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三頁，這書治愈了我的精神内耗？

“

”

編于南朝宋的《世說新語》，一經成書便成了名著，流傳不久便成了經典，南齊便有學者為之作注，後世幾乎代代都有名家評點。它不僅是我國古今文人的“枕邊秘寶”，甚至還是日本人千百年來的“最愛”，傅雷先生鄭重告誡遠在國外的兒子要精讀《世說新語》（《傅雷家書》），朱光潛先生也稱《世說新語》伴随自己一生。

不過，《世說新語》一向是文人的清供雅品，很少向社會大衆“敞開大門”。今天，我有幸能和大家一起細讀這部傑作，領略魏晉的文采風流，感受名士的高雅飄逸，品味語言的機智隽永。

成書過程與體例特征

《南史》本傳稱《世說新語》為劉義慶“所著”，要了解此書的成書過程還得從此書的編著者說起——

劉義慶（403—444）

為宋武帝劉裕二弟長沙景王劉道憐的次子，奉敕過繼給武帝少弟臨川烈武王劉道規為嗣，襲封臨川王，曆任尚書仆射、平西将軍、荊州刺史等職。

據說他自幼就聰穎過人，劉裕曾當面誇他“此我家豐城也”，把他譽為産于豐城的幹将、莫邪寶劍，可見劉裕對這個侄子是如何賞愛。劉裕稱帝後他任皇帝近侍。宋文帝劉義隆即位，他同樣為文帝所信任和器重，二十七歲就升任尚書左仆射，這是相當于副宰相的顯職。不過，劉義慶并沒有因此忘乎所以，他很早就體認到“世路艱難”。宋文帝為人一向猜忌殘忍，又對宗室諸王和大臣深懷戒心，登基不久就大開殺戒，接連殺害了傅亮、徐羨之、謝晦等擁立功臣。劉義慶當然愛高官厚祿，但無疑更愛自己的腦袋，恰好元嘉八年“太白星犯右執法”，史稱“義慶懼有災禍”，以此為名“乞求外鎮”。他所懼怕的“災禍”是天災更是人禍。他元嘉九年至十六年（30—37歲）出鎮荊州，元嘉十六年調任江州刺史，第二年調任南兖州刺史，直至元嘉二十一年病逝于京邑（37—42歲）。

史稱劉義慶“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文詞雖不多，然足為宗室之表”。所謂“宗室之表”，是指其才華學識為劉宋宗室的佼佼者。除《世說新語》外，《隋書·經籍志》和新舊《唐志》錄其編著書目有二百六十多卷。他本人既高才飽學，又喜歡“招聚文學之士”。許多有“辭章之美”的文人學士如袁淑、陸展、何長瑜、鮑照等，或“請為衛軍咨議參軍”，或“引為佐史國臣”。

這些有欠完整的史料引出了兩個疑案：

《世說新語》編于何時？

學術界對此至今還衆說紛纭，有的說“可能撰于元嘉十年之前”，有的說當成書于劉義慶任江州刺史任之後。

這兩種說法都屬推測之詞，從二十多歲到四十一歲這段時間都有可能編成此書，一定要坐實在某年某月則未免武斷。此書約編于元嘉九年出鎮荊州之後，因為年紀太輕編此書尚嫌學養不足，身在京城他也不敢廣招天下的文學名流。

《世說新語》編于一人還是成于衆手？

劉義慶文才既“足為宗室之表”，而興趣又“愛好文義”，無論是才學、愛好還是精力，都能獨自編撰而不必假手他人。

《南史·劉義慶傳》稱“所著《世說》十卷”，并沒有說是出自幕府文士；此後的史志目錄和私家目錄中，《世說新語》的撰者都是劉義慶，到明清之際才開始出現雜音。明陸師道在何良俊《何氏語林》序中說，劉義慶當時“幕府多賢”，編《世說新語》“雖曰筆削自己，而檢尋贊潤，夫豈無人”？他認為《世說》全書最後“筆削”由義慶執筆，而檢尋材料和潤色文字之功則屬幕府文人。幕府諸賢隻是做一些初級工作，全書義例與“筆削”是義慶完成，這絲毫不影響該書著作權歸屬義慶。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更進一步推測該書“成于衆手”，“《世說》文字，間或與裴、郭二家書所記相同，殆亦猶《幽明錄》《宣驗記》然，乃纂輯舊文，非由自造。《宋書》言義慶才詞不多，而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則諸書或成于衆手，亦未可知。”後來，他在《集外集·選本》中也說，“《世說新語》并沒有說明是選的，好像劉義慶或他的門客所搜集”，其實它“是一部抄撮故書之作”。

“亦未可知”“好像”雲雲，魯迅先生不過提出自己的懷疑，時下學界卻有人試圖将這種“或然之詞”證成“實然判斷”，從《世說新語》沒有統一的語言風格，書中時有前後重複、稱謂不一、相互矛盾等問題，書中偶有句式和用詞見于袁淑、何長瑜、鮑照諸人作品等角度，來論述該書“成于衆手”（參見範子烨《世說新語研究》）。

有的則竭力維護劉義慶的著作權，從《世說新語》具有統一的風格，袁淑、何長瑜、鮑照等人在義慶幕府或就職時間太短或與該書文風差異太大等角度，闡述該書隻能“編于一人”（參見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

其實，這兩種論證用心良苦卻不得要領，都不能得出各自所要證明的結論。

首先，《世說新語》無論是否具有統一風格都說明不了什麼問題，因為該書“乃纂輯舊文，非由自造”，沒有統一風格十分正常；該書主要記述魏晉名士清談，這容易形成某種統一的時代風格，具有某種主導風格也合情合理。

其次，極少數文句或用詞習慣相同，并不能證明該書可能出自某人之手，因為劉宋與魏晉時代相接，與東晉更地域相重，出現相同的詞彙和相近的句式不是很自然的嗎？

再次，某位幕僚就職時間不長，難道不能由其他幕僚接着幹嗎？

最後，以文風相差太大來排除某人不可能參與編寫，這種論證方法同樣也不靠譜，“詩賦欲麗，銘诔尚實”，文體風格既不相同，作家語言自然會因體而異。今天，許多官場顯宦和學界名流喜歡當主編，好讓自己看起來有權有名又有“學”，其實他們多半“主”而不“編”——“主”歸自己，“編”屬他人。

以今揣古，我倒是比較傾向魯迅先生的猜測，但沒有找到确鑿證據之前還應“維持原判”——《世說新語》為劉義慶編撰。

再來看看該書的體例。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稱它為“志人小說”，如今這已經成了學界定論。古代史志目錄和私家目錄，也大都把它列入諸子“小說類”。不過，此“小說”非彼“小說”。

《漢書·藝文志》這樣界定“小說”：“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魯迅先生的“小說”是指一種文體形式，漢志的“小說”标準是界定其材料來源和内容特點。

《世說新語》“雜采群書”，一千二百多條大多“言必有據”，有的出于稗官野史，有的采自傳聞逸事，有的來于人物雜記，從劉孝标注的引文可以看到，該書每則差不多“無一字無來曆”。該書中的許多内容還被正史《晉書》采用。曆代目錄學家把它視為“諸子”，劉孝标等注家則把它當成史書，不時用大量史料證明它的“失實”。可見，《世說新語》是一部古代意義上的“小說”，并不是一部虛構的文學創作。事實上，它是一部優美的曆史筆記，與其說它是一種小說文體，還不如說它是一本小品随筆，呂叔湘先生就曾将它選入《筆記文選讀》。

《隋書·經籍志》和新舊唐志都稱“《世說》”而無“新語”，藏于日本的唐寫本殘卷題為《世說新書》。早在劉義慶之前，漢代劉向有《世說》一書，餘嘉錫先生認為《世說新書》應為該著最早的書名，以示與向著《世說》的區别，《世說新語》這個書名見于唐初。

該書以類相從分為三十六門：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上為上卷）；方正、雅量、識鑒、賞譽、品藻、規箴、捷悟、夙惠、豪爽（以上為中卷）；容止、自新、企羨、傷逝、栖逸、賢媛、術解、巧藝、寵禮、任誕、簡傲、排調、輕诋、假谲、黜免、儉啬、汰侈、忿狷、讒險、尤悔、纰漏、惑溺、仇隙（以上為下卷）。

三十六門是按當時價值标準從高到低的順序排列，上卷和中卷的十三門都是值得贊美的節操、品格、個性；下卷從“容止”到“巧藝”也具有肯定的倫理、社會、審美價值，從“寵禮”到“黜免”則偏于中性，編者有時似褒而實貶，有時似貶而實褒，有時隻是好奇而無褒貶，從“儉啬”到“仇隙”雖多貶義，但少數地方仍難掩欣悅之情。

總之，《世說新語》有是非而無說教，生動地描寫了魏晉士人的品格、智慧、才情、個性乃至怪癖，是魏晉士人精神風貌的真實寫照。

該書成書不久，宋末齊朝的敬胤就為之作注，梁代劉孝标注問世後，敬胤注就被取而代之。劉孝标《世說新語注》堪稱“典贍精絕”，與裴松之《三國志注》、郦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并稱“四大古注”。劉注引書約四百多家五百多種，或糾原文之謬，或申原文之意，或補原文之缺，或溯原文之源，使得注文與原文相互映襯，二者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

現當代該書的重要注本有：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龔斌《世說新語校釋》。普及注本有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世說新語譯注》。近一二十年來大陸和台灣地區，以及相鄰的日本等地相繼出版了多部相關的研究著作和教材。

魏晉風流與士人群像

《世說新語》主要記述東漢後期至東晉末年士人的言行逸聞，魏晉名士清談的議題、清談的形式、清談的風習占了大量篇幅，以緻陳寅恪先生稱它為“一部清談之全集”。

當然這種說法未免誇張，名士清談多見于《世說新語》，但《世說新語》并非全是名士清談，它同時還刻畫了魏晉士人俊美的容貌、優雅的舉止、超曠的情懷、敏捷的才思，以及他們荒誕的行為、吝啬的個性、放縱的生活……

真要感謝該書的編者劉義慶，要不是他招聚文士輔助搜集、整理、加工、潤色這些片玉碎金零缣寸楮，我們今天就無緣一睹魏晉名士迷人的風采。

他生活的那個年代，魏晉上流社會的精神生活不僅寫在書中紙上，也流傳于人們的口頭，當時還健在的遺老宿臣或許還曾躬與其事，所以他搜集加工起來，既方便又可信。

魏晉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為什麼會湧現出那麼多特立獨行的名士？

東漢末年，統治者以自己種種殘忍卑劣的行徑，踐踏了他們自己所宣揚的那些悅耳動聽的名教。因而，随着東漢帝國大廈的瓦解，對儒學的信仰也逐漸動搖，儒學教條的名教日益暴露出虛僞蒼白的面目，不佞之徒借仁義以行不義，竊國大盜借君臣之節以逞不臣之奸。

人們突然發現，除了人自身的生生死死以外，過去一直恪守的儒家道德、操守、氣節通通都是騙人的把戲。這樣，很多人不再膜拜外在于人的氣節、忠義、道德，隻有内在于人的氣質、才情、個性、風度才為大家所仰慕。

于是，魏晉士人開始追尋一種新的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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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從前主要是倫理的存在變為精神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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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尋求群體的認同變為追求個性的卓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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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希望成為群體的現世楷模變為渴望個體的精神超越

這種理想人格即人們所說的“魏晉風流”，它具體展現為玄心、洞見、妙賞、深情（馮友蘭《論風流》），《世說新語》正是“魏晉風流”最形象逼真的剪影。

書中的魏晉士人個個自我感覺良好，他們毫不掩飾地炫耀才華，愛才甚至遠勝于敬德。曹操欣然領受“亂世英雄”之稱，全不計較“治世奸賊”之诮。

桓溫與殷浩青年時齊名，二人彼此又互不買賬，有一次桓問殷說：“卿何如我？”殷斷然答道：“我與我周旋久，甯作我。”

每人在才名上當仁不讓，為了決出才氣的高低優劣，他們經常通過論辯來進行“智力比賽”：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并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複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複屈……

——《世說新語·文學》

這一代人富于智也深于情。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裡命駕”（《世說新語·簡傲》），真是“情之所鐘，正在我輩”。連一代枭雄桓溫也生就一副溫柔心腸。“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号，行百裡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世說新語·黜免》）任性不羁的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鬥。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廢頓良久”（《世說新語·任誕》）。

人們擺脫了禮法的束縛和矯飾，自然便坦露出人性中純真深摯的情懷。王伯輿登上江蘇茅山，悲痛欲絕地哭喊“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桓子野每聞清歌，辄喚'奈何’”（《世說新語·任誕》）。魏晉名士們喜便開心地大笑，悲則痛苦地大哭。

大家知道，情與智通常是水火不容——情濃則智弱，多智便寡情，可在魏晉名士的精神結構中，情與智達到了絕妙的平衡，他們可謂情智兼勝的人格标本。

名士們把僵硬古闆的名教扔在腦後，追求人格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追求一種任性稱情的生活。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别。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世說新語·任誕》）決不為名利而扭曲自我，稱心而言，循性而動，是他們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們企慕的人生境界。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号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适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世說新語·任誕》）因為有這種淡于名利的生活态度，他們才能活得那樣灑脫，那樣輕松。

在愛智、重才、深情之外，士人們同樣也非常愛美。荀粲就公開聲稱：“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世說新語·惑溺》）《世說新語》随處都可見到對飄逸風度的欣賞，對漂亮外表的贊歎：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将崩”。

——《世說新語·容止》

潘嶽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萦之。左太沖絕醜，亦複效嶽遊遨，于是群妪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世說新語·容止》

士人們向内發現了自我，必然導緻他們向外發現自然。

品藻人物與留連山水相輔相成，有時二者直接融為一體，仙境似的山水與神仙般的人物相映生輝，在這之前，幾乎沒有人對自然美有如此細膩深刻的體驗：

王子敬雲：“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世說新語·言語》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雲：“千岩競秀，萬壑争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世說新語·言語》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世說新語·言語》

隻有優美高潔的心靈才可應接明麗澄淨的山水，對自然的寫實表現為對精神的寫意，大自然中的林泉高緻直接展現為名士們的潇灑出塵。

“魏晉風流”要經由魏晉士人來體現，因此，假如說《世說新語》是“魏晉風流”的剪影，那麼該書自然便是魏晉士人的群雕。

《世說新語》及劉孝标記載的人物多達一千五百多個，魏晉豪門世家幾乎無一遺漏，如以王導為代表的琅邪王氏——王衍、王敦、王羲之、王徽之、王獻之等；以謝安為代表的陳郡謝氏——謝鲲、謝尚、謝玄、謝道韫等；還有太原王氏王湛、王述、王坦之等，龍亢桓氏桓溫、桓玄；陳留阮氏阮籍、阮鹹；高平郄氏郄鑒、郄愔、郄超，新野庾氏庾亮、庾冰、庾翼等等。另外，書中還有早慧的天才少年，有雄強剛烈的将軍，有風姿綽約的名媛。

明末作家王思任在《世說新語序》中說：

“今古風流，惟有晉代。至讀其正史，闆質冗木，如工作瀛洲學士圖，面面肥皙，雖略具老少，而神情意态，十八人不甚分别。前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專羅晉事，而映帶漢、魏間十數人，門戶自開，科條另定……小摘短拈，冷提忙點，每奏一語，幾欲起王、謝、桓、劉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無追憾者。”

正是由于《世說新語》的形象描繪，許多魏晉人物至今還是人們的精神偶像，甚至還讓日本文化精英為之神魂颠倒，近代日本作家大沼枕山曾說：“一種風流吾最愛,六朝人物晚唐詩。”

詩中的“六朝人物”主要指魏晉名士。

風趣與風韻

《世說新語》具有曆久彌新的藝術魅力，其風趣與風韻尤其使人回味無窮。這裡的“風趣”是指它那幽默诙諧、機智俏皮的趣味，而“風韻”則是指其優雅脫俗的風采和含蓄隽永的韻緻。

該書中的人物多為魏晉名士，所記的内容又多為名士清談，它的語言自然也深受清談影響。

首先，它常以簡約的語言曲傳玄遠幽深的旨意，讓名士們“披襟解帶”稱歎不已；其次，清談常使用當時流行的口語和俗語，但談出來的話語又須清雅脫俗，這使得名士們要講究聲調的抑揚和修辭的技巧，他們清談時的“精微名理”，必須出之以語言的“奇藻辭氣”；最後，清談是一種或明或暗的才智較量，名士們為了在論辯中駁倒對手，不得不苦心磨煉自己的機鋒，以敏捷的才思和機巧的語言取勝。

因而，《世說新語》的語言，不管是含蓄隽永，還是簡約清麗，抑或機智俏皮，無一不是談言微中，妙語解頤。

清談辯論當然應講究思理的缜密，可到了後來人們似乎更看重語言的機趣，因而關鍵不是要以理服人，倒更在乎因言而“厭心”：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世說新語·文學》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世說新語·文學》

這兩則小品表明，時至東晉，清談已經從一種哲學運思，變成了一種語言遊戲，談吐機敏比思維嚴謹更能赢得滿堂喝彩。

“許送一難”“支通一義”，讓在場“衆人莫不抃舞”，表面上看，是在為許與支的思辨手舞足蹈，可實際上他們雖“但共嗟詠二家之美”，卻并“不辯其理之所在”——“莫不厭心”和“莫不抃舞”的“衆人”，其實隻是“觀衆”而非“聽衆”。後一則小品中，使王逸少“留連不能已”的，與其說是支道林思緻的“拔新領異”，還不如說是“支作數千言”的“才藻新奇”。

這種取向容易使清談從求真導向讨巧，“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系此多少。帝既不說，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群臣歎服。”（《世說新語·言語》）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這三句來于《老子》第三十九章。可《老子》中的“得一”是指得道，晉武帝“探策得一”隻是個數量詞，裴楷何曾不明白此“一”非彼“一”，但他更明白隻有通過概念的混淆與挪移，才能讓“不說”的皇帝回嗔作喜。武帝“探策得一”讓“群臣失色”，将武帝的“得一”偷換成《老子》的“得一”便讓“群臣歎服”。

再看《世說新語·言語》篇另一則小品：“陶公疾笃，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贻陶公話言。’時賢以為德音。”

陶侃病笃時沒有留下一句獻可替否之言，可能是“病笃”後頭腦已不清醒，可能是早就知道“說了等于沒說”，也可能是對朝政的極度失望。其中任何一種原因都不能拿上台面——或者有污死者，或者有損朝廷，因而隻可意會不可明言。還是以“辯悟絕倫”著稱的謝尚乖巧，他把陶公沒留下政治遺言解釋成“時無豎刁”——陶侃深知朝中沒有奸臣，自然用不着“獻替之言”。

那時連三歲小兒也學會了這種機敏：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緻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世說新語·夙惠》

既能把“遠”說“近”，又能把“近”說“遠”，人們全不追問言說是否荒謬，隻是在意詭辯是否聰明。隻要能把遺憾說成圓滿，把兇兆變成了吉祥，把噩耗轉成了佳音，你就會使别人“歎服”——無所謂對錯，隻在乎機巧。

這樣，清談很多時候成了戲谑調侃，名士們借此相互鬥機鋒、鬥才學、鬥敏捷、鬥思辨，以此表現自己的才華、學識與幽默：“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世說新語·排調》）這篇小品中兩問兩答的對話，酷似一段讓人捧腹的相聲，機鋒峻峭而又回味無窮。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成為他們的笑料。

有時他們拿别人的外貌開玩笑，“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世說新語·排調》）

有時拿各人的姓氏開玩笑，“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雲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甯勝馬邪？’”（《世說新語·排調》）

有時拿各人的籍貫開玩笑，“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雲：'“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為雠？’習雲：'“薄伐猃狁”，至于太原。’”（《世說新語·排調》）習鑿齒是楚人，所以孫興公用《詩經·采芑》原話嘲弄他是“蠢爾蠻荊”；孫興公是太原人，所以習鑿齒同樣引用《詩經·六月》中的典故，回敬他當年周朝攻打猃狁至于太原。

他們有時嘲諷别人，如本書中那篇《出則為小草》；有時則是自嘲，“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世說新語·排調》）隻知嘲人而不敢自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幽默。

幽默的最高形态恰恰就在于自嘲，自嘲又恰恰需要自省和自信，我們偏偏又缺乏深刻的自省，骨子裡更缺乏真正的自信，因而，我們今天隻有油滑貧嘴而沒有機智幽默。

《世說新語》的幽默風趣讓人惬心快意，它那含蓄隽永的韻味同樣讓人留戀不已。

《世說新語》表現魏晉士人的精神風貌，不是通過理論的概括，也不是通過整體的描述，而是通過具體曆史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來描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再通過衆多的形象來凸顯一代名士的風神。

作者隻是“實錄”主人公的三言兩語，便使所寫的人物神情畢肖。“顧悅與簡文同年，而發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世說新語·言語》）

簡文帝的矜持虛僞，顧悅的乖巧逢迎，經這一問一答就躍然紙上。作者從不站出來發表議論，常用“皮裡春秋”的手法來月旦人物，表面上對各方都無所臧否，骨子裡對每人都有所褒貶，如《管甯割席》《庾公不賣兇馬》《謝安與諸人泛海》等，作者于不偏不倚的叙述中，不露聲色地表達了抑揚臧否的态度，筆調含蓄隽永。

明王世貞稱《世說新語》“或造微于單詞，或征巧于隻行”（《世說新語補》序）。

該書中的小品大多不過數行，有時甚至隻有一句，但讀來如食橄榄回味無窮。

“庾公嘗入佛圖，見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世說新語·言語》

“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複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世說新語·文學》

“王長史道江道群：'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己必無。’”

——《世說新語·賞譽》

這三則小品談佛、論文、品人，無一不語簡而義豐，片言以居勝。

魏晉名士都有極高的文化修養，差不多個個都長于辭令，庾亮所謂“太真終日無鄙言”雖為調侃，但道出了這個群體的實情。餘嘉錫先生在《世說新語箋疏》中說：“晉、宋人清談，不惟善言名理，其音響輕重疾徐，皆自有一種風韻。”

哪怕是突然之間的倉促應對，名士們同樣一張口便咳唾成珠：

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雲：“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雲：“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世說新語·言語》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裡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世說新語·言語》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世說新語·言語》

句型或排比或對偶，音調或悠揚或铿锵，這是清談也是詩語，是小品文也是散文詩。

“好整飾音辭”的豈隻一個道壹道人，整個魏晉名士都注重談吐的風雅。晚明小品文作家王思任稱道《世說新語》說：“本一俗語，經之即文；本一淺語，經之即蓄；本一嫩語，經之即辣。蓋其牙室利靈，筆颠老秀，得晉人之意于言前，而因得晉人之言于舌外，此小史中之徐夫人也。”（《世說新語序》）

由于生活中常常囊中羞澀，撈錢成了我們大家夢寐以求的目的，柴米油鹽耗盡人們的大部分精力。

如今我們的精神越來越荒蕪、淺薄，隻一味地渴望那種俗氣的幸福，隻去尋求那種粗野的刺激，多虧了劉義慶留下一本《世說新語》，讓我們能見識什麼叫超然脫俗，什麼叫高潔優雅，什麼叫潇灑飄逸……

《戴建業精讀世說新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