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 現代文明的締造：儲蓄、投資與經濟核算

人們用制度主義嘲諷古典經濟學家，因為他們從“魯濱遜經濟學”出發。開始，一位漁民想到，他一天能夠抓到的魚比需要的更多，于是他能夠有一些閑暇編織漁網。這些漁網和存下來的魚是“資本品”；我不稱它們為“資本”。

資本品是給定的生産的自然要素與消費品之間的中間産品。大自然的資源和人類勞動是給定的自然資源。但是如果它們要用于生産就必須被組織安排。生産出來的中間生産要素——資本品——不僅有工具；它們也包括所有其它中間産品、半成品、以及用于支持那些借助于資本品從事生産的人們的消費品。我們今天組織和運營的生産過程始于曆史的最早期。如果孩子們用光了父母的漁網和魚，資本積累就得從頭開始。存在一個從較簡單的狀況向較精細的狀況轉變的連續過程。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們必須知道，從最早開始，走向這個借助資本品的生産體系的第一步是儲蓄，而且一直是儲蓄。

“資本”的概念必須與“資本品”的概念區分開來。不運用和借助我們在複雜的現代資本主義核算體系中提出的概念就不可能思考和論述資本品的問題。資本品是一些物質——一些能夠用物理和化學的語言描述的東西。“資本”的概念指的是用貨币對這些資本品的供應的估價。用貨币對資本品的這種評估标志着改善可以說是人類的外部狀況的人類努力的一個新的更高的時期的開始。問題是如何維護或者維持可用資本的數量以及如何避免消耗掉資本品而不替代更新。問題是如何消費得不能比新生産的産品多，或者可能的話，消費得少于新生産的産品。這是資本維護、維持以及當然還有增加可用資本數量的問題。

在某些情況下，有可能不借助任何特殊的核算或者計算論述這個問題。如果一位農民以同樣的方式繼續生産而且如果建築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沒有改變，他就能夠估計其處境，因為它能夠以物理和生物的語言建立對比——兩倉庫比一個倉庫多，十二頭牲畜比兩頭多，等等。但是這樣的簡單的計算方式在存在變化和進步的經濟體系中是不夠的。替代更新可能與用掉的要素不是同一形式。内燃機可能替代蒸汽機，等等。這樣的情況下的資本替代與維護要求一種隻能以貨币方式進行的計算與核算方式。生産的各種物理和外部要素除了從以貨币核算的向人提供的服務的觀點之外無法以任何其它方式對比。

亞裡士多德的根本錯誤之一是他相信事物之間等價交換。自從亞裡士多德時代以來，兩三千年來，同樣的錯誤一再盛行，使偉大的思想家以及頭腦簡單的人們誤入歧途。同樣的錯誤出現在馬的《資本論》的頭幾頁中，使得馬關于這些問題所說的一切歸于無用。這個錯誤甚至很久之後在傑出的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著述中再現。

在交換中沒有等價。相反，正是差别導緻了交換。你無法把交換和貿易解釋為等價；你隻能把它們解釋為估價的差異。買家對他買到的東西的估價高于他給出的東西；賣家對售出的東西的估價低于得到的東西。因此，我們在決定各種資本品在我們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時用到的等價性隻能用價格語言表達。在用價格計算時，你能夠建立一套價格體系，并且判定一個價格是上漲了還是下跌了——也就是說，用貨币。沒有價格體系就不可能有任何核算。在社會主義制度中，不可能有在市場制度中的價格體系，因此核算和計算無法确立。

在經濟核算體系中，我們有“資本”和“收入”這兩個詞——這兩個術語和概念在這個體系之外無法理解。“資本”是能夠在市場上獲得的确定的一定數量的資本品的價格的總和。生意人以特定的方式進行經濟核算；離了這個經濟核算體系他無法經營。在他的企業初創之時，他确立了他能夠支配的所有資本品的總價值，并稱之為“資本”或者說他的工廠或者公司的“資本”。

他定期将工廠中能夠支配的所有資本品的價格的總和與這些資本品起初的價格對比。如果有增加，他稱之為“利潤”。如果有減少，他稱之為“虧損”。沒有其它的體系能夠使他斷定他的所作所為增加了還是降低了可支配資本。從另一個觀點看，他稱為“利潤”的總體盈餘也能夠被稱為“收入”，隻要它使得所有者——公司或者個體——能夠消費這一數量而不緻減少可用資本的數量因此也不必預支未來而生活。于是“資本”和“收入”的概念隻能在這個經濟核算體系中才能産生。

如果“收入”的總量被消費了，那麼企業的可用資本的數量沒有變化。如果其中一部分被省下來，也就是說沒有被消費而是被再投資了——如果它被用于擴大在企業中起作用的資本品的儲備——那麼我們就能說積累了新增的資本；企業掙到了一些“收入”。如果情況相反，如果所有者消費的數量超過了收入，那麼就發生了資本消耗，或者資本減少，未來用于生産消費品的資本就少了。

我不想詳盡論述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對這些觀念知道多少。他們至少有一些認識，但是到了中世紀這種認識完全消失了。在中世紀的狀況下，人們不需要這樣的核算。它緩慢地，一步一步地，在中世紀後半葉，在當時經濟進步大大優于其它國家的那些國家，比方說意大利，發展起來。于是，一些會計業的基礎術語保留了其意大利語起源，例如“資本”這個詞本身。

起初，會計術語不是很清晰。人們不十分擅長算術，我們甚至在15世紀的大型企業的賬本中的算術問題中也發現嚴重的錯誤。逐漸地，這些觀念發展得原來越成熟直到出現複式簿記（double-entry bookkeeping）。我們的全部思維現在都受到這些觀念的影響，甚至那些對會計問題一無所知而且不必閱讀公司收支表的人們的觀念也是如此。會計和記賬員不過是這種處理所有重大的外部問題的根本方式的工具而已。然而，這些問題關乎會計和記賬員之外的人們。歌德是偉大的詩人、科學家和進化論的先驅者，他将商人的複式簿記體系描述為“人類精神最了不起的發明之一”。歌德認識到這些觀念對于現代生産和行動體系的根本意義而且這些概念是人們處理所有這些問題時采用的一種實際的數學和邏輯。

在我們的時代，公衆輿論和立法機構完全喪失了對所有這些問題的理解。這是現代所得稅立法造成的。首先，在關于所得稅的立法中，立法者稱工資為“收入”或者“勞動所得”。然而，“收入”在經濟意義上的主要特征是，它是生意人的成本之外的盈餘，能夠被消費而不緻減少資本，也就是說，不必以未來為代價生活。你不可能消費“收入”而不損害你的未來的生産的機會。“資本”和“收入”的概念隻能在經濟核算體系裡出現。

這些所得稅法律看待“利潤”如同工資。所得稅法制定者會對一個企業不是每年盈利感到非常吃驚。他們沒有認識到企業有好年景和差年景。一個後果就是在1930年代早期的大蕭條中，人們說“大工廠主今年不用繳所得稅而一個月掙300美元的人卻要繳，這太不公平了。”從法律的觀點看，這沒什麼不公平；哪一年大工廠主沒有“所得”。

宣揚這些所得稅法的論者們對于經濟體系中“資本”和“所得”真正意味着什麼一無所知。他們沒有看到的是，巨額利潤和巨額所得中的大部分不是工商業者花掉的，而是再次投資于資本品，重新回到企業中增加生産。這正是經濟進步、物質條件改善的方式。幸運的是，我不必論述所得稅法，也不必論述引發這些法律的心态。隻需說一點就足夠了：從個體工人的觀點看，僅對花費的所得而不對儲蓄和再投資的所得征稅會更加合理得多。

在許多情況下，一個人在晚年難以謀生，至少不如青壯年時掙得多。為簡單起見，以歌手為例，他們掙大錢的年份必定是有數的。

我想要論述的是這個觀念：一般而言的儲蓄，或者特定條件下的儲蓄，據說從社會共同體的福祉的觀點看是不好的，因此應當采取措施限制儲蓄或者将其引入特殊的渠道。事實上，我們可以說，而且無人能夠否認，所有的物質進步，使我們的處境有别于之前的年代的每一件事，就是更多的東西作為資本品被存儲下來和積累起來。這也是美國與，比方說，印度或者中國的區别。最重要的區别隻是時間的區别。對于印度和中國還不太晚。我們隻不過早一些開始積累一些生産相對于消費的剩餘而已。

國家的發展的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是建立一套使得大規模儲蓄成為可能的政府和司法體系。在所有那些政府相信一個人擁有更多的财富必然引起其它人的痛苦的國家，大規模儲蓄過去是不可能的而且仍然是不可能的。這一度是所有人的觀念。而且這是今天西方文明國家之外的許多國家人民的觀念。這個觀念現在正在向使得西方文明成為可能的憲法之中引入不同的治理方法，因而阻撓了西方文明。這也是在現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前——也就是在非常不恰當地被稱為“工業革命”的時代之前——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盛行的觀念。

為了表明這個觀念多麼強大，我引述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康德——但是它生活在東方，加裡甯格勒，但是被稱為哥尼斯堡——的話：“如果一個人所有的超出所需，那麼另一個人所有的就少一些。”當然，在數學上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數學和經濟學是兩回事。事實是，在所有那些人們相信這個格言而且政府相信改善處境的最佳方式是沒收成功的工商業者的财富——沒有必要沒收那些不成功的人的财富——的國家，在所有那些國家，不可能儲蓄和投資。

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古希臘人沒有鐵道，我會回答說：“因為那個時代人們會沒收财富。人們為什麼要投資呢？”古希臘哲學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一些演說我們今天仍然能夠看到。他說如果一個富裕的公民在雅典受審判，他沒有機會勝訴，因為法官們希望沒收他的财富，期待這樣會改善他們的處境。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有大規模儲蓄。

大規模儲蓄18世紀才出現。從那時起也出現了使得儲蓄和投資成為可能的機構，不僅使富人得以儲蓄，也使得窮人的小額資金得以儲蓄。在早期，窮人隻能通過囤積硬币儲蓄。但是硬币不産生任何利息，他從儲蓄中得到的好處不是很大。不僅如此，在日常家居中存儲少量硬币是危險的；容易被盜而且沒有收益。19世紀初，我們有了使得儲蓄對于大衆成為可能的大規模機構。

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體系的根本性差異之一就是，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即便那些不很富裕的人也有儲蓄和小額投資。許多人沒有認識到這個差異。今天，在論述利息問題時，政治家或者說政客，以及公衆輿論，仍然相信存錢的是富人借錢的是窮人。因此，他們認為廉價貨币政策，也就是通過政府幹預認為降低利率的政策，有利于窮人不利于富人。事實上，窮人和不那麼富裕的人擁有儲蓄銀行的存款，有債券、保險政策，享有退休金。根據今天的一個報紙報道，這個國家有650萬債券（支付承諾）所有者。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否準确。但是這些債券是廣泛分布的，因此這意味着大多數人是債權人而不是債務人。另一方面，發行債券或者欠銀行錢的公司的普通股票的所有者不是債權人而是債務人。同樣，有巨額抵押的大地産商也是債務人。因此，說富人是債權人窮人是債務人是不對的。這方面的狀況大大改變了。

希特勒的競選口号之一是：“去他的利息奴役。債務人萬歲，打到債權人！”但是一份德國報紙認識到其中的謬誤并且寫了一篇文章，标題為“你知道你自己是債權人嗎？”我無法說希特勒喜歡這文章。

一些年前出現了對儲蓄和資本積累的仇視。對儲蓄的這種反對不能歸罪于馬克思，因為馬克思不明白資本如何積累。卡爾·馬克思沒有預見到大公司的出現以及許多小儲戶擁有存款。一位受到馬克思影響的俄國經濟學家幾年前宣稱資本主義的整個經濟體系是自相矛盾的。生産出來的東西沒有被全部消費掉，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儲蓄起來而且作為新增資本積累起來。後代人會有越來越多的資本。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他們為誰積累這一切？他們像守财奴一樣積攢，但是誰享有儲蓄者掙到的錢呢？這是荒謬的；這是不好的；必須采取行動。

凱恩斯的反儲蓄方案取得了成功。按照他的說法，過度儲蓄中存在危險。他相信，而且許多人接受他的觀點，投資機會是有限的。可能沒有足夠的投資機會吸收所有被當做儲蓄擱置起來的收入。工商業可能由于存在過多的儲蓄而惡化。因此，儲蓄過多是可能發生的。從另一個觀點得出的同樣的學說流行了很長時間。人們曾經相信新發明——節約勞動的裝置——會産生所謂的“技術失業”。這個觀點導緻了早期的工會破壞機器。今天的工會仍然有同樣的觀念，但是他們沒有頭腦簡單地破壞機器——他們有更巧妙的辦法。

就我們所知，人類欲望是無限的。實現滿足所需的是資本品的更多積累。我們在這個國家沒有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的唯一原因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本品生産人們想要擁有的一切。我不想說人們總是最好地利用了經濟進步。但是不論你希望得到什麼，它總是需要更多的投資和更多的人力滿足。我們能夠改善狀況，我們能夠想出更多的利用資本的辦法，甚至在美國最富裕的地方、甚至在加利福尼亞也能。隻要生産的物質要素有稀缺性，投資就總是有巨大的空間。我們無法想象沒有這種稀缺性的事态。我們無法想象“西天樂土”的生活，那裡的人們隻要張嘴就能吃到東西而且一切應有盡有。

生産要素的稀缺意味着資本品的稀缺。因此，我們必須停止儲蓄并且開始支出的整個觀念都是瘋狂的。在1931或者1932年，凱恩斯勳爵和他的一些朋友發表了一個宣言，其中他們聲稱隻有一個辦法避免災難并立即改善經濟狀況——那就是支出，支出，再支出。經濟上，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個意義上的支出創造的工作投資原本也會創造。你把錢用于購買新機器還是花在夜店無關緊要。按照凱恩斯的理論，把錢花在改善生活之上的人創造了工作，而購買機器和改進生産的人卻保留某些東西不給公衆。有人說凱恩斯寫書的時候英國的狀況證實了他的政府開支創造完全就業的理論，這不是真的。導緻英國的不良狀況的原因是一戰後的英國工業不具備改進工廠的物質設備所需的手段。因此，英國的機器與其它一些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機器相比效率低下。于是，英國的勞動力的邊際産出較低。但是由于工會不允許工資的任何顯著下降以使得英國工業更有競争力，結果就是失業。英國需要的是更多的投資以增加生産要素的産出，他們今天也需要做同樣的事情。

凱恩斯勳爵對于這個觀念的看法很特别。一位美國朋友發表了一篇文章論述他與凱恩斯勳爵的私人友誼。他講述了在華盛頓酒店拜訪凱恩斯勳爵的故事。洗手的時候，這位朋友小心翼翼地隻用一條毛巾。然後凱恩斯弄皺了所有的毛巾并且說這樣他就為美國的酒店服務員制造了更多的工作。從這個觀點看，增加就業的最佳方式就是盡可能破壞。我曾經以為這個觀念已經被巴斯夏6在他的破窗理論中一勞永逸地消除了。但是顯然凱恩斯并不理解巴斯夏的這個寓言故事。省力機器制造了技術性失業不僅被理論檢驗證明了，而且得到了這個事實的支持：人類的全部曆史恰恰是引進越來越多的省力機器的曆史。今天我們用較少數量的勞動生産較多數量的各種便利。然而人口和就業都增加了。因此，人們并沒有因為發明了一些新機器而被剝奪了工作。

還有一個無稽之談，而且是很糟糕的無稽之談，那就是資本的積累有損于工人。資本品越多，勞動力的邊際産出率越高——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如果雇主考慮雇用一個工人或者解雇一個工人，他會自問雇用這個人增加他的産品價值多少。如果雇用一個工人增加了生産的數量，那麼雇主的問題是：雇用他的費用是不是比從他生産的産品的銷售中得到的收入更多？考慮使用新增資本品時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

工人的人均資本占有量越大，工人的邊際産出性越高，因此雇主能夠支付的工資也就越高。資本積累得越多——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更多的工人能夠在同樣的或者更高的工資水平上找到工作。

兩位工商業者——Sunoco的J. Howard Pew7和美國鋼鐵公司的Irving Olds8——試圖，但不是很成功，向其它工商業者說明通貨膨脹對于他們的資本積累、庫存、折舊等等的影響。通貨膨脹提高了工商業者的銷售價格，造成了他們正在盈利的錯覺。然後政府征稅并且将這些表面上的“利潤”用于當前的開支，而這些利潤本來會被用于投資或者留存下來用于應對設備折舊和更新。

如果個人蔣倩存入一家私營保險公司，那麼這家保險公司會投資這筆錢。當然，後來當支付保險金時，它必須将投資取出。個人會在某個時刻不再投資而是消耗投資，但是保險公司年複一年地擴張，而且由于在整個國家有資本積累發生，保險公司作為整體而言不一定消耗投資。這不同于社會保障體系。政府談論保險統計，但是其含義與保險公司的含義不同。個人支付多少，政府就在當前支出中花費多少。然後政府給“社會保障基金”打一張它成為“債券”的欠條。與市政府“投資于”政府債券。當政府征收“社會保障”稅時，它說：“把你的錢給我花，作為回報，我承諾30或者40年後納稅人會願意償還我們今天欠下的債。”于是，社會保障體系十分不同于私人保險。它并不意味着儲蓄了什麼。相反，個人的儲蓄被政府用于“社會保障”但是它們被用于當下的支出。我完全相信政府會支付，但是問題是用什麼樣的美元？整個事情取決于未來的國會和未來的公衆以良币支付的意願。如果人們不喜歡紙币，他們就不會使用它。例如，加利福尼亞在紙币泛濫的内戰時期堅持使用硬通貨。

卑斯麥的社會保障的觀念是，他希望每個人都從政府得到些東西。他對比了法國的境況：許多法國人擁有政府債券并得到利息。他認為那就是法國人如此愛國的原因；他們從政府得到東西。卑斯麥希望德國人也依賴于政府。于是他向每個老年退休者增發50馬克政府補助。這被稱為Reichszuschuss（政府補貼）。資本的問題是經濟核算的問題。你不能通過通貨膨脹增加“資本品”，盡管你表面上能夠增加“資本”。結果會是資本品和資本之間的脫節，正如我們的經濟核算所指出的那樣。（文章由彭定鼎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