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新園談成化瓷器

劉新園談成化瓷器-學習貼之三

博大精深的中國瓷文化，需要傳承和發揚。文物瓷器收藏界本來水就很深，當前受利益驅使，使得文物瓷器收藏界的水又很混。如何辨真僞就是傳承和發揚瓷文化首要解決的問題。就需要正本清源、尋找标本、尋找真實的參照物。景德鎮永樂、宣德、成化官窯土層出土的填埋器是最真實的、毋容置疑的标本。劉新園老師們得天獨厚，掌握第一手資料，一生從事瓷文化事業，做了大量的挖掘、修複工作，又勤于學習、肯于研究、善于總結。因此他們的論著是研究明三代瓷器的基石，将成為弘揚中國瓷文化的文獻。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我們應老老實實的以他們為師，學習相關的知識。以他們研究成果對照、驗證自己的收藏。當然，這隻是我的一家之言。歡迎探讨，共學。

成 化 官 窯

一、成化官窯的遺迹與遺物

成化官窯遺迹與遺物在景德鎮珠山龍珠閣的東北側，1973年發現，1987年至1988年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為配合基本建設作了非常精細的發掘，并複原出各時期的瓷器近千件。

從發掘資料來看，成化窯可分三期，結合文獻記載，筆者曾對其相對年代作過推測以為：

第一期在成化四年（1468年）以後不久，其遺物之造型與紋飾，多沿宣德官窯之舊樣，僅書“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銘而已。

第二期為成化四年以後至十七年之間的遺物品類較第一期豐富，瓷胎比第一期細簿一些。如以出土标本為依據，以下文獻值得玩味：

1、明·王士性《廣志繹》卷四謂：“本朝以宣、成二窯為佳，宣窯以青花勝，成窯以五彩。宣窯之青，真蘇泥勃青也，成窯時皆用盡，故成不及宣。宣窯五彩，堆填深厚，而成窯用色淺淡，頗成畫意，故宣不及成。然二窯皆當時殿中畫院人遣畫也。”（2）

2、明·沈德符《敝帚齋剩語》謂：“本朝窯器，用白地青花間裝五色，為古今之冠。以宣窯品最貴，近日又重成窯，出宣窯之上。”（3）

3、清·王棠《知新錄》卷二五引《蓉槎蠡說》論有明一代的傳世瓷器時謂：“……其品之高下，首成窯，次宣、次永、次嘉，其正、弘、隆、萬間亦有佳者。”（4）

以上是明、清兩代的鑒賞家對有明一代的官窯瓷器所作的評價，我們可從中獲得下列印象：

1、晚明和清代人都認為明官窯以宣德和成化成就最高，宣、成瓷器為明官窯的代表作；

2、青花以宣德官窯最好，鬥彩則推成化；

3、在明萬曆前期鑒賞家們以為宣德為明官窯之冠，萬曆後期至清代又以為成化在宣德之上。

二、瓷質方面

有經驗的鑒賞家在觀察成化第三期瓷器時，都會發現其時的青花與鬥彩的瓷胎比宣德更為潔白細膩；其瓷釉雖有白裡微閃灰青或牙黃的兩類，但白度都比宣德高，特别是光澤度比宣德柔潤溫和，玉質感極強。如果在放大鏡（30倍）下觀察宣、成二窯的制品，宣德器釉中所含釉泡大而疏，分布并不均勻，而成化器瓷釉中所含氣泡卻細小密集，分布十分均勻。釉泡小而密的成化器在光的散射作用下，其釉層的溫潤感必為宣德官窯器所不及。

近年來，中國科學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曾對宣、成兩代瓷器的胎釉作過理化測試（按：成化标本系筆者提供，該标本出土于1973年珠山成化後期堆積層，即1988年發掘的88珠成H3，故其數據可作為研究明成化後期工藝的參考資料），現将其結果列表如下：

明代宣德、成化窯青花瓷胎、釉的化學組成

化學成分（m %）

Si 02

Ai2

O2

CaO

MgO

K2 O

Na2O

Fe2O4

Ti O2

MnO

CoO

P2 O5

總計

宣德青花

胎

70.84

19.03

0.75

0.30

3.11

3.54

0.60

0.28

0.01

100.46

大盤殘片

釉

70.74

14.16

6.79

1.36

3.10

2.76

0.97

0.77

99.95

成化青花

胎

73.66

24.24

0.12

0.15

3.12

0.60

0.59

0.09

0.02

99.49

殘片

釉

71.14

15.12

4.46

0.28

5.68

1.88

0.82

0.11

0.10

0.01

0.08

99.67

從上表得知，成化瓷胎中的氧化鐵含量比宣德少，三氧化二鋁又比宣德高，故成化瓷胎較宣德火度高，其外觀效果也就更為潔白緻密。而在瓷釉中宣德器氧化鐵的含量0.97%而成化僅為0.82%；氧化鈣（主要是釉灰）宣德為6.79%，成化器則為4.46%；兩器在還原焰下成瓷時，熔于瓷釉中的氧化鐵成化比宣德少。故成化瓷比宣德更為細膩潔白。

三、小巧的造型别緻的紋飾

無論是從珠山出土物還是從傳世品看，宣德官窯燒造的大件器物極多，而成化窯特别是在後期大件瓷器燒造量極少，僅以形體小巧的碟盤為多。

如果把宣成兩窯同類産品作出比較，如83年在珠山出土的宣德青花螭龍紋大蓋罐高60.5厘米，而成化後期最大的蓋罐（大号天字罐）僅為13厘米；宣德官窯絕大多數靶盞的直徑約為15厘米，成化後期最大的才7.7厘米。而遺存中直徑僅為6厘米的小杯、11厘米的小碟數量極多，與宣德相比反差極大，雖然氣勢雄偉的宣德産品多屬廳堂陳設之器，而成化後期的小巧精細之作必為手中把玩之物，故宣德器氣勢雄偉，成化器則小巧精細。

關于紋飾，總的說來成化器紋飾與宣德關系密切，但有較大變化，歸納起來約計三類：

1、獨創的适合紋樣：如鬥彩小杯上的脍炙人口的子母雞、高士、三秋（秋花蛱蝶）、花鳥、葡萄，以及各式各樣的團花、宮碗上的青花湖石山茶、十六子、池塘蓮荷等，乃成化獨創的形态優美、水路自由（景德鎮藝人稱青花瓷的空白處為水路，他們評判花紋的好壞，往往不看紋飾，而看紋飾以外的空白）、畫意清新的紋樣。

2、簡化紋樣：所謂簡化紋樣者，指經前對代存在至成化時作過更改簡化的紋飾，如明初瓷器上的海獸紋，始創于永樂，從宣德到成化早中期都相當流行；但一般多畫九種，至成化後期已有簡化，如青花墩子碗隻畫海馬一種，“天”字罐也隻畫海象一種，又如永、宣扁壺上沿用伊斯蘭金銀器上的大朵花（即古玩商所說的佛花），結構非常複雜，至成化後期這類“回回花”，便已簡化形成目錄中的形象。

3、沿用宣德紋樣：成化三期出土的彩畫蓮托八吉祥，以及形形色色的纏枝蓮、纏枝牡丹等都屬元至宣德以來的規矩紋，但在成化前由于均用鐵钴比較高的進口料繪成，線條暈散，宣染處易流而濃淡不一，常常有水墨大筆效果；而至成化後期采用錳钴比較高的國産料繪成，線條不暈有如遊絲，渲染處容易控制，呈色亦較為均勻，應屬空前工整的精細之作。宣成兩窯的規矩紋飾雖然相同，但由于青料不同而效果大異，雖然都是難分高下，各有千秋的名品。

四、關于鬥彩

從前揭文獻看，我們現有所說的成化“鬥彩”，在明代稱為“五彩”或稱“白地青花間裝五色”瓷。“鬥彩”一詞，始見于十八世紀的《南窯筆記》一書，筆記的作者把明代人所說的成化五彩或青花間裝五色瓷改稱之為“鬥彩”，（5）顯然有如下的兩個目的。

1、強調該類“五彩”是用釉下青花和釉上五色湊合而成。鬥者，湊也。宋晏殊《魚家傲詞》有“荷葉荷花相間鬥，紅嬌綠掩新妝就”。其鬥字與湊字義同。

2、十八世紀除有“青花兼裝五色”瓷之外，還風行釉上五彩、粉彩、法郎彩等，筆記作者把成化間風行的這類瓷器叫作“鬥彩”，顯然是為了便于觀賞，把它和上述純用釉上色燒造的五彩瓷分離開來。

關于鬥彩瓷，過去人們以為是成化官窯所發明，自1988年11月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禦廠故址的西牆之下，發現了兩件有宣德官款的鬥彩蓮池鴛鴦之後，證實“鬥彩”發明于宣德官窯，成化鬥彩是從宣德繼承而來，但發展至後期已與宣德大異。如：

1、宣德鬥彩用沒骨法彩繪花紋，釉上的紅綠諸色與青花聯系少，不夠和諧，而成化鬥彩這花紋全用青花料以雙線勾勒，凡釉上諸色都在青花線條之内，故青花與釉上色較為統一。

2、宣德鬥彩之釉上諸色堆填濃厚，古大綠與礬紅用量大，而成化鬥彩之釉上色則以苦綠（草綠色）、水綠（淡綠色）為主，且廓填薄而均勻，故宣德鬥彩色重而濁，成化鬥彩則色淡而透明。

3、與釉上紅綠諸色相配的青花，宣德料濃藍而發黑，且散而不收，幾乎畫不出精細線條，故宣德鬥彩紅綠多而青花少，其視覺效果粗而豔，成化鬥彩上的青花藍中泛灰，且不暈不散，其紋飾線條有如遊絲，而釉上諸色均被釉下遊絲所圍繞，故成化鬥彩青料分布廣，視覺效果靜而雅。

4、宣德鬥彩青花處雖有紅、綠、紫、黃諸色，但綠色僅有大綠一種，紫色也隻有丁香紫一色，而成化鬥彩綠色有大綠（深綠）、苦綠（即草綠）、水綠（淡綠）三種，紫有茄花紫和丁香紫二色，其色域比宣德寬廣。孫瀛洲在《成化官窯瓷彩鑒别》一文中說，成化釉上色有14種，似與遺物不符。（6）

總之，成化鬥彩在中國彩瓷中有如荷葉上滾動的露珠，具有一種極為特殊的輕盈、晶瑩美，這也許是清代熱鬧的五彩和豐富的法朗彩未能取代它的原因吧。

為什麼成化後期生産鬥彩瓷器沒有沿用宣德時的沒骨法，而彩用了勾勒法呢？

近年來台灣學者張臨生曾提出新穎的見解，她認為成化鬥彩采用的雙勾廓填法受到景泰掏絲法郎的影響，（7）因為掏絲法郎用細銅絲盤出花紋的外輪廓線，現時沿線廓填五彩，而成化鬥彩則用青花畫線，再沿線廓填上彩料，其方法與鬥彩相同。張氏論文列舉了景泰法郎與成化鬥彩相互對比的圖例，這些圖例不僅揭出前後兩朝質地不同的工藝品在藝術手法上的聯系，而且還叫人感覺到成化鬥彩的設計者似有可能沿用或者參考過景泰間生産掏絲法郎的部分圖稿，否則的話，其紋飾與色彩搭配便不會如此相似。綜上所考，成化官司窯在後期取得了以下三個方面的成績：

１、成功地燒造出質地最優的白瓷；

２、創造了别具一格的“淡雅”型青花；

３、把宣德鬥彩推上明代彩瓷的頂峰。

注釋：

（1）拙稿《景德鎮出土成化官窯遺迹與遺物之研究》，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徐氏藝術館編《成窯遺珍》1993年香港版，頁27～30。

（2）明·王士性《廣志繹》中華書局1982年版，頁83～84。

（3）明·沈德符《敝帚齋剩語》台北廣文書局1970年版，頁20。

（4）清·王棠《燕在閣知新錄》清康熙間木刻本轉引自謝國桢《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上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頁153。

（5）清·佚名《南窯筆記》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美術叢書》本，1986年版，冊3，頁2044

（6）孫瀛洲《成化官窯瓷彩鑒别》，《文物》1959年第9期，頁27～29。

（7）張臨生《我國早期德掐絲琺琅工藝》，1987年台灣《東吳大學中國藝術集刊》，卷15，頁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