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星期五”
一直以來,還是挺喜歡寫一些病例的分析,能夠深入到每一個病例可能是做醫生最滿足的事情。如果能夠分享出來,讓大家都提出一些思路,就更加幸福了。
今年,我們新的團隊成為神經内外科的MDT團隊(腦血運重建中心 ,CRC),增強了實力,增加了新的成員,因此每個人也都會“運動”起來,每兩周在會推送一期小文章, 記錄工作心得、病例分析、文獻思考,甚至是人生感悟。就當是随口說一說,喜歡的請關注一下,不喜歡的也歡迎吐槽,無論好壞,都是我們成長的足迹……
——焦力群
本期病例是位58歲男性患者,因8月前突發心前區疼痛不适,并很快出現左側肢體無力,在外院就診。冠脈造影提示:左主幹加三支病變,更适合冠脈搭橋手術(CABG),出于應急給予右冠藥物球囊成形治療;發病1個月後,外院腦血管造影顯示:右側ICA起始部接近完全閉塞、左側ICA重度狹窄伴潰瘍斑塊。
原本準備搭橋手術的心外科醫生猶豫了,好像卒中風險有點大吧?還是進行藥物治療吧。從此,病人和家屬開始了漫長的求醫之路。
先治心髒還是先治腦?亦或是同時進行?
冠脈是搭橋還是支架?
頸動脈采取CEA還是CAS?是做左側還是右側?
奇葩的是,幾乎每個醫院的不同專業醫生都給出了不同的建議,而且每一個建議都很有道理
。
↓讓我們從頭仔細看看這個病例吧↓
No.1
冠脈和心髒情況:
冠脈造影顯示彌漫性狹窄病變(其實我也看不太懂),左主幹在前降支、回旋支分叉前長段的鈣化性狹窄>90%,前降支近中段處有長段的鈣化性狹窄>90%,第一對角支開口狹窄>90%,回旋支相對細小,但中段仍有長段狹窄>90%,右冠第一彎後原有90%局限性狹窄,于外院進行藥物球囊擴張後狹窄基本解除,但後降支開口處及後降支中段仍有85%-95%狹窄。總體而言,冠脈的狹窄多位于分叉處,狹窄程度重,彌漫鈣化長段病變,是不适合進行介入治療的;
心電圖顯示下壁導聯病理性Q波一次性心肌缺血,ST-T改變;
超聲心動圖顯示左房輕度擴大,左室壁節段性運動異常,主動脈瓣、二尖瓣鈣化,左室舒張功能減低;
心肌酶陰性。
No.2
腦組織情況:
CT和MRI顯示右側分水嶺區域和皮層梗塞,提示血流動力學不足,但可能也有栓塞機制;
腦部PWI檢查顯示右側半球缺血非常明顯。
No.3
腦血管情況:
右側ICA極重度狹窄,高分核磁管壁成像提示右側ICA顱外段管腔基本通暢,存在明顯的負性重構。
左側ICA重度狹窄,高分辨率核磁顯示纖維帽完整,斑塊内有脂質池;從側支代償的評價來看, 環的代償是沒有的,造影和超聲均證實前後交通動脈沒有開放。
No.4
其他情況:
患者有多年高血壓、糖尿病史;明确的胃十二指腸球部潰瘍,既往有出血史,這也是當初急診發病時,心内科醫生未行支架的主要原因。
我們能做什麼呢?
1.
冠脈介入治療:
包括支架或球囊擴張成形,優點是微創,基本不影響頸動脈或腦組織的供血,但三支病變的确是不适合介入治療的。
2.
冠脈搭橋手術:
這是針對三支病變的最佳選擇,包括體外循環或“不停跳”搭橋,但頸動脈的情況能耐受這樣的操作嗎?這兩種技術又該如何選擇呢?
3.
頸動脈支架治療:
對于頸動脈狹窄而言,CAS與CEA具有類似的療效和安全性,但心梗的發生率遠低于CEA,但我們該先做哪一側?還是同時做?右側CAS技術上可行嗎?
4.
頸動脈内膜切除手術:
CEA是頸動脈狹窄治療的“金标準”,但合并這樣的冠脈情況,手術風險會不會很大呢?先做哪一側?
從不同手術、不同部位、不同時期幾個方面,我們可以獲得諸多選擇,但每一個選擇都與風險并存
。
治療決策
在經過與心外科的商讨後,我們決定先行左側頸動脈狹窄的CAS治療,二期心外科行CABG,三期再行右側頸動脈的CEA治療。但是,手術預案被組内讨論斃掉了
。
再次多科室MDT讨論:
先從疾病風險入手:從神經科角度而言,左側頸動脈狹窄具有最小風險,因為左側半球的灌注相對還可以,而且纖維帽完整,近期發生栓塞的幾率較低,我們暫時把左側頸動脈狹窄放到最後一步考慮。右側頸動脈狹窄因為其極重度狹窄的特性,以及患者的胃十二指腸潰瘍病史,優先考慮CEA治療,那剩下的問題就是CEA與CABG的順序問題了,兩者聯合還是分期手術?
再從手術風險來考慮:如果分期手術,每個科都是按照自己原有的習慣工作,很熟悉,但如果CEA時出現心肌缺血,我們怎麼辦?如果同期手術,有哪些準備工作可以最大程度降低風險呢?
此時,MDT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血管超聲科華揚主任、心外科李洪利主任、麻醉科葉偉光醫生和我們一起制訂了最終的手術方案:
1
手術開始前:心髒外科準備好體外循環設備,一次性完成兩個手術所需入路的鋪單,備好手術切口部位,一旦麻醉或CEA過程中出現不可逆性心肌缺血,可以在20分鐘之内建立體外循環一次性心肌缺血,保證患者生命安全;
2
全程TCD監測腦血流:雙側半球血流均予以監測,麻醉、CEA、CABG、麻醉複蘇全過程進行監測,随時反饋調整;
3
先行CEA:減少對球部的操作,盡量保證術中心率血壓穩定,術後根據TCD結果适度調整血壓,如果血流過高,采用局部壓迫,杜絕過低降壓;
4
行CABG:首選常溫心髒不停跳冠脈搭橋術,但如果CEA術中出現急性心肌缺血,則應急采用全身低溫心髒停跳體外循環下手術,因為心肌缺血狀态下盡快停跳是對心肌最大的保護措施,全身低溫又可同時兼顧到腦保護,萬一CABG術中出現左側半球缺血,我們可以通過預置的股動脈鞘,在10分鐘内完成左側CAS,改善腦部供血;
5
術後監護:患者的陳舊腦梗塞不但遺留有左側肢體肌力差,很主要的是咳嗽反射較差,這對心髒術後有時是危及生命的,因此術中要盡可能做好肺保護,再血管化完全使心功能盡快盡好的恢複,術後盡早撤除呼吸機,盡早指導患者下床活動,增加肺部的物理治療。
手術細節
CEA術中分離和切開動脈時,均沒有心率和血壓的波動;頸動脈阻斷後,MCA血流從23下降到20,斑塊切除後,複查造影顯示遠端有負性重構,但血流是通暢的,開放血流後,MCA血流高達68,高于術前近3倍,後壓迫頸動脈使之降低到43,搏動性很理想;整個過程收縮壓一直維持在左右。
擔心的意外沒有發生,心外科李洪利主任還是選擇了常溫心髒不停跳冠脈搭橋,不使用體外循環,讓患者處于生理血液循環狀态,重要髒器均能夠得到較好保護,沒有血液破壞,術中術後血液丢失也更少。針對該病人,李主任選取胸廓内動脈橋,4支搭橋,以保證完全再血管化,全部冠脈吻合口用8-0滑線完成,同時,整個術中完全依靠術者團隊調整體位來完成吻合,幾乎沒有搬動心髒的動作,從而使得整個CABG術中的血壓始終非常平穩(術前麻醉科葉偉光醫生計算确定了血壓窗,要求維持在140-100/60-之間)。
從麻醉開始一直到複蘇,血管超聲科李娜醫生始終在進行TCD監測,根據變化不斷請示華揚主任,并與麻醉科葉偉光醫生密切交流,術後8小時,葉偉光醫生在經過心肺的細緻評估後,拔除氣管插管,術後24小時即轉入普通病房。手術全過程7小時,出血量200ml。
不一樣的文獻數據
冠脈與頸動脈共患狹窄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據統計,在準備實行CABG的患者中,合并頸動脈狹窄的發生率高達6-14%,這兩個問題如何解決?誰先誰後?亦或同時?其實已經困擾醫生們多年,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有醫生開始嘗試在CEA同期進行CABG的治療方式,國内也有部分單位在近些年開展了這樣的工作,但這個手術方式直到今天都是充滿争議的。
德國學者在2010年啟動了研究,這是一個在德國和捷克開展的多中心、前瞻性随機對照研究,旨在對比CABG+CEA與單獨CABG的安全性,很可惜,由于病例納入過慢,試驗經費被撤回了
,通過已納入的129例病例顯示,CABG+CEA的卒中率是18.5%,而單獨CABG則為9.7%,似乎聯合手術不太妙啊。
随着CAS日益成熟,多個CEA與CAS的對照研究提示,CAS發生心梗的幾率顯著低于CEA,因此很多學者開始在CABG術前或同期改用CAS,以期獲得更好的預後。今年6月剛剛被 of 雜志接收的一篇Meta分析,篩選納入了5個研究,共16712例病例,來比較CABG+CEA與CAS然後分期CABG的兩種治療方式,結果顯示,兩種方式在圍手術期卒中、TIA、心梗方面沒有差異,但CABG+CEA的術後30天内死亡率顯著增高,結果又是不妙呢。
也正因為目前治療方式的争議,實際臨床實踐中也有了更多的不同選擇,2017年,紐約的 N. 醫生從全美住院病人數據庫中,調取了2004-2012年,在同一住院時間進行的CABG和頸動脈狹窄治療病例,共計22501例,其中包括:15402例CEA+CABG,6297例CEA分期CABG,802例CAS分期CABG。從時間趨勢上看,CEA+CABG是在逐漸減少的,而從臨床結局來看,CEA+CABG還是死亡率最高的,CAS分期CABG的死亡率最低,但卒中率略高。
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CEA+CABG其實并不是這類疾病的最佳選擇,我們也沒必要等待下一個RCT的研究,因為這一類患者本就是情況各異,細微的差别就決定了不同的治療選擇,很難做到臨床試驗入選标準的同質性,最終還是要依靠個體化治療。
一個比較棘手的病人,在有驚無險中完成了治療,正因為術前讨論和決策的過程中是“有驚”的,才保證了手術的“無險”。
回頭想想,最關鍵的技術可能是:全程腦血流監測、全程穩定麻醉、心髒不停跳冠脈搭橋,而我作為第一術者,反倒是最沒用的了
。其實每一個技術都不是無法完成的,冠脈搭橋同期CEA也不是什麼新鮮的技術。這個病例給我的震撼在于MDT的診治形式:每個學科都把自己理解的最大風險和需求提出來,再由其他學科幫助解決,從而圍繞着病人的利益形成真正的一個團隊;正如西天取經的師徒四人,師父專職念經,猴哥管着開路,老豬負責抱怨,沙師弟專心挑擔子
;而傳統的會診方式,則是以一個學科為主導,如三頭六臂的哪吒,看似威風八面,其實在對戰中,力量還是局限在一點的。
專家點評
焦力群:
主任醫師,教授,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介入放射科主任兼神經外科副主任。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首席科學家。統率宣武醫院腦血運重建中心,以期達到神經内、外科的真正融合,手術與介入的優勢互補。
評語:
王亞冰主任的這個病例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其實我們神經科和心髒科都有很多這樣合并狹窄的病例,甚至遠高于我們的想象。由于大多被忽視,所以我們會遇到圍手術期心梗,心外科則遇到圍手術期卒中,為防止這樣的不良事件發生,依靠的不僅是自己的技術,更重要的是學會從其他學科角度看待自己最熟悉的疾病。
我同意亞冰最後的話語,這類疾病真的不需要RCT研究,而是依靠MDT團隊來制定個體化治療方案。記得上一例與李洪利主任合作的病例,是在雜交手術室,我們先做CAS,然後他們再進行CABG,同樣是不停跳搭橋手術。之所以不同,在于上一例病例CAS風險很低,也沒有胃十二指腸潰瘍等禁忌,也就沒必要強求CEA了,對于大部分該類患者,我個人更傾向于優先考慮CAS+CABG同期治療。
一個複雜的病例得到成功治療,整個團隊都是非常高興的,也是對這個平均年齡在40歲左右的年輕團隊最大的鼓勵,葉偉光穩定的麻醉技術、李娜負責任的術中監測、李洪利成熟的搭橋技巧和亞冰細緻的顯微CEA技術,無一不體現出個人的能力和所屬學科的健康發展;但最重要的,還是每個學科虛懷若谷的接受兄弟學科的長處,形成MDT團隊,這樣的機制和架構恰恰是宣武醫院的一貫風格,也是我們最大的财富。
王亞冰
博士學位,師從于淩鋒教授,曾留學法國,現任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外科副主任醫師,缺血專業組主診組長,對于缺血性腦血管病而言,是手術和介入治療的雙面專家,每年在宣武醫院完成各類手術和介入治療超過400例。作為骨幹參與國家科技部十二五、十三五研究,主持完成了國内顱内動脈狹窄介入治療的多中心大樣本隊列研究—,先後發表10餘篇SCI文章,其中,2018年完成藥物塗層球囊治療椎動脈狹窄的國際首例報道,發表在權威的JACC雜志。
李洪利
副主任醫師,宣武醫院心外科主任,北京醫師協會心髒大血管外科專業委員會委員,北京醫療事故鑒定專家。從事心髒外科臨床工作近20年,完成心髒外科直視手術3000餘台,對心髒不停跳搭橋等新技術尤為擅長,發表SCI及統計源期刊專業論文10餘篇,目前每年醫學本科生及研究生教學8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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