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蹤30年的蘇維埃大印：因藏匿隐蔽免遭敵人之手，30年後偶然尋回
印者，信也，權也。古往今來，印章之于中國人的意義非凡，既是一份神聖的權力，也是一份克己的責任，更是一段厚重的曆史。
在江西宜春萬載縣湘鄂贛省革命紀念館的展廳聚光燈下，有一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銀印章， 它見證了湘鄂贛蘇區人民投身革命洪流的曆史際遇，象征着湘鄂贛省的蘇維埃政權，是當之無愧的“鎮館之寶”。
每日前來展廳參觀的遊客絡繹不絕，卻鮮少有人知曉這枚蘇維埃大印曾在曆史上失蹤了30年之久，爾後在偶然間被發現并尋回，也是極具傳奇色彩。
一枚印章裡的曆史回聲
這是一枚圓形銀質印章，底座直徑約為10厘米，厚度約為1.7厘米。印章的整個印面部分保存完好，镌刻的文字和圖案清晰可辨。
印面内容分為内外兩圈，外圈環形镌刻着繁體隸屬字樣分為上下兩部分， 上半部分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下半部分為“湘鄂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 上下部分間以左右各一顆五角星相隔。
内圈中心主镌刻有地球的圖案，地球中央位置綴有交叉的鐮刀和錘頭的圖案，地球的正上方綴有一顆五角星，地球周身被交織的麥穗和稻穗圍繞。在印章的側面等距離鑽着四個小圓孔，是為安裝固定可手持的印柄所用。
關于這枚象征着湘鄂贛省蘇維埃紅色政權的印章的故事，要追溯到1928年。 當年七月，由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平江起義成功後，收編起義部隊命名為紅五軍，開展一系列武裝鬥，為創建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創造條件。
這期間，湘鄂贛邊境暴動委員會和革命委員會先後成立，1930年七月，湖南省蘇維埃政府成立了。此後的一年裡，湘鄂贛蘇區的反圍剿鬥争取得很大進展。
湘鄂贛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期間，與會地點平江縣長壽街的天主教堂遭到了國民黨軍隊的飛機轟炸， 代表們不得不轉移到了修水縣的上杉鄉續開會議。
此次會議決議改湖南省蘇維埃政府為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選舉出23名執行委員和6名候補執行委員組成第一屆湘鄂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
委員會任命賴汝樵為執行委員會主席，辦事機關設在了修水縣上杉鄉上杉村的宮選大屋，主要負責湘東北部、鄂東南部、贛西北部地區的管轄。
1931年十一月，全國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拿到了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統一制作頒發的政府公印。1932年4月5日，公印正式啟用， 成為湘鄂贛省蘇維埃政權建立與發展的莊嚴見證。
距離印章正式啟用不過一周的時間，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駐地遷址，一直到1934年1月，在萬載縣仙源駐紮了近兩年的時間。
随着政權的不斷鞏固，經濟得以發展，精神生活随之豐富， 革命根據地的各類活動在很長一段時間内都是以仙源為開展中心。
都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直接導緻湘鄂贛蘇區被國民黨軍隊血洗， 暴露在敵人視野中的仙源成為衆矢之的，在國民黨飛機炸彈襲擊中，省蘇機關被迫撤離。
在撤離的過程中，為突破敵人包圍圈，保證根據地人民群衆的安危，保護機密文件的安全轉移，多少同志以血肉之軀堵住敵人的槍口，即便是粉身碎骨也要殺出一條血路。
大部隊轉移到了安全地點，負責轉移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大印和機密文件的同志卻在轉移的過程中不幸犧牲。 千鈞一發之際，他将随身攜帶的大印及文件藏在了轉移途中的一片樹林中。
因幸藏匿十分隐蔽，大印和機密文件才免遭敵人之手， 但在兵荒馬亂裡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之中。 待戰事平息後有同志折回去尋找大印的下落，卻是杳無音訊。
從1934年到1964年整整30年的時間裡，這枚象征着湘鄂贛省蘇維埃政權的大印一直下落不明。直到一次機緣巧合，這枚大印失而複得。
一枚印章裡的奇妙緣分
中國人一直相信天命的說法，盡管無神論者堅信我命由我不由天，但不得不說緣分這東西的确是妙不可言。
這枚蘇維埃大印，多少革命同志有意尋之卻求而不得， 但發現這枚印章的伐木工人郭氏兄弟卻頗有些“得來全不費功夫”的意味。
圖：官員山林場
時間追溯到1958年的秋天，哥哥郭桃仁從湖南平江老家跑到江西萬載打工。機緣巧合應聘到官元山林場做伐木工人，因為工作表現出色調任檢坑作業隊隊長，作業的地區緊鄰着銅鼓邊界。
看哥哥在江西混得不錯，弟弟郭興仁也前來投奔他， 于是兄弟二人在官元山林場會合一同幹起了伐木的營生。
在1963年的秋天，兄弟二人一起上山去找杉條，郭興仁活兒幹了一半忽然腹間一響，于是放下手裡的活兒到後山出恭，原始山林沒有廁所，郭興仁隻得随地找了個小坑解決生理問題。期間，郭興仁打量周邊環境，在一堆腐爛的枯樹枝葉裡發現一個狀如醫用皮箱的物體。
滿懷着好奇的他跑過去從腐葉堆裡把皮箱子扒拉出來，用了很大的力氣想把它提出來，皮箱子卻在郭興仁用力的瞬間裂成碎片，裡頭厚厚一沓的稿紙已經腐爛成泥無法辨别， 一個圓形的印章也在同一時間骨碌碌滾了出來。
郭興仁趕緊把印章拾起來，用自己的衣服擦了擦，金屬印章在折射進密林的光線裡閃着光亮，想要辨認印章上的文字。
堪堪讀過一年書的郭興仁沒有成功，但看着印章上的圖案，又不像普通人家用的那種刻字章，他斷定這枚印章應該是個值錢物件兒， 于是用自己的外套把印章包起來，帶回了伐木隊的駐地。
心想着哥哥應該比自己見多識廣，郭興仁便把印章拿給哥哥看，順便把自己一天的見聞講了講。郭桃仁用泉水把印章洗了個幹淨，仔仔細細端詳了一番。 看不太仔細的他還拿來了印泥，将印章蘸上泥在自己的本子上蓋了好幾個戳。
然而同樣認不全印章上的繁體字的他同樣也沒有什麼新的發現，也理所當然地沒有把這件事上報上去， 隻是将印章随意收到了自己的置物箱裡，便不再當一回事。 第二日又如同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般繼續同工友上工了去。
故事到了這裡，看來蘇維埃大印也是碰上了自己的“有緣人”，被發現，被帶離泥濘的山林。
隻可惜自己的“有緣人”沒什麼文化常識，尚且不知道這枚印章的重要性。 看來，從發現到被收入博物館，還有很長一段的路要走，也尚需一個恰當的機遇。
失蹤三十年後重歸原位
直到有一日，身為隊長的郭桃仁去到萬載縣城參加林業工作會議，他順手帶上了自己改了戳的筆記本一同去了會場。 開會時，先前用印章蓋上去的戳卻成功引起了不少與會代表的注意。
在會議散場的當下，挂在會場中央的大喇叭突然播報一條 “請官元山林場檢坑作業隊隊長郭桃仁飯後速至會場對面的縣公安局接待室” 的公告。連播三遍，聽到通知的郭桃仁提心吊膽起來，心想着自己老實巴交的也沒做什麼壞事，怎麼就要去公安局“做客”呢？
心裡有了事便茶不思飯不想，午飯匆匆對付了幾口就立刻去了公安局接待室。 接待他的工作人員向他索要了早上參會時他所随身攜帶的筆記本。
郭桃仁以為是檢查會議筆記，心想着記了一堆鬼畫符的他心都快要蹦出嗓子眼兒，隻得大着膽子解釋說自己不認字，隻能塗塗畫畫做些自己能看懂的記錄，對領導絕不敢有半分不敬。
結果，公安局的同志打開他的筆記也隻是對他用印章蓋戳的那一面仔仔細細地端詳了一番，指着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章面嚴肅詢問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老實巴交的郭桃仁不敢有半點馬虎，把自己經曆的全部交代了幹淨徹底。聽完了郭桃仁的講述，公安局的同志叮囑他：
“此時關系重大，在沒有接到公安局的通知前還煩請郭同志配合，不得擅自做主離開會議駐地。”
次日清晨，縣公安局的三部大卡車載滿了公安同志與民兵，由郭桃仁領路前往印章的發掘地點。
在途中，公安局的同志也向郭桃仁傳達了他們此次行動的任務和目的： 一是要将這枚蘇維埃大印收歸政府，二是要全面搜山以發掘老紅軍遺物，三是要查找紅軍烈士的遺骸予以遷葬。
結果百十來号人在山上發掘了一整天愣是一無所獲，最後隻得懷揣着失落帶上郭氏兄弟發現的這枚蘇維埃大印返回了縣城。
就這樣，這枚失蹤了整整三十年的蘇維埃大印重回故裡， 在江西宜春萬載縣湘鄂贛革命紀念館的展廳裡，接受萬衆矚目與無上榮光。此後，郭氏兄弟便回到了湖南平江老家，再沒有去過江西萬載，也再沒見過他們曾經發現的那枚印章。
直到2014年，湘鄂贛省革命紀念館的工作人員來到了湖南平江看望年逾古稀的郭氏兄弟，向他們帶來了慰問與感謝。
回想當年的經曆，郭氏兄弟二人激動不已，怎麼也沒想過自己曾經和如此“曆史文物”近距離接觸過，而讓蘇維埃大印回歸原位，也是他們這一輩子做過的最有意義的事情。
時隔三十年， 重新歸位的蘇維埃大印承載了太多歲月的峥嵘與曆史的踯蹰 ，在時代的聚光燈下，讓孕育已久的紅色基因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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