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我甯願你被社會打臉，也不願你被社會溫暖

今天讀完了最近大熱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醫生》。它是講蛤蟆先生由于從小父母過于嚴厲，總是在批評他，使得他長大後也傾向于自我否定、自我批評，因此對一切都提不起勁來，覺得自己做什麼都做不好，因此幹脆就什麼都不想做，跟朋友的交往也是習慣性地順從、取悅，可是每次順從、取悅之後又對朋友暗生怒火，對自己也就更加輕視、憤怒。雖然他父母已經去世，自己成年的生活有房有車（還有遊艇），吃穿不愁，但總是擺脫不了這性格的習慣，最終陷入了抑郁。還好，在朋友的鼓勵下，他終于鼓起勇氣去見了心理咨詢師，并且通過十次談話，進行了勇敢而又坦誠的自我剖析，最終從原生家庭的陰影中走了出來，自信、自主地過上了自己想要的人生。

這本書寫得生動有趣，探讨很深刻的問題，卻用了童話形式，尤其是作者非常貼心地是從蛤蟆先生的角度來寫，因此讓讀者很容易代入，想到自己的童年、父母、生活、朋友，難怪大賣了200萬冊。

這本書裡的蛤蟆先生，對于我來說并不陌生。我其實也經常在生活中見到過這種人，明明在别人眼中，他們都是高智商、高收入、高社會地位的人生赢家，可跟他們一打交道，就發現難以接近，因為他們對社會總是懷着深深的戒心，對别人要麼是懷疑、警惕，“總有刁民要害朕”，要麼是嫉妒（比他優秀的）、蔑視（不如他的），甚至總莫名地帶着些憤怒、敵意。

跟這樣的人一聊之後，往往會發現他們其實也是很不幸的，從小被父母過于嚴厲地管教，很少能體會到家庭的溫暖，反而總是經常遭遇到來自最親的人的打擊，那當然會在潛意識裡就總覺得“有刁民要害朕”了，因為他們從小就是這樣被“害”過來的啊。不停的打擊，造成了他們不停的防禦心态。

這樣的人，往往要在長大之後，遭遇到社會極大的善意，比如有一位特别體貼的老師，一些很有包容心的密友，很幸運地跟一個安全型的配偶結婚，或者找到了一個靠譜的心理咨詢師，才能慢慢治愈。

但是，生活中也有另外一類人，就像“打不死的小強”一樣，“生活吻我以痛，我卻報之以歌”，任憑生活虐他千萬遍，他卻待生活仍然如初戀。雖然屢經挫折、打擊、欺騙、背叛，但卻還是不改一片赤子之心，對人保持熱誠，自身保持正直。

比如陶勇醫生，本來是一名非常優秀的青年眼科醫生，經常為患者開刀治療眼科疾病，由于遭到暴徒的襲擊，受到重傷，其後雖然痊愈，但左手骨折、神經肌肉血管斷裂，已經無法再做手術。這對于一名青年醫生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但他身體恢複以後，接受采訪時，幾乎沒有多少負面情緒，反而更多地是在談那些失明兒童：

我想，如果自己的手今後不能做手術了，就做一些公益活動。比如組織這些孩子去巡演，講一些奮發激勵、與病魔勇敢做鬥争的故事。用故事去賣錢，然後養活他們自己。我覺得人得病其實不可怕，怕的是失去社會屬性，如果未來他們能像正常孩子一樣，去工作，有生活來源，他們的父母就可以放心了。

（受襲後還穿着病号服在康複中的陶勇醫生）

這兩種人的不同心理狀态是從哪裡來的呢？

答案很簡單，正如《蛤蟆先生去看心理醫生》裡說的，是童年時形成的反應模式。

我在2021年讀的最有收獲的書，是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哲學、心理學和語言科學學院教授AndyClark寫的《預測算法》。這本書内容比較硬核，此處就不展開了。簡單地說，就是大腦并不是被動地對外界做出反應，而是主動做出預測，然後根據外界輸入，調整或加強大腦這台貝葉斯機器的先驗信念指數及其權重系統，準備做出下一次預測。

當然，你不需要讀過這本書，也能理解這個底層邏輯之上的表現：大腦不會對每件事情都做分析、計算，而是大部分事情就依賴過去的經驗。如果這件事情能用經驗來對付，那大腦就自行“照過去方針辦”了。隻有在遇到意外的時候，也就是過去方針不靈了，大腦才會根據反饋，來調整自己的預測。但這個調整也不是憑空發生的，而隻是在過去方針基礎上的微調。換句話說，一般來說是改革，而不是革命。

用貝葉斯公式來解釋，就是：一件事情（B）發生之前，你就對結果（A）有個大概的猜測（先驗概率，P（A），P表示概率），就算後來這個事情的發展跟你的預期不符，你的新看法（後驗概率，P（A|B），表示發生了B之後你對A的概率的估計）也不是完全由這個事情來決定，而仍然受過去經驗（先驗概率）的巨大影響。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假如有一天有人向你示好，對你很熱情，對于這個事件（B），你會怎麼想？簡化起見，假設我們就兩種想法：A – ta喜歡我；非A – ta想利用我。

那麼，你有多大程度可能會認為ta是真的喜歡你呢？這不僅取決于當時這個人的熱情看上去有多真誠，更取決于你對A想法（别人喜歡我）的先驗概率，也就是你本來就認為别人有多喜歡你。

用依戀模式的理論，假如一個人從小就受到父母穩定的溫暖回應和看顧，就會形成安全型依戀模式，也就是對這個世界的本質看法是：“世界是安全的，别人是好的，我是被愛着的。”換句話說，ta的P（A）——别人有多喜歡我的概率猜測——比較高，所以，當别人來對ta示好時，ta的第一反應是：“這個人是真誠的，因為别人大部分是好的，而且我确實是值得被喜歡的，所以我要好好回應ta的好意。”然後，由于ta也用善意來回報别人的示好，就更可能形成一段好的關系，無論是朋友關系、同事關系還是親密關系。

相反，假如一個人從小并沒有受到父母穩定的溫暖回應和看顧，也許是一直比較冷漠的反應，父母太忙，沒空管ta，或者父母太嚴厲、傳統，認為不能對孩子表露太多的感情，這就會形成回避型依戀模式，就是對人和人之間的溫暖關系不再抱指望；也許是父母本身情緒不穩定，或者為了控制孩子，比如隻有在孩子學習好的時候才對她喜笑顔開，考砸了就冷若冰霜，這就會形成焦慮型依戀模式，就是特别想要得到别人的溫暖回應。

不管是哪種，他們的P（A）都比較低，他們對這個世界的基本信念是：“世界比較危險，别人不可靠，我不值得被愛。”因此，當别人對ta示好時，ta的第一反應是：“這個人肯定不懷好意，怎麼會喜歡我呢？我又不值得被喜歡。哼哼，不是騙财就是騙色，要當心！”這就更難形成一段好的關系。

就算後來事情發展出乎ta的意料，這個人竟然既不騙财也不騙色，就是對ta真心感興趣，覺得ta有意思，想跟ta在一起，然後ta也終于醒悟過來了，發現人間還是有真情在，那就能徹底改變ta對世界的基本信念嗎？

當然不可能。ta隻是把自己的基本信念稍微往上調了一點點：“看來世界也沒有那麼危險，别人也沒有那麼壞，我也還有一點點可愛之處。”但是，這種成年之後人為的調整，也就是把安全感可能從10分調到20分，跟童年時期就能形成的那種90分、80分的“洪荒安全感”還是沒法比。

用阿德勒的話說，“幸運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這種幸運地得到了一個溫暖、安全、幸福的童年的人，對世界、别人、自己抱有一種先天的善意，因此心裡總是樂觀、自信、充滿愛的。當然，他們也會經常被社會打臉，經常失望，被迫調整自己的P（A），但是，這些調整也就是讓他們把90分調到70分，他們對這個世界的底色，永遠是溫暖的。

我自己就非常幸運的是這樣一個類型的人，從小得到了包括父母在内的大家庭的穩定的溫暖回應。雖然家裡很窮，物質條件很差，但是心裡卻從來都覺得非常安全，對自己能得到别人的愛、能獲得好的回報非常有信心。當然，我長大以後，也是不斷地被社會打臉：

我特别好騙，剛回國的時候，别人說什麼，我就信什麼。别人說他們是什麼身份，能幹什麼事情，我就會相信，跟他們進行了後來後悔不叠的合作；

我相信别人的承諾，認為每個人在跟我說規劃時，都是認真打算要實施的，結果被人忽悠了好幾次，最終事情懸在半空中，隻好靠我自己去收拾爛攤子；

我假設每個人都是有理想的，結果發現一些人所謂的用積極心理學來使大家過得更幸福，隻不過是賺錢的借口，内心根本就不相信積極心理的力量；

我對别人推心置腹，心裡有什麼想法就說什麼，結果馬上就被别人拿去添油加醋，造成了極為尴尬的境地……

經曆了這些事情，我後不後悔？當然後悔。在造成了這些挫折的時候，我心裡每次也是如同慢火煎熬、細針鑽心般難受，更不用說給自己的實際生活造成了巨大的麻煩。至今回想起這些事情，我都是有種不堪回首的感覺，真希望當初能夠更明智一些，更謹慎一些，或者說，更少安全假設，認識到“這個世界還是有危險的，别人不見得都是靠譜的，你也沒有那麼可愛。”

但是，我會怨恨自己的父母給了自己過于安全的童年，以緻于我長大後反複陷入這個困境嗎？

當然不會！我至今仍然把這個童年看成是我輩子最大的幸運。因為第一，就算是屢遭打擊，我的反彈明顯比别人快。同樣的一個挫折，别人可能需要一個月才能恢複到原來的狀态，我大概一個星期後，又投入到新的戰鬥中去了。

第二，安全假設也并不僅僅是總在被社會打臉。細數下來，它其實給我帶來的好處，我仍然認為要遠遠多于壞處。我結交了更多真心的朋友，我挑戰了很多别人認為不可能的任務（比如中年轉行，放着好好的紐約金融IT程序員不做，回國來做積極心理學），甚至我的妻子，當年也是因為看中了我的“赤子之心”而非其他任何外在因素，才喜歡上我的。所以，其實我的後驗信念其實也并不是一路向下地調整，而還是經常在往上反彈的。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人生總是要被打臉的。我甯願在小時候被溫暖，長大了再被社會打臉，也不願意小時候就被打臉，長大了才被溫暖。

因為這兩種人生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默認狀态就是自信、樂觀、好奇、開心的，ta認為這個世界總體上是安全的，因此可以去探索、去嘗試；ta對别人抱有一種善意假設，除非已經有了劣迹，不然總是願意交往看看；ta覺得自己有能力，可以改造世界，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使世界也變得更好。雖然長大以後，會曆經各種打擊，使得ta對世界的看法越來越客觀，但ta一輩子的心理底色，都是明亮的。

相反，後者的默認狀态是焦慮、迷茫、擔憂、怨恨的，ta的大腦已經被小時候的經曆訓練為“這個世界危機四伏，我的第一要務是保護自己”，因此對别人經常是惡意假設，“總有刁民要害朕”；對自己不夠有信心，總在擔心别人對自己的評價，就怕自己不能滿足别人的期望，或者被别人看不起，也不太敢去探索世界。當然，ta會慢慢地發現，其實世界沒有那麼可怕，别人沒有那麼壞，自己其實也是有能力、值得被愛的，但ta一輩子的心理底色，都是陰郁的。

這樣的兩種人生，最終的收獲，相當于把這兩條曲線做積分。從小被打臉的孩子，一輩子的幸福是藍色的區域，而從小被溫暖的孩子，一輩子的幸福是紅色加藍色的區域。顯然，從小溫暖孩子，要劃算得多。

所以，我對自己的孩子，就是采取穩定溫暖回應，第一要務是形成他們的安全依戀模式。妻子有時候也會質疑我：“這樣做會不會寵壞了他們，讓他們長大之後再被社會打臉，後悔都來不及？”

我的回答是：會啊，他們長大之後肯定會被社會打臉，肯定會後悔，甚至可能在某些時間點會怨恨我們從小“寵”壞了他們，以至于他們認識不到世界有多糟糕。

但是，人一生總得被打臉，你必須得選擇是現在你打孩子、将來ta被别人溫暖，還是現在你溫暖孩子、将來ta被别人打臉。區别是：選擇後者，孩子會愛你一輩子，長大後仍然會跟你保持緊密的聯系、到你這裡來尋找慰藉，選擇前者，孩子會恨你一輩子，轉而到其他人那裡去尋找愛。

——好吧，這麼說好像太自私。但是，即使是從孩子的角度看，如前所述，小時候就被打的後果，也要比長大了才被打的後果要嚴重得多，因為從大腦的貝葉斯模型來看，先驗信念的威力要比我們想象得大得多。

如果用數字來比喻的話，就是假設人一生總要挨100次打臉，但是越小的時候，打臉所摧殘掉的幸福越多，假設與年齡成反比（1歲時打臉負作用是100，2歲是50，100歲是1），那麼你在10歲之前把ta人生之前該打的臉都打完，一年打10次，能打掉10*(H(10)-1)=19點幸福。但如果你10歲之前保護ta，讓ta10歲之後才開始被社會“自然”打臉，一年打4次吧，35歲差不多也該成熟了，那才打掉4*(H(35)-H(10))=4.8點幸福。這是4倍的差距。

況且，從我自身的例子來看，被社會打臉也沒有什麼，打來打去，我不還是活得挺好的嘛？有自己喜歡的事業，組建了很好的家庭，關鍵是心裡一直陽光積極（好吧，我承認我也有過因為童年太幸福而低估了世界的難度，因此遭遇挫折後怨恨父母的時候，但那隻是短暫的，對他們的愛才是壓倒性的，更何況現在已經完全想通了）。挫折，誰沒有呢？

最近一期《積極心理學報》(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上的文章也驗證了我的看法。這篇文章的題目就叫《父母以為告訴孩子世界很危險，是為孩子好——他們錯了》，發現超過一半（53%）的父母會認為教給孩子危險世界觀更好，因為這樣孩子才能對世界做好準備，能更好地被世界打臉。但研究者的大規模調查卻發現，事實正相反，持危險世界觀的人，在事業、健康、心情等各個維度上，要麼比持安全世界觀的人差，要麼差不多。

雖然這隻是一個相關研究，不能因此得出因果關系，但是它是對那些父母的信念的一個強有力的反駁，也就是說，教給孩子危險世界觀，并不能讓他們在現實世界更成功。

總結一下：

1，年齡越小，事件對人的影響就越大；

2，人一生總要經曆好事和壞事，盡量把好事放在前面，壞事放在後面，對孩子更有利，效果上相當于經曆了更多的好事、更少的壞事；

3，不用擔心“少壯不打臉，老大徒傷悲”，科研結果表示，沒有這回事，反而是那些養成了安全世界觀的人過得更好。

所以，這篇文章的主旨，估計你也聽過，就是從大腦的貝葉斯模型的角度，再次诠釋阿德勒的那句“幸運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畢竟腦科學家爬上的每個山頂上都坐着一個佛洛依德或者阿德勒。不過，至少對于我來說，每次在機制上往底層再多挖掘一層，就讓我對行為更加有信心了一層。作為一個終生被社會打臉的人，我仍然堅定地希望我的孩子也被社會打臉，因為這至少說明，我沒有打他們的臉。

當然，我也并不是鼓吹就無條件地寵孩子。我是主張引導式(authoritative)撫養風格：既給孩子無條件的愛，也給他規範行為、建立價值觀、提出高要求，隻不過這些高要求不是靠打臉來實施的，而是在建立了緊密的關系之後，言傳身教、因勢利導來做的。這方面網絡資源、書籍論述甚多，就不用我多說了。

不過，從大腦的貝葉斯模型出發，其實可以對這個問題有個新的視角：童年的最大任務，就是給孩子提供高級的積極體驗，這樣ta在長大之後，才會不假思索地尋找生活中的其他高級積極體驗，而不是沉迷于低級積極體驗或者各種消極體驗中。不過那就是下一篇文章的主題了，希望下周可以寫出來跟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