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蘇轼 03：憂國不謀身

​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蘇轼 03：憂國不謀身

畫外音

蘇轼一出道即獲得歐陽修等朝廷重臣的賞識，但是他走上仕途的道路并不平坦，經曆的過程也充滿了苦痛和變數。他二十二歲名震京師的時候，當朝皇帝還是宋仁宗；而在他曆經地方上的幾次任職以及完成兩次回鄉服喪、重返京師汴梁的時候，他已經時年三十三歲，當朝的皇帝也已曆經三朝，變成了宋仁宗的孫子、宋神宗趙顼[xū]，天下的形勢正在開始發生一場重大的改變。

此時的宋神宗，面對建國已曆百年、卻積貧積弱的北宋王朝，痛下決心，任用一代名相王安石開始改革變法，他們成立了專門的變法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整合财政、經濟大權，先後頒布青苗法、免役法、均輸法等一系列法令，一場轟轟烈烈的變革運動改變和影響着整個王朝。

那麼，面對如火如荼的改革變法，蘇轼會有怎樣的政治表達？同為“唐宋八大家”的蘇轼與王安石，為什麼會在這場事關王朝命運的變法中分道揚镳呢？



百家

講壇

康震

我們在講王安石的時候，大家都還記得，王安石給宋仁宗寫過一封萬言書。蘇轼也寫，蘇轼給宋神宗也寫了一封萬言書，這時候蘇轼才三十四歲，宋神宗才二十一歲。王安石給宋仁宗寫萬言書是對北宋的王朝提出了批評，要求改革變法，相當于給宋仁宗敲了一記警鐘。蘇轼給宋神宗寫這萬言書，是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是隻對事不對人，蘇轼的這個萬言書是既對事又對人。他才不是警鐘呢，他等于直接拿一棍子敲宋神宗的腦袋，讓他要清醒過來。他這個萬言書比起王安石那萬言書更尖銳，火力更猛。

一開始這萬言書就提了三個指标給神宗皇帝，說是下三個指标，實際上就是說這三件事你都沒做好。第一，要凝聚人心。第二，要讓風俗淳樸，用現在話說就是建設和諧社會。第三，要加強法制、加強監督。那你反過來講這三條做得都不好。

第一，凝聚人心。蘇轼打了比方，說皇上跟老百姓的關系就是魚跟水的關系，魚要是離開了水就會死，你這皇上要是離開了老百姓的人心，你也就會死。當年商鞅變法，實行嚴刑峻法，國家強了，老百姓兜裡也有錢了，可是道德敗壞了，失去了人心，所以秦王朝到了最後還是滅亡了，商鞅最後也是不得好死。他就拿這例子給宋神宗提醒，您現在支持王安石搞改革變法，還弄了個什麼“制置三司條例司”，是個變法的機構。好好的國家有個三司的機構是管财政的，你就愣從這個正常的機構裡頭分出一支來，大事小事都不跟宰相商量，天天就跟那條例司裡幾個人、跟王安石商量，這走的不是正道，長此以往人心惶惶，你這人心就散了，人心都散了這隊伍就不好帶了，您這魚也就離開水了。所以他給皇上提的建議是取消“制置三司條例司”，取消改革變法這機構，等于是取消變法。這是第一條。

第二，蘇轼警告神宗，說孔子說過一句話，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孟子·梁惠王上》

孔子這話原話什麼意思？拿木頭做的俑、陶器做的俑去陪葬，它不是做得像人型一樣的嗎？孔子就覺得這很不道德，你拿個紙或者拿草紮一個東西去陪葬就可以，你做得跟真人一模一樣去陪葬，這很不道德、這是不好的，凡是這樣做的人，你自己會斷子絕孫的，但是這句話到了後來就引申成為你隻要做了壞事，你就會斷子絕孫的。蘇轼就跟宋神宗說，您記住這句話，“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最近聽說這《青苗法》，這不是給農民要貸款嗎？要收40%的利息，可是你得讓人家自願貸您這款，沒說是強制貸款的，你怎麼能保證這幫貪官污吏不強制地去把貸款發下去？如果那樣做了的話，老百姓就有怨氣，将來如果曆史上寫這檔子事，說這《青苗法》、說這改革變法就是從您神宗皇帝開始的，您這就是始作俑者，那您還會有後嗎？這話就非常嚴重了，他雖然明着沒這麼說，但是話裡話外的意思，就是這意思。這是第二條。

第三，蘇轼認為現在這朝廷上下缺乏監管，監管力度不夠。我們知道在宋朝的時候有谏官，看着皇上做得有不合适的，大臣做得不合适，谏官就要出來提意見，可是現在蘇轼認為這朝廷上下風氣不正，明明皇上做錯了，王安石做錯了，沒有人敢出來，連個屁都不敢放，谏官都是一幫無能之輩。當然了，蘇轼也說，說皇上現在主要是朝政太清明了，都是做好人好事的，沒有不正之風。可是有一樣，難不成說你們家沒老鼠，就得非養着不會抓老鼠的貓嗎？你們家沒盜賊，難不成就得養着不會去抓盜賊的狗嗎？你現在就養了一批不會逮老鼠的貓，也養了一批不會防盜的狗。

你看，就這三條，說白了從人事上、從人心上、從監管上、從各個方面就是否定新法，而且話說得非常地夠火力。這信寫在二月份，蘇轼可能覺得料還不夠，到三月份，《再上皇帝疏》，這回沒那麼大力氣了，寫短點，千把來字。字是少了，火力更猛了，為什麼呢？說皇上您成立這制置三司條例司，我告訴您一句實話，您這做法，就您改革變法這事，從古到今就沒您這麼幹的，您的很多做法都是跟曆來的聖賢們背道而馳。我還聽說您前一陣子後悔了，改主意了，說是不變法了。我又聽說其實不是這樣的，您隻是改正了一些小的不合适的做法，大的面上您還改革。皇上我告訴您，您這做法好有一比，有一小偷，這是孟子舉的例子，你看見沒有，他一會兒舉孔子，一會兒舉孟子，都是聖賢的話。說孟子舉過一個例子，說一小偷想改自己偷東西這毛病，别人說你改了吧，他說我會改的，我這個月偷少點，下個月再偷少點，下下個月再偷少點，我循序漸進慢慢地我就把這毛病改了。蘇轼跟皇上說，您這改革變法從根兒上看就是錯的，要改就徹底一下把它改了。就跟小偷改他偷東西的毛病一樣，哪有說今天少偷點，明天少偷點。你想把皇上比成小偷了。蘇轼在這封比較短的奏章裡頭說，說皇上您還是幡然悔悟吧，要不然朝廷裡邊這有識之士就都跑光了，不跟您幹了。他們哪兒像我呀，我是貪戀這點俸祿，我是個沒能耐的人，所以我不走。人家都不在乎，人家都是君子，我是小人，您等一天朝廷裡頭就剩下我這種人了，您也就差不多了，您也就确實“無後乎”了。

這你就看出來了，蘇轼在朝廷裡邊在中央做官，他有這麼幾個特點，他第一，立場非常地堅定，旗幟非常地鮮明，敢做出頭鳥，敢摸老虎的屁股，敢觸及問題最核心的矛盾，敢于頂撞最高領導。這點連司馬光，司馬光是反對變法的領袖，司馬光都覺得我不如蘇東坡。他（司馬光）給神宗寫了一封信，司馬光說什麼？說論先見之明，我不如呂誨；論說公正，我不如程頤；論敢說話，我是真不如蘇轼。蘇轼太敢說話了。蘇轼隻不過是個小官，因為三十四歲的時候蘇轼在朝廷裡邊做的官，七、八品的官，司馬光說蘇轼隻不過是個小官，但是他對您，他不怕，更不怕王安石的虎狼之怒，該說什麼還是說什麼，從來都不怕丢官，我跟他們比差遠了。

百家

講壇

畫外音

王安石進行的改革變法，涉及到北宋社會經濟、政治、軍事的方方面面，它極大地提高了王朝實力和軍隊素質，改善了國家财政和民衆生活，具有積極的正面意義，然而，面對這樣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改革變法運動，蘇轼為什麼會強烈反對？他與當朝宰相王安石的這種正面對抗會給他帶來什麼樣的嚴重後果呢？



百家

講壇

康震

司馬光等很多大臣都曾經向朝廷推薦過蘇轼，神宗皇帝本人對蘇轼也非常欣賞，老想重用他，是個刺兒頭，但是個有水平的刺兒頭，很想重用他。誰不同意啊？想都能想出來，王安石不同意。王安石給神宗說，蘇轼有學問我承認，但是學問路子不正，這人跟他向來都沒法合作，他說的意見跟咱們都不合轍。我跟您說，他是受刺激了，因為他的意見您老不采用，所以他就老反對你。旁邊有個宰相叫曾公亮，就打圓場，給王安石說沒那麼嚴重，蘇轼就是

有點不同意見，不至于像你說得這麼嚴重。王安石大怒，拍着桌子說，什麼呀！他就問神宗皇帝說，你是不（是）打算要用這蘇轼？我告訴你，蘇轼這人就像一匹烈馬，你好好地對他、跟他說話，他不聽，您非得給他打一頓，打得服服帖帖的，餓他幾天，給他弄得服服帖帖了，他才會給你幹活。蘇轼很有才華，但是我告訴你，蘇轼這人你用不了，他那才華對社會隻是有害的，他才華越大危害越大。您可千萬把眼睛擦亮了，甭用這個人。王安石對蘇轼成見特别深，當然有的也不是成見，因為你反對人家反對得很厲害，人怎麼可能用你呢？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蘇轼明明知道這麼做什麼後果，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家說為什麼能至于這樣呢？不光是膽子大嗓門大解決問題，蘇轼他其實是有一個原則的，他膽子大、敢向虎山行的背後是什麼呢，是要堅持一種政治上的理念，就是自己的政治理念。蘇轼為什麼這麼劇烈的反對王安石變法？他自己有四大理念：

第一，治國之道，從根本上來講不能用法家的嚴刑峻法，應該用儒家的仁愛精神。說白了，以人為本。你王安石搞這套變法，你是理财、抓錢，你的根本之道不是理人心，不是以人為本，是修理人的，是要從老百姓身上抓錢的，所以這個不對，這從根本方向上是錯的，這是第一。

第二，蘇轼認為，改革不能急功近利，要從長計議，不能用休克療法，不能一蹴而就。王安石就不是這樣，王安石希望通過幾個短平快立馬解決問題，蘇轼認為這不妥，蘇轼在改革上是個穩健派，我們強調蘇轼不是完全地反對變法，他是反對王安石主持的那個變法，他本人并不反對變法，他的變法的原理就是循序漸進派、穩穩當當派。這是第二。

第三，蘇轼有一點講的是對的，說這國家的體制和制度不能說變就變，要維持它的穩定性。所以你王安石變法你要變根本制度這是不對的，你可以改變用人制度，你多用君子，少用小人，但是你不能從根本上動搖國家體制，這是完全不正确的。

第四，蘇轼認為，國家缺錢，王安石幫着宋神宗撈錢，這是對的，這沒什麼錯，但取之要有道，你不能從老百姓身上拿錢放到國庫裡。所以這裡邊有一個矛盾，就是到底是藏富于民呢？還是取之于民呢？問題是取之于民了之後是不是用之于民了呢？好像不完全是這樣。王安石搞了改革變法，我們都知道最後的結果，動機和效果有點不大靠譜，國家富了，軍隊強了，但老百姓窮了，這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所以你說蘇轼很激烈，他激烈在哪呢？他有些根本的大政方針政策上，他跟王安石存在分歧。他也不是針對王安石這個人，也不是針對王安石這個團隊，更不是針對宋神宗，但是因為宋神宗他支持的是王安石，如果把神宗說服了，王安石就失去了根本。那蘇轼雖然年輕，這點看得是非常之清楚。所以你說他為什麼在中央做官的時候，官做得還小、還不大，按一般年輕人來講，你這麼年輕你還得往上走，你不得把領導巴結好了？你不得把皇上哄高興了？你還天天跟他們吵架？這就是蘇轼的不同之處，他争的是什麼呢？原則。所以我為什麼說他對事也要對人呢？因為這事都是人幹出來的。但是一般的人為什麼說他對事不對人呢？因為他對事他不敢對人，一看事出來了，這事辦得不怎麼樣，人還是好的，好心辦了個壞事。這等于沒說。效果如果很差，動機即便很好，那也應該對他進行否定，所以你動機跟效果你要統一在一起，從這一點上來講，蘇轼在這麼年輕的時候在中央做官，雖然官職做得不大，而且三十四歲的時候他的仕途的閱曆還沒有那麼豐富，但是他已經具備了一個政治家的基本的素養和素質，這是他在中央做官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百家

講壇

畫外音

蘇轼因為反對王安石的改革變法無法在朝廷立足，隻好自己外放，先後到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二年，因為"烏台詩案"，蘇轼被貶谪到湖北黃州以犯官待罪之身躬耕東坡長達五年。元豐八年，宋神宗趙顼病逝，宋哲宗趙煦繼位，由于新皇帝年幼，太皇太後高氏垂簾聽政，她重新起用司馬光等舊黨人物，盡廢新法，蘇轼得以重回朝廷，并擔任翰林學士的重要位置，然而當蘇轼與司馬光同朝為官共商國事之時，本屬于同一陣營的兩個人卻鬧得不可開交，這究竟是為什麼，蘇轼的為官之路真的就這麼不順嗎?

百家

講壇

康震

你注意啊，蘇轼之所以是蘇轼，肯定不是胡亂做事的，但大家也會問，現在年輕，他這樣，火氣大，他年紀大了，官做大了還會這樣嗎，會的。為什麼他值得别人尊重，曆朝曆代的人，對蘇轼非常地欣賞，很尊崇他，推崇他，就是他的原則一直沒有變。

沒有變是什麼意思呢，大家應該知道後來蘇轼被貶到黃州了，貶了一段時間之後，神宗去世了，王安石也去世了，這時候司馬光上台了，也就是說守舊派們，原來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這撥人現在登上政壇了，司馬光一上台就把蘇轼提拔起來了，而且提拔的速度也很快，呼啦一下，短短的一年零五個月裡頭，從一個沒有品級的黃州團練副使，這根本是一個犯官的位置，沒有實際的職權，也沒有品級，一下提到三品大員。那很興奮，這可逮着機會了，還不得好好地把這變法派刺癢一頓，說他們的壞話，把他們趕盡殺絕了，沒有。我剛才前面說了，蘇轼的政治理念是實事求是，還有一個以人為本。他到哪兒都拿那個尺子量，這量，開

始量王安石，覺得這不合适。量量，量到司馬光身上，覺得你也不合适。所以就決定了什麼呢，他堅持這個理念的結果是，他隻要在中央做官，他就跟王安石有沖突，完了往後，五十多歲了，做了三品大員了，跟司馬光也有矛盾，而且是劇烈的沖突。司馬光是什麼态度，司馬光一上台，就一條，重敲鑼鼓另開張，把以前王安石的一切，甭管是好的還是壞的，全否了，否的一幹二淨，蘇轼态度不一樣，他說一句話∶

"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

——蘇轼《試館職策問三首》

什麼意思啊，說現在，新皇上上來了，宋哲宗。咱們這些做大臣的要堅持一個原則，既不能像宋仁宗那個時候，放任自流、消極怠工，但也不能像宋神宗那個時候，神經繃得太緊了，處事苛刻。都不行。就是要團結緊張、活潑嚴肅，要一張一弛，要有文武之道。八個字概括了蘇轼第二次回到朝廷中央做官的原則，"校量利害，參用所長"，翻譯成白話文，說白了，就是隻要有利于人民群衆的我們就支持，隻要不利于國家發展和人民利益的，我們就反對。實事求是、以人為本，跟現在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是一樣的。

但是我剛才說了，司馬光他上台了之後，他代表着一種政治勢力上台，有時候一種政治勢力上台的時候，他是不講道理的，作為這一方政治勢力，那必須對前面的王安石為代表的那撥政治勢力要有一個鮮明的态度，這個态度的表現就是全面廢止新法，包括在人事上全面地貶斥新黨人物，這個是蘇轼絕對不能夠認同的，蘇轼所反對的，你注意，他的核心是什麼，反對一切形式的沒道理的專制的行事。以前他反王安石也是因為這個，不調查研究，不顧及到大多數百姓的利益，你就靠着皇上的支持專權，強行推行，那你現在司馬光這做法跟他有什麼不一樣，換了個名目，本質是一樣的。尤其是在一個具體法令上兩個人産生了巨大的矛盾，什麼法令，在王安石變法之前，朝廷有一項法令叫《差役法》，什麼叫《差役法》，我們知道在古代，官府不跟我們現在一樣，我們現在從局長一直到科員，都是國家幹部，那時候不是。那時候衙門裡頭有好多亂七八糟的雜七雜八的事，取個快遞、打掃個垃圾、砌個圍牆，這都不是當官的幹的事，都是什麼呢，都是分派到老百姓家裡頭，義務勞動的，那會兒老百姓天天搞五一節義務勞動。這樣既耽誤了農時，有些貪官污吏借此勒索百姓。王安石變法實行的是《免役法》，什麼叫《免役法》呢，比方我是個農民，我今年二月份，我要到官府裡頭給人家定期地取報，我忙，我要忙農活，我出點錢，我交給朝廷，朝廷拿這錢去雇别的人，專門人士來幹這個活。這比起《差役法》好多了，交點錢就把人給騰出來了，他在地裡邊用的工，跟那錢比起來，那多得多了，收益很大。當然這《免役法》也有它的弊端，比方說有的地方錢交得多，有的地方錢交得少，錢交上去了是不是就雇了别人了呢，不知道。但是凡事哪有十全十美的，總的來講，即便到現在，很多學者都認為，無論是贊成王安石還是反對王安石，都認為《免役法》比《差役法》要好。可是就這個司馬光∶否，也給它廢了。

蘇轼真的想不通，有一次兩個人在辦公室就吵起來了。大家别忘了，司馬光剛當上宰相，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把這蘇轼從那偏遠的，當然了，寫"大江東去"那黃州，提到朝廷裡頭來，十七個月裡頭，跨越了十二級當了翰林學士，翰林學士什麼東西，太重要了，皇上的私人政治顧問，專門負責給皇上起草高級的政治文書，就是诏書。還要我怎麼樣，你還這麼反對我，反，不反你，我就不是蘇轼。你隻要不實事求是，隻要不以人為本，我就反你。給這司馬光氣得都說不出話來了。蘇轼就是話多，蘇轼跟他說，說你也年輕過，我記得你年輕的時候，跟韓琦、當時的宰相韓琦争論，韓琦很不高興，您還是奮不顧身地說下去，最後您還是把話說完了。現在你做了宰相了，難道就不允許我把話說完嗎，司馬光很謙虛地笑了笑，但是那是苦笑，看着他∶你說你說……。蘇轼把話說完了，氣還沒消，回到家裡一邊脫衣服，一邊嘴裡嚷嚷着，"司馬牛，你這個司馬牛……"什麼意思啊，這司馬牛跟司馬光不是親戚，司馬牛是孔子的一個學生，他名字叫司馬牛，他之所以脫口而出說司馬牛，就是這司馬光太罩牛了，是個犟人，跟牛一樣。這人太博學了，脫口而出，"司馬牛、司馬牛"。但你也就能看出來，這兩個人當時神突很大。



百家

講壇

畫外音

司馬光對蘇轼有提攜之恩，蘇轼年輕時，司馬光就曾經多次舉薦過他，這次司馬光擔任宰相主持朝政之後，最先想到的入主朝廷的人選之一就是蘇轼，一方面是看重蘇轼獨一無二的文學藝術才華，另一方面也想倚仗蘇轼遠揚天下的盛名，希望這些舊黨人物共同聯手，清除王安石的勢力，消除王安石變法的影響。然而，讓他沒有想到的是，蘇轼竟然執意與他唱

起了反調，那麼這其中究竟有着怎樣的蹊跷？蘇轼這種不近人情、不通事理的做法又将會給自己帶來怎樣的厄運呢？

百家

講壇

康震

大家可能說，蘇轼瘋了吧？在黃州待了幾天腦子待壞了，都分不清好壞了，世态人情都不認識了。司馬光這可跟他是有舉薦之恩，怎麼不識好歹啊？

這你就多慮了。好在蘇轼的時代給我們留下來的材料不少，蘇轼給他的朋友寫信，怎麼說的？說在過去的歲月裡，天下士子唯王安石的馬首是瞻，都追随他，我沒有。他說現在王安石死了，神宗皇上也死了，天下的讀書人、當官的又以司馬光的馬首是瞻。對不起，我也不趕這個風潮。他給朋友的信裡邊說，我要論起跟司馬光的私人關系，非常好，親密無間，但是這并不能讓我盲目地追随他，這是兩回事。說想當初王安石執政的時候，我一概地反對他，我但凡要松一點口，對新黨的新法說上兩三句好話，我也不至于後來落到如此下場，我早升官了。但是我那樣做違背天意，違背我的良心，我不能那麼幹。現在，司馬光對我有舉薦之恩，他器重我，我現在坐到這個位置上，于情于理我不能跟他對着幹，但是關于《免役法》的事情事關國計民生，事關老百姓的利益，我不能不說，我隻要說了我就會得罪他，那就得罪吧！這些都是他在給朋友的信裡邊一個字、一個字這樣寫出來的，寫的都是他内心的真實的感受。

當然司馬光也是人，他也會煩的，你知道嗎？這不是給自己找一麻煩嗎？讓你是來幫我的，不是讓你來嗆我的。時間長了，一來二去的沖突多了，司馬光就很煩蘇轼，而且他有了想法，想把這蘇轼看找個适當的時機給他弄出去，當年王安石也是這麼把蘇轼給送出去的。可是司馬光還沒來得及幹這事呢，就病死了。這個“光榮”的任務就落到了他的徒子徒孫身上，司馬光雖死猶生，他的那些學生和門生們、他的那些下級們可跟蘇轼的想法不一樣，他們的想法是可算撈着了，這就是為什麼司馬光去世了以後，蘇轼和蘇轍在朝廷裡邊做官，卻總也做不穩當，跟他發生矛盾的已經不再是原來以王安石為代表的那批新黨人物，而就是司馬光去世以後，在舊黨人物裡邊的、那些林林總總的各種黨派，他們因為有一己之私利，認為蘇轼這種堅持原則的做法是他們的絆腳石，所以就齊心協力地要把他拱下去，這就是為什麼蘇轼後來主動向朝廷提出來說我就不在中央幹了，我要到地方去，你把我派到杭州去，我喜歡杭州，就是這個原因。這就是他堅持原則的一個下場。

所以我們從上邊（我們）講的能夠總結一下，蘇轼在中央做官，以黃州、被貶黃州為界限，大體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邊一個階段是三十多歲，做了三、四年的、七八品的小官，但是也是京官了。黃州以後回到朝廷，又做了那麼幾年的高級的官員，前邊一個階段主要是跟王安石争論新法，反對新法，後一個階段先是跟司馬光争論是否全面否定新法的問題，後邊一個階段主要是跟司馬光的徒子徒孫們在争這原則的問題。

他好多的學生和朋友就勸他，你比方說他有一個學生，就是“蘇門六君子”之一的晁補之，晁補之就勸他說你争什麼呀，你怎麼逮誰都争？你争了對你有什麼好處啊？再者說了，就算是你争赢了，天下的事情豈能盡如人意？我們知道人生在世十有八九不如意，你總想争個全十、打個滿壘的，不可能。而且您這麼做不好，看上去像是在為生民着想、在為社稷着想，可是您這麼做就像一個人抱着石頭要去救那個落水的人一樣，抱石而救溺人，最後是那個快要淹死的人指定要淹死，你呢，你也淹個半死。

蘇轼怎麼回答啊？蘇轼說，我承蒙仁宗皇帝選拔了我，後來神宗皇帝雖然有點不待見我，但總的來講對我還是不錯的，我跟人家去彙報工作，談我的想法、建議，我嗓門特大，人家不動怒容，虛心地聽取意見，甭管最後是不是聽進去了，但在當時起碼是很虛心地接受了意見。我的話有時候說得比較難聽，人家照聽不誤。所以這朝廷上能逮老鼠的貓本來就沒幾個，敢逮老鼠的貓就更少了，我就是碩果僅存的那幾隻貓，我要再不說話、誰說話啊？這意思是我要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所以我們說，蘇轼這番給晁補之的話可以說是确确實實是心裡話。

可是我們知道蘇轼不是個沉重的人，就是這種沉重的話題他也能說得非常地潇灑、有水平，他後邊的話還沒說完呢，他給晁補之說，你怕什麼呀？你不就是怕朝廷要殺我嗎？我這條小命早就不值錢了，我也想不開的一點是，朝廷如果把我殺了，你撈不着什麼好處啊。晁補之一聽，一愣，兩個人哈哈大笑。到這份上了，蘇轼還忘不了拿自己開一個玩笑，這就是蘇東坡。

所以我們說，講到這兒大家可能就有一個基本的了解，蘇轼這個人在中央做官，在朝廷裡邊做官，他主要的一個特點就是跟人辯論。大家說，就長了一張嘴啊？錯。因為在中央做官，很多事是戰略性的、是方向性的、是原則性的，該不該變法？怎麼變法？變到什麼程度？這都得定好了，一步定不好、走空了，步步都走空。如果方向錯了，做得越刻苦、越努力、越用心，越麻煩，正所謂南轅北轍，所以在中央做官就得争辯，真理得辯得明明白白的。到了地方還這麼辯論，就耽誤大事了，所以蘇轼後來到了地方之後做官那又有另一番的風采，風采到底是什麼？我們下一集接着說。

百家

講壇

畫外音

一座被洪水浸泡兩個多月的城市在他的指揮下成功脫險，一個被譽為城市眼睛的湖泊在他的治理下重新煥發出青春的光采。為了災民，他不惜違背對朋友的承諾。為了解困，他甯願幫助可憐的被告自我救贖。一段段不期而遇的浪漫事，一個得心應手的地方官。——《浪漫的實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