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傷寒論》看“當今火神派”
（一）從仲景學說談火神派扶陽觀
被譽為火神派宗師的鄭欽安，畢生緻力于仲景學說，其《傷寒恒論》是研究仲景學說的結晶，其餘如吳佩衡、範中林均對《》有一定研究。但是“當今火神派”們與先輩們嚴謹的治學态度相去甚遠，道聽途說，開口閉口言仲景，其實腹中空空如也。這在校園内“追風”的學生身上尤為明顯，其實“當今火神派”不過是借仲景之名來宣傳其用溫熱之藥罷了。盧崇漢在《扶陽講記》中說：“仲景學說的特征，是什麼？……這個特征歸根結底，可以歸結到扶陽這樣一個理路上來……為什麼張仲景以寒立顯，要以寒來立論？這是因為考慮到了生命的根本是陽……”可見盧氏把《傷寒論》的“傷寒”二字當成是寒邪引起的疾病，借此把用溫熱藥合理化。我們看看五版《傷寒論》教材說：“傷寒論主要是讨論廣義傷寒的，以六淫為病因，并結合内外緻病因素來讨論病機、病證、治則。《》的‘傷寒’二字，應作《難經》中‘傷寒有五’的廣義傷寒解，而非單指由寒邪所引起的外感病”。這才是“傷寒”的本義。
我們先探讨一下仲景三陰篇的情況，太陰病是指脾病虛寒，不能運化，出現腹滿而吐，自利不渴，治法當溫中袪寒，宜四逆輩，但也會出現腹滿時痛，或大實痛，方用桂枝加芍藥湯或桂枝加大黃湯，講的十分辨證。少陰病是指心腎兩虛，脈微神衰的疾病，治宜急救回陽，方用白通湯、四逆湯等。但也有腎水虧虛，導緻心火熾盛，心中煩，不得卧的，治宜育陰瀉火，方用黃連阿膠湯。可見仲景既講其常，也講其變，毫不偏頗。厥陰病是寒熱錯雜，上熱下寒，方用烏梅丸治之。方藥是溫清并用的，三陰篇仲景處方用藥也不是一概扶陽，而是十分辨證的處方用藥。名醫鄒雲翔認為：醫者無流派之分，張仲景勤求古訓，博采衆方，汗用麻黃，吐用瓜蒂，下用承氣，溫用附桂，寒用芩連，滋陰用豬膚，補益有參、芪，大毒有烏附，何派之有！……寒熱溫涼，應視病情需要，當用則用，雖承氣不嫌其猛，附、桂不嫌其溫，參、芪不嫌其補，知、柏不嫌其寒。用之得當，烏頭可以活人；如用之不當，人參可以誤人。[11]堪為确論。
統觀《傷寒論》實為辨證論治之典範，其重陰思想也處處可見，劉越曾說：“餘觀仲景縱貫全書以為中髓者，乃胃陰之說。論中闡述了脾胃陰血諸證之病因，病機及證治，立治陰諸法，實開後世陰血學派諸家之先河，劉完素、朱彥修、虞天民、葉天士、張錫純，皆宗仲景脾胃陰血之說而代有闡發。”[12]誠然論中反複論述便幹、煩躁、小便難、下血、腹滿、喘、身癢、自汗、盜汗、身痛、吐、哕、下、耳聾、小便數等證，皆陰血之傷，論中有百餘條文。再如證宜汗但尺中遲，營虛血少者忌汗，咽幹、淋、瘡、衄、亡血等陰血虧虛者及少陰病脈細沉數，病在裡而陰血不足者皆禁汗。且有急下存陰之舉，概括起來，誠如陳瑞春所言：“論中救陰大法，是全書治法的主要組成部分，三陽病多外感熱盛，病多在腑，以劫灼胃液為主；三陰病多内傷雜病，病多及髒，以耗損腎陰為主，所以，論中救陰的特點是：三陽病救陰以護胃液，三陰病救陰以救腎水，這又是同中之異”。[13]
筆者無意争論仲景重陰重陽，其實陰陽必須是平衡的，不可偏廢，不像盧崇漢所說的仲景隻偏于扶陽。
（二）從仲景用附子之量看火神派用附子
仲景時代即漢時的度量衡與今制相差較大，柯雪帆教授根據1981年考古發現漢代度量衡器“權”推算古方劑量，即漢時一兩大約等于15.625克，這比起我們平時臨床上用量大的多，我們分析一下仲景的四逆湯，甘草二兩，幹姜一兩半，附子一枚，就是按此量，幹姜之量不過20克略多點，附子一枚大者20-30克，中者一枚15克，從四逆湯方後注“強人可大附子一枚”看仲景用附子之量并不算大。“當今火神派”之李可曾創“破格救心湯”，方為附子30-100-200克，幹姜60克，炙甘草60克，高麗參10-30克，山萸肉60-120克，生龍牡粉、活磁石粉各30克，麝香0.5克，方中附子用量較大，李氏曾仗本方治愈多例西醫不治之危重病人，并指出今人用此方救治心衰垂危者生死參半之原因之一為：“曆代用傷寒方，劑量過輕，主藥附子，僅10克左右。考《傷寒論》四逆湯原方，用生附子一枚，按考古已有定論的漢氏度量衡折算，附子1枚，約合今之20克，假定生附子之毒性與藥效為制附子之兩倍以上，則傷寒論原方每劑所用附子相當于現代制附子40-60克”。[14]李可也承認僅為40-60克，這是救垂危重證，更何況李可之方有山萸、龍牡之斂，很顯然功效不隻在附子之量，這顯然是受張錫純“來複湯”之影響，張氏曾贊“萸肉救脫之功，較參、朮、芪更勝，蓋萸肉之性，不獨補肝也，凡人身陰陽氣血将散者皆能斂之”。張氏推山萸為救脫第一要藥。
由上述可見，附子之量的大小當據病情而設。仲景之用附子最大者不過三枚，與今之火神派動辄100-200克是不一樣的。
徐靈胎曾說：“要知藥氣入胃，不過借此調和氣血，非藥入口即變為氣血，所以不在多也”。又說：“若果元氣欲脫，雖浸于參附之中，亦何所用”。堪為确論。
（三）從仲景附子用法看火神派用附子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不論是鄭欽安、吳佩衡，還是“當今火神派”都是用姜附不挾陰藥，堪為一大特色，張存悌将其歸納為廣用、重用、早用、專用四點，在此我們隻說一下廣用與專用，廣用是火神派的一大特色，仲景方262首，隻有34方用了附子，而桂枝則有47方，幹姜17方，這與火神們動手姜附是截然不同的。
再看一下仲景對附子的用法，可以說十分精到，四逆湯中附子與幹姜配伍，附子瀉心湯中附子與大黃、黃連、黃芩并用，茯苓四逆湯中參、附、姜并用，幹姜附子湯中幹姜、附子同用，芍藥甘草附子湯中芍藥、甘草與附子同伍，腎氣丸中附子與陰藥并用，桂枝芍藥知母湯中附子與知母、白芍并用，甘草附子湯中附子同桂枝、白朮并用……，用法之活令人歎為觀止，而火神派僅僅是把仲景用附子的某一個方面發揮的較好罷了。
筆者以為祝味菊用附子較鄭欽安及“當今火神派”們更勝一籌，祝氏創立了溫陽四法：溫潤、溫化、溫滋、溫潛，如祝氏認為：“溫滋可以并用也，氣怯而津不足，桂附湯中，重加知母，此扁鵲心法也。”[15]祝氏用的更多的是溫潛法，觀其醫案多附子與磁石、龍牡并用，這是基于“陽氣宜潛，其要在秘”的觀點。而盧崇漢則明言“大量的附子本身就會沉下去”。顯然與祝氏觀點相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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