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是一門大學問。
有的領導用人不拘一格,尤其喜歡搞五湖四海。
這樣既能發揮集體的智慧,群策群力辦大事,又能分而治之,不讓某個團體一家獨大,另外還能給不同地方、不同系統的人提供上升通道,有利于長治久安。
但有的領導用人方式單一,不自覺的就搞成團團夥夥。凡是私下忠于自己的一概提拔重用,凡是和自己意見相悖的一概貶斥鄉野,甚至人為的縮小上升通道,不同地方或不同系統的人難以獲得晉升。
原因麼,自然是上升通道狹窄了,更方便篩選。
明朝太祖朱元璋,用人原則就是五湖四海,翻閱明朝洪武年間的史料,這樣的記錄比比皆是,下面簡單給大家羅列一些。
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诏求賢:“誠慮有隐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訪以聞”,重點是尚未出仕和沉淪基層的人,試圖把天下賢才一網打盡。
公元1373年,朱元璋重新厘定選才制度,以聰明正直、賢良方正、孝悌力田等名目征召知名士人,以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名目征召普通士人,以太學搜羅各地學子。
朱元璋求賢,肯定有“拉攏士人、擴大明朝執政基礎”的因素,但朱元璋的求賢政策以及放手任用、破格提拔的魄力,也确實創造了明朝新氣象。
翰林院編修(正七品)高啟、謝徽的學識不錯,朱元璋問什麼都能對答如流,不禁大喜過望,當場提拔高啟做戶部右侍郎(正三品),謝徽做吏部郎中(正五品)。
因為跳過的品級太多,兩人擔心擾亂官場秩序,不敢接受朱元璋的任命。朱元璋也不惱怒,賞賜白金放回原職。
元朝遺民方克勤,明朝立國後出任縣訓導,相當于縣教育局長,後來響應朱元璋的征召,參加了吏部開設的官員考試,名列第二,朱元璋直接提拔為濟甯知府,做了一方父母。
方克勤之子,便是名滿天下的方孝孺。
禮部主事(正六品)曾魯,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安南國王陳叔明藏在奏表裡的貓膩,維護了明朝的體面和外交利益,由此得到朱元璋的賞識,立即提拔為禮部侍郎,跳過六個台階。
範敏以秀才的身份出仕,做了正五品的戶部郎中,負責戶口、土地、賦稅方面的工作。五年後,範敏的工作出類拔萃,朱元璋青眼有加,任命他做了戶部尚書(正二品)。
蘇恭讓是河北玉田人,在朱元璋頒發求賢令以後,被評為“聰明正直”,一步到位,出任漢陽知府。履新數年,蘇恭讓便名滿湖廣。
除了單獨提拔晉升,朱元璋還搞批量晉升。
朱元璋認為,論資排輩是對大多數人而言的,如果确實有非常之才,就不能用論資排輩的規則束縛他們——“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為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
在這樣的考量下,公元1378年,朱元璋一次性破格提拔95名官員。
四年後,朱元璋又有兩次大手筆。
其中一次是選拔成績優異的國子生24人,任命為府、州、縣的主官。另一次是任命各地推舉的860名士人,做六部、布政使司、府、州、縣的各級主官。
公元1385年,朱元璋調整六部人事,調太原同知溫祥卿做兵部尚書、山東布政使徐铎做戶部尚書、廣東布政使徐本做工部尚書,又一次在最高層落實了五湖四海的原則。
朱元璋能批量任命新銳官員,和“胡惟庸案”空出大量崗位有關系,但這種客觀因素,不能否認朱元璋有求賢之心、用人的魄力。
所以《明通鑒》裡說:“一時山林岩穴之士,由布衣而登大僚者接迹矣。”
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這種“有功重賞、有過則罰”的領導,是不是和打雞血一樣渴望工作,是不是堅決不躺平?
破格提拔以外,朱元璋在其他用人方面,也有各種各樣的制度性嘗試。
例如命朝廷官員兼任太子朱标的東宮官員,并允許朱标預先批閱奏章,練習處理政務的能力。于是呢,朱标不僅成了明朝的常務副皇帝,也事實上承擔了宰相的全部工作。
皇帝和太子,不再是争奪最高權力的競争對手,而是互相配合的工作夥伴。
例如選拔公侯子弟數百人,到國子學讀書,給将來科舉入仕、征召做官奠定基礎。
這樣一來,和明朝榮辱與共的公侯子弟們,便可以和士紳地主出身的科舉文官分庭抗禮,朱元璋擁有分而治之的條件。
例如在立國初期,調湖廣左丞周德興為征蠻将軍,晚年調鞑靼指揮使安童做刑部尚書,并以“文武兼備”的理由,駁回禮部要求“立武學、開武舉”的請求。
朱元璋是要效法漢唐,用出将入相的标準來培養文武官員。
公元1384年,朱元璋正式開科取士,但他沒有過分提高科舉進士的地位。
落榜舉人,朱元璋要量才錄用——“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丁酉,賜許觀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尋又擢下第舉人張孟镛等為主事。”
沒有參加科舉的國子學生,朱元璋可以直接授予布政使、按察使等高官——“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丙申,擢國子學生劉政、龍镡等六十四人,授行省布政、按察使及參政、參議等官。”
公元1394年,朱元璋派出大量的國子學生,監督各地興修水利,同時觀察民生曆練政務。一年後,各地向朱元璋彙報,開塘堰40987處、治河4162處、修築堤壩5048處。
這些水利工程,就是明朝經濟複興的根本保證。
可以說,朱元璋能在一片廢墟上,親手締造出強盛的明朝,和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是強相關的。
但到朱棣做皇帝的時候,明朝的用人政策完全變了。
洪武年間那種大開大合、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在永樂年間的史料裡,找不到一絲一毫的痕迹,幾乎完全消失了。
永樂年間的用人政策,影響力最大的隻有兩條。
首先是提高科舉進士的地位,尤其是庶吉士的地位。
庶吉士是朱元璋設立的官名。
每當科舉殿試放榜以後,考中一甲功名的進士授翰林院修撰,考中二甲以下功名的進士,擇優授予翰林院編修、檢讨等官職,品級從正五品到從七品不等。
那些進入翰林院的進士,以及分配到承敕監、六科的進士,統稱為“庶吉士”,而分配到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實務部門的,依然稱為“進士。”
因為年輕、能力不足、閱曆淺薄等因素,沒有分配工作授予官職的,則稱為“觀政進士。”
相較而言,觀政進士的地位最低,進士的實權最大,庶吉士的地位最清高,但在朱元璋的用人政策下,他們的前途都一樣,沒有高下之分。
但是在公元1404年,朱棣舉行了永樂年間的第一次科舉考試,一次性錄取470名進士,授予狀元、榜眼、探花為翰林院修撰、編修,同時選拔60名二甲進士進入翰林院。
這些進入翰林院的新科進士,統稱為翰林院庶吉士。
從此以後,觀政進士沒有了,隻剩下翰林院庶吉士和普通進士。而因為翰林院是清高職位,翰林院庶吉士的地位逐漸超過普通進士,成為明朝士人眼中最高貴的人群。
所謂的“非庶吉士不入内閣”,源頭就在這裡。
其實不僅是不入内閣,到了明朝中期以後,如果不是翰林院庶吉士,你連六部尚書、巡撫、布政使都不一定能做。
對于明朝官員來說,這是真正的一考定終生。
至于落榜舉人、國子學生、鄉野賢才,更是想都不用想了。普通進士的政治前途都受限制,你們這些學渣還想有政治前途?
在學曆決定一切的永樂朝,如果沒有翰林院庶吉士的最高學曆,僅憑忠厚、老實、清廉、勇于任事等個人品質,朱棣是不可能發現你的。
從此以後,朱元璋的五湖四海用人政策,隻留下“考進士、點翰林”這一個窗口。
而進士有師承、同年等私人關系,翰林院庶吉士又在同一個大院共事多年,等他們登上高位以後,自然更容易抱團取暖,形成各種各樣的團團夥夥。
腐敗也好,架空皇帝也罷,都是順理成章的。
其次是取消基層官吏的晉升通道。
公元1409年,朱棣召見了28名新任禦史,發現其中4人的出身是“吏”,類似于辦事員、科員,朱棣大怒:“禦史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然後便給吏部下了一道诏書:
“自今禦史勿複用吏。”
既然禦史不能用吏,那縣丞和縣令能不能用吏?六部主事能不能用吏?科道言官能不能用吏?
雖然朱棣沒有明說,但不喜歡“吏”的态度已經表露無疑,那麼對于吏部來說,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全力培養翰林院庶吉士,降一格培養普通進士,選擇性培養出類拔萃的舉人,關閉“吏”進入明朝官場的大門。
這就導緻明朝的“吏”沒有上升通道,看不到任何政治前途,那麼“吏”做為明朝官場最廣大的群體,努力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利用職務之便貪污腐敗、吃拿卡要、盤剝民生。
高層搞團團夥夥,基層搞吃拿卡要,明朝的政治生态怎麼能清明呢?
所以後世評價永樂朝的時候,除了征漠北、下南陽、定安南以外,專門寫了一句:“官吏貪殘,非複洪武之舊。”
用大曆史的視角來看,朱元璋一輩子堅持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不完全是提拔新人、清洗舊人,為政治鬥争服務。
我估計,這是朱元璋吸取宋朝科舉文官獨大的教訓,然後參考元朝重用色目人、回回、儒生的經驗,逐漸摸索出來的一條新路——
在漢唐貴族政治退場之後,重建一種能調動官員積極性、保持旺盛的戰鬥力、内部互相制衡的政治生态,避免和宋朝一樣,因為因循守舊的科舉文官而亡國。
朱棣修改朱元璋的用人政策,事實上打斷了這種全新探索,導緻明朝的政治生态極大退步,重新走上宋朝的舊路。
中國下一次總結曆史經驗,探索可行的新路,已經是20世紀了,即教員在革命運動、生産車間、農村勞模、戰鬥英雄中選拔幹部,而不是隻重視名牌大學畢業生。
名牌大學畢業生确實有專業知識、有開闊的眼界,但工農群衆不是沒有可取之處,老同志不是沒有獨特的經驗。脫離他們,就是脫離群衆了。
教員,從來不是脫離群衆的人。
公元1634年,明朝又到了科舉殿試的日子,崇祯皇帝朱由檢親自出題,其中兩道是和用人政策有關的題目——
士大夫的品行不端,吏治敗壞,如何糾正——“所與共治天下者,士大夫也。今士習不端,欲速見小。茲欲正士習以複道,何術而可?”
唐宋時文武不分,洪武年間能破格提拔人才,現在的文官隊伍,為何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唐宋曾以武臣為中書令、樞密使,文武似不甚分。我太祖高皇帝曾以直廳為布政、典史為佥都,今奈何牢不可破?”
希望參加科舉的士子回答這兩個問題,崇祯皇帝朱由檢,注定是要失望的。
如果真的想知道答案,不如問問他的成祖文皇帝。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