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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課稿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課稿

課标:知道漢代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的史實。

主題:儒學到漢代正統思想地位的确立,對後世影響深遠。

本課地位:儒學發展承上啟下。

教學目标:了解董仲舒的思想主張、貢獻和地位;了解漢武帝對待董仲舒新儒學的态度、舉措和對儒學發展的推動。

學情分析:所教班級是高二年級文科,又知識功底較差的學生,尤其對傳統文化了解甚少,需漸次引導,由淺入深分析方可。

講課思路梳理;

[回顧所學]:先秦時期,孔子創立儒學,以“仁”為核心,要求人人互愛,融洽相處,恭、謙、敦、敏、慧;且愛有等差,講求忠、恕、孝、悌。強調統治者應以德治民,取信于民,反對苛政和任意刑殺。并向往和追求周朝禮制,“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主張“克己複禮”。教育思想上主張“有教無類”。孟子和荀子發展儒學,是儒家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主張實行“仁政”,提出“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同時,以積極的态度對待人生,“五養吾浩然之氣”,“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且人生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仰不愧天,俯不怍地;集天下英才教育之。在倫理觀上,孟子主張“性本善”,強調實行仁政來恢複和擴充人的善性。荀子主張統治者施政用“仁義”和“王道”,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命題。其倫理觀為“性惡論”,強調用禮樂來規範人的行為,使人向善。經過孟荀的改造,儒學體系更加完善,更能适應社會的需要,到戰國後期,發展成為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曲折進程]:儒學的禮樂規範,道德倫理協調等思想,在社會動蕩的時代,得不到重視。秦統一後,“焚書坑儒”導緻儒家學說受到巨大打擊。漢初,為恢複被戰争殘酷破壞的社會經濟,統治者尊行黃老之學,以無為而治思想推行“休養生息”政策。經過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漢朝走向強盛。此時,鞏固中央集權,強化君主專制的主題彰顯,改造儒學适應形勢發展的理論問題已呼之欲出。

[情景導入]:其一,漢武帝時,舉賢良文學之士數百,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得武帝首肯,為儒學走向正統開辟道路。其二,董仲舒潛心研讀《公羊春秋》,曾經“三年不窺園”,晚年寫下《春秋繁露》。以“天人感應”的思想,為漢武帝時儒家思想地位的凸顯做好了必要的準備。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提供的。

[課程設計]:

背景分析:

漢初以來,經過六十餘年的經濟恢複,社會繁榮,國力強盛。然而,潛在的危機依然嚴重:諸侯國勢力膨脹,分裂危險仍存;土地兼并劇烈,社會矛盾尖銳;匈奴犯邊,影響中原發展。為加強中央集權,适應統一形勢,積極有為的政治思想成為時代的需要。(這個分析可讓學生總結)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以察舉制網絡天下人才,造就才俊輩出的局面;董仲舒以一代宗師的淵博學識,再造儒學以适應時代需要,為漢武帝所采納,給以儒家思想治國争取了政治地位。

漢武帝治國取拿來主義,兼收并蓄,為我所用;董仲舒思想則以儒家為主,兼采法、道、陰陽五行諸家,融為一爐,繼承創新并行,成一新的儒學體系。

董仲舒思想管窺:

董仲舒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八十二篇、《春秋決獄》、《玉杯》、《清明》、《竹林》等著述内,“凡百二十三篇”。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董仲舒看來,孔子删修《春秋》的原則是大一統即以一統為大,就是說,一切事情都應該統一于王,種族、王國、郡縣,地域、民人、官吏,各種思想流派皆應統一于王。從而證明“罷黜百家”是應該的。這種思想适應了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對于解決當時所面臨的地方勢力坐大、土地兼并嚴重、邊境不甯、流派紛呈的問題,給予了極大的理論支持。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治的統一,需要思想的統一。董仲舒鑒于此,在《天人三策》中向漢武帝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即運用政權的強制力量,統一思想意識。其目的在于用儒家思想統一地主階級的步調,防範、控制人民。這顯然是适合了統治階級,而被逐漸采納。從此,儒家思想獲得獨尊地位,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

[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天人感應說”是董仲舒思想的核心。董仲舒認為,“天”是宇宙萬物的最高主宰,和人一樣,是有意志有感情的,“以類合之,天人一也。”皇帝是上天之子,代表天意,君臨天下百姓,至高至尊而不可抗拒。這就給封建統治披上神聖的外衣,借助神權維護皇權。董仲舒進一步闡釋道,天有四時春夏秋冬,王有四政慶賞刑罰,人有四情喜怒哀樂,天人關系如此密切,“三者相為手足,合成為體,不可一無也”。因此,君主進行統治,應當尊崇天意。君有道,則天賜祥瑞彰顯,君無道,則天降災異威懾;如果君主在災異面前不知改悔,傷敗就會來臨。“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這樣又以神權制約皇權,使臣下借着災祥變異來規谏君主,維護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的這一思想在封建社會限制皇權,減少暴政起着一定的積極作用。

[倫理規範、三綱五常]: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需要穩固的統治秩序,及其系統的倫理規範。先秦法家韓非子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此天下之常道也。”常道就是綱。董仲舒取于此提出自己“三綱”的理論,又附會于“天意”,認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而且“王道之三綱,可求之于天。”這一思想,成為封建社會“綱常名教”的基本理論,和束縛人們思想的精神枷鎖。董仲舒認為,将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的倫理秩序規範起來,需加強社會教化和教育的功能,其原則是五常,即仁義禮智信,“《詩》雲'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

[徳刑并用、限田省役]:董仲舒認為,不能簡單的承襲秦朝的法治,主張要改變現有政策。因此,他曾向漢武帝建議,要“明教化”、“正法度”,同時采用軟硬兩手。他說天有陰有陽,陽為德,陰為刑,既然天有德、刑兩手,人間也要有“教化”、“法度”兩手。不過,在德、刑之間,董仲舒認為,統治者應以德為主,以刑為輔。可見,董仲舒既重視德治,又重視刑法。董仲舒生活的時代,官僚、貴族、侯王憑着封建特權,大規模掠奪土地,違法逾制行為十分嚴重。土地兼并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階級矛盾尖銳。他發揮儒家仁政的思想,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國家對百姓“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和廢除鹽鐵官營主張。這對當時減輕國家隊農民的剝削和壓迫,節約民力,保證農時,使土地和勞動力有比較穩定的結合,以緩和階級矛盾,促進社會生産的發展,鞏固大一統的封建國家,有進步意義。

董仲舒還大力提倡孝道,認為孝是天經地義。

漢武帝尊儒的措施

[思想方面]:全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學思想。漢武帝說:“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複之。”

[政治方面]:漢武帝唯才是舉,不拘一格,湧現出大批才俊,很多儒學家得到重用,并參與國家大政。班固在《漢書?公孫弘蔔式倪寬傳》的贊中說:“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笃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蔔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牧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闳,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骞、蘇武,将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禅,其餘不可勝記。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可見,儒家思想的熏陶,官員隊伍的擴大,文化素質的提高,鞏固了封建統治,成為漢武帝文治武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為後世封建王朝在用人方面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迪。

[教育方面]:興辦太學,使天下文士都學儒家經典。漢武帝規定儒家經典為必讀教科書,定《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經博士,博士者“明于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也,負責傳授學問。由此促進了儒學的發展。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漢武帝根據董仲舒“定太學以教救國”的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導民以禮,風之以樂”。規定太學生員為博士弟子,年齡一般在18歲左右,學習科目為五經,一律由儒家五經博士教授。學生可任選一經學習,以自學為主,老師定期講經,每年考試一次。學完經考試合格後即可以做官。太學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所大學,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正規大學。起初,太學隻有經學博士7人和博士弟子50人,昭帝是增加到一百人,宣帝時二百人,元帝時增至千人,成帝末年達到三千人,東漢末年更多達三萬餘人。太學的興辦,打破了以往貴族官僚世代為官的規矩,使得非貴族子弟也可以憑太學資格入仕,至此,儒學地位大大提高。漢武帝還令天下郡國皆設立學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體系。這一措施使得儒學在民間光大,處于獨尊的地位。漢武帝還鼓勵學者從事私家的儒學教育,為弘揚儒學打下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獨尊儒術的影響]:用學者周桂钿的話說:“一是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民族魂,二是增強了民族凝聚力,三是穩定了和諧社會,四是鞏固了統一大國的局面,五是為世界和平提供了一種思想資源。”但是,也導緻了後來的思想僵化。

此後,儒家思想成為曆代統治者推崇的正統思想,逐漸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平頂山市一高張新玉

2013年2月14日農曆正月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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