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與中醫學在發展中交融并進

　　·醫源于易是指中醫學理論的基本概念、思維方式源于“易”，此處“易”指闡述太極陰陽五行變化的“易理”“易道”。《黃帝内經》本身就是“醫易相通”，隋唐至明清，各家各派從不同角度發展了醫易融和相通思想，形成傳統醫易學。

　　·當代易醫學是以易學為主幹，以醫學為載體，以儒釋道為支撐，以國學五經為基本經典，以陰陽中和為核心理念，以醫人濟世救蒼生為根本目标的一種醫學流派。

　　·易醫學源于醫易學，高于醫易學。醫易學主要是站在醫的立場，援易入醫，借易闡醫。易醫學，則是站在生命哲學的立場，關照生命的終極問題、健康問題，是深層次地用易學來建構醫學。

　　易學是中華文化的總源頭，易道是中華文化的主幹，是炎黃子孫的精神支柱。中醫學是易學思維方式、核心觀念在生命之學上的完美呈現，中醫學也由此成為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醫源于易，醫易同源，易醫同理，千百年來，易學與中醫學交融并進，形成了獨特的醫易流派——易醫學派。

　　醫源于易，《黃帝内經》時代已見端倪

　　《易經》成書以後到《黃帝内經》成書以前，在《左傳·昭公元年》等先秦古籍就有用卦象說明某些疾病的記載。傳世《黃帝内經》中雖然沒有卦爻象、卦爻辭，但是《黃帝内經》八十一篇中至少有兩篇相對完整引用了《易傳》，即《素問·天元紀大論篇》和《靈樞·九宮八風》。更重要的是，《黃帝内經》采用的基本概念以及思維方式完全來自于以《周易》為代表的“易學”，這種思維方式可以歸納為陰陽（象數）思維方式，她是《黃帝内經》理論體系形成的基礎。

　　醫源于易是指中醫學理論的基本概念、思維方式源于“易”，而不是中醫學的實踐源于“易”。源于“易”的“易”是指闡述太極陰陽五行變化的“易理”“易道”。《易經》最早記載了陰陽觀念，長沙馬王堆三号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就四次寫到“五行”，可見《周易》是最典型的陰陽五行觀念合流，這種陰陽五行的象數模型是中醫學的源。醫源于易、醫易相通、醫易同源的“大易之道”，既是曆代儒家所遵奉推崇的“理”之“易”，也包括偏術數傳統和道家的“術”之“易”。《黃帝内經》通篇以陰陽五行立論，《黃帝内經》本身就是“醫易相通”，《黃帝内經》的陰陽概念最早起源于易，中醫學的整體理論基礎就是陰陽，中醫學從始至終，不離陰陽。中醫學按照陰陽理論來論述和解決人體的所有問題。而陰陽和五行其實是一個概念，五行就是兩對陰陽加一個中土。比如在太極圖中，陽最多的是火，陰最多的水，陽氣稍上升的是木，陰氣微下降的是金，土在中央。

　　從本位論上看，《周易》與《黃帝内經》均以“時”為本位來看待世界。易學與中醫學以陰陽、四時為萬物之根本，把對象視為自為自治的主體，故采取順自然而贊化的方式對待萬物和診療。比如王弼《周易略例》說：“夫卦者，時也；爻者，适時之變者也。”《乾·文言傳》說：“君子終日乾乾，與時偕行。”都講“時”的重要性。《黃帝内經》在重視“時”上與《周易》完全一緻，也以“時”為本，比如《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說：“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于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周易》和《黃帝内經》在對人類生命的認識上，都以“生成論”立論，都重視天人合一，都重視“時”對生命的重要性。

　　從具體應用上看，《黃帝内經》的“運氣七篇”“九宮八風”都是醫易相通的體現。将“運氣七篇”補入《黃帝内經》的王冰是将五運和六氣相合，以五行學說的相生相克理論配合天幹地支推算氣候變化的規律和周期，這和“易”是相通的、一緻的。“運氣學說”的三陰三陽是對《周易》“陰陽”概念的進一步發展，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的概念實際上源于《易傳·說卦傳》的“乾坤六子”概念。“乾坤六子”将陰陽一分為三，以三陰三陽來标明陰陽之氣的多少。而且《黃帝内經》的《天元紀大論篇》中“萬物資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的用語與《周易》的坤卦、系辭傳的用語完全一樣，《九宮八風》篇還用到卦名。這說明易重視“時”、重視陰陽中和的思想被以《黃帝内經》為代表的醫家繼承下來了。

　　陰陽中和是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它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也是中國人的基本思維方式。儒家偏陽，道家偏陰，佛家空有，易家偏中，中醫學（具體的就是易醫學）是現存的、唯一的集“儒道佛易”于一身又應用于人體生命科學的文化形态。

　　援易入醫，隋唐至明清漸臻佳境

　　自隋唐以降，援易入醫、醫易彙通更加明顯地體現在代表性醫家身上。比如唐初醫家楊上善是一位融合三家學問于一身的大醫，他“年十有一，虛襟遠岫，玩王孫之芳草，對隐士之長松。于是博綜奇文，多該異說，紫台丹箧，三清八會之書，莫不得自天然，非由學至。又複留情彼岸，翹首淨居，耽玩衆經……”，精通道佛；後來楊上善做了太子洗馬，奉行“惟君仁義忠信，是曰平生之資；溫良恭儉，實作立身之德”，這又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楊上善的《黃帝内經太素》體現醫易相通，主要表現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變易的思維方式和象數思維模型，書名“太素”反映了楊上善延續了易學的宇宙觀，以“太素”為宇宙生成和衍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楊上善還引入“十二消息卦”，用以解釋自然界陰陽的盛衰、解釋陰陽轉化的機理，與三陰三陽理論結合解釋病機。“藥王”孫思邈也是醫易彙通的代表，孫思邈的養生之道以養性為核心，其中就汲取了《周易》的“成性”修德的思想，飲食起居繼承了《周易》“資于食”“儉約”“安節”“甘節”“節以制度”等理念，運動導引繼承了《周易》“納氣”和《黃帝内經》“呼吸精氣”的思想。

　　宋金元時期中醫學術開始呈現出流派，從張元素到朱震亨，諸家繼起，各領風騷，各家各派從不同的視角繼續發展了醫易融和相通的思想，如林億、劉完素、朱丹溪等援易解醫、援易解方。劉完素在《素問玄機原病式》中發展了“亢害承制”說，以“我所生者”為“我子”，“克我之氣、勝己之氣”為“鬼賊”，這種提法和思路與易學完全一緻。李東垣在《脾胃論·天地陰陽生殺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間論》中說“歲以春為首，正，正也；寅，引也。少陽之氣始于泉下，引陰升而在天地人之上……”，春、寅、少陽的配屬與易學的卦氣說思想完全一緻。朱丹溪在《格緻餘論·房中補益論》中以心腎為水火坎離，說“人之有生，心為火居上，腎為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有窮已，故生意存焉”，這種理解與易學對人體的認識一緻。元代則更有王國瑞《扁鵲神應針灸玉龍經》提出“飛騰八法”，窦漢卿《針經指南》提出“流注八穴”等，直接是應用易學思想于針灸實踐。

　　明清時期是醫易學的鼎盛時期，出現了趙獻可、張介賓、陳修園、黃元禦等一批醫易大家。趙獻可發展了“命門”學說，以命門為一身之太極，以水、火闡述命門與兩腎的生理功能，他在《陰陽論》中通過對乾、坤二卦的分析，提出“陽統乎陰，天包乎地，血随乎氣”，通過對泰、否卦中陰陽交感的分析，闡述人體陰陽的升降之理。清代名醫陳修園亦儒亦醫，半治舉子業，半事刀圭家，他谙熟《周易》，運用易理闡釋醫理的例子屢見不鮮，比如他說“疝字從山，有艮止高起之象，故病在三陽之氣者為瘕，病在三陰之氣者為疝”。清代另一位名醫黃元禦的醫學思想主要吸收了《周易》《道德經》《河圖》和《周易參同契》等有關自然化生萬物的規律，強調中氣為主導的理論，以“中氣升降，和合四維”立論，中氣指脾胃，四維指肝心肺腎，強調中氣脾胃的健運升降，肝心肺腎四維的輪旋回周，以及中氣和四維的和合關系。

　　醫易學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醫家是張介賓，他集明以前醫易學之大成，作《醫易義》從學理根源上把醫易關系說清楚了，如果說《黃帝内經》是中醫學的第一次理論整理，那麼，到張介賓就出現了中醫學的第二次重要的理論整理。張介賓說“賓嘗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大醫”，提出著名的“醫易同源”的論斷；又提出“内易”“外易”的概念，以天地動靜變化為“外易”，以人身陰陽消長為“内易”，即《周易》偏講“外易”，《黃帝内經》偏講“内易”；還創造出“八陣”說，堪為理用合一的醫易學高峰，即“蓋古有兵法之八門，予有醫家之八陣，一而八之，所以神變化，八而一之，所以溯淵源”。在《醫易義》中張介賓總結說：“雖陰陽已備于《黃帝内經》，而變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緻？”

　　醫易學派，于近代危機中巋然而立

　　近代以來，為應對民族危機、傳統文化危機，醫易學再見學術高峰，清末民初唐宗海、鄭欽安、恽鐵樵等在中西會通的大背景下樹起醫易旗幟，以求救中醫學于生死存亡。19世紀末有人提出“廢醫存藥”的主張，1929年民國政府頒布取締“舊醫”（中醫）的六項具體措施，20世紀50年代初的“中醫科學化”等等，都讓中醫學不得不重新反思自身的特質和基因，甚至直至今日“中醫不科學”的言論仍不絕于耳。但中醫受到廣大人民群衆的認可，中醫學界有一代又一代挺起的民族脊梁，中醫學終于頑強地生存下來，并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理解和歡迎。

　　四川名醫鄭欽安、江蘇名醫陸慰修等在應對西方科技文化沖擊時，沉心醫易，弘傳中醫藥學精神。鄭欽安先後著成《醫理真傳》（1869年）《醫法圓通》（1874年），以乾坤坎離大旨立論，以真陽為人身立命之本，探求陰陽盈縮、生化至理、虛實病情、用法用方之妙達。陸慰修著《世補齋醫書》（1884年），書中不僅有《<黃帝内經>運氣病釋》專論《黃帝内經》運氣學，還創造性提出了六氣大司天的理論。

　　在近代中醫藥生死存亡之際，醫易大家唐容川以醫易立場挺立中醫藥的脊梁，唐容川也是“中西彙通”的代表人物，著有《醫易通說》（1901年）、《中西彙通醫精經義》（1892年），用河洛闡明經義、用卦象解釋藏象，主張“以西證中”“西為中用”，在闡發醫易相通的觀點時常常參合西說加以發明。

　　1916年餘雲岫的《靈素商兌》為代表的一波學者試圖從中醫學說内部瓦解中醫學的理論基石，他們認為陰陽五行之說荒唐怪誕，斷言中醫非科學。當此之際，是醫易學派再次挺起中醫學的脊梁，發出中醫學繼承創新的強音，恽鐵樵于1922年著《群經見智錄》，提出《易經》與《黃帝内經》有着共同的哲學基礎，都是闡發一年四時的運動變化，對陰陽五行六氣等理論作出比較圓滿的解釋，明白暢曉地揭示了中醫理論體系的精神實質，捍衛了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完整性，有力駁斥了“廢止中醫”的錯誤主張。這一時期還有何仲臯、彭子益等醫家著書立說、教學授課，以一己之力默默繼續着易醫學的傳承和發展，以期影響後學。

　　回看曆史，我們不難發現，國家民族的昌盛是中醫學繼承發展的基礎，也能清晰看到，中華民族近代磨難之際，是中醫藥學的醫易學派為中華文化、中醫藥學術的繼承存續而奔波付出，比如恽鐵樵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太累了，積勞成疾而早逝。

　　易醫學派，于守正創新時應運而生

　　今天，中華文明迎來偉大時代，中醫學迎來天時、地利、人和的大好時機，作為中醫藥學重要的學術分支的醫易學如何在當下“傳承精華”“守正創新”？這一發展問題還遠遠沒有不是“問題”，反而引發更深思考：中醫藥學如何确認自身的現世價值？中醫藥學如何對待自身以陰陽五行為核心的理論框架？在“走向現代化”“走向世界”的語境下，中醫藥學如何保持自身面貌？為回答這些時代問題，當代易醫學派應運而生，繼續挺起脊梁！

　　如果說傳統醫易學主要是站在醫的立場，援易入醫，借易闡醫。那麼，當代易醫學派，則是站在生命哲學的立場，關照生命的終極問題、健康問題，是深層次的用易學來建構醫學，即當代易醫學源于醫易學，高于醫易學。易醫學應是以易學為主幹，以醫學為載體，以儒釋道為支撐，以國學五經為基本經典，以陰陽中和為核心理念，以醫人濟世救蒼生為根本目标的一種醫學流派。易醫與儒醫、道醫、佛醫和中醫的關系，一如“易”與儒、道、佛和中醫學的關系，“易（道）”是一個總源頭，提供思維模式、文化主幹和核心價值觀。曆史上，儒醫偏從“仁心”（理論方面）上繼承發展易醫，道醫偏從“仁術”（實踐方法方面）上繼承拓展了易醫，而佛醫則偏從“心性”“情懷”等方面豐富易醫。

　　當代易醫學應當代中醫學的危機而生，這種危機是文化自信的危機，是喪失其哲學根基的危機，當代易醫學要保留住中醫的主體性和中醫思維，保留住中醫學的原創思維，在醫理上講天人合一、取象運數。當代易醫學的思維主張從整體考慮天地人，同時也是陰陽中和的，主張将不平衡調和為平衡，激活人體内在的抗病能力和免疫能力，以是生命體自主朝向平和健康展開其生命曆程。

　　當代易醫學堅持陰陽中和的核心價值觀，沿着從《黃帝内經》到張介賓，到近代唐宗海、恽鐵樵等醫易學家，再到當代易醫學派的脈絡，不偏不倚地沿着陰陽中和的道路傳承發展——陰陽中和、仁和精誠。

　　當代易醫學堅持開放包容、知白守黑，主張發展中醫學要從理解中醫文化入手，樹立中醫文化自信！開放包容是易學的本質，也是易醫學派的基本态度，易學是陰陽思維，不是矛盾思維，陰中有陽，黑中有白。當代易醫學派主張是，既要傳承中醫傳統，又要和當今的科學相結合，走中西醫結合的路徑。中西醫結合的核心為四個字，《道德經》裡面說得很清楚——知白守黑，守住中醫的思維和中醫的核心價值，但要了解西醫、包容西醫，而這些恰恰體現在中醫的特色。中醫最早的經方出自《傷寒雜病論》，是根據陰陽五行及藥物的配伍君、臣、佐、使等互相調節，從《傷寒雜病論》開始，近兩千年以來都在使用，在老祖宗手裡經過了千錘百煉，這種實踐也應該叫科學，不僅有理論基礎，也有着廣泛的實踐驗證。國際上，日本拿着這些經方直接生産，不需要再研究。事實也證明，這些經方生産出來的産品效果良好，且廣受民衆歡迎。我們不應該自己綁住手腳，把老祖宗傳下來的寶貝束之高閣，棄如敝屣，這種現象需要重新認識并解決，再這樣下去，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藏真的要毀在我們自己手裡了。（張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