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雲杉 | 時間的拜物教屬性與當代資本主義精神危機

作者簡介

劉雲杉，

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本文系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馬克思主義時間哲學與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時間叙事研究”（項目号：2021YJSB025）的階段性成果。

時間的拜物教屬性與當代資本主義精神危機

【編者按】為提高學術成果的傳播效率，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與研究》錄用的文章，将在本刊知網首頁和公衆号網絡首發。

摘 要

當代社會時間在本質上已經成為資本邏輯的有機組成部分。資本與時間的結合随着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而不斷深化，并在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通過自身統治方式的轉變以及與科技理性結合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拜物教形式。時間拜物教以自身呈現的意識形态形式、與貨币的一體兩面性以及将自身的工具性上升為目的性等形式，影響了人的意識結構和社會體驗，實現對人的精神世界的侵占。時間拜物教化的直接後果就是社會時間成為流俗時間和加速時間，造成了人的精神世界與生命體驗的封閉與空虛，使人不斷失去通向自由的可能性。因此，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批判揚棄這種時間結構就成為打破資本統治過程中的重要任務。

關鍵詞

在《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中，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論及了資本社會帶來的異化景觀：“正是在機器形式中，異化理性正在對社會——這個社會把作為物質和精神機制的固定思想模式同自由、生活和思維調和起來——發生着作用，并把社會本身當成思想的真正主體。”這段話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正從物質領域加速蔓延至精神領域，并試圖侵蝕現代人的一切生活領域，資本主義現代性創生出一幅極端諷刺和吊詭的社會圖景。資本在積極的層面革新傳統的生産方式，以令以往任何一種社會形态都難以望其項背的創造力推動了物質生産的蓬勃發展，“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但在消極的層面，資本緣于其深重的内在結構性矛盾而無法良性駕馭它所創造出來的現代性世界，這個世界正在它的創始人手中愈發變得面目全非。資本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隻有在這個矛盾體中，資本主義才能沖破限制謀求發展。資本正是出于自身增殖和增強統治力量的考慮，才想方設法地與國家結盟、與宗教共謀、與生活世界捆綁，将自然與曆史改造為适應自身邏輯的産物，不斷壓縮這個世界通向自由未來的期待，并将自身包裝為永恒的真理。時間、空間等諸如此類原本并無工具理性意義的自然存在對象，也難以逃脫被資本吞噬的曆史命運。但不同于一般純粹的身體奴役形式，時間作為一種“非物理”因素的“治理術”，主要是通過精神的物化、價值的虛無等手段進行，對隐形的意識形态的操控俨然成為當代資本主義鞏固自身統治地位的新型措施。毋庸置疑，時間這一永恒流淌的對象，在曆史中被人的勞動實踐認知為與自然時間一體兩面、無法割裂的社會時間之後，在資本的作用下已經成為與貨币通約，深刻影響人們精神世界的形式。當資本成為時間新的“上帝”，時間就具有了拜物教的性質，并在資本主義社會精神的再生産中強化了這種至上性邏輯，并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一、時間拜物教的形成：資本與社會時間的結合

馬克思在《資本論》等著作中以其深刻的哲學洞見和經濟社會史的獨特研究視角，向現代人揭示了資本在現代性世界中的絕對統攝地位，同時發現了“社會時間”這一對象的資本化進程。作為社會關系的資本“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着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着它裡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這内在地傳達了資本與現代性世界關系的兩重維度：第一，資本與生俱來的高流動性和無疆界性使其沖破一切橫亘在民族國家之間的偏見和壁壘，繼而将統治的觸角無遠弗屆地伸向一切“超地方”“非經濟”領域（如政治、社會、曆史、自然、精神、藝術等層面），竭力實現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剝削本性；第二，随着資本統治力量的日益增強，其自身支配“其他色彩”的治理形式也在悄然改變，為資本攫取剩餘價值服務的各種因子總是配合着資本的意志和需要才能實現自我确證。資本從人類社會誕生以來，就與社會時間産生着密不可分的關聯，并且在意識形态中對适應資本本性的社會時間意識加以生産。可以說，資本隻有通過最大化地改造和利用時間才能完成自身增殖的内在要求。時間拜物教本就是拜物教發展形式的一個階段，剩餘價值生産的要求決定着不同曆史階段時間與資本結合的不同形式。

在資本主義誕生之前，傳統社會中人們的生産、生活活動尚未擺脫時間的自然節律的限制，對社會時間的建構和認知嚴重依賴于自然時間的規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種植、航海、祭祀、貿易等主要活動都要按照人們對季節與天時的認識和把握來安排，也就逐漸形成了在自然規律基礎上按照人的實踐活動需要而人化了的社會時間。在這個階段，時間往往被視作具有某種神秘色彩，乃至是通向某種終極意義的存在。柏拉圖将其作為永恒的運動，亞裡士多德将其視為運動的數，中世紀神學則仿效自然周期将時間以反複循環的形式借以論證自身的永恒性。封建統治者則借此宣揚自身的永恒合法性，并将社會時間的節律作為某種先定的産物，将時間作為一種覆蓋了神秘色彩的支配形式，借以确立起關于社會時間的行動秩序，“對于個人來說，時間不是他個人的，時間不屬于他，而屬于一種更高的、處于支配地位的勢力。這解釋了為什麼在中世紀，對統治階級的反抗常常呈現出一種抗議教會對時間控制的形式”。人們通過宗教或其他信仰來認識時間的本質，将時間作為這些信仰對象降臨的表現形式，以此形成相應的世界觀。對時間的信仰成為宗教信仰的一部分。

在早期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尤其是工業革命以來，資本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全行業、全世界範圍内展開自身生産方式上。資本盤踞在世界範圍内的各行各業，徹底颠覆了封建社會的落後生産方式，并通過創生新産業、消滅舊産業、更新落後産業等，将一切阻礙自身增殖的消極因素淘汰出局，留下了最具價值性和可塑性的生産素材。與此同時，通過殖民掠奪和資本輸出等方式，資本将擴張的版圖延伸至世界各個角落，實現了在全球空間上的霸權統治地位。這種擴張進程的主導動力正是滿足“資本是通過占有他人勞動而使自己的價值增殖”的直接需要。社會時間在這一進程中成為資本自我增殖的工具化需要，成為衡量資本增殖量的一般尺度。“在現代人那裡占統治地位的則是量的觀點”，時間被資本作為一種勞動的量，進而成為人對資本間接依附性關系的中介。這個中介代替直接的人身統治，以鐘表技術帶來的精确化測度時間，用确證性取代可能性而成為一種要求增殖效率、脫離自然時間的測度普遍化抽象化的時間單位。

《資本論》描繪了一副時間的支配性面貌，盡管這一階段主要以資本控制時間而形成對人的單向度支配為主，但其中也蘊含了時間拜物教形成的基本條件。第一，資本對時間的全面侵占鉗制了勞動者精神發展的可能。資本利用精确化測度時間“像狼一般地貪求剩餘勞動，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在獲取超額剩餘價值的刺激下，資本通過延長勞動時間、大量雇用童工等手段不斷壓縮工人階級用以接受教育、享受休閑、開發智力、鍛煉體力以及履行社會職能等充分開發自身的能力與潛力以供自身精神全面發展的時間，最終力求達到使工人全部可供支配的社會時間都用以為資本增殖服務。勞動者自我生命存在的每分每秒，全部受制于資本的意志，人類感性豐富的生命基質在“絕對剩餘價值生産”的目标下蕩然無存。在“一個人在一小時内耗費他從前在兩小時内耗費的生命力”的壓榨下，勞動者肉體和精神都處于虛空狀态，他們最直接的需要正是謀生性的“自然的需要”，由此也就會對支配他們的時間本身産生信仰的可能。第二，這一時期的思想基礎也内含着時間拜物教産生的可能。黑格爾以絕對精神作為人的本質性規定，認為曆史時間在資本主義社會就已經實現了現實、曆史與理性在理念上的辯證統一，達到了絕對精神外在形式的普遍曆史發展終點。但由于黑格爾始終是基于理念上的曆史運動觀察社會，正如馬克思批判的那樣，“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内進行的，這個領域确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伊甸園。那裡占統治地位的隻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黑格爾曆史時間觀也正反映從作為“普照的光”的資本邏輯進行的抽離了資本與勞動現實關系之後的抽象統治，因此他隻能看到民主、自由等理念在資本邏輯中實現的形式性。這種将曆史時間導向抽象終點的理解使主體始終是絕對理念運動中的受動者，而非能動者，認為勞動主體的精神是在自上而下的必然性中生成的。這本身就暗含了一種達成現實和理念統一的精神形式實則隻是一種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現實支配關系的精神化體現，具體體現為對資本主義曆史秩序永恒性的證明和依賴，實際上所表征的正是以民主自由外衣粉飾時間統治力量的事實。第三，資本創造了時間的物化機制。在資本主義社會，無産階級對時間的感知就是對自身直接的、感性的勞動量的感知，這種異化的勞動時間精确并可測量，且不分晝夜、無論春秋地與自身生命曆程的特征逐漸遠離，卻與勞動産品、貨币産生精确的一緻性，這就是時間的物化過程。時間逐漸成為通過勞動換取謀生性需要的工具，勞動的過程也是一個生産物化時間的過程。在無産階級的生命世界中，随着他們精神的被摧殘、自由與發展價值的喪失，在勞動時間中謀生成為第一需要，完全物化的時間也就成為勞動過程中的時間機制，并随着資本擴張成為整個社會的時間規範。馬克思認為的“曆史地形成的需要”在資本社會中形成了由商品、貨币與勞動構成的“物體系”，形成了與物化時間完全通約的邏輯架構。人們在這種本質主義的物化時間之中将時間視為使用價值和一般等價物的化身，這種“曆史地形成的需要”越多，物化時間與商品結合也就越徹底，關于時間的拜物教屬性邏輯也就越清晰。

如果說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主要特征是以物質生産為主，資本家通過延長工人必要勞動時間或者通過調節必要勞動時間與剩餘勞動時間的比例，來達到對工人生命時間的操控，那麼對于當代資本主義而言，随着資本主義生産的向度從物質生産蔓延至文化生産、制度生産、精神生産、意識形态生産等各個層面，資本對時間的把控也變得更加微觀和隐秘。一方面，資本積累起來的力量愈發壯大以緻足以控制社會生活的各領域；另一方面，資本通過對各種技術手段的應用改變了剝削的方式，以一種更隐蔽、更全面的方式釋放自己的權力。正如馬克思所說，“生産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既然生産力屬于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在這一過程中，社會時間随着資本權力範圍的擴大而突破了在生産領域僅僅作為對勞動時間進行衡量的限制，以一種工具化的測度單位的形式成為滲透進當代社會幾乎全部領域的無形的普遍權力，并依照資本的意願以自身所具備的巨大權力深刻改變了整個社會圖景。這本質上是一種剩餘時間對自由時間的侵占，勞動者在勞動時間從事着操縱機器的死勞動，在非勞動時間也被非生産性勞動所占據，以“休閑時間”之名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隐藏在消費、娛樂等活動中。馬克思早已深刻闡明了這種時間體制的基礎，社會時間作為對時間的徹底抽象化，并随着資本權力的擴張逐漸公共化，是“作為現代生産方式的自然規律從現存的關系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它們的制定、被正式承認以及由國家予以公布，是長期階級鬥争的結果”，即資本增殖方式的社會化。可見，由于階級鬥争、資本長期增殖需要、科學技術發展等因素，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在業已“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的基礎上不斷改進，科技與資本合謀創造性地開啟了一條新型的資本主義剝奪之路，煩瑣沉重的體力勞動愈來愈被腦力勞動以及機械化自動化生産裝置所取代，對肉體壓迫沉重的剩餘勞動時間逐漸轉化為控制精神的勞動時間。這種“普照的光”表面上越來越難以激起反抗，資本主義宣稱正走進黑格爾所說的使一切各得其所的曆史終點。

那麼，是科技發展與政治進步導緻了資本剝削本性減弱乃至消失了嗎？究其原因正是資本與社會時間的關系發生了改變，剩餘價值剝削的社會化使時間具有了拜物教的性質。第一，資本統治方式發生前所未有的改變。科技、政治、經濟等各種因素對資本權力限制的進程恰恰也就是資本權力覆蓋這些領域的進程。資本的逐利本性在統合了這些要素之後，肉眼可見的實體工廠不再是其壓榨勞動的唯一場所。資本已經開啟了一場從“攻身為上”到“攻心為上”的剝削之旅，這意味着資本對工人剩餘勞動時間的榨取方式也必然随之改變，從強制、暴力逐漸走向溫和、隐蔽。作為目的的資本增殖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時間剝奪的強制性手段，從而轉換為對整個社會領域和人的生存狀态進行潛在的控制。在當代資本主義生産關系中，這樣的資本增殖将具體勞動擴散至整個社會的非生産領域，獲得了增殖的穩定性、多元性和非暴力特征。這些非物質勞動與物質勞動的結合使社會時間在勞動同一性原則無限擴展的對象領域中成為社會認可的統一尺度。第二，科技理性對社會時間的侵占。在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思維方式中，人類認識的一切對象及對象化活動都是可以還原為量的尺度，進行計算來判定其合理化與理性化的形式，隻有這種方式才能确定認識對象的真實性。資本增殖一方面要求科技理性侵入對生産效率與組織方式的計算和安排中，以高度精确化合理化的方式不斷提高單位時間的勞動效率，使整個社會時間在不停地擠壓出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則作為社會潛在的意識形态工具，通過人們對科學的無條件信仰在人的觀念層面制造一種高度合理性的精确的時間利用架構，以大衆對科學的無條件信任推動人們對資本創設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力的自覺接納。資本邏輯作為資本本性的共謀者出現并盛行，與資本統治和增殖的内在需要相一緻。第三，社會時間的力量并沒有體現出暴力與強制的特征，而是在全社會呈現出接受、适應乃至認同的狀态。随着資本從“工業上的最高權力”，“越來越表現為社會權力”，資本推動現代社會形成了嚴格的時間體制，并成為人們生産生活的基本規範。“工業創造的各種工具設備和機械裝置，形成了一個獨立于自然界而運行的人工世界，在大都市裡，在工廠裡，人們就生活和工作在這個人工世界中”，這與勞動者被迫接受延長的勞動時間的狀況有所不同，而是通過社會規範、職業要求等在全社會範圍内制造的遵循嚴格時間體制的集體無意識，認為違背社會時間規範、經常性遲到早退、虛度生命時光則會遭到輿論讨伐和道德譴責。這也正是資本将時間作為實體，構成的一種“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通過資本增殖的測量要求泛化為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社會時間從一種身體化控制的工具變成一種規訓精神的工具，體現為一種惜時如命的高度自律和自覺的精神品質，對現代社會時間體制更多表現出一種默許、認可和承認的态度。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時間也就成為整個社會行動的統一尺度與基本規範，更是一種本質上受到資本操控，以增殖權力為核心展開的拜物教形式。

二、時間的拜物教屬性

資本通過支配時間從而支配現代世界，社會時間成為現代世界運行的普遍化機制，成為現代的拜物教，成為财富的代名詞。在人類曆史中，宗教給予人們的往往是至高的神聖目标、精神寄托和情感歸宿，是人們超越現實精神生活的價值性需要，也是在階級社會中人們借以疏導、轉移階級壓迫所進行的自我慰藉。宗教改革以來，人們所追求的不再是來自彼岸世界虛無缥缈的靈魂安撫，而是對現實中的财富追求，對上帝的信仰逐漸蛻變成對個體權利、身份、地位、物欲、身體的快感等方面的追逐。時間的拜物教化随之泛濫開來。與物質财富緊密相連的社會時間遂成為人們心中堅不可摧的新的信仰。

馬克思曾經在《資本論》中詳盡描述過拜物教的形成與發展，以商品、貨币和資本三種遞進形式闡述了拜物教的發展階段，其中隐含着資本統治形式變化的内在脈絡，體現了資本統治形式成為“普照光”的泛化過程。資産階級國民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及其由此衍生的自由競争和基于等價交換原則的商品買賣作為其全部理論預設，這種片面的理論抽象和形而上學的曆史觀使其無法真正洞見資本主義的曆史暫時性和過渡性，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被不假思索地視為自然的、合理的、永恒的存在。黑格爾也以資本主義曆史作為絕對精神外化的理想終點。而馬克思以“社會關系”的曆史性概念破除了這種永恒設計，批判道：“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關系（資産階級生産關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關系正是使生産财富和發展生産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那些關系。因此，這些關系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恒規律。”同樣，商品和貨币原本作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乃至全部商品生産最簡單、最直接的經濟範疇也被蒙上了拜物教的神秘面紗，商品和貨币在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中被内化為這樣的自然主義信念：具有某種神秘價值的萬能之物，超越其他一切社會要素的有形的神明。商品和貨币作為資本展開的表現形式，代表一種統治力量絕對抽象性的表現，這體現出典型的“既構成生活的總體，另一方面又表現着完整的存在的統一體和根基”的宗教性質。與商品拜物教和貨币拜物教的神化性質極為相似，社會時間也具有了拜物教的屬性。一方面，社會時間構成社會運行與物質生産的一個必要環節，是聯結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重要樞紐；另一方面，社會時間完成了從自然時間中的高度自我抽象，成為人們普遍信仰的對象。由此産生了人們對社會時間的“自然主義”态度，對社會時間的運行和安排，人們往往持一種無條件接受和認可的态度。正因為社會時間這種自然主義屬性的外衣掩蓋了現代社會資本與勞動剝削關系的隐秘事實，所以才造成了無産階級意識形态的退化、階級主體性的淡化以及價值的虛無。從根本上說，社會時間的拜物教與貨币和商品的拜物教一樣，都起源于資本拜物教，是剝削形式的普遍化和隐蔽化，并以資本增殖為最終歸宿。所以依照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一般邏輯就會發現，即便時間在現代社會以一種單位、尺度的抽象形式而存在，并且呈現出更接近自然性、非建構的特征，但它指涉的依然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所衡量與作用的對象也是“人化世界”。更重要的是，正如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學中自然主義的駁斥并非針對“物的自然屬性”這一方面内容一樣，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社會時間正因為其具有超越自然屬性與單純經驗的社會屬性功能，而産生對現實生活的支配作用，才使其成為一種時間拜物教。

第一，時間的拜物教屬性起始于時間呈現的意識形态特征。如今，技術理性帶來了一場關于人類勞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轉型，科技、工具理性正成為整個世界普遍通行的準則。人們借助不斷強盛和精湛的技術工具在集體勞動與社會生活中将感性認知上升為普遍認同的集體意識，以抽象性普遍尺度的量化原則作為組織新的實踐與認識形式的基礎，并且形成了“每門抽象科學都隻是安排秩序的一種方法，一種對經驗的量化記錄”的彼此認同的模式。時間作為現代社會應用範圍最廣、與生産生活關系最為密切、測量尺度統一性最為徹底的工具，完全擺脫了對人的感性的依賴，使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提到的“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所指代的對象性完全被規訓為抽象的無人身的理性。這時，社會時間在人們日常生産生活中被渲染了一層意識形态的自然色彩：它不僅固有地包含并滲入現代社會結構的每一個角落之中，成為觀念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而且在最大程度上形成了對社會全體成員利益反映的統一性尺度。資本家重視社會時間在于他們總是力求縮短資本周轉時間，尤其是固定資本的流轉周期，從而加速資本積累獲取超額利潤；勞動者重視社會時間，在于他們相信隻要充分利用時間，就會創造更為可觀的收益。在資本鼓吹效率至上的社會中，人們對于時間的利用并不是受強迫、非自願的，而是将時間作為重要的價值，認為在時間不停流逝中必須要有所作為，充滿對高效行動和充分利用時間的認同和效仿。這一方面源于人們對于時間中創造财富的追逐渴望；另一方面由于整個社會對效率，即“快”的追求，使人們感歎時間、珍惜時間，高效利用時間。20世紀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發現了這種新的非暴力控制形式，就像《資本論》中分析的那樣，社會時間的意識形态作為一種社會的現象形式，本質上是由資本主義生産關系所驅動的。對于效率的追求不僅限于生産領域，在生活、交通、娛樂等領域，“快”作為一種無須辯駁的集體與個體追求随着經濟社會的加速進步，逐漸從手段變成了價值目的本身。

第二，時間的拜物教屬性體現在與貨币的一體兩面性。貨币在資本主義社會體制中發揮了無比強大的威力，成為“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獨立自在的價值。因此它剝奪了整個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價值。金錢是人的勞動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異化的本質；這種異己的本質統治了人，而人則向它頂禮膜拜”。由于貨币的高度抽象性及其對資本世界一切物的價值通約性，使之成為被人頂禮膜拜的普遍标準和規則。這時，社會時間以勞動時間與貨币本身的通約性為基礎，随着整個社會世界的商品化進程，以及貨币被确立為人與人關系的最高尺度，全社會就體現出對社會時間模式的信仰。在勞動過程中，一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現實中對應着一定的貨币量，在整個社會的加速邏輯中，資本增殖構成了加速的根本動力，“資本轉化的各個階段在現實中也像在頭腦中那樣迅速，那麼這也就達到使生産過程能夠重複進行的因素的最大限度”。與之不同的是，當代資本的社會化通過技術理性、加速主義等生産了将社會全部成員都作為主體的時間信仰。人們對金錢的崇拜往往可以等量代換為對時間的崇拜。這時，時間成為萬物的尺度，因為它與貨币一道規定了整個社會運動的基本單位和動力，時間所披的恒久性的自然主義外衣使整個人的生命曆程都自覺按照測度時間精确地設計、分配與使用，全部的行動都遵循着技術化時間的标準，由此産生了“時間就是金錢”的時間信仰。

第三，時間的拜物教屬性使時間由工具性轉化為目的性。從時間的工具性發展史來看，時間工具屬性的變遷無疑是越來越精确化、實證化的過程，是适應并符合人類認識與改造世界實踐能力的變化過程的，即時間的形式本質上在于滿足人們的現實需要。這樣說來，人對時間應當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在符合時間物理屬性的前提下，人們應該按照自身發展的需要來裁量時間。可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時間與貨币的一體兩面性導緻了二者都成為資本的具體表現形式，時間也就不再作為工具物而存在，在社會層面确立一種時間意識成為最終的目的，這就使得時間拜物教最終形成了。“時間就是金錢”的資本主義精神信仰使時間的自然意義徹底湮滅，時間由“自然時間”轉變為“社會時間”，自然流淌的時間被資本在無形之中灌輸了一種内在的貨币屬性和資本屬性，一種在全社會層面普遍承認、高度統一，以高效、守時、規範為主要特征的現代時間意識滲透于各行各業。這一高度自覺和普遍流行的時間意識為資本快速周轉和加速流通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礎。這種以資本增殖為終極旨歸的時間意識在社會層面以一種隐藏了剝削本性的社會規範和共識而出現。人們在社會中生存就必須遵循相應的時間規範，他們甚至同樣認為這種規範是對自身有利的。這時，時間完全脫離了人的掌控和支配，反過來變成了支配人、控制人的異己力量。由于時間、貨币與資本在量上的高度通約性，時間也就同貨币一樣，不再作為人與社會自身發展的手段，而成為目的。正如尼采所批判的，“當人們憑空捏造了一個理想世界的時候，也就相應剝奪了現實的價值、意義和真實性，……人類本身為理想所蒙蔽，使自己的本能降至最低限度，并且變得虛僞——以緻朝着同現實相反的價值頂禮膜拜，隻因受了它的欺騙，人類才看不到繁盛、未來和對未來的崇高權利”。當資本主義社會将物欲上的滿足作為恒久且唯一的追求時，任何神聖虛幻的宗教信仰都不再堅固，唯有能夠讓人在直接現實的感覺上立刻體驗到确定性的時間和貨币才成為最可靠的追求對象。在傳統時代宗教帶給人的精神安慰和心理滿足，在當代資本主義中同樣可以通過對時間的“充分遵守和利用”來獲得。對這種時間意識遵守得越徹底，就越意味着它能帶來更多的金錢乃至社會認同與榮譽感，因此人們極力地把握時間、珍惜時間、利用時間。

當時間成為目的本身的時候，它就随着資本帶來的全社會關于存在與意識、貨币與财富、生産與消費等範疇的全面異化和倒置深刻地影響和改造了人的意識結構和社會體驗，進而成為人們精神世界内在的制度烙印。資本對人精神世界的侵入和占領是資本影響最深刻、最隐蔽的領域，當資本的時間意識進入人類心靈之後，就衍生出關于人的存在、發展與自由整體性扭曲的資本主義世界精神危機。

三、時間拜物教與社會精神的生産和危機

資本主義制度的所有革新和調整都是以對現實個人的統治與規訓為表現，最終完成資本增殖的目的，人從肉體到精神無一幸免全部遭受資本邏輯的擺布。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社會時間資本化的現實趨勢孕育着時間拜物教的深化，人類豐富的精神世界正在被資本化了的時間一點一滴地侵蝕，直至被徹底掏空和瓦解。資本化的時間對人的生存狀态産生了深刻的影響，正如海德格爾對現代性境遇下人的存在的審視，就是要“把時間擺明為對存在的一切領會及解釋的視野”。在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人是資本制度作用的終端，人的精神世界則是資本邏輯統治力量鮮活的對象，如馬克思所言，這時“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着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時間的拜物教化緻使社會時間的資本化人格的誕生，是人的精神世界與資本化時間的完全統一。全部社會成員淪為被時間秘密操控的奴婢。人在現代時間模式面前完全喪失了作為主體原有的能動性和話語權，潛移默化地受到時間拜物教的支配，人的全部生命時間都用以追尋即時性的快感和永不滿足的物欲。人類的精神世界成為資本的附庸，由于長期得不到充盈和滋養，愈發變得空虛和冷寂。

第一，時間的流俗性與精神世界的封閉性。“流俗時間”初見于海德格爾的現代性批判之中，是指在高度理性化、實證化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作為人的真正存在現實性與可能性相統一的具有本真性的“此在”被隐藏、遮蔽乃至扭曲，由此在資本主義社會現實中産生了将時間作為一種外在于人的存在與活動的自在之物，即作出了由亞裡士多德開啟的将時間看作“是運動的和運動持續量的尺度”的科學主義理解方式。這種時間觀顯然符合高度科學化、理性化的現代性社會運行方式，但在本質上卻是一種功利主義的時間觀。因為它僅僅将時間作為現實存在對象的方式，把時間視為對象化的工具，通過時間來核算、計量人的實踐産出，完全屏蔽了人在時間中的本體論和生存論維度。在海德格爾那裡，“流俗時間”就指向一種人的時間性存在的封閉狀态，是一種“時間性被凝織在當前中”的狀态，喪失了人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超越性、貫通感與可能性，人們被這種時間體制固定在現實的持久性中，失去了自由、個性與沖動，從而通過割裂存在界域的時間性本身消除了自我存在的本真性，将自己封閉在既定的現實之中。在馬克思那裡，“流俗時間”的本質早已得到揭示，正是“作為現代生産方式的自然規律從現存的關系中逐漸發展起來的”，點明了這種高度抽象的社會時間隻有在資本主義生産關系中才具備普遍性意義，其本質是一種喪失自由可能性的物化時間。而這種社會生産方式也推動了社會時間對人的可能性的宰制。這也呼應着批判了黑格爾的“一切都各得其所”的封閉性曆史時間觀，以基于生産方式的資本邏輯形式揭示了資本主義境遇下人的精神世界的封閉性。正因為量化的時間是為了滿足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需要得以發展，其在曆史進程中才可能随着現實生産關系統治力量的進步成為社會意義上的抽象标準，“流俗時間”才真正成為被不斷生産出來的支配性力量。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時間拜物教不斷強化着人類精神的封閉性和現實性。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産中的理性的時間意識體現為勞動中繁多的指标、程序、規範，非勞動時間中無數的娛樂與消費活動，在全方位增強人們時間體驗的功利性，不斷增強着關于現世物質追求、财富追求的意識狀态和無意識狀态，社會大衆成為時間支配和再生産的對象和附屬物，精神的生産演變為無法脫離工具化時間的生産。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的精神世界愈發趨向貧乏，精神活動不斷堕落，追求超越性自由的精神活動被遮蔽、消解，人們的精神活動被導向與資本利用時間增殖邏輯的一緻性。所以馬克思指出：“連最高的精神生産，也隻是由于被描繪為、被錯誤地解釋為物質财富的直接生産者，才得到承認，在資産者眼中才成為可以原諒的。”

第二，時間的加速性與精神世界的空虛感。對于時間的宗教式依賴導緻人們自覺自願地接受并服從整個社會日趨加速的節奏。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産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産方式，随着生産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資本增殖要求不斷改造着生産關系的具體模式及其社會環境，而當代資本主義在全社會範圍内推動快速的時間體制使人們形成了全新的人與人、人與物的社會關系，社會普遍追求的高效的物質生産全面主宰着人的對象化關系。社會時間中的精神向度逐漸變得模糊，深邃的思想、高貴的靈魂、健全的人格以及豐裕的精神世界愈發變得奢侈，甚至已經徹底消失在這個物欲橫流的商品化世界。“精神的無限性變成十分狹隘的有限性；精神的思辨知性被退化為單純工具主義的感性；精神的豐富性被衰減為單維的物欲性。”為了填補由精神世界的空虛所帶來的冷漠和殘酷，很多人退而求其次，轉向追求低級庸俗的感官刺激和物欲滿足。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将當代資本主義稱作是“加速社會”，他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深化了對當代社會的時間批判，認為資本增殖帶動了人們的時間意識和整個社會的運轉速率，由此将全體社會成員被不斷優勝劣汰的加速社會所裹挾，并指出由此帶來的主體、對象和實踐行動之間關系不斷的疏離及其異化的深入。在羅薩的邏輯中，“人們自願去做他們不是'真的’想做的事”從而導緻了現代性的時間危機。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整日裡不停忙碌卻不知為何忙碌，時刻奔跑卻不知為何奔跑，勞動充斥在生命時間中卻沒有任何生活感覺。一方面，在互聯網信息技術加持下的資本循環空前加快，塑造出了高速記憶、信息爆炸體驗等模式，将人們置于虛拟空間中以數字媒介強化人們精神體驗的瞬時性、刺激性，龐大的信息流和高速的信息傳輸使人們精神獲取隻能流于表面、止于感官，也就不自覺地被資本控制的信息所規導和利用。另一方面，現代性的加速體驗徹底重構了人與自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對時間和金錢的追逐中，由于内心的急迫，現代人逃避深度思考，充滿擔憂，對自我的深入認知不斷喪失，無法感知人生方向，進而從精神的緊張中疏遠了傳統的親密關系，個人原子化傾向日漸嚴重，焦慮帶來的孤獨和迷茫充斥着人們的精神世界。從尼采到本雅明、阿甘本等都表達出這種生命時間模式下人的精神、情感和意義的喪失，時間本身成為價值性的目的。時間拜物教将人的精神滿足感引向了金錢和物質，而金錢和物質恰恰正是最為變幻多端、時刻流動的工具。物化的追求讓人們時刻處于高度緊張與惴惴不安之中，時刻處于追求滿足與擔憂失去之間，于是不停地将欲求訴諸時間，渴求通過掌控時間，将物欲充斥在生命時間中來獲得短暫的安全感，如此循環往複，物欲被不斷再造，精神從而不斷空虛。

四、結語

在當今資本現代性形成的時間拜物教的問題上，從尼采到海德格爾，從西美爾到羅薩，都以不同視角将這一問題的精神病症深刻地還原，這些都是為資本時間祛魅，恢複生命時間本真和自由本性所需要的觀念與理想架構。但他們或将解決路徑寄托于某種精神醒悟，或徹底陷于悲觀，正是由于沒有看到社會時間背後作為普遍性因素起到根本作用的生産方式。而馬克思則提供了根本的診斷和徹底的實踐藥方，時間拜物教就如同以往所有的拜物教形式一樣，任何現代性的形式的積累中起決定作用的都是剩餘價值生産的因素。在馬克思看來，人的生存、生活乃至生命時間的全面異化深深根植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内在結構性矛盾中，并借以與之相适應的社會時間模式對整個時間的完全抽象化進行再強化。由此導緻了隻認物質、金錢而不認自由、意義與未來的空虛時間的誕生。要破除這種時間抽象性及其拜物教形式，破除整個資本現代性時間模式下産生的精神危機，顯然類似于海德格爾式的症狀解讀是不完全、不徹底的，從根本上講，仍然要回到馬克思“改變世界”而非僅僅“解釋世界”的實踐行動上。當前務必擺脫對時間拜物教問題無意識、未加反思的狀态，從而進入自覺的、深刻反思的狀态；必須真正揭露資本邏輯唯利是圖的真面目，努力把經濟理性上升到政治理性的高度。時間拜物教本質來說就是資本邏輯在世界曆史中這一階段的表達方式，隻有對資本邏輯進行徹底揚棄和批判性超越，才能迎來社會主義與共産主義階段所内含的真正的自由時間，使人們從資本現代性時間封閉性的邏輯中走出來得到真正啟蒙，使對于自由時間的實踐追求成為普遍性的曆史力量，最終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開放、自由的社會時間。

參考文獻略

本文刊登于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