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學時,于永正一閱讀就上瘾。所謂上瘾,在于永正看來,就是不閱讀會渾身難受。他的父親在一所中學工作,學校訂了很多報紙、雜志。從父親那裡,他開始廣泛閱讀并讀上了瘾。
等參加工作後,于永正訂閱了《參考消息》《報刊文摘》《讀者文摘》等報刊,每期文章必認真閱讀,這種習慣持續終身。每讀到精彩處,他就将其抄下來,恪守“不動筆墨不讀書”的古訓,一筆一畫地謄寫在小本子上。魯迅、葉聖陶的著作,他是邊看邊做摘抄的。和現在的學生一樣,他既抄寫感受深刻的句子和優美段落,也抄寫名言名句,全部手寫,分門别類。第一遍很亂,勾勾畫畫,第二遍再梳理一番。可惜的是,他做的很多書摘,“文化大革命”期間都被抄走了。
“我的記憶力很好,每到用時,我就知道到哪裡去找資料,”于永正說,“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我的課内容很豐富,其實是我平時注意積累,注意從讀書中獲得更多知識,從讀書中找到迅速提取信息的方法。我每天都在讀書,越讀越覺得應該讀。每當從鏡子裡瞥見自己的鬂角染上白發時,我便有被人猛擊一掌的感覺,絲毫不敢懈怠。”
多年的讀書習慣讓于永正感覺讀書能從根本上改變一個人,讀書可謂教師最大的修煉。讀師範時,他絕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看書,一心研讀教育名家名著,比如馬卡連柯的《教育詩》《父母必讀》《塔上旗》等著作。《教育詩》裡面寫了很多案例,核心理念是集體主義教育。“我記憶很深的是,書中記述了一個學生偷東西的故事。被教師批評時,犯錯的學生痛哭流涕,決心悔改。馬卡連柯說,據我觀察,你還會有第二次。果然,這個學生又忍不住偷了人家東西。馬卡連柯說,據我觀察,你還會有第三次。但學生再也沒有偷東西。讓學生發自内心地改正錯誤,這其實就是教育智慧。”對此,于永正這樣說。
從書中學來的教育智慧,在現實中屢屢被于永正派上用場。他坦言,自己讀書最大的特點,就是理解了書裡講過的知識點後,在教學行為上體現出來。馬卡連柯很注重與學生的交流方式,于永正也常常用遞紙條的方式與學生溝通。有時候,他把紙條裝在信封裡,不封口,裡面是表揚信,學生看後非常高興。馬卡連柯的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愛學生、理解學生,于永正也學會了站在學生的視角看問題,把課堂真正還給學生。讀《塔上旗》後,他明白小目标能引起大快樂,有好消息時便提前告訴學生,如周末聚餐、外出參觀等,“讓學生一個星期都揣着高興”。他很少訓斥學生,因為馬卡連柯說過,溫柔的勸說勝過嚴厲的批評。
自1962年走上講台以來,于永正始終保留着四個習慣、一個愛好。四個習慣是讀的習慣、看和聽的習慣、觀察和思考的習慣、操筆為文的習慣,一個愛好是唱京戲。他規定自己每天讀50頁書,睡前常翻的三本書是《論語》《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和蘇霍姆林斯基的《給教師的建議》。他特别喜歡蘇霍姆林斯基的作品,因為蘇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是“做”出來的而不是“寫”出來的,書中的許多故事更貼近一線教師的教學實際,更容易引起共鳴,有助于他跳出語文學科看教育,學會如何當好一名班主任,而不是僅僅當一名教書匠。
不過,在閱讀之路上,于永正也有遺憾,最大的遺憾是古典名著讀得少,在人生的最佳年華錯過了閱讀與背誦古典名著的黃金期。“我上學時,正值特殊年代,苦悶于找不到書讀。參加工作後有書了,但又沒有時間和精力讀了。學生時代一定要多讀經典著作,這是為人生打底的,也是語文教師必不可少的精神底子。”
2007年,于永正辦理了退休手續。回首20年當小學教師、23年當教研員的經曆,他感觸最深的是閱讀推着自己不斷朝前走,“我年輕時參加賽課,也分配答案,做了一些違反教育規律的事。但這麼多年書讀得越來越多,我漸漸知道了該怎麼教書、怎麼與孩子相處、怎麼做人處事,每日三省吾身,見賢思齊,我慶幸養成了閱讀的習慣,并受益終身。”
文 | 張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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