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權 | 論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關系

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管主辦

摘要：為推動當代中國政治學的創新發展，有必要從認知理性的變遷、認知方式的關系與認知功能的融合這三個維度，重新評估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在人們認識政治過程中的作用與關系。從認知理性變遷的維度看，政治學經曆了一個從形成古典原型到當代語境中的再反思的認知理性非線性變遷曆程，需要在“協合”與“共存”而不是“對立”與“替代”的思維中，重新評估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在未來政治學發展圖景中的地位與關系。從認知方式的維度看，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區分既是必要的，也是相對的。兩者各有其特點和局限，而政治學的困境有望在價值取向與科學取向的融會貫通中得以消解。從認知功能的融合維度看，有必要全面客觀地看待政治學研究從哲學時代向科學時代的轉變，實現本土化的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在認識−解釋−解決中國問題上的融合與統一。

關鍵詞：政治哲學；政治科學；認知理性；認知方式；認知功能

作者：王炳權，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732）。

本文載于《學術月刊》2022年第12期。

目次

一、認知理性變遷中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關系

二、認知方式中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區分與關聯

三、認知功能的融合

當代政治學發展中的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之争，本質上是政治學自身學科概念與邊界之争的一種自然延伸。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總體分野下，人們圍繞政治與政治學的内涵所展開的論争，貫穿于整個20世紀以來的思想史演進曆程中。按照最寬泛的，也是一種古典的定義方式，政治被理解為公民在公共空間中展現才德、建功立業并獲得榮耀的活動，包羅萬象地涵蓋了政治共同體中公共生活的全部。相應地，這種理解也自然地預設了政治哲學統攝性地位的基調。因為，隻有那些指向“美好生活和健全社會”“正确或完善的政治制度”的内容，才被定義為區别于“公開學說”之意見的“知識”，才可能與上述“正當”的政治活動間建立起必然的因果關聯。當然，站在思想光譜的另一端，主張“科學”“祛魅”地理解政治的人們，又把一切形而上學的概念和規律剔除出政治和政治學的實指範疇。而在以“誰、何時以及如何得到”為主題的政治學研究領域内，“科學”的主題壓倒哲學的神話也成為理所當然的趨勢。

如果基于推動當代中國政治學創新發展的立場，我們應該看到，那種在引導學科發展的哲學動力與科學動力間做出排他性選擇的思維，深刻地映射出本土學科建設滞後所造成的曆史桎梏，也将對建構具有學術自主和理論自信的本土學科的前景産生深遠的影響。有鑒于此，中國語境下的問題轉換就顯得尤為必要，而這種轉換順利完成的前提，又取決于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客觀全面地審視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明晰其各自的功用邊界與局限，從而在當代中國政治學創新發展的圖景中重構二者的相互關系。

究其根本，無論是政治哲學還是政治科學，都是以政治為共同的研究對象，區别僅在于以何種研究方式來認識政治。對此，即便是施特勞斯也承認，哲學需要以政治為先導成就其反思性，也需要政治為其提供辯護的支持。當然，相應的，他更強調指出，哲學為政治提供道德和理性的依據，人們也需要以哲學的眼光看待政治，以政治的方式走進哲學。如果可以暫時擱置上述論斷中施特勞斯關于政治應然性的元問題，我們或許能夠從認知理性的變遷、認知方式的關系與認知功能的融合這三個維度上，重新評估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在人們認識政治過程中的作用與關系。

一、認知理性變遷中政治哲學

與政治科學的關系

從直觀地感知存在于經驗世界中的權力關系，到形成可交流、可傳承的關于政治生活規律的理性認知，政治學的發展本身經曆了一個從形成古典原型到當代語境中的再反思的認知理性變遷曆程。從認知政治世界的理性原點上看，當“秩序”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時，人類理性思考能力就已經産生了第一次飛躍，它表明人類已經開始有意識地構建對于看似雜亂無章的政治現象的一種統攝性的理性認知路徑。當然，在這種理性認知的最初古典原型中，認知方式的具體表現形式又是高度受制于其核心概念的字面含義的。換言之，在這一思維體系中，對于秩序的認知隻能以秩序化的格式體現出來，對于普遍性的追求也隻能直接訴諸對普遍性的邏輯建構本身。比如，在前智者時代的古希臘人精神世界中，神聖秩序、法、自由的内在關聯鍊條就是不證自明的，既無須接受來自經驗世界的檢驗，也不存在展開邏輯自洽反思的空間。

然而，如果人類對于政治的理性認識止步于這一階段，那麼這種所謂的理性認知将無非意味着用一種“合理化”的解釋來包裝−論證現實政治，而不可能産生任何反思性與超越性的維度。正是因為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從智者學派開始，古典時代的人們開始有意識地探讨政治世界中應然與實然的關系問題。于是，人類對于政治的理性認識便迎來了第二次飛躍，即從粗糙地解釋現存的經驗世界到尋求形而上學的普遍性道德原則的飛躍。也正是在這一階段，政治哲學的時代來臨了。在這個新的曆史起點上，人們對于政治問題的主要關心開始由直接地從經驗世界中确證和提煉應然狀态，轉向在價值論争和邏輯演繹中構建應然目标。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政治哲學并非提供任何一種政治行為規範，而是要構造和确證某種正當的或對的政治行為及其規範。”

也正因如此，在這一理性認知階段，應然的主題完全壓倒了實然的主題，絕對、普遍的體系與相對、例外的世界間出現了明顯的矛盾和張力。為了滿足前者的需要，對于政治認知的有限性與可控性在非神學的領域内就不得不讓位于泛價值化的目标。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些源自經驗世界的認知主題卻往往以價值評判作結。比如，亞裡士多德對于政體概念的提煉和比較分析無疑是基于對古希臘部分城邦經驗世界的認知的，但其政體理論的要旨，卻不在于為人們認識不同政體形成與衰亡的原因、實際的運轉機理和變遷提供可能與動因，而在于用一個邏輯自洽的政體循環學說和公益與否−統治者多寡的坐标系，來闡發其對于良好政體的理想預期。其實，在人類精神進步的曆程中，這種把因果關系的結論建立在前置于經驗分析的邏輯建構基礎上的現象絕非罕見。中國古代的五德終始說、天人感應說中也都存在着類似的情況。

客觀地說，在這一階段中，政治哲學以此種形态出現，既是一種曆史的必然，反映出人類理性思維在幼年狀态中所面臨的尋求确定的焦慮；也确實部分解決了人們超越所在時空局限來理性認知政治世界的問題。隻不過，當這種對于普遍性和價值目标的訴求超過了政治理想與政治現實間可控的張力空間時，絕對的體系就會開始大大擠壓“例外世界”的合理存在空間，而政治哲學的神學化也将成為一種無法避免的趨勢。從政治學與政治的互動關系來看，政治哲學居于絕對統治地位的時代，也是對于政治同質化要求的第一個高峰期。在東西方社會的政治哲學−神學體系中，例外本身就構成了一種道德與價值方面的原罪，因而也就成為普遍性法則需要排除的對象。于是，在政治哲學的邏輯世界中，“在意味着信念或感情的任何意義上，哲學往往成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唯一的宗教”。而在政治哲學影響下的現實世界中，對于“異端”的清除本身也構成了哲學純粹化的一種具現，區别之處在于，無非是界定“異端”的理由是其違背了上帝确定的神聖法則，還是有悖仁與禮的綱常體系。

簡言之，人類對政治的理性認知并不以政治哲學的興盛為終點，關鍵在于這一階段并沒有對政治本身的有限性與可控性給予充分的重視。在對于特定價值目标和神聖秩序的前提下，政治認知中分析的成分被最大限度地淡化了，隻能退回到人們對于政治的“術”的層次的理解中，其價值和地位顯然都不能與“道”的層次上的邏輯演繹相提并論。然而，政治哲學追求價值化和普遍性的努力不可能沿着神學化的道路永遠推進下去。一方面，顯而易見的是，這種價值化、普遍性的過程本質上不能脫離開對現實世界中特定政治權力實體的依靠，而特定政治權力實體的擴張是存在邊界的，其權力結構也是變動不居的。這就決定了對于同一價值的诠釋分歧和運用分歧必然表現為一種常态，因此，同一價值體系内的巴别塔尚且沒有建成的可能，更遑論其外部擴張空間的無限性。另一方面，這種價值化、普遍性的過程又意味着在理性認知方面需要用不斷剔除變化世界中累積的“例外”經驗作為特定理性認知和價值評判純粹化的前提，而後者對應的普遍性又限制了其内容更新的可能性。于是，政治哲學所提供的特定解釋與規則框架的适用性矛盾就在這種經驗世界與理念世界的不對等發展中逐漸累積起來。當上述雙重矛盾達到一個臨界點時，神學化的政治哲學就必将盛極而衰，從自我否定中孕育出超越性的内涵。

在人類開啟對政治的認知理性的第三次飛躍時，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學說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它最主要的貢獻，并不在于提供了一套去道德化的政治理解方式，而在于重新喚起了人們對于政治有限性和可控性問題的重視。從此，人們不再把特定政治哲學體系中無法得到“圓滿解釋”的經驗事實視為例外加以排除，而是承認政治與對政治的哲學認知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空間，并努力将這一空間中發生的政治現象納入一個全新的解釋框架中，從而緩解政治現實與政治認知之間的緊張關系。在這一被形容為“價值遞減”的過程中，近代政治學的雛形開始出現，它起自對政治哲學維度上價值前提的重新定位−如以個體取代整體、以自由替換秩序、以理性排斥信仰等，最終的成果卻表現為将這些價值命題化約為一些不證自明的阿基米德點，同時把政治學的更多實質性研究空間還給對經驗世界的實然解析。

在此基礎上，政治科學的春天也随着實證主義哲學的誕生和自然科學的蓬勃發展而到來。進入20世紀，各種關于政治統治制度、技術、原理及其社會運用的研究開始占據政治學研究的主流。這種認知理性的第四次飛躍，正式宣告了人類在通過理解政治進而控制政治的征程上邁出了全新的步伐。由此，政治哲學時代那種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常态化緊張在很大程度上被“科學”的工具化解了。這一方面是由于普遍性法則的适用空間被大大地壓縮了，隻有在涉及那些作為“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或特定共同體的文化特征時才被提及，正如有學者所言：“古典政治學是價值化的，近代政治學基本上是拟價值化的，當代政治學是實用化的；古典政治學是必然性的産物，近代政治學是人為的産物，當代政治學則是科學的産物。這一曆史演化遵循了一個人的力量逐漸下降，技術力量逐漸上升的邏輯。”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即便某些法則被認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它也不再是單純的邏輯演繹的産物，且不附着于特定的價值法則之上。在代表了政治科學發展到極緻的行為主義學派那裡，人類曆史上幾乎所有的曾經被歸為價值問題的概念都得到了全新的“科學”闡釋。比如，民主政治不再被理解為人們尋求公共生活中的彼此認同，或是捍衛基于自由的平等原則的産物，而被解釋為特定社會中個體對利益的認知與需求以及權力支配關系共同作用的産物。又如，特定宗教信仰或意識形态的形成與影響，某個政治集團獲得或者失去合法性，都可以沿着與其價值内涵完全無涉的路徑得到“充分”的科學解釋。與此同時，一些原本被視為至關重要的命題和概念，因為無法得到經驗的檢驗而被人為放棄或被降低到一個無足輕重的位置上。而那些可被直接用可控的、可重現的科學方法來觀察和分析的政治現象，則在無形中被視為人類政治生活中的實質性核心内容。

至此，人類對于政治的理性認知水平無疑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一方面，科學與邏輯的彼此印證，幾乎涵蓋政治生活的各個領域；另一方面，高度多元的量化研究方法與定性研究範式，如結構−功能主義、系統論、理性選擇理論、博弈論、溝通理論等，為我們理解并介入政治生活提供了諸多途徑，這些理解本身又因其較高的可控性而獲得了科學選擇−分析的經驗事實的支撐。然而，政治學的發展使命卻未終結于此。這是因為，經驗世界與理念世界不對等發展的矛盾并沒有因為科學方法的出現而一勞永逸地得到解決。

事實上，在政治科學時代形式上的多元主義表象下，政治同質化要求的第二個高峰期來臨了，其目标便在于把一切“不科學”的現象剔除出人們的研究視野，或者使之成為應該得到“科學”方法矯正的對象。當然，區别于前一個高峰期，主持最後審判的，不再是單一特定的價值法則，但這并不意味着進入“科學時代”的政治學完全放棄了建構統攝性體系的目标，恰恰相反，這一進程是沿着多元主義的支流彙聚成作為一個整體的、普遍意義上的科學原則主流的軌迹不斷推進的。隻不過，這股“科學洪流”的沖擊并沒有徹底沖毀不确定性的堤防，也沒有真正完成政治哲學時代未盡的普遍化事業，而是在科學主義發展到頂峰的階段遭遇到新的困境。在經曆了對于20世紀末幾次重大的政治轉變解釋−預測失誤，以及在應對後現代社會危機方面缺乏指導性的責難後，新生代的政治學者不再過分樂觀地認為，政治科學時代的到來标志着一個能夠全面、徹底地解決人類政治問題的統攝性體系已經成功建立起來，而是被迫再次重視政治學的有限性與可控性問題，反思從過度膨脹的可控性預期中醞釀出颠覆有限性原則的風險。

很顯然，如湯因比所言：“技術進步無法消除人類情感對人類事務的影響。”但是，人類從最初的蒙昧狀态到哲學時代、科學時代、後科學時代，其認知理性水平的不斷進步卻是毋庸置疑的。綜觀整個認知理性的演進維度，通過回顧認知理性發展史上的四次飛躍、兩次困境與兩次同質性要求的高峰，我們或許能夠得出如下四點認識：首先，無論是哲學時代還是科學時代，人類都始終沒有放棄建構統攝性體系的預期，正是這一努力，成為激發政治哲學和政治科學多元化發展的動力；同時，也正因這一目标的存在，人類的理性認知才在哲學時代和科學時代相繼遭遇了兩輪困境。其次，從政治哲學時代到政治科學時代的發展表現出一定的必然性，代表了人類理性認知從粗率地追求價值統攝到更客觀地追求科學統攝的變化。但這種變化的具體軌迹又是由曆史時間的單向性所決定的，并不必然意味着前一個階段形成的研究方法和核心議題僅僅是需要被替代的對象。再次，對于政治學有限性和可控性的認識和追求是引導人類認知理性提升的關鍵所在。但在不同的階段中，有限性與可控性并不總是可以同時達緻的目标，甚至對于其中某一目标的過分追求還可能影響到另一目标的實現。最後，認知理性問題的解決不是線性過程，比如一些重要的政治價值問題，無論在古典時代還是當代，都沒有得到終極的回答，當然，這并不意味着需要徹底扭轉政治學發展史上價值遞減的趨勢，但也足以提醒我們有必要在“協合”與“共存”，而不是“對立”與“替代”的思維中，重新評估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在未來政治學發展圖景中的地位與關系。總之，時至今日，人類對于政治的認知理性演變進程仍然處于一個進行時态，人們仍然在尋找對于政治這一研究對象的哲學認知方式與科學認知方式間的平衡點和連接點。我們既不能粗暴地宣告其中一種認知方式的死亡，也沒有必要在零和博弈的定式中思考二者的關系。相反，在承認并且認清二者區分的前提下分中求合，或許有可能引導我們走出一條貫通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之當代關聯的學科發展新路。

二、認知方式中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

的區分與關聯

（一）政治哲學是什麼

政治哲學是政治學的古典原型，主要解決如何界定和評判那些體現終極關懷屬性的政治價值的問題。所謂終極性的政治價值問題，就是指那些關涉人類政治生活的永恒的、規範性的話題，比如，“誰應當統治”“應當如何處理沖突”“應當怎樣教育公民和政治家”，等等。政治哲學圍繞這些規範性關切，探讨“政治的規範和價值、政治的觀念基礎以及政治科學的方法論”，并“厘定與分析表述這些規範、價值和觀念的概念，論證某些正當的規範、價值和觀念構成的方式”。

政治哲學的誕生标志着人類理性思考的進步，代表着人們超越了對于政治社會中經驗現象的直觀感受，開始用形而上學的思維思考更具一般性的、超越具體時空限制的政治規律，并在此基礎上形成關于描述、解釋、解決政治問題的理論體系。“政治哲學”作為對政治這種“實然”對象的“應然”的理論構想，具有一種内在的兩面性：一方面，它具有與作為“實然”的政治現象相關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它具有與作為“應然”的價值判斷相關的普遍性。在“實然”與“應然”兩者之間保持特殊性與普遍性二者的平衡與張力，是政治哲學的要義所在。施特勞斯就此斷言：“政治哲學是用關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識取代關于政治事物的本性的意見的嘗試……旨在真正了解政治事務的本性以及正當的或好的政治秩序。”

雖然政治哲學總是聚焦于“國家或政府應當如何”的問題，但我們不難發現，從古希臘到現代，政治哲學并非始終如一地呈現一種單一性的回答，相反在不同曆史時空有不同的解答。我們可以據此判斷，政治哲學并不脫離于政治現實，而是嘗試超越現實，從理想主義的角度提出改造世界的方案，或者把理想世界的模型刻畫出來，作為對現實世界的批判。在古希臘時期，政治哲學的主題從緻力于實現城邦秩序拓展至追求城邦至善；而在中世紀的迷霧中，它試圖探索上帝與人、世俗王權與教權的關系，以期為人找到位置；在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文藝複興的洗禮下，人擺脫了上帝的桎梏，在自我發現中實現了解放。

近代以來，在“上帝已死”的口号中，教權走向了衰落，政治再度回歸俗世，政治哲學需要在曆史發展的滾滾洪流中，為舊秩序的瓦解提供新的觀念武器，為新世界的誕生提供新的道德注腳。随着具有主體性的人成為偉大的發明，政治哲學開始反思什麼樣的制度安排能為人的生命、自由、财産提供保護，這一反思構成了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開端。與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相伴随的是社會主義政治哲學，隻不過它是從集體的視角來思考如何實現社會制度的美好安排。在一代代思想家的不懈努力下，它完成了從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的蛻變。在科學革命的熱潮中，政治哲學緩慢發展，跌跌撞撞來到20世紀，迎來了複興，政治思想家們更多緻力于思考自由與平等關系，探讨如何建立一個正義社會等話題。

總體來說，緻力于政治哲學研究的思想家就像始終仰望星空的人，他們緻力于為國家與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方向和方法。從方向上說，政治哲學指導人們“把獲得有關好的生活、好的社會的知識作為他們明确的目标”；從方法上說，政治哲學實質上超越了現代學科體系具體方法的束縛，具有“根本性、整全性、反思性、批判性”的特征，因而是“一種混合多種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

（二）政治科學是什麼

政治哲學是對政治生活的一種理想主義的緻思路徑，它從設定的理想出發去建構現實、規範現實，希冀經驗世界能按照預設的美好願望運轉。政治科學則是一種現實主義的緻思路徑，它從現實和經驗出發，針對現實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因而是一個從實然到實然的過程。

政治科學是問題主義、實用主義導向的。它的興起與自然科學發展有關，比如天文學、物理學、生物學、化學，這些被稱為“硬科學”（hard science）的學科注重觀察、實驗，認為觀察、實驗才是科學知識的源泉。近代以來，以伽利略、牛頓、達爾文等為代表的科學家們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加深了人們對自然、對曆史、對自身的認識，使得人逐漸擺脫蒙昧。在此背景下，政治哲學也從上帝回到人間，開始借用自然科學的經驗主義思維，從現實生活的考察中思考完善生活的良策，而這構成了政治科學的開端。政治學由此成為一門經驗科學，即政治科學。從這個角度講，“所謂現代意義的政治學，是指Political Science方向的努力，不同于古典政治研究”。

如果說古希臘的亞裡士多德從經驗邁向價值，是政治科學的魅影閃現，那麼，諸如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等近現代政治哲學家從經驗邁向價值再回歸經驗的思考曆程，則意味着政治科學将迎來它的春天。這也意味着政治學研究不再沉迷于純粹的邏輯思辨，而是通過把握事實、收集和分析數據等，依靠因果判斷、比較判斷等得出關于政治生活的科學知識。的确，早在啟蒙運動的思想家那兒，我們已然看到“科學”在政治分析中的應用。比如：孟德斯鸠在探讨“三權分立”時，就不再訴諸意志或心靈，不執迷于對完美政體的追求，不簡單地以“應當”判斷“是”，而是緻力于從紛繁蕪雜的民情、經濟和宗教等具體的現實因素來思考法和政治，由此成為以科學的方式研究政治的早期嘗試。

作為一門“科學”，作為一門基于事實認定與因果分析的政治學研究，政治科學總是試圖把握政治生活運轉的普遍規律，代表着人們對于減少政治學研究中不确定性的努力與嘗試。但相較于政治哲學對普遍性追求的執迷，政治科學所探求的知識多是地方性知識，它誕生于對經驗事實和特定環境的具體分析，因而具有特殊性，這就注定了政治科學更強調這種規律不是超越時空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适結論。然而，這種特殊性并不排斥系統性知識和對有限适用的規律的理性歸納。相反，政治科學的研究雖然也基于直接的經驗，但更多地是基于知識的積累和歸納而展開的，“而'知識’就是科學的本義”，就此而言，“在基于系統研究而提供有序知識的意義上，政治科學是一門科學”。

“政治”通常也被視為一門藝術，這表明政治這門藝術，不可能像物理學或化學一樣，無論在誰那兒都有着統一的标準答案，相反，對政治現象的觀察結論很可能是“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政治科學和政治哲學的分野在此得到了進一步的凸顯，前者強調由事實而來的問題解決方案，它會導向地方性知識；而後者強調由價值而來的制度安排，它更容易登上烏托邦舞台。舉個例子：關于完善民主制度的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政治科學問題。不同的國家依托不同的國情，對此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解決方案。如果有人試圖提出一套普世的方案，則是在政治科學研究中不自覺地摻入了政治哲學觀，導緻科學與哲學的錯亂。這種所謂的“普世方案”最終淪為一套變味的意識形态說辭和政客們的思想武器。

（三）為什麼要區分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

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區分是必要的，這首先是因為人類對于政治的理性認知曆史确實經曆了一個由側重哲學認知到強調科學認知的曆史轉變，在不同的認識階段中，對于政治學研究對象、研究内容、研究方式和研究指向的認識都是不同的。但是，像施特勞斯那樣，将政治的指涉範圍無限擴大，進而認為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不過是“同一個東西”，都等同于對人類全部實物的研究，這種觀點不過是“古希臘政治學的重述”，無助于我們清晰地歸納出政治學作為學科體系的發展性特征。

區分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第二個重要理由在于，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研究方法各有其特點與局限。

政治哲學研究的局限主要在于：首先，對于普遍性和價值問題的訴求往往導向神學化的境地，如施米特所言，“現代國家理論中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學概念”。哲學的追問容易導緻人們探究絕對性的問題，以便為人們的生活與存在尋求确定性的根基，而在政治哲學影響下的現實世界中，對于“異端”的清除本身也構成了哲學純粹化的一種具現，所區别的，無非是界定“異端”的理由是其違背了上帝确定的神聖法則，還是有悖仁與禮的綱常體系。其次，西方政治哲學中存在的“邏輯在先”的問題往往會在一定程度上割裂理念世界與經驗世界的關系，人為地加劇應然認知與實然認知間的緊張關系。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問題不僅存在于傳統的西方政治哲學中，也進而影響到了當代西方政治科學，其具體表現就是政治科學中定性研究的西方中心立場和“不證自明”的自由主義政治正确原則。最後，政治哲學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對于價值命題和經驗命題關系的偏頗理解，降低了相關研究建構對于前者反思性−超越性維度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對經驗世界中矛盾認知的敏感性。這就可能導緻政治哲學重新成為一種高度經院化、封閉化的學術體系，從而與政治科學創新發展的軌迹漸行漸遠。

相應地，政治科學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僅靠其自身的研究範式改進無法克服的局限。第一，政治科學研究中同樣存在着神學化的風險。19世紀以來，正是自然科學邊界的擴張帶來了政治學研究中第二輪神聖化的過程，從表象上看，這輪神聖化的過程并不是以建構統攝性的概念與解釋體系為目标的，相反，其間産生的大量研究範式恰恰是以碎片化地、局部地、有限地解釋世界為目标的，但這種多元主義的表象并不影響到從事政治科學研究的人們潛在地達成這樣一種思想共識，即相信某種可以被統一納入“科學”解釋範疇下的研究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政治學研究，很顯然，政治科學這個高度抽象，而又有着明确實指的概念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新的統攝性解釋體系，并且如同之前的神聖倫理體系一樣，用類型化的範式将一切不屬于“科學”體系的内容排斥出局。第二，政治科學不可能回答政治問題鍊條上的所有問題，比如我們在考察一個政府運轉得是否良好之前，我們首先要确定所謂“運轉良好”的标準，要在不同的标準元素中進行價值權重的排序。我們不僅要從影響政府體制及其實踐運行的資源要素中尋找對于可量化問題的分析，而且也要從民衆在特定政治文化環境中形成的對政府的價值預期中豐富對影響體制運轉因素的認識。甚至，我們還可能需要追問在這個共同體中，人們到底是否可能認為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錯誤。第三，政治科學的出現之處并非政治哲學思考的終結之所。在當代世界中，無論是普遍性還是特殊性，都不應被簡單地否定或者替代，因為二者既存在各自作用的合理空間，又存在着彼此鍊接的過渡地帶，科學與邏輯不是應該簡單地占領意志與價值的解釋空間，而是應該嘗試着解釋意志與價值産生及發生作用的機理，後者也需要反過來重新審視其與科學和邏輯的兼容關系。科學與邏輯的背後，同樣包含着對于秩序的追求，這種追求不能不被看成是一種特定的價值旨趣，所謂剔除不科學内容的過程也不能不與剔除不道德内容的過程保持着内在的共性。第四，定性的政治問題不可能完全依靠定量的方法，通過去政治化的路徑得到圓滿的解釋和解決。第五，現實世界中的政治科學研究是不可能脫離意識形态背景和政治權力結構的影響而實現理想中的“價值中立”的。恰恰相反，當代西方政治科學中存在着方法論、數字、經驗的霸權、西方中心主義立場的霸權和科學主義的霸權等多重桎梏，這些限制性因素不僅影響其運用于對非西方世界政治問題考察的科學性，而且也限制了西方政治科學自身的反思與超越維度。換言之，被扭曲和窄化的“科學”在此完全可能不是表現為一種進步和革命的力量，而像它原先所批評的政治哲學研究那樣，蛻變為一種為特定現實制度和價值尋求“科學”的合法性論證的保守力量。如有學者所批評的那樣，這種政治哲學通常将自由、價值和意義等“作為一種'阿基米德點’，即不可分析而又自明的對象來加以使用”，因而，“英美自由主義傳統是留有一道後門的”。

區分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第三個理由在于，兩者的研究更多地表現為一種互為表裡而非截然對立的關系。具體來說，第一，在政治學研究的發展演進中，哲學的預設是為科學範式的産生掃清道路的必要條件，顯然，沒有多元主義的價值預設，我們就不能想象在重新描述多民族國家曆史建構的過程中，那些不同于站在單一主體民族立場上的經驗事實可以得到重新發現，并成為構成新的理論體系的基石。第二，政治哲學的價值預設與規範也是需要經過檢驗的，這種檢驗不僅來自哲學領域内的批判性思維，而且需要政治科學的助力。這是因為，“當代複雜的現代社會中的'政治’，已經非常不同于古典時代的'政治’，因此需要檢驗那些經典的政治哲學定義在當代語境中是否仍然适用，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保留”。第三，政治科學的進步可以為政治哲學突破思辨自洽的局限性提供動力，也可以成為政治哲學構建新的價值體系的基礎。政治哲學能夠觸及一些僅憑政治科學研究無法解決的問題，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這并不意味着對于政治哲學範式的理解一定要沿着施特勞斯式的闡發文本隐微之義的神秘主義路徑展開。恰恰相反，政治哲學所依據的特定價值原則和普遍性法則，都隻能産生于具體的社會曆史進程之中。隻不過人們在認識這些原則和規律的過程中，或是選擇了側重邏輯維度的理論建構，或是選擇了側重經驗事實基礎上的理論歸納的不同方法。第四，政治價值觀本身也可以成為一種科學範式的研究對象。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為例，施特勞斯路徑與斯金納路徑的區分本身就體現出政治哲學研究的多種可能性。第五，政治學研究中的價值命題與科學命題的探讨同樣有可能作用于對現實政治世界的影響和改造。沒有人會認為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和文明的沖突是一種政治哲學範式中的價值建構，然而誰也不會否認這種以對現實世界特定維度的描繪為起點的理論構建最終也在深刻地改變着曆史的進程，并重塑着人們的價值觀念。第六，即便是政治哲學興盛的年代，也為政治科學的發展預留了必要的經驗材料的積累，這一點，在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的研究領域中都有突出的反映。同樣，在政治科學的興盛時期，政治哲學的理念傳承與話題争議也沒有完全消失，這就為在必要的節點上來反思科學範式的局限提供了可能性。

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區分既是必要的，同時又是相對的，因為“政治哲學所謂的應然目标并不是以無政府主義的假設為其理論背景的，而隻是就實存的國家提出國家應當如何的問題”。隻不過在政治哲學的體系中，邏輯和道德規範是先于經驗世界的政治行為的；而在政治科學的思維中，邏輯和道德規範需要從政治行為中提煉出來，并需經受後者的實證檢驗。

對于一些追求将政治哲學“純粹化”的學者而言，“經驗性的雜質”都是理應受到摒棄的對象，但如果并不拘泥于這一認識的話，我們卻完全可能在一個哲學與科學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平台上重構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研究的内在關聯，并使之統一于對政治問題更全面、有效的解讀與回應中。“從人類政治思想演進的邏輯來看，科學化是政治學必須做出的選擇，但不是最終的選擇；價值化是政治學的最終指向，但決不是萬能的抉擇。政治學的困境也許可以在價值取向與科學取向的貫通中才能得以徹底化解。”

三、認知功能的融合

長期以來，對于政治學研究中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地位的争論，主要是停留在何“體”為優的層次上，而鮮有涉及兩者在“緻用”維度上的統一關系。對于兼具哲學與科學意蘊的政治學學科體系而言，真正重要的問題或許并不在于簡單地取此舍彼，而是要更深入地思考二者如何融合的問題。具體來說，要達緻這種融合的目标，需要做好兩個方面的工作。

（一）全面客觀地看待政治學研究從哲學時代向科學時代的轉變

1. 轉變何以必要：政治哲學泛價值化、泛道德化的邊界擴張與反彈。

正如馬克思所言：“哲學家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政治哲學緻力于探索何為“至善”“正義”，反思何種價值更值得人類追求，以及為實現這種價值，現實該做出何種改變或者妥協。這種脫離地基的思考注定是思想者的思維遊戲，不适應現實的需要。現實是複雜的，對現實的完善隻能建立在對現實深入的洞察與把握的基礎之上，作出漸進式的變革。以古代政治哲學家孔子為例，他試圖在亂世之中恢複周禮，這對于當時之世來說，如同呓語，唯有主張經世緻用的法家才有可能實現富國強兵，在亂世中實現大一統。在新的曆史時代，各種現實的問題紛繁蕪雜，停留在價值層面的研究隻會被束之高閣，隻有那些基于對時代的充分把握并緻力于探索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路徑的研究才是大勢所趨。

2. 轉變何以可能：社會變動+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影響+普遍化（概念、邏輯）的局限。

政治哲學向政治科學的轉變是時代使然，宗教改革、文藝複興、啟蒙運動促進了“人的發現”；技術發展、工業革命推動了科學研究，科學研究成為一項專門的事業，反過來也進一步推進了技術的發展。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也不再從宗教那裡尋找依據，借助于自然科學的智慧火花，人文學科有了更多的理論、方法工具箱，政治學在經驗實踐中經過實驗、觀察論證中尋找知識的确定性。

3. 轉變的意義與限度：轉變并不意味着對哲學或科學範式的簡單否定或替代，而是表明二者都在确立對于自身的反思和超越性維度。

這種從普遍到特殊又到普遍的變化不是一種簡單的循環輪回，而是與人類理性思維在否定之否定中實現不斷的自我超越緊密關聯的。真正隐藏在哲學與科學、價值與規範之争中的，其實是一種一以貫之的對于政治學緻用維度的終極關懷。正是這一維度的始終存在，引導着人們的理性思維不斷實現自我超越，因此，提取出這一維度，才真正可能将整個政治學發展史連貫為一條完整的線索。

4. 轉變的未來：應然與實然研究從對立走向統一。

處理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功能的要點之一，還在于正确地處理二者适應性的邊界問題。事實上，我們确實經常會發現政治科學研究中科學性不足的問題，比如在傳統的制度主義框架内，對于特定制度衰亡的解釋往往是不充分的；又如在行為主義的競選分析中，對于特朗普現象的預判也會出現重大的疏漏。但我們也應看到，政治科學研究局限的暴露，并不必然創造出政治哲學填充作用的空間。這是因為，上述問題的出現，既可能是政治科學範式内部定性與定量研究的平衡失調、工具與經驗的脫節所緻，也可能源于科學問題對價值問題的不當遮蔽。即便矛盾表現為後一種形态，政治哲學研究的補位也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從政治科學研究的弊病中汲取恰當的教訓，從而避免自身在經院化的道路上漸行漸遠。

探讨應然問題的政治哲學與探讨實然問題的政治科學之間并不是一種絕對意義上的對立和替代的關系，恰恰相反，兩者在人們對于政治世界的解釋和影響過程中是完全可能和平共處的。一方面，應然探讨所留下的經驗世界的空間有待于實然研究的填充，用以支持其立場、結論，或者豐富其思考維度，乃至于提供反思和超越的條件。另一方面，應然探讨所緻力于追求的普遍性概念，又通過具有指向性的社會動員而連接于實然研究，從而将後者從無限制地強調差異的碎片化認知的道路上拉回了幾分，使得它們可能以一種微妙的組合共同指向對于現實世界的影響與改造。

對于政治哲學和政治科學之間内在統一關系的另一重理解維度是，既存在政治哲學的研究沿着觀念政治的軌迹滑向無意義的解構性闡釋的危險，也存在着政治科學的研究在完全祛除有意義的價值議題的情況下淪為為現狀提供保守主義注腳的風險。

（二）實現本土化的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在認識−解釋−解決中國問題上的融合與統一

作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及其政治學理論，是實現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目标與研究範式内在統一的典範。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中，科學分析的痕迹無處不在，最為典型的代表就是階級分析和社會經濟結構分析。相較于馬克思之前那些沉迷于建構“邏輯在先”思辨體系的政治哲學家來說，馬克思主義者相信“唯一的”曆史科學的可靠性，不愧是政治科學的擁護者。但因此将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與英美政治科學混為一談，又顯然是不恰當的。從根本上講，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以科學為名，将結構性的、帶有價值旨趣的矛盾問題通過技術性的解讀以實現意識形态和階級屬性的脫敏化，更不贊同僅從技術性的解釋角度來運用政治科學的分析工具。

本土化政治學學科體系的建設在不同階段應該有所側重，但不能有所偏廢。一方面，我們應當承認，中國本土的政治科學研究起點滞後，運用範圍和影響力量有限，更沒有在科學研究方式創新方面超越改革開放以來的學步−回應階段。這就決定了此後一個時期仍将是中國政治學在政治科學研究上需要努力補課的階段。相應地，本土政治學研究中那些運用科學研究方法如質性研究的成果應當得到充分的重視和鼓勵，同時，基于本土經驗的多元創新方法也應獲得更高的評價。另一方面，同樣不應忽略的是，政治科學的主流範式不是在意識形态的真空中形成的，而是要受到其所附着的現實政治模式的影響。因此，經由政治科學提煉而成的概念與理論體系就不可能是去意識形态化的，而必然反映着其所存在的政治實體中的主流政治價值，反映着相應政治哲學前提的影響。一般而言，我們不會否認，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主體是在政治科學的範疇内進行的，但更不應否認的是，正是在“自由派話語”的影響下，以西方模式為标準的科學研究并沒有賦予不同于西方的中國制度以客觀的評價，當然也就談不上進行真正嚴肅的科學研究。它所提供的話語陷阱也就不可能真正切中實質性的中國問題關懷，而隻能在科學的幌子下将中國政治學研究引向歧途。歸根到底，中國政治學的學術自覺、話語自信和學術自立，不是政治哲學或者政治科學單方的發展所能勝任的。

我們需要超越的，不是政治學發展中特定的“哲學階段”或“科學階段”，而是那種将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簡單對立起來的思維定式。我們從不打算否認兩者在範疇、範式、功能方面的差異，但這并不意味着我們隻能承認二者的關系進程必然以此興彼衰為唯一的指向。着眼于政治學整體的發展前景，高呼“科學時代已經終結神學時代”，或者将“哲學的複興”視為一個既定的趨勢，實際上都既不符合事實，也反映出持論者仍在過分地執着于哲學與科學間“體”的區分，而遺忘了使二者統一于政治學緻“用”的旨趣。

事實上，回到政治學本身，尤其是當代中國政治學本土學科體系建設的初心上來，無論我們是期許來自政治哲學的研究能夠為主流價值觀的建構和改革導向的謀劃提供觀念支撐，還是希望依托政治科學的研究能夠為更直接地解釋曆史規律和解決現實矛盾提供經驗與方案素材，圍繞“體”之維度上的區分所展開的學理争論，都不應該以妨礙“用”之維度上的統一為代價。對于本土政治哲學的發展而言，緻用的關鍵在于反思和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預設，尋找和建構中國價值和中國維度；相應地，對于本土政治科學的發展而言，緻用的要害在于發現西方政治科學的盲區與局限，從而盡快擺脫學步與回應的被動狀态。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本土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發展是完全可能并且絕對應當同向而行的。前者在普遍性、價值性問題上的破局，可以為後者破除西方政治科學“價值中立”的神話，真正回到用中國眼光、中國思維、中國立場來思考中國問題的科學解釋與解決奠定基礎。同理，政治科學本土體系建構的每一個進步，其運用于中國現實中科學性的每一分提升，也都在無形中解構西方立場的政治哲學所描述的普遍性根基，推動政治哲學從一元到多元的演變，重建政治哲學對于自身的反思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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