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 黃曉紅：我想讓自己成為一道橋

2008年從汶川地震災區回到香港之後，黃曉紅博士選擇了将創傷治療作為自己的主攻方向，而後成為了一名創傷治療專家及培訓師，在累積各方面臨床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叙事療法和藝術治療，發展出了一套全新的叙事繪畫療法（NDI），幫助了無數創傷來訪者。

在真正走進心理咨詢治療領域之前，黃曉紅做過記者，拍過紀錄片，做過自由寫作者，走過全球多個國家。回首來路，她意識到，所有這些職業，包括正從事的心理治療工作，背後都有自己内心深處潛藏的一個願望，那就是——

“讓我們對自己多一些了解，對他人多一些了解，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讓彼此之間有一個走近對方的可能性，甚至可以互相擁抱。”

而她，願意做那一道去成全的橋。

曉瓊是黃曉紅博士叙事繪畫療法導師班的一名學員，9月22日，作為“7·20河南暴雨災害社會工作心理支援”小組成員之一，她來到了河南鄭州。

在一場面向心理工作者的講座上，她這樣介紹了自己：我今天能站在這裡，是因為我剛剛邁過了一個大半生都沒有邁過去的坎。

是什麼樣一個大坎呢？

原來，在過去幾十年，她幾乎從未在公開場合站上舞台或者講台。不是沒有機會，而是做不到。

對舞台的恐懼由來已久，深入骨髓。曉瓊清楚記得，上學時候，隻要有上講台的任務，她必然渾身發抖、拉肚子。也曾在課上到一半、被要求發言時落荒而逃。學校外有一片小山坡，爬上山坡能清楚看到教室，她便一個人在小山坡上晃悠，直到這堂課結束。

她不知道自己在畏懼什麼，但是恐懼的滋味令她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後來長大成人、工作、從事未成年人犯罪教育31年，依然不能克服。

直到幾年前，曉瓊與黃曉紅博士相遇。

在一次創傷課上，當她被要求用繪畫表達自己時，曉瓊的腦海中突然閃過一些畫面，她迅速拿起筆将它記錄了下來——那是一間教室，坐滿了孩子，一個女孩背對畫面站在衆目睽睽之下，講台上的老師似乎正在詢問她些什麼。

看着眼前的畫面，一些被遺忘多年的場景在腦中逐漸複蘇，曉瓊驚呆了：畫裡的女孩不正是自己嗎？畫裡的時刻，不正是曾經讓她一想起來就想找個地縫鑽進去的時刻，也是她後來刻意想要遺忘的時刻嗎？

時間回到很多年前，曉瓊12歲，小學剛剛畢業。

在河南過完了童年生活的她，跟随父母舉家搬遷到四川大涼山生活。這次搬遷，原因是父親的工作調動。與母親表現出的沮喪不同，曉瓊和姐姐對這個多山地區的一切都充滿好奇，她描述當時眼裡的大涼山：這不就是孫悟空居住的“花果山”嘛！

進入新學校第一天，曉瓊特意穿了一件漂亮衣裳，在衆人羨慕的眼光中，對即将開始的新生活躍躍欲試。然而，很快，一盆冷水兜頭澆下，澆滅了她所有的自信與驕傲。

她清楚記得，那是一堂語文課。課堂上老師提出一個問題，曉瓊高高舉起了手，在一片贊賞的目光中站起來，講出的卻是一口河南話，讓老師和同學們雲裡霧裡。她又答了一遍，依然沒人聽懂。到第三遍時，所有同學哄堂大笑。晴天霹靂一般，曉瓊覺得一下子從天上摔到了地面，手足無措地站在那，開始感到難受，隐約覺得有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了。

第二天，是一堂數學課，她鼓起勇氣想要再試一次，她再次舉起了手。這一次嘗試，換來的依然是哄堂大笑。奇怪的口音讓老師誤以為她在搗亂，于是她被罰到教室外站了一節課。從那以後，曉瓊再也沒有主動舉起過手。對講台的恐懼，從那個時候便開始了。

然而，随着時間流逝，這件事被深埋在心底，甚至連她自己都很少再想起來。更不會聯想到，困擾自己大半生的恐懼，源頭原來在這裡。在黃曉紅博士的引導下，通過叙事繪畫，她終于找到症結。

那天課後，曉瓊回到家，對着女兒大哭了一場。女兒很小的時候，曉瓊便給女兒報班學習普通話、主持，她喜歡看女兒站上舞台從容自在、侃侃而談的樣子。

此刻她才明白：“原來，一直希望站上舞台的那個人是自己。原來，當年那件事并沒有過去，而是成為我的創傷，讓我在後來的人生中失去了太多機會，也讓我的人生軌迹發生了根本變化。這是多麼讓人懊惱的一件事情！”

後來，在黃博士和同學們的支持下，曉瓊一步步完成自我突破，克服了多年恐懼，邁過了那道她以為一輩子都邁不過去的坎。

如今，她也成為一名心理咨詢師，一面不斷豐富自己，一面服務和幫助有需要的人。曾經的職業生涯，使她接觸過許多未成年人犯罪個案，而今天，她卻能夠看到問題更深的層面。

她說，正因為如此，自己更願意接待少年個案，因為，“不希望他們像我一樣，因為創傷而産生遺憾，更不希望他們走上人生歧途，希望他們有更好的未來。”

黃曉紅走上創傷治療之路，是從2008年開始的。

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之後，國際救援隊從世界各地抵達災區參與救災。黃曉紅把握住了災後心理治療黃金期，以心理志願服務者的身份，從中國香港來到四川汶川。

在災區的每一天，都以“一條長龍”開始。她形容當時的場景：“我坐在一個露天的地方接待個案，大家都在等着我去幫他做治療。每天一睜開眼，我的前面就排着一條長龍。天黑了，那條龍還是那麼長。每次夢裡，夢到天黑還是一條長龍的時候，我就一身冷汗，然後驚醒過來。”

結束半個多月的災區服務工作，志願者們深情道别，道别時大家也互相提醒，“回去後一定要先沉澱下來，處理好自己的情緒，以免受到傷害。”

2008年，汶川地震後，黃曉紅在都江堰聚源中學為孩子做心理輔導

然而，回到香港之後，黃曉紅一心所想，卻是如何将這一場令人悲痛的災難轉化為給予力量的生命教育。

她說，“一場大災難，我們不能就讓它這麼毫無預警地來了又走了，雖然它令人悲痛，但每天從電視上、報紙上看到那麼多感人的故事，我們要怎樣把其中的力量提取出來，去影響更多的生命，尤其讓我們的孩子受益？”

黃曉紅決定舉辦一個征文大賽。當時，臨近暑期，很多學校都已放假，她便四處尋找，任何一所尚未放假的學校，她都走進去做講座，講述自己在災區的所見所聞，鼓勵孩子們參加比賽。連日的忙碌，讓她完全無暇顧及自己，更将隊友們的叮囑都抛諸腦後了。

征文比賽如願進行，并最終産生了很大影響力。孩子們滿含真情實感寫下的作品，被結集成書，而這些書，後來又被黃曉紅再次帶回災區，送到當事人手裡。孩子們義賣書籍籌集的善款，也由她代捐到災區。無論對這些遠在南方的孩子們而言，還是對災區的人們而言，都是莫大的鼓舞。

終于結束整個事情，然而，剛剛停下腳步的黃曉紅，卻察覺到自己有些不對勁了。

除了時時被噩夢侵擾，她還常常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悲傷，這種悲傷無法對旁人述說，因為他們沒有同樣的經曆——沒有看到那些廢墟，沒有聞過那個味道，更沒有感受過那麼密集且強烈的情感沖擊。

一天，她像往常一樣從家裡走去辦公室。途中經過一間店鋪，店鋪正打算重新裝修，整個店面被拆卸成一片廢墟。黃曉紅朝它望了一眼，下一秒整個人都吓得跳起來。她站在路邊平複了好一陣之後才意識到，自己的反應是如此反常。那天回家之後，她站在21樓的家中往下望，此時，腦海中出現了一個畫面，是蹦極的畫面，随之而來的，還有對那種快感的渴望。

念頭一出現，黃曉紅立刻意識到，自己需要尋求幫助了——這正是PTSD症狀。于是，她去求助了自己的心理督導。

常常有人問，是不是所有經曆過可能引起PTSD事件的人都需要尋求幫助？

黃曉紅的答案是，“不是，但如果你意識到自己出現問題，并且自己解決不了的時候，就需要以謙卑的心态去求助，而不是自己一個人扛。”

求助，是現代人需要具備的很重要的意識，即便是心理咨詢師，也常常需要求助。但它卻常常被我們忽略。

所有這些事情，以及前文所述地震男孩露露的故事，都給黃曉紅帶去了極大的沖擊。露露的故事，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結局：

治療結束後，露露說：“難過的日子還是會過去的，隻要我和爸爸媽媽都在，我們一家就有力量。我希望明天可以過上好日子。我一定要堅強，要開心，不能自暴自棄，這樣才能建起堅固的新房子。”黃曉紅沒有就此止步，她追問孩子：你有信心嗎？露露沒有立即做出肯定的回應，而是遲疑了一下，思考之後說：“盡自己的力量吧。”

這讓黃曉紅感到欣慰和鼓舞。她說，“因為他看見了自己内在真正的恐懼，并接納了這個依然需要時間去重拾信心的自己，那才是最真實的。人隻有真實面對自己、面對世界，才有力量發揮自己，并建立起抗逆能力，迎接未來的挑戰。這樣的心态，比'忘記過去，放眼未來’的口号式自我激勵法，有智慧多了。”

露露的案例，也讓黃曉紅得到啟發。後來，她又在香港兒童福利院為一群被迫與親人分離的兒童及青少年服務。這些經曆，都指引她走上創傷治療之路。

在2011年到2015年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黃曉紅逐漸将恩師邁克爾·懷特的叙事療法，結合兩位藝術大師凱茜·瑪考爾蒂及科妮莉亞·阿爾伯查的藝術治療法，以及自己一直用在個案上的繪畫療法，發展成一套新的心理治療模式：叙事繪畫療法。

在《畫中有話》一書中，黃曉紅博士談到這套治療方法的核心精神：通過繪畫與叙事，讓潛意識意識化，再把人和問題分開，讓困擾個體的問題得以外化，繼而在找出個體的内在力量、外部資源的同時，處理問題，帶出盼望，并強化個體的抗逆力。

這其中，指出了兩個關鍵，也是恩師懷特帶給黃曉紅最大啟發的兩個金句：

一、人不是問題，問題才是問題；

二、來訪者才是解決自身問題的專家。

2021年9月23日，在河南鄭州，面對一批即将出發去往災區的志願者，黃曉紅送給了他們一個“三二一錦囊”，即三個建言。

其中的“三”是指三個圈：自己、團隊和服務者，也即漣漪效應。

她說，“我們每一個人投入到社會這片汪洋裡，都能産生一個漣漪。在做服務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面對别人的需求，都會想方設法給到幫助。但是，萬一我自己沒有呢？所以，漣漪最中間的那個同心圓，就是'我’。認識自我、擁抱自我、我有，然後才可能服務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在教育中亦是如此。

經過無數個案，黃曉紅發現無論治療對象是否受過心理創傷，繪畫是讓來訪者輕松自然地走進自己的内心世界、認識自我的一種十分有效的方式，尤其對兒童效果顯著。因此，叙事繪畫療法的第一服務對象是4到12歲心靈受創傷的兒童，第二服務對象為9到18歲的自閉症青少年。

19世紀末，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弗洛伊德提出了“潛意識”理論。此後，榮格關于潛意識有一句名言：在你把潛意識意識化之前，它會主導你的生命，而你會稱它為“命運”。

黃曉紅認為，恩師懷特所說的“把問題外化”，恰恰就是“潛意識意識化”的更進一步，也是“心理治療一個劃時代的突破”，因為，“當人把自己視為問題的時候，越想處理問題，越苦無他法，唯一可做的，就是向自己開刀，結果把自己挖得鮮血淋漓，卻絲毫解決不了問題。”

因此，我們需要先通過繪畫了解來訪者的潛意識，繼而可以更好地讓來訪者把問題和自己分開，再進一步處理問題。就像曉瓊那樣，也正如地震男孩露露那樣。

在接待兒童個案時，第一次咨詢，黃曉紅都會要求家人一起參加，因為“一個孩子的問題通常不會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跟他的家庭、尤其跟父母息息相關。家長往往需要先認識自己，先解決自己身上的問題，而不一定是孩子。”

黃曉紅博士NDI導師班學員豔梅，講述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豔梅是東北人，她說在學習心理學之前，自己是典型的東北性格，一個脾氣急躁的要強的媽媽。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之後，她開始學習家庭教育、學習正面管教、學習了很多管理情緒的方法，再面對兒子，通常都能理性地與兒子溝通，但是，唯獨在學習這件事情上，始終無法管理好情緒，一點就燃。她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學習NDI，她在自己的畫裡找出了症結。

原來，她從小生長在一個隻有女兒的家庭。盡管父母并不重男輕女，但豔梅看得出來，父親内心依然渴望一個男孩。于是，豔梅從小就将自己塑造成一個男孩，事事要強，她還對父親承諾：我一定好好學習，讓您以後有好的生活，不輸有男孩的家庭。

這便是根植在豔梅内心深處的執念。當面對兒子時，這一潛意識便發揮了作用，将她對自己的要求不知不覺轉移到兒子身上。認識到問題之後，豔梅做出了另一個選擇，她說：“學習、要強，這是我對父親的承諾，不是你對我的承諾，我不能要求你和我一樣。你是你，而你有你自己的目标和生活。”

如此，再面對兒子的學習問題時，她也就能理智且冷靜地處理了。

如今，豔梅的兒子已經步入敏感的青春期，母子倆的關系卻越來越好，豔梅感慨，“多虧我及時找出了自己身上存在的問題。”

除了幫助認識自己，解決自己身上存在的問題。繪畫叙事也是父母走進孩子内心，幫助孩子找到問題、解決問題的一個良好方式。

七七是黃曉紅博士NDI導師班的另外一名學員。她将NDI用在了與自己孩子的相處中。

故事是這樣的：開學前一天晚上，臨睡前，女兒突然産生了強烈的情緒，說不願意再去上學。七七心中咯噔一下：女兒在學校一定遇到什麼事情了。在她溫柔的引導和詢問之下，女兒說出了原因：因為害怕體育老師，體育老師會打小朋友。

小姑娘究竟看到了什麼、遭遇了什麼呢？七七按捺住内心的焦慮，鼓勵女兒用繪畫的方式将自己在學校看到、聽到的畫出來。女兒便拿起畫筆開始畫畫，情緒也在繪畫的過程中逐漸平複。

待女兒繪畫結束，七七引導女兒講述給自己聽。原來女兒聽見了體育老師發脾氣、懲罰孩子的聲音，她的内心充滿恐懼和懊惱，因為自己什麼都不敢說、不敢做。

七七對女兒的心情表示了理解，接着，她又引導女兒回想：你最喜歡的老師是誰？為什麼？體育老師會無緣無故懲罰小朋友嗎？同學們做了什麼事情時，體育老師會生氣？那麼現在你想對體育老師做什麼？

所有這些引導做完之後，孩子的情緒顯然好起來，她在畫紙上畫了一股龍卷風，哈哈笑着說，讓大風把不開心和體育老師都刮走吧。這之後，她還和媽媽約定，明天去學校仔細觀察體育老師。

果然，幾天後，小姑娘回家對媽媽說，我發現體育老師并不會無緣無故生氣。後來，她又主動畫了一幅畫，這一次，出現在畫中的是一所學校：“這是我的魔法學校，中間是我的班級，低年級在樓下，高年級在樓上。”她還給自己的魔法學校起了一個名字，叫做“成長”。

在NDI裡，元認知、情緒和行為被稱為“鐵三角”，而七七所做的，就是帶着女兒從負面的“鐵三角”過渡到正面的“鐵三角”。

談到叙事繪畫療法對自己的影響，七七說，“當我們可以看見自己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看見我們的孩子；當我們可以更好地接納自己，我們也就更能夠接納孩子。這樣，我們才能真正一起進步，共同成長。”

無論曉瓊、七七、豔梅，或者更多學員，他們都跟随黃曉紅博士學習多年。在學員們眼裡，導師黃曉紅是一個永遠笃定的存在。

笃定，是因為Being，即“我在”，那是一種陪伴、同行、支持的姿态。

黃曉紅送給志願者們的“三二一錦囊”中的“二”，就是“Doing”和“Being”，“Doing”是做，“Being”是在；而“一”，就是一個字：愛。

她說：作為服務者，我們常常希望做到些什麼，但實際上，很多時候做不到，比如，水災來臨，當對方的損失是農田和莊稼，你要如何幫助他彌補損失呢？不能夠。事實上，幫助，不一定要做到什麼，“我在”，本身就是意義。我們能不能聽他傾訴？能不能真誠平等地跟他站在一起？這就是“我在”。

笃定，還因為真實，因為言行合一。

跟随黃曉紅博士四年的豔梅說，“老師在課堂上常說，尊重每一個生命，去災區也好，去任何一個地方也好，能服務到多少人，就服務多少人，能影響一個人，就去影響一個人。無數次相處之後，你會發現，她所做的和她說的是一緻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願意始終跟随她。”

與黃曉紅博士共事過的人，大都會驚訝于她小小身體中蘊藏的盛大生命力和能量。

她可以每天八小時不知疲倦地接待來訪者，工作到深夜。休息四到六個小時，幾乎是她每一天的常态。她永遠在追問，我的服務對象的真實需求是什麼。她能夠随時改變自己的既定計劃，隻為滿足服務對象的真正需要。

常有人問她，你不累嗎？你每天吸收這麼多負能量，是如何消化的？為什麼你對來訪者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細節都記得清清楚楚？

甚至，記者在與她相處幾天之後，也忍不住提問：你仿佛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傾盡全力，是什麼讓你如此投入，你的身上似乎有一種使命感？

她笑了，“我從來沒有想過我要做什麼偉大的事情，我的想法從來沒有改變，就是怎麼樣把自己變成一道橋，讓我們對自己多一些了解，對他人多一些了解，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讓彼此之間有一個走近對方的可能性，甚至可以互相擁抱。”

每次個案複盤時，都有人問她，為什麼你記得那麼多？她開玩笑，因為我這個人比較癡情，在做個案時，我的心裡眼裡便隻有他。因為真的喜歡跟他們“在一起”的那種感覺，因為心裡面的感恩。

對于來訪者，黃曉紅永遠隻講“感恩”，她說，“我從接個案的第一天起，就沒有覺得我是一個情緒垃圾桶，相反，永遠是他們在給我力量。”

黃曉紅講起發生在她和來訪者身上的一個故事。一個悲傷的故事，一個關于生命、關于愛故事。

那是黃曉紅長期接診的一個來訪者，一位媽媽、重度抑郁症患者。經過漫長且艱辛的兩年治療，這位媽媽終于從卧床不起，恢複到能夠正常上班、正常生活。

結束治療一年之後，黃曉紅再次接到這位媽媽的電話，電話那頭卻泣不成聲。原來，她剛剛查出癌症，并且已到晚期。她說，自己最放不下的是兩個未成年的女兒。

該怎樣才能幫助到這位媽媽呢？黃曉紅苦思冥想，後來她給這位媽媽建議，在走之前，給兩個孩子每人寫12封信吧，每月一封，幫助她們度過傷痛期，讓他們知道媽媽雖然離去了，但愛永遠留在她們身邊。聽了建議，這位媽媽接受了。然而，不好的事情發生了，這位媽媽尚未來得及動筆，第二天，就陷入了深度昏迷，再也沒有醒過來。

深深的無力感頓時填滿黃曉紅的内心，一定要為她們做點什麼，最終，在督導的鼓勵下，她決定，自己代替媽媽給兩個孩子寫信。因為在過去兩年的治療時間裡，通過這位媽媽的講述，她對她和孩子相處的故事已經非常了解。

那天，黃曉紅回到家已是夜裡12點，但是内心有個聲音告訴她，一定要馬上做。她于是就真的坐下來開始寫信，原以為很容易的事，當她真正将自己代入媽媽的角色時，眼淚卻止不住往下掉，落滿整個信紙。

最終，她用了白描的方式，寫完了這些信。在信裡，她重新講述了這位媽媽和孩子相處的很多場景，以及在每一個場景裡，媽媽内心的複雜感受：自豪、痛心、擔憂……以及，永遠不變的愛。

寫完信，已是淩晨四點。第二天一早，黃曉紅就到醫院找到兩個孩子，帶她們在病床前，牽着昏迷中的媽媽的手，代替媽媽讀完了寫給孩子的信。

聽完信，孩子也有話要對媽媽講。于是，她們在醫院的長廊裡寫好回信，同樣牽着媽媽的手，一字一句讀給媽媽聽。

實際上，在此之前，兩個青春期的孩子與媽媽之間發生過很多沖突，互相不能理解。孩子畏懼媽媽的嚴厲，媽媽傷心于孩子的不聽話。相互之間常常感受不到彼此的愛。

然而通過這些信，孩子理解了媽媽内心對自己深沉卻不會表達的愛。在回信裡，她們告訴媽媽，我們會好好的，會努力地去生活，請你放心。

所有這一切做完已是傍晚，黃曉紅與他們告别後離開醫院，剛到家門口，她便接到電話，這位媽媽走了。黃曉紅愣怔了片刻，長歎一口氣，她在心裡說，這位媽媽，一定可以帶着療愈，放心地離開了。

就這樣，這件事過去很久之後的一天，黃曉紅突然在夢裡再見到這位媽媽，她說了兩句話讓黃曉紅終身難忘，她說：當時間裡有了味道，就成了記憶；當時間裡有了愛，就成了永恒。

聽上去如此奇妙，黃曉紅說，你看，這就是我工作的意義，當我們可以去見證這種永恒的時候，那是一種多麼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