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鵬先生曾說過:“以漢字為基礎的書法,是一門地域性很強的藝術,目前世界上真正具有全民性的發展活力的,除了中國以外就是日本。古代漢字文化圈中,中、日、朝、越都曾有過書法,但至今隻有中、日兩國被保存下來并蔚為大觀。于是,這兩個國度中的書法交流,便有了特殊意義。從中國書法的角度出發,探讨兩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何以選擇不同的發展道路,以及在發展過程中如何互相影響,這是個重要的學術課題。換言之,研究中國自身的書法觀象,也需要一個作為生命體的參照模式。日本書法發展史便是一個現實存在的參照模式。知己知彼,通過探讨會以一個更新穎的角度去反思中國書法的真正意義,這樣的立場于實踐上、理論上有百利而無一弊。當然,它還能有效地刺激未來的中日書法交流。”
平安時代中期,是指宇多天皇寬平六年(894)采用菅原道真的建議,停派遣唐使開始,至應德三年(1086)白河上皇施行院政的時期為止的大約二百年時間。這是日本國風文化興隆的時代。國風文化的繁榮,其實早在嵯峨天皇的弘仁時代就已經初見端倪。
嵯峨天皇所制定的弘仁格式,是在适應和符合日本國情的基礎上,通過修改律今制不完備處而成的新法規。新法規出台後,影響一直持續到清和、醍醐天皇時代。從此,對中國的典章制度由原來一味的模仿,遂漸改變到适合日本本國國情的需要上來了。停派遣唐使的理由,一方面是航海危險,當時的貴族子弟不願作出無畏的犧牲,另一方面,派遣唐使使得日本政府财政負擔加重。唐朝因“安史之亂”(755—763)而造成的國勢衰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延喜七年(907)唐的滅亡,大大地加速了日本全盤國風化的進程。
日本經過長時期對中國文化的攝取、咀嚼和醇化,孕育和培養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在吸取唐代文化的基礎上,文學、繪畫、雕塑、建築等幾乎所有領域均呈現出和風化的傾向。書道領域,在繼承晉唐及三筆書道的同時,開始萌生了日本獨特的書道藝術。平安時代中期,日本本土書道藝術家小野道風、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日本“三迹”的出現,标志着日本“和樣”書道進入了鼎盛時期。
小野道風、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人作為日本平安時代中期書壇的寵兒,被尊為日本“三迹”,倍受世人青睐。
小野道風(894~966)是最早推進和樣化的書家。作為他的代表作而知名的《屏風土代》,是928年他35歲時為在宮廷屏風寫大江朝綱的詩而作的草稿,其書風是在王羲之風格的書體上增加圓味,是日本式書法的典型。他還留有《三體白氏詩卷》、《玉泉帖》。
《玉泉帖》
《屏風書稿》
三體白氏詩卷
藤原佐理(944~998)繼道風之後開創獨自境地。代表遺作《離洛帖》,是他47歲時的信,在被任命大宰大戰赴九州途中寄發春宮權太夫藤原誠信。書風相對道風之圓滑而呈現明顯的銳角,自由奔放,個性強烈。他25歲時的書迹《詩懷紙》也很知名。
《詩懷紙》
《頭辯帖》
《離洛帖》
藤原行成(972~1027)被譽為當時最有成就的書家,是日本書法的集大成者。他的确切筆迹已知有:47歲時的《白氏詩卷》和約49歲時的信。書風平穩圓潤,格調很高。道風的書法雖有意識改變王羲之書風,但失之生硬;佐理的書法雖追求個性,但失之安雅;行成的書法有成熟的和風感,運筆的軌迹平穩曲折,合乎觀者的心情。三迹之中,行成最受推崇的理由也在此。
《白氏詩卷》
本文轉自福建書法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