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20所大學，迎來120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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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甲午戰争清軍潰敗後，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維新思想高漲。維新派認為洋務運動隻是“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積弊”，試圖效法明治維新，在中國政治、經濟、教育等各個領域自上而下推行改革，以救亡圖存。而維新變法，必須從廢科舉、興學校做起，“西學重于西語，人才重于一技一藝”，大力呼籲發展新式教育。于是，天津海關道盛宣懷1895年奏請光緒皇帝，在天津創立“北洋西學學堂”，效法西方模式，開創辦新式“大學”之先河。
1896年，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明确提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康有為也向光緒帝指出：“當此綢缪未雨之時，為興學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猶恐其不能以立國也。”而八國聯軍侵華和《辛醜條約》的簽訂，讓舉國自上至下達成了改革的共識，體現在教育上，便是全國各地都紛紛創辦起新式學堂。也就是在1902年，中國開啟了近代學校制度的建設。
1900年，京師大學堂教職員合影，背景為大學堂藏書樓，現為北京大學圖書館。這年，受八國聯軍侵占北京等一系列變故影響，大學堂遭嚴重破壞以緻停辦。直到1902年，清政府才得以重建京師大學堂，并開設仕學館、師範館
1902年，清政府任命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張百熙遵照“端正趨向，造就通才，明體達用”的旨意，“上溯古制，參考列邦”，在8月拟定了我國第一個比較系統的法定學制——《欽定學堂章程》。由于1902年為農曆壬寅年，所以又稱其為“壬寅學制”。
“壬寅學制”以“激發忠愛，開通智慧，振興實業”為宗旨，确立了與西方學制基本相同的現代學制基礎框架。小、中、高等教育，共3段7級，自5歲入蒙學堂至大學堂畢業，共計20—21年。其中高等教育分3級，第一級為高等學校和大學預備科，為升入大學做準備；第二級為大學堂，分7科（政治、文學、格緻、農業、工業、商業和醫術）35目，基本類似于今天大學的學院和系别，修業3—4年；第三級為大學院，是學術研究的最高學府，無一定學習年限，相當于現在的研究生院。就此看來，“壬寅學制”确實是規劃了初中高三段學堂體系和普通、師範、實業三類學堂體系，對于這一階段各學堂建章立制是有指導之功的。如果說“壬寅”還是内測版，那“癸卯”則是正式版，這也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在全國實施的學制體系。
重新出爐的“癸卯學制”在“壬寅學制”的基礎上增删修改，調整了基礎教育階段的入學年齡、修業時長等等。在大學堂部分，對每門學科講授内容和課程、放假制度、學費等等都做了詳細規定。張之洞要求，“癸卯學制”下，全國學堂都要以“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标準，這就必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比如，在大學堂的分科設置中，“壬寅”将經學和理學劃分在文學科中，而癸卯則将經學單獨立為一科，并劃分為11門，足見重視。雖然“癸卯學制”依然提出“無論何等學堂，以忠孝為本，以經史之學為基”，教育本質上仍以鞏固封建統治服務為核心，但近代教育的大趨勢已不可逆轉，中國近代大學就在新式學堂的基礎上不斷成長起來了。
“師大”徽章，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木铎”是經常出現在師範教育文化中的元素，該徽章圖案也一直作為北京師範大學及其前身的校徽标志物
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本是我國高等教育的先行者，但辦學卻在清末的一系列社會危機下一度中斷。直到1902年1月，清廷才有能力下令恢複京師大學堂。張百熙考慮到“國家需才孔亟，士大夫求學甚殷”，便增設速成科，分兩門：仕學館、師範館。12月17日，京師大學堂開學，師範館錄取學生共79名。
如維新派重視教育，所以興學堂，而興學堂，便要有教師。1896年梁啟超在《學校總論》中就批評洋務派辦的學堂，不懂得師範教育的重要：“師範學堂不立，教習非人。”他還在《論師範》中指出：“師範學校立，而群學之基悉定。”“故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範學堂為第一義。”可見，師範教育的重要性已經牢牢構築在新時代仁人志士的理念裡。為此，讓同樣強調“辦理學堂首重師範”的張百熙，來創設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就顯得水到渠成。
按大學堂章程規定，30歲以内的舉人、貢生、生員、監生都可以報考師範館，各省也可以保送，但需具備“三代籍貫年貌履曆”。考試科目包括：修身倫理大義、教育學大義、中外史學、中外地理學、算學比例開方代數、物理、化學、外國語等 8門。但有一些教育落後地區，雖屢經考試、數理化諸科并無及格者，因此一直沒有選送，可見師範館當時的篩選十分嚴格，畢業生含金量不低。
師範館共開設有14門課：倫理、經學、教育學、習字、作文、算學、中外史學、中外輿地、博物、物理、化學、外國文、圖畫、體操等等。如地理學試題：“中國沿海之地如旅順、如威海、如膠州灣、如舟山、如大鵬峽、如香港，均極好屯泊之處，試略言其形勢。”外國史學題：“歐洲名将三，其一曰亞曆山大，其一曰罕尼伯勒，其一曰拿破侖。三者将略因時各有殊緻而亦有所短長，能各疏其梗概否？”教育管理者在加強師資一事上也是不遺餘力。張百熙就曾通過出使美國的欽差大臣，取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等13所學校的書目，拿來參考編寫教材；而為配合學校請來的日本教習，師範館學生除學習英語外，還必須兼修日語。
1904年，随着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并入進士館遷出，師範館便獨自占據北京景山之東馬神廟的校址運行了。1907年，師範館第1期共100名學生畢業，次年，依照前面提及的“癸卯學制”，師範館脫離京師大學堂，獨立建制，後改稱京師優級師範學堂。在其盛大的開學典禮上，張之洞發言：“師範教育，是為一切教育發源處，而京師優級師範，為全國教育之标準。”師範專業本就于教育中有領航之姿，在中國師範教育領域，京師優級師範學堂更如張之洞所言，有“衆星拱北鬥”之勢。在曆經1912年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3年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校、1929年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的變遷後，在1949年北平解放後，該校複用“北京師範大學”之名。如此一脈相承，讓今日北京師範大學在高師院校中的“領頭雁”姿态更有所蹤。1908年5月，京師優級師範學堂所選定的廠甸五城學堂校址，也正是北京師範大學在1952年前一直在使用的校址。
在此期間，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師生被迫西遷，參與組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并整體改組為西北聯合大學下設的教育學院。1939年8月，聯合大學解散，該學院獨立為國立西北師範學院，遷往蘭州辦學，為西北地區的教育事業打開了局面。新中國成立後，北平師範大學回歸，西北師範學院則在1958年改稱甘肅師範大學，1988年更名為西北師範大學。是以，如今北京師範大學和西北師範大學前身皆為京師大學堂師範館，二者同根同源，甚至校徽都采用了相同的指代教師的“木铎”元素，以示弦歌不辍，薪火相傳。
古路壩大教堂，位于陝西省漢中市城固縣城南，始建于1888年，是當時西北五省最大的天主教堂之一。1938年，聚集了諸多教育資源的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成立，其中由原北平師範大學等改組成的教育學院為西北師範大學的前身，其工學院則以古路壩教堂為校址，後與其他三校工學院組成國立西北工學院，即西北工業大學的前身
從傳統書院到新式學堂，是清末教育轉型的一個重要特征。聯系這兩年各種先進學制的出台，實際上是一場覆蓋管理制度、人才培養、課程體系等各個方面的重構。诏書下達後，多數省會立刻行動起來，有的是在省城書院的基礎上改設大學堂，有的則是基于新學制成立全新學校。1902年成立的一些省會大學堂，延續到今天也是現代先進教育資源在地方的彙聚之所。如西北大學的前身陝西大學堂、貴州大學的前身貴州大學堂、河南大學的前身河南大學堂、廣西大學的前身廣西大學堂等，這些學校都以1902年建立大學堂的契機為源追溯校史，在今年迎來了120周年校慶。在諸多大學堂中尤為矚目的，是借此機會成長，并在20世紀初與京師大學堂、北洋大學堂等并肩開創中國近代大學教育先河的山西大學堂。
相比于那些經由書院改建的大學堂較多繼承中國傳統教學思想和教學模式，1902年在新政推動下新建的大學堂則較多引進了西方先進的教育思想和教學内容。山西大學堂特殊之處在于，其兼具改建與新建成分，繼承和創新并舉。
20世紀初山西大學堂校址全景。1902年，山西大學堂開始興建，1904年校址落成，其主樓坐北朝南，由主樓及兩側翼樓組成，建築風格中西結合。1954年，山西大學由侯家巷舊址遷入塢城路現址，山西大學堂舊址教學主樓幾經輾轉，現由太原師範學院管理和使用
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後，對山西虎視眈眈。1901年初，法國軍隊攻占娘子關，山西新任巡撫岑春煊邀請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協助其解決教案和商務問題。李提摩太在給議和全權大臣李鴻章和奕劻的解決方案中，提出用山西教案賠款以辦中西大學堂，李鴻章對此表示贊同。但将辦學資金全都交給李提摩太又讓岑春煊有“侵我教育之主權”的疑慮，恰好清廷“興學诏”下達，岑春煊便主持将原晉陽書院與令德堂書院合并成為山西大學堂，于1902年5月8日開學。而李提摩太原本要設立的中西大學堂部分，則作為西學專齋并入大學堂，與之相輔，原書院部分為中學專齋。
中齋基本承襲書院舊制，學習目的也仍是參加科考，謀取功名；西齋則分預科、專門兩級，開設文學、數學、物理、化學、工學、西洋史、英文、圖畫、博物等等課程，分班教學，周日休息，師資也多從歐美聘請，畢業成績合格者也可獎勵功名。西齋的教學教材多取自英文，為了解決教材短缺的問題，山西大學堂在上海成立了專門的譯書院，從1902年到1908年先後譯書23種，不但解決了對内的教學困難，對外還提供給國内其他高等學堂使用。至此，山西大學堂一校兩制格局形成。李提摩太通過在山西大學堂的擘畫，将兼具多國風格的教學模式引入其中并試驗，使山大校園在當時呈現出非常活躍的氣氛。
1902年，山西大學堂開學時，山西各官員與教師在公堂合影。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于1901年向清廷提議利用山西教案的50萬兩白銀在太原創辦中西大學堂，得到應允。後在山西巡撫岑春煊對教育主權的考慮下，将中西大學堂與山西大學堂合并，設中西專齋，使山西大學堂成為中西一體的新式學堂
曆史原因，導緻中國的新式教育多在沿海發生，山西大學堂能在内陸率先崛起，與岑春煊對時機的把握和李提摩太的執行力不無關系。與山西大學堂同期改設的大學堂，“絕大部分還在籌備過程中即遵章改稱高等學堂或專門學堂。真正屬于這一時期創立并長期存在下來的是山西大學堂。”更難能可貴的是，山西大學堂不僅自己存在下來了，還帶動了山西各級各類學校的創立和整個教育事業的發展。曾任山西大學堂西齋化學教習的瑞典格緻博士新常富後來甚至不無自豪地說：“山西大學堂被認為是亞洲最好的大學之一。”
1904年8月11日，山西大學堂侯家巷新校址建成，中西兩齋師生全部遷入并開始在此上課、辦公及食宿。新任中齋監督楊熊祥會同新任學台寶熙,抓住學校搬遷和中西兩齋彙聚的契機，從韓愈《進學解》中提煉出“登崇俊良”四個大字，高高懸挂在新校大門外西邊牌樓上額的正中央。這使得山西大學堂成為我國近代大學中較早提出自己獨具特色“校訓”的一所。山西大學堂創設後,為全國，尤其為山西的近代化發展培養了各類新型專門人才。創辦10年間，先後從大學堂畢業的各類學生有593人。也是在建校10年後的1912年，學校更名為山西大學校，1931年更名山西大學。新中國成立後，經過院系調整，山西大學文理工醫法5個學院進行了合并、取消等操作。如今的山西大學、太原理工大學都以1902年成立的山西大學堂為校史之始。
在今年近20所慶祝120周年校慶的學校中，有9所都将自己校史的起點指向了1902年籌建的“三江師範學堂”。
清末“新政”的共識下，不隻是北京的先進人士意識到了興教育的重要性，時任兩江總督的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也常為此事謀劃。早在1901年7月，劉坤一便和張之洞在十天内聯銜具奏《湖廣、兩江總督會奏三疏》，史稱“變法三疏”。在“第一疏”中，劉、張就提出“育才興學之大端”四項：“一曰設文武學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罷武科；四曰獎勵遊學。”而劉坤一的先進教育理念還體現在他提倡興辦女子公塾，讓女子接受教育上。
1902年5月8日，劉坤一給張之洞的信中提到，力主興學“應從師範學堂入手”。但劉坤一在當年10月便因病離世，将其教育理想付諸實踐的任務就落在張之洞身上。
劉坤一病逝後，張之洞作為其繼任者署理兩江，此前他已經在湖廣總督任上積累了建立新式學堂的經驗，在湖北地區創立了相當完整而又相互配套的近代教育體系，以至于在1902年11月抵達江甯（今南京）時，張之洞便迅速按章順利開展工作。他首先将江南高等學堂改為“甯屬師範學堂”，并開始籌辦三江師範學堂，饬令有關官員着手選址、購地、遴選工匠和估算造價。為了加快三江師範學堂的創建，他又專門主持設置了兩江學務處，從銀元局籌集款項支持創辦“三江”。1903年2月5日，張之洞正式奏請創建三江師範學堂，在《創建三江師範學堂折》中，他開宗明義，重申了“師範學堂為教育造端之地，關系尤為重要”的觀點，強調興辦教育，必須“扼要探源”，把握先後次序，“唯有專力大舉，先辦一大師範學堂，以為學務全局之綱領，則目前之緻力甚約而日後之發生甚廣。”并禀報皇帝：“茲于江甯省城北極閣前，勘定地址，創建三江師範學堂一所，凡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人士皆得入堂受學。”在奏折中，張之洞事無巨細地闡述了創設三江師範學堂的理由、意義、章程學制、生員定額、師資來源及構成、辦學經費及籌措渠道等等。與之并行，為三江師範學堂聘請日本、中國教習的工作也一直在推進。萬事俱備後，1903年3月，校園尚未完工的三江師範學堂借當時江甯府署之地正式宣布開辦了。
而就在其宣布開辦後不久，3月20日，張之洞便卸任兩江，啟程北上。在其卸任的前兩天，還在為學校招聘教師嚴格把關，可謂用心至深。縱觀張之洞籌辦三江師範學堂，雷厲風行，卻又步步為營，使得其離任後，學校建設還可以有條不紊地推行下去。
張之洞的繼任者魏光焘延續了他留下的工作，監督北極閣校址竣工并投入使用，并為建校後期籌款作出了重要貢獻。從1902年開始醞釀、籌備，到1903年3月開辦、1903年6月開學、1904年11月正式招生，三江師範學堂在兩年多的時間裡正式成立，是當時江蘇最高學府，日本稱其“堪與京師大學堂比美”，也是“中國師範學堂之嚆矢”。盡管其當時籌建耗時兩年，但後繼者仍将其納入設想的1902年作為校史起點。
1906年5月，在當地一些名紳的提議下，改“三江”為“兩江”，此後校名曆經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南京大學、南京大學的變遷。在20世紀50年代的高校合并和院系重組中，又從原南京大學調整組建出東南大學、南京師範大學、河海大學、南京工業大學、南京農業大學、南京林業大學、江蘇大學、江南大學等8所學校，是以其均以三江師範學堂為初始。
20世紀初，兩江師範學堂“口字房”，為辦公室、圖書室、實驗室用樓，因建築總體外形呈“口”字而得名。1906年，三江師範學堂更名為兩江優級師範學堂，在學制變革和課程内涵方面都有所提升
在江蘇具有120周年校史的大學，還另有一座，雖為師範，但與三江師範并無牽連。其崛起與另一位江南地區的教育實踐者張謇淵源頗深，這便是民立通州師範學校。
20世紀初，在教育學者對師範教育提出各種重要性的解讀時，一批實業家和教育家也在開展建立師範學校的實際行動。1901年，實業家、教育家張謇在《變法平議》中就提出過有關師範學堂的構想，并也确實上書向官方請立過師範學校，但遭到守舊官員的反對。于是，1902年，張謇出資2萬餘元，并邀集好友沈燮鈞等人出資，募集資金共9.3萬元，回到南通自費辦學，當時叫“民立通州師範學校”，校址選在城南千佛寺。對于此事的意義，他自己說：“中國之有師範學校，自光緒二十八年始，民間之自立師範學校自通州始。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萬萬人之衆，為同類知識之謀而僅此乎？”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張謇創辦的民立通州師範學校也确實是中國私立師範教育的起始點。
在學校竣工前，張謇親力親為，拟定試題選拔學生，招聘名師安排課程。為師範生實習的需要，還創辦通州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在當時獨樹一幟。其設立的“堅苦自立，忠實不欺”的校訓也頗具實業家特色。
民立通州師範學校校門舊址。1902年，該校由愛國教育家張謇設立于江蘇通州（今江蘇南通），校址位于千佛寺，曾聘王國維等人任教，是如今南通大學、揚州大學等高校的前身之一
民立通州師範學校最開始隻在附近各縣招生，後來擴展到江蘇各地市縣，再後來進一步擴展到山西、陝西、甘肅、江西、安徽，差不多半個中國。學生數目也由開始時每學期幾十人增加到500人。1906年增設測繪、農、工、蠶等科目。學制年限上，根據社會對不同人才的需要，分别設置成本科（三至四年）、速成科（二年）、講習科（一年）三種，類似于今天的本科生、專科生和短期培訓班畢業生。在課程設置方面，張謇結合他東渡日本時從日本學校那裡學來的經驗，既古今結合，又中西兼備；既設基礎文化課，又設置專業科目；在文化課教學中，重視結合科學知識；在專業課中，重視工具科。對于語文，張謇的要求不是追求文學性，而是追求實用性，用張謇的話說，“國文必期适用”，“作文訓練要求說一理使人了然眉目，說一境使人如到其境，說一物使人如見其物，在題内說出，不在題外敷衍”。在師資配置上，張謇認為，“無良師則無知識”“師不能教則學校敗”。他甚至聘請到一批國内頂級學者來學校任教講學，如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等大師均曾在這裡講授過課程。曆史學家章開沅曾盛贊張謇：“以弘毅之行行武訓，為發展南通近代教育事業嘔心瀝血，直到生命最後一息。”但豈止是對于南通，作為近代中國第一所私立師範學校，民立通州師範學校的興起，對于完整中國師範教育的近代化進程有着不世之功。1952年，該校改為公立，定名江蘇省南通師範學校，也是如今南通大學、南通高等師範學校和揚州大學等校的前身之一。
1903年，張謇對“教育”的本義做了一個自己的解讀：“以教為育，便是幹涉而非放任。放任者野蠻之事，幹涉者文明之事。”兩個甲子的時光浸潤，一脈相承的校史，也正是為“教育”之問書寫了生動答卷。 END 作者| 知衡 編輯 |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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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國有近20所大學都迎來了120周年校慶，順着這一個多世紀回看，就不難發現，它們“殊途同歸”，源頭無一例外指向了1902年的一場新世紀教育變革。1903年，張謇解讀“教育”：“以教為育，便是幹涉而非放任。放任者野蠻之事，幹涉者文明之事。”兩個甲子的時光浸潤，一脈相承的校史，也正是為“教育”之問書寫了生動答卷。
山西大學堂舊址，位于山西省太原市侯家巷9号，該建築原為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工科教學樓，現為太原師範學院管理和使用。整座建築為仿英中世紀教堂式磚木結構，從外形上将“山西”兩字巧妙地設計進去，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學制更新
1894年甲午戰争清軍潰敗後，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維新思想高漲。維新派認為洋務運動隻是“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積弊”，試圖效法明治維新，在中國政治、經濟、教育等各個領域自上而下推行改革，以救亡圖存。而維新變法，必須從廢科舉、興學校做起，“西學重于西語，人才重于一技一藝”，大力呼籲發展新式教育。于是，天津海關道盛宣懷1895年奏請光緒皇帝，在天津創立“北洋西學學堂”，效法西方模式，開創辦新式“大學”之先河。
1896年，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明确提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康有為也向光緒帝指出：“當此綢缪未雨之時，為興學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猶恐其不能以立國也。”而八國聯軍侵華和《辛醜條約》的簽訂，讓舉國自上至下達成了改革的共識，體現在教育上，便是全國各地都紛紛創辦起新式學堂。也就是在1902年，中國開啟了近代學校制度的建設。
1900年，京師大學堂教職員合影，背景為大學堂藏書樓，現為北京大學圖書館。這年，受八國聯軍侵占北京等一系列變故影響，大學堂遭嚴重破壞以緻停辦。直到1902年，清政府才得以重建京師大學堂，并開設仕學館、師範館
1902年，清政府任命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張百熙遵照“端正趨向，造就通才，明體達用”的旨意，“上溯古制，參考列邦”，在8月拟定了我國第一個比較系統的法定學制——《欽定學堂章程》。由于1902年為農曆壬寅年，所以又稱其為“壬寅學制”。
“壬寅學制”以“激發忠愛，開通智慧，振興實業”為宗旨，确立了與西方學制基本相同的現代學制基礎框架。小、中、高等教育，共3段7級，自5歲入蒙學堂至大學堂畢業，共計20—21年。其中高等教育分3級，第一級為高等學校和大學預備科，為升入大學做準備；第二級為大學堂，分7科（政治、文學、格緻、農業、工業、商業和醫術）35目，基本類似于今天大學的學院和系别，修業3—4年；第三級為大學院，是學術研究的最高學府，無一定學習年限，相當于現在的研究生院。就此看來，“壬寅學制”确實是規劃了初中高三段學堂體系和普通、師範、實業三類學堂體系，對于這一階段各學堂建章立制是有指導之功的。如果說“壬寅”還是内測版，那“癸卯”則是正式版，這也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在全國實施的學制體系。
重新出爐的“癸卯學制”在“壬寅學制”的基礎上增删修改，調整了基礎教育階段的入學年齡、修業時長等等。在大學堂部分，對每門學科講授内容和課程、放假制度、學費等等都做了詳細規定。張之洞要求，“癸卯學制”下，全國學堂都要以“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标準，這就必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比如，在大學堂的分科設置中，“壬寅”将經學和理學劃分在文學科中，而癸卯則将經學單獨立為一科，并劃分為11門，足見重視。雖然“癸卯學制”依然提出“無論何等學堂，以忠孝為本，以經史之學為基”，教育本質上仍以鞏固封建統治服務為核心，但近代教育的大趨勢已不可逆轉，中國近代大學就在新式學堂的基礎上不斷成長起來了。
“師大”徽章，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木铎”是經常出現在師範教育文化中的元素，該徽章圖案也一直作為北京師範大學及其前身的校徽标志物
弦歌不辍
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本是我國高等教育的先行者，但辦學卻在清末的一系列社會危機下一度中斷。直到1902年1月，清廷才有能力下令恢複京師大學堂。張百熙考慮到“國家需才孔亟，士大夫求學甚殷”，便增設速成科，分兩門：仕學館、師範館。12月17日，京師大學堂開學，師範館錄取學生共79名。
如維新派重視教育，所以興學堂，而興學堂，便要有教師。1896年梁啟超在《學校總論》中就批評洋務派辦的學堂，不懂得師範教育的重要：“師範學堂不立，教習非人。”他還在《論師範》中指出：“師範學校立，而群學之基悉定。”“故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範學堂為第一義。”可見，師範教育的重要性已經牢牢構築在新時代仁人志士的理念裡。為此，讓同樣強調“辦理學堂首重師範”的張百熙，來創設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就顯得水到渠成。
按大學堂章程規定，30歲以内的舉人、貢生、生員、監生都可以報考師範館，各省也可以保送，但需具備“三代籍貫年貌履曆”。考試科目包括：修身倫理大義、教育學大義、中外史學、中外地理學、算學比例開方代數、物理、化學、外國語等 8門。但有一些教育落後地區，雖屢經考試、數理化諸科并無及格者，因此一直沒有選送，可見師範館當時的篩選十分嚴格，畢業生含金量不低。
師範館共開設有14門課：倫理、經學、教育學、習字、作文、算學、中外史學、中外輿地、博物、物理、化學、外國文、圖畫、體操等等。如地理學試題：“中國沿海之地如旅順、如威海、如膠州灣、如舟山、如大鵬峽、如香港，均極好屯泊之處，試略言其形勢。”外國史學題：“歐洲名将三，其一曰亞曆山大，其一曰罕尼伯勒，其一曰拿破侖。三者将略因時各有殊緻而亦有所短長，能各疏其梗概否？”教育管理者在加強師資一事上也是不遺餘力。張百熙就曾通過出使美國的欽差大臣，取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等13所學校的書目，拿來參考編寫教材；而為配合學校請來的日本教習，師範館學生除學習英語外，還必須兼修日語。
1904年，随着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并入進士館遷出，師範館便獨自占據北京景山之東馬神廟的校址運行了。1907年，師範館第1期共100名學生畢業，次年，依照前面提及的“癸卯學制”，師範館脫離京師大學堂，獨立建制，後改稱京師優級師範學堂。在其盛大的開學典禮上，張之洞發言：“師範教育，是為一切教育發源處，而京師優級師範，為全國教育之标準。”師範專業本就于教育中有領航之姿，在中國師範教育領域，京師優級師範學堂更如張之洞所言，有“衆星拱北鬥”之勢。在曆經1912年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3年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校、1929年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的變遷後，在1949年北平解放後，該校複用“北京師範大學”之名。如此一脈相承，讓今日北京師範大學在高師院校中的“領頭雁”姿态更有所蹤。1908年5月，京師優級師範學堂所選定的廠甸五城學堂校址，也正是北京師範大學在1952年前一直在使用的校址。
在此期間，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師生被迫西遷，參與組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并整體改組為西北聯合大學下設的教育學院。1939年8月，聯合大學解散，該學院獨立為國立西北師範學院，遷往蘭州辦學，為西北地區的教育事業打開了局面。新中國成立後，北平師範大學回歸，西北師範學院則在1958年改稱甘肅師範大學，1988年更名為西北師範大學。是以，如今北京師範大學和西北師範大學前身皆為京師大學堂師範館，二者同根同源，甚至校徽都采用了相同的指代教師的“木铎”元素，以示弦歌不辍，薪火相傳。
古路壩大教堂，位于陝西省漢中市城固縣城南，始建于1888年，是當時西北五省最大的天主教堂之一。1938年，聚集了諸多教育資源的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成立，其中由原北平師範大學等改組成的教育學院為西北師範大學的前身，其工學院則以古路壩教堂為校址，後與其他三校工學院組成國立西北工學院，即西北工業大學的前身
從書院到學堂
從傳統書院到新式學堂，是清末教育轉型的一個重要特征。聯系這兩年各種先進學制的出台，實際上是一場覆蓋管理制度、人才培養、課程體系等各個方面的重構。诏書下達後，多數省會立刻行動起來，有的是在省城書院的基礎上改設大學堂，有的則是基于新學制成立全新學校。1902年成立的一些省會大學堂，延續到今天也是現代先進教育資源在地方的彙聚之所。如西北大學的前身陝西大學堂、貴州大學的前身貴州大學堂、河南大學的前身河南大學堂、廣西大學的前身廣西大學堂等，這些學校都以1902年建立大學堂的契機為源追溯校史，在今年迎來了120周年校慶。在諸多大學堂中尤為矚目的，是借此機會成長，并在20世紀初與京師大學堂、北洋大學堂等并肩開創中國近代大學教育先河的山西大學堂。
相比于那些經由書院改建的大學堂較多繼承中國傳統教學思想和教學模式，1902年在新政推動下新建的大學堂則較多引進了西方先進的教育思想和教學内容。山西大學堂特殊之處在于，其兼具改建與新建成分，繼承和創新并舉。
20世紀初山西大學堂校址全景。1902年，山西大學堂開始興建，1904年校址落成，其主樓坐北朝南，由主樓及兩側翼樓組成，建築風格中西結合。1954年，山西大學由侯家巷舊址遷入塢城路現址，山西大學堂舊址教學主樓幾經輾轉，現由太原師範學院管理和使用
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後，對山西虎視眈眈。1901年初，法國軍隊攻占娘子關，山西新任巡撫岑春煊邀請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協助其解決教案和商務問題。李提摩太在給議和全權大臣李鴻章和奕劻的解決方案中，提出用山西教案賠款以辦中西大學堂，李鴻章對此表示贊同。但将辦學資金全都交給李提摩太又讓岑春煊有“侵我教育之主權”的疑慮，恰好清廷“興學诏”下達，岑春煊便主持将原晉陽書院與令德堂書院合并成為山西大學堂，于1902年5月8日開學。而李提摩太原本要設立的中西大學堂部分，則作為西學專齋并入大學堂，與之相輔，原書院部分為中學專齋。
中齋基本承襲書院舊制，學習目的也仍是參加科考，謀取功名；西齋則分預科、專門兩級，開設文學、數學、物理、化學、工學、西洋史、英文、圖畫、博物等等課程，分班教學，周日休息，師資也多從歐美聘請，畢業成績合格者也可獎勵功名。西齋的教學教材多取自英文，為了解決教材短缺的問題，山西大學堂在上海成立了專門的譯書院，從1902年到1908年先後譯書23種，不但解決了對内的教學困難，對外還提供給國内其他高等學堂使用。至此，山西大學堂一校兩制格局形成。李提摩太通過在山西大學堂的擘畫，将兼具多國風格的教學模式引入其中并試驗，使山大校園在當時呈現出非常活躍的氣氛。
1902年，山西大學堂開學時，山西各官員與教師在公堂合影。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于1901年向清廷提議利用山西教案的50萬兩白銀在太原創辦中西大學堂，得到應允。後在山西巡撫岑春煊對教育主權的考慮下，将中西大學堂與山西大學堂合并，設中西專齋，使山西大學堂成為中西一體的新式學堂
曆史原因，導緻中國的新式教育多在沿海發生，山西大學堂能在内陸率先崛起，與岑春煊對時機的把握和李提摩太的執行力不無關系。與山西大學堂同期改設的大學堂，“絕大部分還在籌備過程中即遵章改稱高等學堂或專門學堂。真正屬于這一時期創立并長期存在下來的是山西大學堂。”更難能可貴的是，山西大學堂不僅自己存在下來了，還帶動了山西各級各類學校的創立和整個教育事業的發展。曾任山西大學堂西齋化學教習的瑞典格緻博士新常富後來甚至不無自豪地說：“山西大學堂被認為是亞洲最好的大學之一。”
1904年8月11日，山西大學堂侯家巷新校址建成，中西兩齋師生全部遷入并開始在此上課、辦公及食宿。新任中齋監督楊熊祥會同新任學台寶熙,抓住學校搬遷和中西兩齋彙聚的契機，從韓愈《進學解》中提煉出“登崇俊良”四個大字，高高懸挂在新校大門外西邊牌樓上額的正中央。這使得山西大學堂成為我國近代大學中較早提出自己獨具特色“校訓”的一所。山西大學堂創設後,為全國，尤其為山西的近代化發展培養了各類新型專門人才。創辦10年間，先後從大學堂畢業的各類學生有593人。也是在建校10年後的1912年，學校更名為山西大學校，1931年更名山西大學。新中國成立後，經過院系調整，山西大學文理工醫法5個學院進行了合并、取消等操作。如今的山西大學、太原理工大學都以1902年成立的山西大學堂為校史之始。
江南教育實踐者
在今年近20所慶祝120周年校慶的學校中，有9所都将自己校史的起點指向了1902年籌建的“三江師範學堂”。
清末“新政”的共識下，不隻是北京的先進人士意識到了興教育的重要性，時任兩江總督的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也常為此事謀劃。早在1901年7月，劉坤一便和張之洞在十天内聯銜具奏《湖廣、兩江總督會奏三疏》，史稱“變法三疏”。在“第一疏”中，劉、張就提出“育才興學之大端”四項：“一曰設文武學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罷武科；四曰獎勵遊學。”而劉坤一的先進教育理念還體現在他提倡興辦女子公塾，讓女子接受教育上。
1902年5月8日，劉坤一給張之洞的信中提到，力主興學“應從師範學堂入手”。但劉坤一在當年10月便因病離世，将其教育理想付諸實踐的任務就落在張之洞身上。
劉坤一病逝後，張之洞作為其繼任者署理兩江，此前他已經在湖廣總督任上積累了建立新式學堂的經驗，在湖北地區創立了相當完整而又相互配套的近代教育體系，以至于在1902年11月抵達江甯（今南京）時，張之洞便迅速按章順利開展工作。他首先将江南高等學堂改為“甯屬師範學堂”，并開始籌辦三江師範學堂，饬令有關官員着手選址、購地、遴選工匠和估算造價。為了加快三江師範學堂的創建，他又專門主持設置了兩江學務處，從銀元局籌集款項支持創辦“三江”。1903年2月5日，張之洞正式奏請創建三江師範學堂，在《創建三江師範學堂折》中，他開宗明義，重申了“師範學堂為教育造端之地，關系尤為重要”的觀點，強調興辦教育，必須“扼要探源”，把握先後次序，“唯有專力大舉，先辦一大師範學堂，以為學務全局之綱領，則目前之緻力甚約而日後之發生甚廣。”并禀報皇帝：“茲于江甯省城北極閣前，勘定地址，創建三江師範學堂一所，凡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人士皆得入堂受學。”在奏折中，張之洞事無巨細地闡述了創設三江師範學堂的理由、意義、章程學制、生員定額、師資來源及構成、辦學經費及籌措渠道等等。與之并行，為三江師範學堂聘請日本、中國教習的工作也一直在推進。萬事俱備後，1903年3月，校園尚未完工的三江師範學堂借當時江甯府署之地正式宣布開辦了。
而就在其宣布開辦後不久，3月20日，張之洞便卸任兩江，啟程北上。在其卸任的前兩天，還在為學校招聘教師嚴格把關，可謂用心至深。縱觀張之洞籌辦三江師範學堂，雷厲風行，卻又步步為營，使得其離任後，學校建設還可以有條不紊地推行下去。
張之洞的繼任者魏光焘延續了他留下的工作，監督北極閣校址竣工并投入使用，并為建校後期籌款作出了重要貢獻。從1902年開始醞釀、籌備，到1903年3月開辦、1903年6月開學、1904年11月正式招生，三江師範學堂在兩年多的時間裡正式成立，是當時江蘇最高學府，日本稱其“堪與京師大學堂比美”，也是“中國師範學堂之嚆矢”。盡管其當時籌建耗時兩年，但後繼者仍将其納入設想的1902年作為校史起點。
1906年5月，在當地一些名紳的提議下，改“三江”為“兩江”，此後校名曆經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南京大學、南京大學的變遷。在20世紀50年代的高校合并和院系重組中，又從原南京大學調整組建出東南大學、南京師範大學、河海大學、南京工業大學、南京農業大學、南京林業大學、江蘇大學、江南大學等8所學校，是以其均以三江師範學堂為初始。
20世紀初，兩江師範學堂“口字房”，為辦公室、圖書室、實驗室用樓，因建築總體外形呈“口”字而得名。1906年，三江師範學堂更名為兩江優級師範學堂，在學制變革和課程内涵方面都有所提升
在江蘇具有120周年校史的大學，還另有一座，雖為師範，但與三江師範并無牽連。其崛起與另一位江南地區的教育實踐者張謇淵源頗深，這便是民立通州師範學校。
20世紀初，在教育學者對師範教育提出各種重要性的解讀時，一批實業家和教育家也在開展建立師範學校的實際行動。1901年，實業家、教育家張謇在《變法平議》中就提出過有關師範學堂的構想，并也确實上書向官方請立過師範學校，但遭到守舊官員的反對。于是，1902年，張謇出資2萬餘元，并邀集好友沈燮鈞等人出資，募集資金共9.3萬元，回到南通自費辦學，當時叫“民立通州師範學校”，校址選在城南千佛寺。對于此事的意義，他自己說：“中國之有師範學校，自光緒二十八年始，民間之自立師範學校自通州始。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萬萬人之衆，為同類知識之謀而僅此乎？”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張謇創辦的民立通州師範學校也确實是中國私立師範教育的起始點。
在學校竣工前，張謇親力親為，拟定試題選拔學生，招聘名師安排課程。為師範生實習的需要，還創辦通州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在當時獨樹一幟。其設立的“堅苦自立，忠實不欺”的校訓也頗具實業家特色。
民立通州師範學校校門舊址。1902年，該校由愛國教育家張謇設立于江蘇通州（今江蘇南通），校址位于千佛寺，曾聘王國維等人任教，是如今南通大學、揚州大學等高校的前身之一
民立通州師範學校最開始隻在附近各縣招生，後來擴展到江蘇各地市縣，再後來進一步擴展到山西、陝西、甘肅、江西、安徽，差不多半個中國。學生數目也由開始時每學期幾十人增加到500人。1906年增設測繪、農、工、蠶等科目。學制年限上，根據社會對不同人才的需要，分别設置成本科（三至四年）、速成科（二年）、講習科（一年）三種，類似于今天的本科生、專科生和短期培訓班畢業生。在課程設置方面，張謇結合他東渡日本時從日本學校那裡學來的經驗，既古今結合，又中西兼備；既設基礎文化課，又設置專業科目；在文化課教學中，重視結合科學知識；在專業課中，重視工具科。對于語文，張謇的要求不是追求文學性，而是追求實用性，用張謇的話說，“國文必期适用”，“作文訓練要求說一理使人了然眉目，說一境使人如到其境，說一物使人如見其物，在題内說出，不在題外敷衍”。在師資配置上，張謇認為，“無良師則無知識”“師不能教則學校敗”。他甚至聘請到一批國内頂級學者來學校任教講學，如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等大師均曾在這裡講授過課程。曆史學家章開沅曾盛贊張謇：“以弘毅之行行武訓，為發展南通近代教育事業嘔心瀝血，直到生命最後一息。”但豈止是對于南通，作為近代中國第一所私立師範學校，民立通州師範學校的興起，對于完整中國師範教育的近代化進程有着不世之功。1952年，該校改為公立，定名江蘇省南通師範學校，也是如今南通大學、南通高等師範學校和揚州大學等校的前身之一。
1903年，張謇對“教育”的本義做了一個自己的解讀：“以教為育，便是幹涉而非放任。放任者野蠻之事，幹涉者文明之事。”兩個甲子的時光浸潤，一脈相承的校史，也正是為“教育”之問書寫了生動答卷。 END 作者| 知衡 編輯 |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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