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月以來,全國新冠疫情形勢再度嚴峻,内陸多日單日新增本土陽性病例數千例;截止3月13日,内陸累計本土感染者一萬多例,波及20多個省市。吉林新冠病例突然大增,香港第五波疫情累計感染者近70萬,被稱為“防疫優等生”的上海和深圳也升級了防控級别。
本周,深圳公交地鐵全停運,所有社區、産業園區均封閉式管理,市民一夜間回到了兩年前嚴控時期的那種緊張感,但感覺似乎又大為不同。
疫情大流行至今已兩年多,世界因新冠病毒而改變,而新冠病毒本身也在發生變化。總體來說,國人在清零政策下享受着長期的甯靜與安全,但對每個人來說,疫情防控公共政策帶來的邊際收益存在差異。
如何求解最大公約數?如何讓國人以最小的成本終結疫情大流行?如何根據病毒的演變與技術的進步來優化防疫政策?本文嘗試探讨新冠疫情防控的共識與對策。
本文邏輯
一、知難行易
二、知易行難
三、知難而進
【正文7000字,閱讀時間25',感謝分享】
01
知難行易
上周六(12日)下午,我擔心防控升級理發店停業前去剪發。理發師(老闆)跟我說,今天來的客人每個人都在說疫情的事,但他發現,大家的想法還是有很大差别。他說,有人對新冠病毒沒那麼恐懼,有人要擔心小孩和老人感染,當然,最擔心的人這些天直接不來剪發了(理發師考慮到了幸存者偏差)。
我問他,是否擔心防疫升級而停業。他說,不擔心,這兩年已經習慣了。我接着問他,可以承受多長時間的停業。他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隻是說開門關張聽政府的防疫政策。
我剛走出理發店打開手機就看到深圳衛健委全面升級疫情防控的信息。接下來的這個晚上,深圳人要不就奔赴超市瘋狂掃貨,要不就趕赴辦公室搬電腦回家辦公,我是兩個“要不”都占了。
理發師類似于的士司機,是市場信息的交彙口,可以聽到民間更多不同到聲音。即便超市掃貨的統一行為,也出自不同的動機——有些人擔心病毒而大規模囤貨,有些人擔心别人大規模囤貨而大規模囤貨。
我想,有必要像兩年前一樣寫文章探索新冠病毒及疫情防控的共識。每個人對新冠病毒感知不同,對新冠病毒的信息掌握程度不同,這基本上決定了個人對新冠疫情的不同态度。同時,疫情防控政策具有不可分割性和相當的強制性,它對每個人産生的邊際效用是不同的;這基本上決定了個人對疫情防控政策的不同理解。
為了求解最大公約數,我試圖嘗試探讨一些共識:
共識一:生命至上。這應該不會有争議,不論采取何種防控措施,最高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歐美人感知自由的重要性,防疫政策傾向于寬松;東亞人感知安全的重要性,防疫政策傾向于謹慎。但是,不論是寬松還是謹慎,都試圖追求更高的生命質量。
共識二:生存成本。人隻要生存就會有成本(風險),不管是歐美人還是東亞人,不管是單獨決策還是集體行動,人在任何政策下的任何行動都面臨相應的成本與風險。
共識三:自疫情大流行以來,病毒傳染率在增強,毒性在減弱,無症狀病例占比增加,重症率、危重率、緻死率均下降,部分國家新冠死亡率降至流感水平。
英國政府數據顯示,去年9月初,在德爾塔病毒仍占主導地位的時候,新冠病毒的死亡率約為0.2%;但在傳染性更強的奧密克戎疫情高峰時,這一數據下降到0.06%;到今年2月份,死亡率下降了7倍,降至0.03%。這一水平,相當于季節性流感的感染死亡率(0.01%-0.05%)。
共識四:新冠病毒的毒性減弱、死亡率降低,尤其是英國邊際死亡率下降到流感水平,是病毒變異與醫療技術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病毒本身的變異,奧密克戎比德爾塔更溫和;另一方面,有效疫苗大規模接種、抗病毒藥物的投入使用和重症病床的增加降低了重症率、危重率、和死亡率。
共識五:接種疫苗是關鍵,核酸檢測(新冠病毒抗原檢測)和有效的抗病毒藥物不可少,大規模增加重症床位及相關醫療資源非常必要。
根據死亡率分析,接種一劑或未打針人士的整體死亡率是2.03%,相較接種兩針人士的0.09%,有23倍的差别。香港第五波疫情數據顯示,接種疫苗的死亡率為0.03%,相當于流感水平。而80歲或以上的死亡個案中,無打針或隻打一針的死亡率高達12.7%,對比接種兩針人士的3.12%死亡率,相差達4倍。
有效疫苗和抗病毒藥物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作用是,可以大大降低自然免疫的風險,進而人為與自然共同構築龐大的群體性免疫系統,以此終結大流行。
共識六:中國疫苗接種率高,但抗體水平目前未知,有效的抗病毒藥物上市可期,重症床位還需大量增加。
到2022年2月底,中國新冠疫苗全程接種率已超過87%,甚至高于英國,但是疫苗注射三個月後抗體水平會自然衰減,目前抗體水平尚未有檢測數據,尚不知是否需要接種mRNA疫苗。2月,國家藥監局批準了輝瑞公司新冠病毒治療藥物奈瑪特韋片/利托那韋片組合包裝(Paxlovid)進口注冊。3月,中國醫藥與輝瑞公司簽訂協議,拿下輝瑞抗病毒藥物Paxlovid在中國大陸市場的代理權。可見,該藥物在中國内陸上市已臨近。
共識七:重點關照老年人、兒童、基礎病患者、弱勢群體。
新冠病毒對老年人極為不友好。香港老齡化程度高,2020年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比達到18%;同時,老年人疫苗接種率又非常低。這是香港第五波疫情死亡率偏高的主要原因。
根據香港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發布的信息顯示,截止到3月13日,累計3780宗死亡個案,死亡率已增至0.54%,年齡中位數為85歲;其中,60歲或以上增至3603宗,占整體死亡個案95.3%;而80歲或以上更增加至2648宗,占整體個案70%。
死者多為未接種疫苗的長者和基礎病患者。在死亡個案中,有89.4%人并無接種疫苗或隻注射了一針。而80歲或以上的死亡個案中,更有91.5%無打針或打了一針。
共識八:老年人和兒童疫苗接種率偏低,基礎病患者和弱勢群體的保護工作尚不完善。
可能出于對疫苗副作用的擔憂,中國内陸與香港的老年人接種率都偏低。目前,中國内陸60歲以上老年人接種率不足40%,有些省份的老年人加強針接種率甚至低于30%。
共識九:新冠疫情在國外大規模傳播,一些國家逐漸解除隔離措施,将新冠病毒不再視為“大流行”,而作為一種“地方流行病”來看待。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标與評估研究所(IHME)主任 Christopher J L Murray在1月19日的《柳葉刀》上發文認為:“新型冠狀病毒疾病将繼續,但大流行即将結束”。2月份,瑞典、英國、西班牙、澳大利亞、新西蘭、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愛爾蘭、越南、菲律賓等國家降低了出入境門檻。
共識十:希望盡快終結新冠疫情大流行,有朝一日可以回歸到疫情之前的世界:互聯互通、繁忙繁榮。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前科首席科學家曾光最近發文指出,關于新冠病毒中西方學者對其着相當的科學共識。對于社會個體來說,達成共識是最重要、也是最基礎的。隻有對新冠病毒的演變情況,包括感染率、重症率、死亡率的變化,有了更加客觀的認識;對疫苗的重要性以及老年人、兒童及基礎病患者保護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才能降低對新冠病毒的恐懼感,從而相對從容理性地應對,避免沖擊醫療資源和搶購商品物資。
正如張文宏醫生所說:“消除對病毒的恐懼是我們要走出的第一步”
社會大衆是“知難行易”,防疫決策則是“知易行難”。
02
知易行難
如果認真分析以上十個共識,你就會發現其中存在多組矛盾:
矛盾一:任何防控措施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生命,同時也會帶來各種成本(經濟成本、生命健康等),防疫政策不得不在邊際上做艱難而謹慎的選擇。
如果防疫寬松一些,經濟活力會增加,商業、就業逐漸恢複,但感染人數增加可能沖擊醫療系統,死亡人數也上升;如果防疫無限高壓,可以大幅度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但其代價是經濟下降、失業增加、财政艱難,經濟下降同樣也會降低一個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
上海、深圳被稱為防疫優等生,原因是他們的精準動态清零政策做到了“極緻”的權衡。三月份第一周,深圳在精準防疫與“搞錢不能停”之間極限平衡。很多人每天把電腦背在身上,哪裡被隔離,哪裡就地辦公。我連續幾天晚上9點半下班,趕在10點之前檢測核酸。
上海、深圳擁有全國最強的财力,人口素質、政府治理能力相對較高,但是,這種平衡也是有限的。三月第二周末,深圳就打破了這種平衡,防疫大規模升級,這座千萬人口的大城市按下了暫停鍵。
矛盾二:新冠病毒的毒性在減弱,死亡率大幅下降,但是,對新冠病毒的演變規律還知之甚少,同時對患者後遺症的研究還不夠充分。
曾光也隻是說“希望奧密克戎變異株對人類的危害繼續向流感化演變”。當然,科學家之間可能也存在分歧。張文宏偏向于毒性減弱的趨勢;饒毅認為,病毒變異是未知的,基因複制出錯是概率問題。這一未知數給防疫決策帶來一定的壓力。
矛盾三:疫苗是最重要的保護屏障,是降低重症率、危重率、死亡率的關鍵,同時,核酸檢測、抗病毒藥物、重症床位及相關醫療資源是應對疫情沖擊的必要條件,但是,目前我們缺乏抗體水平信息,滅活疫苗對重症的有效率不清楚;同時抗病毒藥物大規模上市還需等待,重症床位不夠充足。
矛盾四:重點關照老年人、兒童、基礎病患者、弱勢群體,但是老年人的疫苗接種率偏低,對基礎病患者和弱勢群體尚未建立特别的保障屏障。
香港第五波疫情沖擊了安老院舍和殘疾院舍。截止到3月13日,累計745間安老院舍出現個案或爆發,過去兩周有 368 間出現個案,占全港所有安老院舍46%;有143間殘疾院舍出現個案,占全港所有殘疾院舍42.7%。
矛盾五:新冠疫情已經在國外大規模傳播,對國内防範外部輸入帶來巨大的壓力,但是我們又希望回到疫情之前互聯互通的世界。
曾光教授指出,中國與其它國家的防疫政策差異是因為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中國也會“謀定而後動”,定會在合适的時間點調整政策。從最初快速撲滅疫情的清零政策,再到現在的“嚴防大規模反彈”的動态清零政策,這說明我們的防疫政策正在根據新冠病毒的演變、疫苗技術及防疫經驗的提升、國外病毒流行情況等而謹慎調整優化。
但是,如何處理這五組矛盾,是防控政策優化的難題。這就是所謂的知易行難。我們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創造條件:
一是信息公開和客觀宣傳,讓社會大衆對新冠病毒有更加充分客觀的認識。
新冠病毒經過多次變異,其毒性及緻病特征已有所變化。目前,科學研究發現奧密克戎變異株感染主要侵襲呼吸道而不是肺部,重症發生率和病死率明顯下降。醫學界及高層對此認知應該比較清晰,但是社會大衆未必完全了解。
正如曾光所說,衡量一場流行病,除了發病率,還有兩個對現階段來說更重要的——重症病人發生率、病死率。實時公開每個階段的無症狀率、輕症率、重症率、危重率和死亡率,以及不同症狀的臨床表現與恢複時間。如此,社會大衆可以更加客觀地認識新冠病毒,同時消除對它的盲目恐懼,但依然保持謹慎謹防的态度。
二是提高疫苗的有效接種率,尤其是老年人和兒童的有效接種率,重點關照基礎病患者和弱勢群體。
目前,中國接種的基本是滅活疫苗,滅火疫苗的特點是安全性高,但抗體衰減較快,通常在接種6個月後下降明顯。去年半年是接種疫苗的高峰期,如今還保留了多少抗體是個未知數。為了避免“優等生困境”,接下來需要加強疫苗接種,可以大規模檢測抗體。同時,引進mRNA疫苗,作為基礎免疫針。總之,疫苗,要追求接種率,還要要求有效率(抗體)。
尤其要提高老年人和兒童的疫苗有效接種率。英國的做法是,在奧密克戎變種爆發傳播前,呼籲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接種加強針。數據顯示,約85%的12歲以上的英國人已經接種了兩劑新冠疫苗。66%的人接種過加強針,這一比例在70歲的人群中高達90%。
基礎病患者和弱勢群體易受到新冠病毒的攻擊。我們需要對基礎病患者做信息登記,重點加強養老院、殘疾人院以及醫院基礎病患者的保護,配備更多地抗病毒藥物與重症病床。
三是抗病毒藥物和新冠抗原自測産品大規模上市。
有效的疫苗和有效的抗病毒藥物是對抗新冠病毒的兩大利器,也是防疫政策調整的關鍵條件。Paxlovid臨床數據顯示,有效降低住院或死亡的概率約89%。香港第五波疫情期間,港府采購了默沙東及輝瑞藥廠的冠病口服藥,先用于治療風險較高的患者。港府冠病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孔繁毅說,瑪麗醫院已為300多個病人使用默沙藥廠的冠病口服藥,八成病人在服藥後病情穩定,未有惡化,兩成病人則出現肺炎迹象,惟整體效果比無用藥或用其他藥物好。
國家藥監局批準了輝瑞抗病毒藥物在内陸上市,接下來是如何大規模量産及供應。抗病毒藥物和mRNA疫苗,我們可能面臨生産方面的難題,這塊需要盡快解決。同時,新冠抗原自測産品也将逐步面市,個人可以采購自行檢測。上周,香港家庭通過這種方式檢測到的陽性病例每天也有上萬例。抗病毒藥物和新冠抗原自測産品可以緩解對醫療系統的沖擊。
四是大規模增加重症病床以及相關醫療資源。
重症病床是降低老年人患者、基礎病患者的關鍵資源。一個調查亞洲重症監護床位容量的專家團隊發現,2020年中國每10萬人擁有3.6張重症監護床位。與國際上相比,這個水平較低。中國老年人絕對規模大、基礎病患者多,我們需要加大重症病床的投入,以保護更多的老年人與基礎病患者。需要關注的是,我們的醫療資源不平衡,重症病床以及相關醫療資源應該多安排在人均醫療資源不足的落後地區、老齡化程度高的地區。
所謂知易行難,政府防疫要做的是創造條件:社會大衆的普遍認知,有效疫苗、抗病毒藥物、重症床位和相關醫療資源,以及對老年人、基礎病患者的其它保障條件。
03
知難而進
社會大衆是知難行易,防疫決策是知易行難,接下來,大衆與政府要相互配合、知難而進。
創造了以上條件,社會大衆對新冠病毒的恐懼會減弱,防疫政策優化的選項與靈活性就會大大增加——可以更理性地在邊際上做選擇。
本質上看,傳染病防控最大的挑戰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病毒的外部性;二是防控政策的不可分割性。
新冠病毒傳染性很強,病毒複制與傳播的邊際成本極低,短時間内可以制造巨大的負外部性。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新冠病毒無法明确産權,也就難以明确權責利,不可能通過自由交易來解決。它不像家裡養的寵物狗,在外面闖了禍可以找主人索賠。這種相互傳染的無主病毒,隻能界定為“公害”,由公共政策來處理。
但是,在全球現行的國家制度中,公共用品具有不可分割性,防疫公共政策具有強制性。比如口罩令,你沒有戴口罩的需求也得戴。根據瑞典學派維克塞爾和林達爾的公共理論,由于公共用品的不可分割性,人們無法通過減少或增加需求來調節邊際效用,隻能求諸于稅收價格。但是,由于全球人口流通受限,稅收價格通常也不是自由價格,這就導緻公共政策對每個人的邊際效用是不同的。
同樣的防疫政策對不同人帶來的邊際效用是不同的。比如實施禁足令、小區封閉式管理,旅遊、酒店、客運、電影院、娛樂場所的老闆,以及超市和各類門店主來說,面臨經營風險,可能因此歇業、倒閉。實體門店服務從業者也可能下崗,收入下降。但對于電商平台、生鮮網絡超市及快遞來說,收入還可能上漲;口罩生産商、核酸檢測公司的收益與股價均大漲。又如實施開放性防疫政策,就年齡來說,老年人面臨的威脅要遠遠大于年輕人。如此,老年人傾向于加強防疫,年輕人更能抵抗、同時經濟壓力大可能更傾向于優化防疫。即便是年輕人,開放性政策給他們帶來的邊際收益也是不同的。從事門店生意的年輕人邊際收益大一些,家裡有老人小孩的年輕人則更加擔心,預期邊際收益會降低。這就是奧爾森所說的集體行動中的不對稱激勵。
所以,每個人基于自己的感知以及有限的信息去認識新冠病毒,每個人根據預期邊際效用最大化去理解防疫政策。我們不是在“無知之幕”的理想狀态下決策,相反,是按照現實利益最大化原則行事。這就給公共性的防疫政策帶來難題,如何求解最大公約數,何種政策能夠促使整個社會的邊際收益最大化。
尤其要關注防疫政策對老年人生命安全及心理效用的影響。盡管目前奧密克戎的緻死率降到很低水平,但老年人的死亡率始終高于平均水平。我跟一些社區裡的老年人溝通,有些人認為,國外病毒一天不消滅,我們一天都不能開國門。對他們來說,生命安全的邊際效用壓倒一切,可能大于經濟、收入、就業、自由的總和。
尤其要注意人的經濟行為的時間緯度,防疫決策需要關注邊際收益随着時間而變動。這裡需要理解兩個規律:
一是假如技術水平不變,邊際效用呈現遞減規律。武漢疫情期間,當時新冠緻死率高,全國風聲鶴唳,政府采取緊急封城的圍堵措施,很多人的門店關閉了,但很多人還是支持的。在當時,這樣的政策帶來的邊際效用最高的——保障生命。假如政策不變,随着時間的推移,邊際效用會減退,門店長期不開張,收入無保障,貸款壓力大。接着,我們實施了常态化的清零政策,經濟活力增加一些,很多門店開張,當然隻是維持經營;然後是動态清零政策。同樣,我們也需要關注動态清零政策的邊際收益變化。
二是假如技術水平提高,邊際效用遞減曲線右移,拉高了邊際收益率,可以出現收益遞增。典型的例子是,過去兩年,新冠疫苗和抗病毒藥物獲得巨大突破。這兩項技術創新幫助全球很多年輕人可以正常工作與生活。如此,去年全球經濟開始進入後疫情複蘇時代,不少國家的經濟增加值填上了新冠砸出來的大坑,就業、投資、消費與經濟景氣指數比大疫之年有所上升。接下來,我們的防疫政策要充分利用新冠疫苗和抗病毒藥物這兩新技術來拉高邊際收益率,促進經濟活力、提振就業與消費。
可見,促進社會邊際收益遞增的防疫政策的前提是政府創造有效的醫療條件。假如有效疫苗、抗病毒藥物以及大規模的重症病床,可以将死亡率降到流感以下水平;假如所準備的醫療條件可以關照好老人、基礎病患者、弱勢群體,把這一群體的死亡率也降到流感水平——實際上,英國80歲以上老人奧密克戎感染患者的死亡率也降至1/200,低于同年齡組的流感緻死率,那麼整個社會包括老年人群體對新冠病毒的恐懼感會大大下降,大可從容而謹慎地應對。
最後,我們仍然需要消除兩個困擾:
一是新冠病毒的演變規律以及後遺症的不确定性。這方面醫學界尚有争議。病毒複制錯誤是小概率事件,但病毒複制與演變的大路徑還是趨利避害的。本質上,人是在跟病毒做邊際賽跑,醫療技術如果跑赢病毒半個身位,比如有效的疫苗和抗病毒藥物,可以驅使病毒往流感化方向演變。我們要把握這個規律與大數原則。當前,奧密克戎的症狀更多在上呼吸道,對肺部的傷害較之前更弱。歐美國家試圖抓住當前醫療技術領先病毒半個身位的優勢與機會。借助疫苗和抗病毒藥物,降低自然免疫的風險,技術力量與自然免疫共同構築群體性免疫系統。根據不太可靠的經驗,新冠病毒大約4-6個月會出現一次變異株。對此,疫苗和抗病毒藥物的技術研發還得繼續與新冠病毒賽跑。
二是即便新冠病毒的死亡率降到流感以下水平,人類也“平添”了一種緻人死亡的病毒,對人均預期壽命也會有點影響。這其實是一個經濟命題。對人類來說,新冠病毒正如曆史上出現的流感、天花、乙肝,它的風險已經形成,盡管風險在下降。如何對待新冠病毒是一個經濟命題。因新冠病毒帶來的死亡是一種代價,同時應對新冠病毒帶來的經濟問題進而引發的人均預期壽命下降也是一種代價。前者是經濟學家巴斯夏所說的“看得見的”,後者是“看不見的”,我們更需要看到“看不見的”。同時,這也是一個哲學命題——對生命的理解與靈魂的歸屬。與海洋文化不同,農耕文化的風險偏好更弱,傾向于安全、穩定與實用主義。可能大多數人都不可能超越生命去看待新冠疫情。
今年兩會期間,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繼續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堅持外防輸入、内防反彈,不斷優化完善防控措施。今年,精準“動态清零”總方針,目标是嚴防“規模性反彈”。但是,我們需要抓住未來半年左右做兩件事情:社會大衆提高對疫情的認知,探讨更多疫情及防疫的共識;政府主要任務是創造醫療條件,尤其是有效疫苗、抗病毒藥物、重症病床以及對老年人、基礎病患者的保護。
新冠病毒暴露了人類的脆弱性,同時也逼出了人類最強技術。在這場艱難的邊際賽跑中,人類目前暫時領先半個身位,當順勢而為、知難而進,終結大流行。
寫下你的高見關于經濟及經濟學相關問題,可在下方留言,清和社長在“社友提問”欄目中為你解答。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