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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老師從未告訴我,魯迅的棗樹是怎麼回事


前段時間,《人物》和《谷雨實驗室》分别報道了兩位語文老師的故事,讓很多人動容。更早些時候,在《十三邀》中,錢理群先生也談到了語文教育的遺憾,我們不禁開始思考,語文,在當下究竟意味着什麼?

語文在基礎教育的所有科目中最具話題性,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能引起諸多争論。教材變更,是多加了幾篇文言文,還是又删了幾篇魯迅。

高考作文題一公布,哪張卷出題活,哪張卷緊貼時事,都會有人裡裡外外、評點一番。

具體教學過程,也每見各路理論,大顯神通。翻轉課堂、整本書閱讀、大語文學習,思維培養……語文不息,議論不止,總有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所有問題的弊端。畢竟誰不會說漢語呢?

但我們也都知道,教育并不是口号,它具體地發生在每一個課堂,每一組師生之間。而在諸學科之中,語文恐怕又最為微妙。老師形象端莊或是邋裡邋遢,課堂氣氛是熱熱鬧鬧或是安安靜靜,都無關大體。即使用同樣的教材,讀同樣的課文,甚至根本就是同樣的講授,不同的老師上起課來,結果也會大相徑庭。

語文是門手藝活,老師們拿捏着漢語的肌理,像匠人造像一般,小心翼翼地為學生們勾出眉間的白毫。而成敗隻在毫厘之間,一盞盞心火被老師們點燃,抑或熄滅。

所以我們從最微小的可能開始,聊聊熟悉又陌生的語文教育。這裡談的語文沒有太大的野心,都是中小學語文教育中會遇到的點點滴滴。

1.

語文的任務是揭開語言的密碼

每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的任務,語文的任務是揭開語言的密碼。當然,語言的背後是人,畢竟最早的老師孔子就說過:“不知言,無以知人。”但别着急,既然“人”其實是許多學科共同的目的地,那語文借以到達的路徑總有其獨到之處。

錢理群先生談語文教育時,說“語文要給孩子以夢,給孩子一個精神的底子”。其立意未嘗不高瞻遠矚,但難免有些空洞華麗。夢固然美好,卻也最易破碎。很難想象從小學到中學的十二年間不停造夢的語文課,也讓人忍不住想追問“精神的底子”如何在每一天的教學中鋪就。

其實,過去幾十年傳統的語文教育起碼看起來秉持着與錢先生類似的信念。但若下盤不穩,結果如何,我們也都心知肚明。廉價的修辭,華麗空洞的語言泡沫在每一篇不知所雲的“優秀範文”中彌漫,與這樣的教育理念似乎不無關系。

錢先生的語文觀念與他的學術理路類似,是從百死千難的生命中體驗而來,不可無一,似難有二。

近來又有一些觀點退到另一個極端,語文就是要訓練邏輯,培養人的思辨能力。語文教育的極則是一篇篇說理明白,無懈可擊的議論文。學了語文就能洞察世事,議論風生。

這一方面實在太過招搖,自期過甚,攬了許多社會科學的活計,如果缺乏端正的态度,未必不淪為一兩個流行理論的賣弄者。另一面,從司馬相如搖身一變成了韓非子,也實在刻薄寡恩。

人類的語言生活不是意見發言機,如果不能借語言讀出、寫出情仇愛恨,我們又将何處藏身?

不妨回到我們熟知的語文教學上,看看我們曾經想做什麼。回首每個人的中小學生涯,很多人都會批評語文教學中的固定套路。比如分析修辭手法、給文章分段,總結中心思想,最後還可能會重複性地抄寫課文若幹遍。這些看似陳腐、毫無意義的教育環節構成了我們最大的“語文夢魇”。

但它們也曾肩負重要的使命,要向我們打開語言所有的秘密。隻是在日常的教學中慢慢被磨穿了精神,變成了沒有靈魂的軀殼。

老派的老師們尚在重複堆疊,年輕的老師們不斷嘗試掙脫軀殼,卻也常常徘徊困頓,語文課不教這些就一定要信馬由缰麼?畢竟,在培養老師的大學裡,甚至師範大學裡也快要把為何如此教學的原因忘得差不多了。

2.

語文教育的每一個手段,

應當是活生生的,有着具體目的的

先從修辭手法開始,修辭是語言的魔法。比喻構成了語言的基石,即便是最惡濫的比喻也曾經是人類思維的小小迸發。“發令槍一響,運動員像離弦的箭/脫缰的野馬一樣沖了出去”,當這個句子第一次來到人類語言世界時,也曾新鮮生動,滿懷自信,動感十足,一往無前。

但在一個個既沒有見過箭,也沒有摸過馬的小學生作文本裡,語言漸漸幹枯,成了毫無意義的廢話。

盲目地從一段段文字中尋找各種修辭手法,比喻、拟人、排比,貼上标簽,就心滿意足,才是一種教育的惰習。更危險的是,讓人以為表達的成敗在于是否使用了修辭,而不是修辭究竟表達了什麼。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并不是因為月光潔白,輕柔得像霜一樣,虛僞地玩弄辭藻,就成為了一個好比喻。而是這是人真實的心理,獨在異鄉的詩人感到冷了,他看見了地上的一層白色,他覺得這應該是霜吧。但仔細看來,卻并不是,隻是灑下的月光。

月光隻是月光,周圍的空氣也還沒到霜降的溫度,但詩人的心比空氣與月色更冷,他要尋找一點溫暖。于是鄉思轟然襲來,他低下頭去,沉溺在對故鄉的回憶之中。這個“霜”字,是全詩的動機,也是那個瞬間的密碼。老師應該是給我們解開秘密的人。

無論如何,修辭的使用都是為了讓意圖被表達得更為清晰、精準、生動,而不是相反。因此隻有當日常語言實在無法描寫對象、傳達感受、解釋的時候,我們才會借助修辭,被精準使用的修辭才有真實的意義。

試想一下,若把“一切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改成“一切帝國主義都像紙老虎一樣”,氣勢就不那麼足了吧?這還不夠,改成:“一切帝國主義都隻是張牙舞爪,看起來厲害,其實不堪一擊”如何?

所以,修辭在精準傳達意圖的同時,也制造幻覺。不管帝國主義本來如何,當年聽見這句話的許多人就真的覺得它是paper tiger了。

再說分段和總結中心思想。這自然是一套思維訓練,是為了告訴我們好的文章是有層次、有肌理的。這些操練應該像手術一樣解剖開前人的文章,打開内在的脈絡,看到他們是怎麼展開自己的表達的。

每一句話都在說一個清晰的小意思,上一句啟發着下一句,下一句子延展着上一句,彼此支撐,合起來構成一個大一點的意義,成為段落。

段落之所以成為段落,就因為其内部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意義單元,是表達層次的終止。而段落之間又有着意脈的關聯,因此,全文整體才會神完氣足,形成完整的意義組織。

這不僅僅是閱讀的手段,也實際上是在試圖教會學生寫作的辦法。事件、情緒、感覺、思考可能都是複雜的、一時間湧起的,千回百轉,千頭萬緒。但語言就是線性的,它逼着你把那些事件、情緒、感覺、思考理成一個頭緒。

不要緊,慢慢來,事情一點點理,道理一層層講。一句話講清一件事,一篇文章講明白一個道理,而文章是要分段的,這就是一篇作文的使命。

每一種文體又是一種意義的編織方式,記叙文、議論文、說明文……事件有事件的記述辦法,思想有思想的推理邏輯。混亂的表達,浮腫的語言充斥着我們的生活,不就是這樣的基礎沒有打牢麼?

再說看起來更加毫無道理的抄寫吧。很多人看來,都到了用電腦的時代了,語文教育還要學生抄書做什麼?旨在練字或懲戒先置毋論,抄寫課文也有自己的作用。

其中一個在于養成端正的學習習慣。橫平豎直,方方正正,不出差錯地抄完一篇完整的課文。這需要一個學生在一段時間内集中注意力地做一件事情。

程明道說“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隻此是學”,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在這個注意力普遍不集中,心浮氣躁的時代,這不是難能可貴的一項訓練麼?

除此之外,抄書還有另一個作用。必須承認,文章和文章不同,有的易懂,有的難讀。甚至閱讀方式的不同也會影響閱讀的效果。在閱讀相對纏繞晦澀,或者高度凝練的文字時,抄寫一遍能幫我們打開句子裡的疙疙瘩瘩,是相當有效的理解方式。

本雅明在《單行道》中有一段相當有趣的表述:“閱讀一段文字和謄抄一段文字,文章所呈現的力量也是迥然相異的。坐在飛機上的人隻能看到公路是如何吃力地穿過風景,依循周圍地形的走向法則而延展自身。

……那被謄抄的文章指揮的就是繕寫它的人的靈魂,而純粹的閱讀者則永遠都看不到它内部不一樣的風景,他不會發現,作為一條公路的文章是如何透過重重稠密的原始森林,開辟出一片全新景象的。

因為,閱讀者聽憑自己的内心在幻想的自由空氣裡悸動,而繕寫者則讓那條道路來調遣自己。”

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甚至槽多無口的語文教學手段其實原來都是活生生的,有着具體的目的。

語文老師是用這些手段為我們打開語言秘密的人,隻要明白目的何在,就不一定要借着各種各樣的名詞,理論包裝自己,糊弄别人。這也才是語文教育真正的基石。

3.

語文教會我們因謙遜而尊重,因尊重而理解

除了基礎的手段,我們還要聊聊,“知言”指向的“知人”。雖說“不知言,無以知人”,但放棄“知人”,似也就不必談“知言”了。

我們讀過的所有課文都出自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之手,每一節語文課也在具體可感的師生之間展開。課堂之外聲氣相通的是一個由具體的真實的人構成的世界,而語文是領我們走向這個廣闊世界的擺渡之舟。

閱讀是語文學習的核心部分,也是所有嚴肅人文學科的基礎。語文訓練的閱讀,首先就是放平自己的姿态,站在作者的位置,去仔細考慮他的意圖與考量。每一個文本在我們面前呈現出的面目都是種種因緣交彙形成的不得不然。

《谏逐客書》、《陳情表》都不是專門寫出來在課堂上與中小學生作對的。這些文字裡托付着作者的身家性命,稍有閃失就是滿盤皆輸。因此在閱讀的訓練中,重要的不是彰顯自己,而是理解他人,以及他人身外的那個複雜的世界。

如薩義德所言:“閱讀某一位作者,比如康拉德,首先就是仿佛用康拉德自己的眼睛來閱讀他的作品,這也就是努力理解每一個詞,每一個比喻,每一句話。把它們看成是康拉德有意識地優先于其他可能而挑選出來的。

看他的作品的手稿,我們肯定就能知道這個組織和選擇的過程對他來說是多麼費時,多麼費力:由此它值得我們——作為他的讀者——付出同樣的努力,進入他的語言,以便理解他為什麼特意以那種方式寫作,并以它創作出來的方式去理解他。”

這不僅僅是理解,也是尊重與謙遜。語文教學中有一個經典的難題,似乎許多學生都會提出,也讓不少老師犯愁。

魯迅在《秋夜》中寫出了這樣的句子:“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難道他就不能寫我的後園有兩棵棗樹麼,魯迅是不是一個病句制造者,我為什麼不能這麼寫?

其實隻要稍微自謙,覺得魯迅對漢語的運用能力遠在我們之上,就可以發現:他絕不是不會寫“我家牆外有兩棵棗樹”這種正确而無聊的句子。

魯迅分明是用兩個分句模拟了目光的遲疑,作者突然發現周圍的世界開始變得陌生。生澀的目光遇上了堅硬的棗木枝桠,這還隻是序奏,接下來這雙眼睛要領着讀者進入那個光怪陸離的星空。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然而現在卻非常之藍,閃閃地䀹着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灑在我的園裡的野花上。”

所以這些問題的答案不是“因為他是魯迅,所以能這麼寫”,而正好相反,是“正因為他能這麼寫,所以才是魯迅。”如果你知道要表達什麼,也大可以這麼去寫。

尊重不僅僅是尊重偉人,也意味着尊重常人,理解他們的愛、期待與痛苦。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項脊軒記》中最後一句看似閑閑一筆卻感人至深。“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那是一段跨越十數年,與自我的重逢。項脊軒中的少年歸有光,相信一份耕耘一份收獲,攻苦食淡,立志要光宗耀祖。可幾十年來馬齒徒增,幾經颠沛,終于一事無成,周遭親人一個個離去。整理舊日文稿時,突然看見少年時的壯志,不免感慨人生實艱,當年種種妄念,回頭看來,既苦澀又荒唐,卻又無可奈何。

普通人的生命就是這樣,期待往往落空,努力不見得會有回報,所愛未必長久相伴。而庭前碧樹,歲歲枯榮,看似無情,卻又能增些許慰藉。這不僅僅是歸有光的經曆,也往往是學生們将會面對的人生。

語文想讓他理解,這個草木榮悴,歌哭無常的世界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卻又面臨着類似的愛與死,借由語言得以交流,彼此安慰。

語文教會我們因謙遜而尊重,因尊重而理解,因理解而同情,這不僅僅是面對書本時的的态度,自然也會遷移到對人的态度,去理解每個人在具體處境上的不得不然,這才是人和人之間可能對話的基礎。

而在嚴肅而廣泛的閱讀後,經曆了不同的人生、思考與情感。語文當然也會逼使人反躬自省,形成自己的價值觀、世界觀,這是每個具體生命的坐标,來自于獨立個體的真誠理解,生命體驗。

這遠比任何一個老師強加的空洞理念,要重要得多,或許也正是當代教育中最為珍稀的東西。

尾聲.

語文隻是輕聲邀請我們,

生活在一片可以相互理解的天空之下

太多的教育在擺弄空洞的理論與名詞,闆起面孔教訓人,炫耀洞見,又把更多的人裹挾在這些名詞的洪流裡,拼命抓住一點,武裝自己,繼續這場炫耀的接力賽。但須知,名詞隻是世界的表征,并不能代替世界本身。

《莊子·天下》篇中悲慨道:“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将為天下裂。”

未能看見整全的世界,沒有對人生真誠的體驗,隻是擺弄這些支離破碎的名詞,不過是一場無聊的自我表演與欲壑難填的智力賣弄。

因此,也有必要小心正在轟轟烈烈地引入教育的批判性思維,是不是在具體的操作中,從理解世界、思考問題的手段,慢慢變成了一種虛驕的姿态。從這個意義上說,語文也教我們自重。

學以成人,中小學的教育是站在青春蒙昧的尾聲,對廣闊真實世界的最後張望。語文帶來的謙遜與理解,尊重與自重是通向那個世界最好的擺渡船。

語文是個溫柔的詞。它輕輕揭開語言的密碼,按住自以為是的虛驕,也不許諾給我們解釋一切、審查一切的幻覺。

它隻是輕聲邀請衆人生活在一片可以相互理解的天空之下。


頭圖&配圖:《覺醒年代》《死亡詩社》 《放牛班的春天》《心靈捕手》《野梨樹》 撰文:桂枭 編輯:林藍、汁兒 監制:貓爺 看理想 “看理想”誕生于知名出版品牌“理想國”,以“做出版”的态度,開發視頻節目、直播、音頻及周邊産品等一系列媒介,探尋文化生活的另一種可能。 1904篇原創内容 公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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