下，指望官員和軍隊團結起來，一緻對付外敵，是不可能辦到的。更不可思議的是，清軍占領南京後清點出的收繳物并不多：隻獲得780兩黃金、兩白銀、25片片金、7枚琥珀、9顆寶石和2000多件緞、紗等衣料以及少量珠寶。雖然清方相關人員在經辦時會貪污一部分、虛報一部分，但金銀和衣料等物數量應該不會差太多，畢竟不方便攜帶，再者衣料太好與自己身份不符，順走太紮眼也不好出手，但方便攜帶又價值較高的珠寶就很容易被人私藏暗中交易，所以大部分上繳登記的珠寶種類都隻有一兩樣。因此可以推斷，南京國庫已經沒多少錢了。

而在江南戰役期間，清軍一共隻繳獲了金90340兩、銀兩、琥珀及素珠27枚、酒盅78個、上等衣料1800件。可見，在整個江南庫府，清軍也沒能繳獲到太多财物。僅憑這點兒金銀，明朝是很難挖掘出戰争潛力的，因為政府已經沒有富餘的錢财去組織、訓練一支合格的軍隊，裝備精銳的武器，更無法提高官兵的士氣。而清朝則不然，除了有正确的國家戰略、有效得力的組織協調、穩定的戰略後方和堅定的作戰決心外，它的行動還具有以下特點：首先，靈活運用戰術，或集中優勢兵力，或多路發起進攻。清軍一開始分遣主力準備一舉解決順、明兩大勢力，但由于局勢變化，清朝果斷集中優勢兵力，先攻大順，再打南明，避免了兩線作戰的風險。多铎大軍在進入河南後，又迅速兵分三路：多铎親統大軍出虎牢關口，拜尹圖等出龍門關口，韓岱、伊爾德、尼堪等則率領外藩蒙古兵由南陽路過，會攻“豫東門戶”歸德。合兵歸德後，多铎又和準塔分别率軍進擊亳州、徐州，阿濟格則從湖廣由西而東進入江西。

其次，政治誘降配合軍事打擊。在進攻中，清軍采取政治誘降先行的策略。多铎就曾寫信給高傑進行勸降：“如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将軍便過河面會，這樣你的功名就會非常大了。”高傑不為所動。之後，許定國也派人招降過淩禦史，結果同樣被拒絕。不但如此，他還把多铎派去催促他投降的使者殺了。清軍逼近揚州後，也曾招降過史可法和他的手下，但史可法拒絕招降。六月二十八日，清方在南京頒诏稱：文武勳貴歸順的酌才推用，遭到貶谪誣害的昭雪錄用，進士、舉人赴京等待錄用，福王随從來歸的一體錄用，降清的馬步兵歸建或回鄉，南方抗清将領來歸者量才擢用，文武士紳過去冒犯過清朝的一概寬赦，但如果有人敢謠惑人心，就會從重治罪。招降納叛、軟硬兼施，清朝很快實現了地方上的穩固統治。

南京投降後，趙之龍、朱國弼等向南直隸發布檄文，要求其投降清朝。此文可以說極富文采，但也非常厚顔無恥，把清朝誇上了天，開篇就以三個連續反問的形式，把清軍入關說成是正義之舉，接着又指責明朝的不是，要求明朝官僚認清形勢，勿要頑固不化，以緻生靈塗炭。不管文字有多虛僞，但這個檄文确實起到了招降納叛的分化效果。可以說，清軍通過政治誘降和軍事打擊，加速了弘光政權的失敗。

最後，重用投降軍官及其軍隊，這些人為清朝的統一立下了汗馬功勞。許定國、李本身、李成棟、劉良佐等“帶路黨”，在清朝尚不了解南方底細的情況下，憑借對明朝内部情況的了解，成功地摧毀了弘光政權，為清朝占領江南做出了巨大“貢獻”。以下是參與江南戰役和在此戰中投清的降将：在這些将領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劉良佐。身為明朝勳貴，他不但率軍投降了清朝，而且還主動請命去抓待自己不薄的前主子，可以說是無恥的典範。當然，這可能也和劉良佐的弟弟劉良臣早在大淩河戰役中就投降了有關，也可能和他卷入了“太子案”“童妃案”有關。不管怎麼說，這次清軍下江南，确實帶上了不少在大淩河戰役中戰敗投清的将領。正是有了這些投降軍官的帶領，才讓人數極少的清軍能夠在戰争中迅速獲勝，并減少滿蒙貴族的損失。

由以上信息可知，在這場江南戰役中，明朝雖然占有主場優勢，但因自身缺點，反而盡為清軍所敗，教訓不可謂不深刻。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之後的南明政權并沒有從弘光朝廷的曆史中吸取教訓，反而出現了一些更讓人失望的情況，引得後人歎息。對于弘光這段曆史，延平王鄭經作詩感歎道：

鐘山巍巍兮，長江洋洋。聖安監國兮，旋正位于南京。内有史閣部之忠懇兮，外有黃靖國之守危疆。苟用人盡當其職兮，豈徒繼東晉南宋之遺芳。胡乃置賢奸于不辨兮，罷碩輔而宵小用張。付軍機于馬阮兮，緻甯南之猖狂。任四鎮之争奪相殺兮，不聞不問而刑賞無章。妙選之徒四出兮，既酗酒而複作色荒。慨半壁之江南兮，已日慮于危亡。元首何昏昏兮，股肱弗良。庶事之叢脞兮，安得黎庶之安康。陣馬使北而無成兮，竟延胡寇以撤防。謀國有如是之乖剌兮，俾腥膻泛瀾于四方。緻黃唐之胄裔兮，盡行而彷徨。賢人之不甘污辱兮，蹈東海而遠揚。痛恨乎奸谄遺害無窮兮，迨今滋而強胡虜焰方長。

詩中的“聖安”是指福王，“黃靖國”是指黃得功，“甯南”則是指左良玉。全詩從鐘山、長江風景寫起，接着寫福王即位後，内有史可法忠懇為國，外有黃得功守備危疆。用人若能盡當其職，怎會不能跟東晉、南宋一樣劃長江為界，治理江南呢？隻可惜，朝廷奸佞不分，導緻馬、阮這樣人越來越嚣張，他們讓甯南侯變得猖狂、放任四鎮之間互相殘殺、獎罰無當、酗酒、沉迷女色……正是由于他們謀國失當，才讓外敵入侵，以緻黃帝、唐堯的子孫行路彷徨，德才兼備之人不甘受辱遠蹈東海。最後鄭經感歎道：奸邪谄媚之輩遺害無窮，令人痛恨，助長了胡虜的氣焰。全詩充分表達了對馬、阮等人的憤怒。

需要指出的是，該詩不是曆史記載，所以提到的某些内容并不準确，如“内有史閣部之忠懇兮，外有黃靖國之守危疆”，就隻是作者個人主觀情感的表達。但不管怎麼說，鄭經的看法，代表着當時抗清人士的主流看法，而且這個看法，直到現在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力，可見傳統觀念的影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