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感悟儒家的寬恕之道
《論語》有一段近似白話的對答，非常有名。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伏爾泰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八個字，稱為“人類的法典”。這句話不僅被寫入了1793年的法國憲法，也被寫進了1993年的《全球倫理宣言》。 這便是儒家的“恕道”，“恕”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一種寬容精神。 孟子對“恕道”有過論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這句話的意思是：萬物都為我準備好了。通過反省自身而抵達真實，沒有比這更快樂的了。努力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做，追求仁的道路沒有比這更近的了。從這句話能看出，孟子不僅認為個人應遵循恕道，他甚至把這種關系上升到了宇宙論，并以“真實”為原則來讨論“恕”的價值。孟子認為，恕道不僅是人己的溝通原則，更是物我一體的法則，是抵達仁的最近的路。 儒家把“恕道”當作構建社會秩序的目标。儒家的恕道，是中國人應對公共生活的一種創造，更是一門藝術。它意味着人們不再是明争暗鬥、貌合神離，而是肝膽相照、精誠合作；它意味着社會能容忍不同聲音，而不用擔心迫害和壓制；它意味着政府行為不再喜怒無常、變幻不定，而是更富有人性和溫情，與民衆保持良好的互動關系；它意味着民衆與執政者能共同走上共謀國是的舞台，每個人都可以在公共事務中都體會到個人的尊嚴。這便是儒家追求的“仁”的境界。 子貢問過孔子，如果有人能對民衆大方地施與和救濟，應該算是“仁”了吧？孔子認為根本算不上，他對“仁”的回答有12個字：“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認為仁者，隻要自己想立的，便也幫助人能立；自己想達的，便也幫助人能達。這裡說的仍然是推己及人的思想。 對于恕道，儒家有過反複強調。比如《論語》中子貢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這裡的“加”是強加之意，意思就是：我不想别人強加給我的，我也不會強加于别人。《中庸》也強調：“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其實表達的都是一個意思。 可以說，“恕道”正是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的哲學基礎。“王”字的本意為“天下歸往”，也即如今講的民意認同。 《尚書》對王道有過一段精彩論述，翻譯過來就是：不要不公不正，就是遵循王的法則；不要私行偏好，就是遵循王的大道；不要為非作歹，就是遵循王的正路；不結黨不營私，才能使王道平坦；不反複不傾斜，才能使王道正直。這段話今天讀來，仍然有驚醒世人之意。 在孟子看來，王道就是“以德行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假仁”“以力服人”的霸道。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遵從“恕道”。 到上個世紀初，章士钊提出“為政有本”，強調的仍是“恕道”。章士钊認為政治“本在何？曰在有容。何謂有容？曰不好同惡異”。這裡的有容，指的是執政者要有包容和寬容之心，不要好同惡異，要主動培養一種和而不同、和而共進的社會狀态。 儒家很早就把“恕道”看作是政治權力向本源的回歸，它不僅是社會從野蠻到文明、從仇視到理性、從強權到說服、從鬥争到和諧的回歸，它更是權力向民衆的回歸。 用今天的觀點看，儒家“恕道”所說的寬容，還能激發民衆對公共事務的熱情，使民衆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從無序到有序、從消極到積極。 公共決策的成敗，往往決定着無數民衆的利益和權利。民衆有了對公共事務的興趣，能主動放言議政，執政者才能聽到對于自己施政行為的真實反應，可以适時修訂施政方針，減少決策失誤的機率。政治本來便是衆人的事，這種共同勞作的神聖感，不僅能激發社會與民衆的潛在活力，更能成為民衆對國家認同最堅實的基礎。如果民衆對待公共事務，甯願三緘其口，社會的創造力也會面臨衰竭，國家整體智商隻會越來越低，這是所有被精神奴役國家的一個共同特征。 “恕道”所說的寬容，一直是這片古老土地上的常識，也希望它在未來能引領每一個人前行。 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從内心真正理解和信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說的精神，中國就會越變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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