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水浒傳》說水浒文化
山東衛視突然變臉，台标換了，包裝變了，水泊梁山的英雄們閃亮登場了。台标還保留着“S”型，它是山東與水浒的拼音首字母；淡黃則暗喻着黃河的顔色，黃河岸邊的東平湖則為水浒故事提供了最佳舞台。為配合新版《水浒》播出，不光台标換了，包裝、預告也都增加了水浒元素，标志着山東衛視進入“水浒季”，水浒文化這張漂亮的山東名片，将被拭擦得更加光亮。
發生在南宋時期山東省梁山境内的農民戰争，引發和演變成了一種超越地域範圍的水浒文化，剛烈、忠義、勇猛、彪悍的水浒文化延續了近千年。
水浒文化源于曆史真實的水浒故事。政和四年（1114年）以後、宣和二年（1120年）以前六年的時間裡，宋江等108将在梁山泊的起義造反，使梁山泊的威名名揚天下，使水浒故事打上了深深的文化印記。
梁山位于今山東省濟甯市梁山縣境内，原名壽良山，又稱良山，漢朝時是皇家獵場。後因西漢文帝次子梁孝王曾在此遊獵，死後葬于山麓，漢景帝為其建墓立碑，并将良山更名為“梁山”。梁山主峰在梁山縣城南側，北面有龜山、鳳凰山、小安山、金山（東平湖湖心島）和銀山等。它北起聊城（即《水浒傳》的東昌府），東到泰山，西至河北大名，南至菏澤、巨野（即《水浒傳》的濟州），方圓百餘裡。在北宋末年，梁山泊屬京東西路，在東平府壽張縣、濟州郓城縣、濟州巨野縣、東平府中都縣（今汶上）和東平府須城縣（今東平）界内，是水浒英雄聚義造反的地方。這裡是古代大野澤遺迹，現在的東平、汶上、巨野、郓城、梁山和濟甯一帶的平原窪地，都是古代大野澤的範圍。後來由于氣候的變化和河渠的開掘以及黃河下遊不斷的決口改道，逐漸形成了梁山泊。梁山泊憑山勢之險，成為好漢們對抗官軍的理想之地。在這裡，他們反對貪官污吏，動富濟貧，替天行道，演繹了一場悲壯農民戰争。
《水浒傳》成書之前，水浒故事就長期在民間盛行。宋朝末期，民族危亡，反抗民族壓迫的忠君愛國思想給水浒故事的發展以決定性影響。靖康之變，北宋滅亡，北方的土地淪為的金人統治，南宋朝廷處于金人的威脅之下，最後被強悍的蒙古所滅。人民在連年的戰亂中，始終處于兵火與種族的煎熬和欺淩之苦，這時的民族矛盾成為社會的主導問題。社會民族矛盾的尖銳沖突，以及人民對安定生活的企盼，便使水浒故事賦予了民族思想的内容，承載了替天行道為民祈福的精神寄托。
元末明初山東東平人羅貫中（據考施耐庵即羅貫中）将長期流傳各地的水浒故事凝結在一起，寫出長篇小說《水浒傳》。《水浒傳》以其獨特的審美文化影響着後世。
崇尚陽剛、勇力與武風。水浒文化中，陽剛氣質、勇力美學及尚武之風彪炳史冊，名揚天下。水浒英雄大都體格魁偉，虎虎有生氣。如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有千萬斤氣力”；魯智深“生的面圓而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胡須。身長八尺，腰闊十圍”，等等。英雄們強健的體魄，蘊蓄着驅虎豹、征強敵的力量。為此，《水浒傳》中極盡推崇贊美之辭。武松景陽岡打虎，魯智深倒拔垂揚柳，梁山108将個個顯示着非凡的陽剛神力。就連女性也不讓須眉，孫二娘黑店耍威風，扈三娘武藝高強，陣前争勝，《水浒傳》中的衆多女姓亦彰顯着野性與力量之美。更有征遼的勝利，成為梁山武勇精神的大檢閱。
濃郁的文化風情。《水浒傳》作為一幅反映北宋末年中國社會的曆史畫卷，它不僅涉及梁山英雄與封建惡勢力不屈不撓的鬥争，也以深刻和寫實的手法廣泛再現了當時普通民衆的世俗生活。有對大都市各色居民活動的生動描述，也有對小鎮商人的生活細微刻畫，就連市民的日常家居、遊玩娛樂、飲食享受等都有精到的展示，如遍布于大街小巷、酒樓店鋪、勾欄瓦舍的“說話”（即說故事），美貌聰慧、色藝雙全的惓妓，林林總總的夜市風情，以及相撲、刺字與文身等，摹寫得具體真實，活靈活現。《水浒傳》不但展示了宋朝市井生活的廣闊場景，塑造了一大批各色各樣的市井人物，而且也充分表達了他們對精神生活的渴望。
豪放的飲食風尚。在《水浒傳》中，還有一個十分強烈的表現，即英雄們的飲酒、食肉、品茗。他們出入于茶樓酒肆，率性飲酒，快意食肉，不拘程式，快活逍遙。《水浒傳》全書寫了64家酒肆，既有東京一類城市酒樓，有州府一級的比較豪華的酒店，又有陽谷縣一類的村鎮酒家，也有鄉村、荒嶺、道路上的小酒館；梁山英雄吃酒時用的器具大号的有擔、桶、甕；中号的有碗、角、旋、瓢、壺、葫蘆；小号的有瓶、杯、盞、盅。《水浒傳》“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以酒宴示敬、志賀，以酒宴顯英雄膽力，以酒宴展英雄抱負，從飲食方式上反映了梁山英雄的生活理念，體現出地域特色的文化風尚。“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不僅是他們基本的飲食方式，同時也寄托了英雄們向往的理想聖園。
在朝代更叠、異族統治下，面對沉重的民族苦難，水浒故事的流傳、演說、演唱、整理與寫定成書，歌頌了中華民族勇敢抗暴的精神、強悍鸷猛的武力和叱咤風雲的氣概，傳播了熾熱的愛國情感和對大同世界的向往。
中國傳統文化向來重視倫理道德的教化。可以說，儒家倫理精神對水浒故事的浸潤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水浒英雄面對北宋末年政治腐敗，在官逼民反的壓力下，走向造反的道路，雖身居水泊被統治階級視為“盜”、“賊”，但他們依然替天行道。“道”主要是儒家倫理意識，是社會民衆奉行的社會道德準則，是忠、孝、節、義的行為規範。水浒文化蘊育了豐富的内涵，體現了孝、忠、義其“道”的倫理精神，頌揚了仗義疏财的崇高美德，表現了儒家文化人格及其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意識。
孝、忠、義其倫理精神。“孝”在水浒故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水浒故事忠義觀念的基石，也是《水浒傳》極力宣揚的一種倫理情結。《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被說成是人世間天經地義的行為。作為靈魂人物的宋江，從孝道出發下山迎取老父；李逵為盡孝道下山背母；好漢們到梁山泊後，都把家屬帶上梁山，以盡人倫之道。水浒故事中的“孝”不僅包括對父母的親情，也包含着對下層百姓互助互憐的感情，追求的終極目的乃是光耀祖宗，青史留名。梁山好漢孝的觀念和行為體現了中華民族對家庭的至親至愛。
孝是忠的基礎，忠是孝的結果，義是忠孝的體現。在水浒故事中，忠的觀念一直是好漢們追求并希望達到的一種倫理境界。然而，宋江倡導的忠義，包含着愛國主義的情懷，但也有愚忠的一面。水浒故事所表現的忠的觀念，打着時代的烙印，也刻着時代的局限。
仗義疏财的崇高美德。仗義疏财是評價水浒英雄的道德标準。好漢們陸續上梁山之前，他們人人都有“仗義疏财”的豪舉：慷慨好施，扶危濟困，舍身為人，維護着被壓迫者的利益。同時，好漢們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竭力同心，共聚大義”，“交情渾似股肱，義氣真同骨肉”，“死生相托”。水浒英雄大多不惜錢财，樂善好施。由于宋江肯于助人，因而獲有“及時雨”的美名。
三教合一的文化意識。宗教作為一種古老而又普遍的社會文化現象，對古代中國漫長的曆史，有着深刻而廣泛的影響。梁山泊的大同理想天地，其構成來源即相當複雜，既有儒家“大同世界”和莊子“至德之世”的影子，又有道教“太平”的社會理想和佛教平等意識的滲入。在儒、釋、道三教主宰的思想文化領域，宗教文化思想對文學的熏染和滲透，文學也自覺不自覺地承載着宗教文化的意緒。水浒故事的流傳經過宋元明漫長的時代，體現了比較鮮明的宗教态度，反映了比較濃厚的宗教文化意識。《水浒傳》構想的梁山泊和諧、平等的理想社會，不是哪一家思想的結晶，而是儒、釋、道三教宗教政治倫理化的一個共同的理想載體。
水浒故事對中國文化的諸多方面産生了至為深遠的影響。
水浒精神與農民戰争。水浒英雄們勇于沖破黑暗社會政治，反對貪官污吏，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精神對後世農民敢于起來抗争，起到宣傳和激勵作用。水浒故事影響農民造反，最早始于明代中期，到明末農民戰争達到高峰。從清初至民國，其影響也沒有中斷。在曆次農民戰争中，他們從中汲取軍事鬥争的經驗，借鑒造反的綱領和口号，更甚者不少農民義軍的首領還借用水浒英雄的人名或綽号，來表達他們的精神訴求。有人形容，任何一個善于鼓動的思想家、社會活動家都無法超過水浒文化對農民造反的影響。
水浒文化與中外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水浒傳》與《三國演義》一起，共同構成了幾百年間的“章回小說”，奠定了中國古代小說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同時，它又是一個具有巨大輻射力和滲透力的文化實體，後世從《水浒傳》中又生發出小說、戲曲、彈詞、詩、詞、文、序、跋、繪畫、雕刻、電影、電視劇等衆多形式的的作品。水浒文化不僅有豐富的表現形式，還深深影響和體現着中華民族的文化心态和價值觀念。《水浒傳》這部傑出的民族文學，不僅是中國的，也是屬于世界的，在世界範圍内廣泛流傳并得到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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