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與《荷馬史詩》：對比分析先秦音樂與古希臘音樂的異同

中國的先秦時期與歐洲的古希臘時代在東西方的曆史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政治制度造就了兩種文明。古希臘和先秦是兩種文明的起源時期，在這一時期東西方都出現了燦爛的哲學思想和文化藝術，對後世的歐洲和中國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近現代，并根植于東西方文明的血液裡。

歐洲位于歐亞大陸的西端，而中國則處于東端。中歐兩地相隔遙遠，而且在早期交通隔斷，但是兩地卻幾乎在同一時期都産生了音樂，并且由于文明形式、地理環境、社會活動等因素，形成了不同的音樂文化。其中，《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古希臘文學巨著《荷馬史詩》是歐洲最早的史詩。

音樂作為人類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音樂自出現之後，就被賦了多重價值，政治功能、教育功能、娛樂功能等。曾有美學家概括出音樂涵蓋了交際功能、啟迪功能、勸導功能等十幾種功能。而且随着社會的不斷進步，音樂的功能在不斷地得到擴展和延伸。那小武就通過對比古希臘音樂和中國先秦的音樂，簡要分析兩種音樂文化對各自文明的影響和彼此間的差異，以及對文明的發展産生的深遠影響。

音樂來源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同時有體現了生活的各個方面。從音樂與生活這個角度對中西方音樂進行比較，能夠更準确、更深入地了解中西方音樂的本質特征。

01.體現勞動、生活

因為年代久遠，中國的夏商時期和古希臘早期流傳下來的音樂資料都極為有限。中國夏商時期的音樂往往從神話傳說、文獻記載或出土文物中去探尋。對古希臘的音樂研究則來源于壁畫、陶瓶、雕塑及詩歌、戲劇和哲學著作。

'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日載民，二日玄鳥，三日遂草木，四日奮五谷，五日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日依地德，八日總禽獸之極'。

這是《呂氏春秋·古樂篇》記載的一首歌謠，描述的是傳說中的遠古氏族葛天氏部落表演樂舞：三個人拿着牛尾巴模仿耕種的樣子唱歌跳舞。這首歌謠反映了葛天氏部族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當時的人們通過音樂表達對農耕、畜牧等農業活動的重視和祈願。

《詩經》中的《七月》是一首關于勞動的詩篇，描寫了一幅場面熱烈的農耕圖。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馌彼南畝，田畯至喜！'

從壁畫、陶瓶、雕塑及詩歌、戲劇和哲學著作中可以了解到古希臘音樂在當時非常豐富，在社會生活中占據着統治地位。古希臘音樂在古希臘人們的生活中普遍存在。人們進行各種生産勞動和社會活動時，都離不開唱歌和跳舞。

《荷馬史詩》中不少内容涉及了當時的音樂狀況。據記載'荷馬時期'廣泛流傳過各種勞動歌曲，如磨工歌、織布歌、割麥歌、放牧歌等。葡萄的豐收常常伴随着青年男女的有領有和的勞動歌舞。

'那必定是唱歌跳舞了，還有比這更好的飯後娛樂嗎？費彌奧斯被迫接過仆人遞過來的精美絕倫的豎琴，撥動琴弦，飄出了美妙的音符，伴上優美的歌聲'。——《奧德賽》

通過這段描述可以看出，唱歌跳舞對于當時的人來說是一種最大的享受，表現出古希臘人對于音樂是十分熱愛的。

由此可見，中國先秦時期和古希臘時期的音樂都反映生産勞動生活，與人們的生産勞動生活密切相關。

02.宗教活動的需要

先秦時期的宗教活動是巫術。巫是當時的職業音樂家，能歌善舞，在各種祭祀儀典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呂氏春秋·古樂篇》中記載的：

'昔古朱襄氏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蓄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琴，以來陰氣，以定群生'。

古代先民們通過五弦琴所演奏的音樂以散陽氣，迎陰氣，調解陰陽，以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五弦琴能夠'以來陰氣，以定群生'，正是依據了巫術原理，表明了音樂與巫術之間的密切聯系。

再看古希臘，音樂與宗教同樣相生相伴，密不可分。古希臘人的宗教是多神教，不同城邦祭奉不同神靈，在各種宗教節日舉行的宗教儀式中，音樂都是極其重要的部分。音樂被認為與神相聯系，具有祛邪治病，撫慰傷痛，調節道德的功效。這一點與中國先秦時期人們對音樂的認識頗為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先秦時期和古希臘時期的音樂雖然都與宗教關系密切，但是兩者在宗教方面更存在着明顯的差異。先秦時期的宗教儀典、祭祀活動，是奴隸主參與進行的，奴隸們則沒有參與宗教音樂活動的機會。而古希臘的宗教音樂活動卻是全民參與，而且在古希臘的宗教活動中，除了宗教祭祀儀式外，還舉行競技會，競技内容包括體育項目、詩歌、舞蹈、音樂等内容。

03.音樂教育的需要

中國先秦時期和古希臘時期都很重視音樂教育，都有音樂教育機構。

先秦時期的禮樂偏重于祭祀、宗教、習禮等方面，貴族親自主持參與帶有樂舞的儀典、祭祀，因此需要對主貴族及其子弟進行專業的音樂教育，從而誕生了最早的音樂音樂教育機構'瞽宗'。瞽宗是殷商時期出現的，是中國最早的音樂教育機構。

《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而古希臘從公元前6世紀開始，許多城邦陸續出現了各類音樂學校，孩子們在這裡被傳授以歌唱法和樂器的演奏技術。

在音樂教育方面，中國先秦時期的音樂教育帶有典型的階級性，而古希臘時期的音樂教育更體現出平等性和普及性。

音樂題材的特點

先秦時代的中國，其生存的空間局限于黃河流域及長江流域，因此隻能被動地選擇農耕文明的生産方式。先秦的早期音樂脫胎于先民們的農業生産活動，音樂表現的内容也與農業生産息息相關。

據《呂氏春秋》記載，且歌且舞時所唱的歌有《載民》、《玄鳥》、《遂草木》、《奮五谷》、《敬天常》、《達帝功》、《依地德》、《總禽獸之極》等八阙。其中，《奮五谷》和《遂草木》是祝願五谷更快更好地生長；《敬天常》與《依地德》是頌揚天和地的功德，反映了先民們為了耕種的需要對氣候與土地的重視；而《載民》、《玄鳥》與《達帝功》則是歌頌祖先與圖騰的。

農業生産對自然條件的過度依賴，讓先秦時代的中國人對自然力量充滿了敬畏，通過舉行種種宗教儀式，是為了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這八首歌的内容也充分表明，先秦時期的音樂源起于農業生産活動，同時又浸透于農耕生産的經濟活動中并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希臘平原少，土地貧瘠，這決定了希臘人隻有通過海外貿易才能維持生存和發展。海外貿易的繁榮也促進了文化和思想的開放，表現在音樂上則是富于激情且理性，所以古希臘音樂既有對完全拟人化了的神的贊美，又有對現實生活的歌頌，其娛樂性的成分遠遠大于功利性。

古希臘在樂器的使用上以裡拉琴與奧洛斯管為主體，音樂表現的内容不但有器樂伴奏的獨唱抒情曲，而且還有戲劇音樂和舞蹈音樂等形式。這些音樂一般都是以單音音樂為主，在内容上大多為宗教題材。

音樂形式的特點

先秦與古希臘音樂都是'歌樂舞'三位一體的，但先秦起主導作用的是舞蹈，樂與舞結合即樂舞在先秦音樂文化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古希臘音樂中以歌為主，舞蹈為輔。音樂作為流動的語言，在早期因沒有記譜法，必須依附詩歌、舞蹈及戲劇而存在。

先秦音樂在早期通常以歌舞樂三位一體的形式來表現，黃帝時的樂舞稱為《雲門》，堯時的樂舞名《鹹池》，禹時的樂舞為《大夏》，商朝的樂舞叫《舞雩》，西周時代的樂舞是《大武》。

古希臘的音樂雖然也有'樂舞'的表現形式，但更多的是弦樂器伴奏的叙事史詩與獨唱抒情曲，樂舞在古希臘音樂文化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希臘語中的舞蹈'Choreia'一詞是由合唱'Choros'衍生而來的，由此可見歌與舞在古希臘音樂文化中的地位。

早在荷馬時代，就已有了專門的吟唱藝人用音樂與詩歌相結合而形成的半宣叙調的音樂曲調，手持裡拉類彈撥樂器邊彈邊唱英雄史詩，按照亞裡士多德的說法，當年的史詩種類很多，有簡單史詩、複雜史詩、性格史詩及苦難史詩等，其中最著名的是《荷馬史詩》。

先秦音樂的主流是祭祀樂舞與宮廷典儀樂舞，因此先秦的音樂傾向于功利性；而古希臘音樂主要在獨唱抒情詩與戲劇上，因此更傾向于娛樂性。先秦時期音樂的功利性是由農耕文明的文化特質決定的。古希臘人創造的海洋文明則強調自我與理性，在古希臘的音樂中占主導地位的是極富娛樂性的抒發個人情感的獨唱抒情詩和集戲劇、音樂、舞蹈、詩歌于一體的綜合性藝術——古希臘悲劇與喜劇。

先秦音樂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建立了嚴格的禮樂制度，音樂在嚴格意義上來說是為少數人服務的；而古希臘音樂在露天大劇場演唱，純粹是娛樂大衆的。

農耕文明安土重遷的文化特質決定了集權政體的産生，集權政體的重要特征是王權的至高無上，因此，随着國家的形成出現了早期的宮廷音樂。傳說中夏啟從天上獲得大型樂舞《九辯》、《九歌》并在王宮演繹，應當是最早的宮廷音樂。

西周時更把音樂與禮教結合起來形成了等級分明的禮樂制度，并對各個等級的樂隊及舞隊編制予以定制：樂隊的編排是非國王排四面，諸候排三面，卿和士大夫排兩面，士排一面。舞隊的編排是國王的八人一行共八行，稱為'八侑'：諸公六人一行共六行，以下逐級遞減。用于朝會宴飨的樂歌稱之為《大雅》，并被收錄于《詩經》之中。而庶人是沒有享受禮樂的權利的，所謂'禮不下庶人'。

由于古希臘實行的是民主政體，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對人的尊重。所以希臘的音樂文化是面向大衆的，各個城邦對任何音樂活動都不進行限制，并采取種種的辦法來豐富人們的音樂文化生活：修建了可以容納數萬人的露天劇院作為演出古希臘悲劇的場地以滿足人們享受觀賞戲劇愉悅身心的願望；在一些城邦裡政府會用獎金或發放津貼的方式來鼓勵人們的演唱和觀賞。

此外，公元前5世紀以雅典城為代表的希臘各城邦還存在着一種音樂傳統——長期舉行各類音樂比賽，許多城邦甚至保留着一個用于節日和宗教場合的合唱團以備比賽之需。

先秦時期的音樂功能

01.政治功能

先秦時期的西周，音樂與政治的關系上升為制度化。西周制定了嚴格的禮樂制度，典型地體現了音樂是政治的工具。禮樂思想源于禮樂制度，是樂從屬禮的思想。用'禮'來區别宗法遠近、等級秩序，同時又以'樂'來體現'禮'的等級秩序，兩者相輔相成。

禮樂制度對于樂舞的表演規模和形式有着嚴格的規定，例如，在使用樂隊時，王可用三面，諸侯用兩面，大夫用一面，以此來區分'貴賤、尊卑、上下'的階級觀念。《樂記·樂本》記載對音樂與政治的進行了論述，'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認為樂之和能讓天地和、萬物順、人心平、使天下歸于治。

02.教化功能

先秦時期音樂思想另一個作用就是移風易俗。孔子說：'安上治亂，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意思是說要想轉移社會風氣，改變民聞習俗，沒有比音樂更好的了。要想安定長官的身心，治理一國的人民，沒有比禮法再好的了。

孔子看到了音樂可以感化人和陶冶人的重要作用，把道德的尺度加在音樂的審美價值之上，認為音樂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和德性。音樂是情感的藝術，可以跨越語言障礙，是人們樂于接受的藝術形式。尤其是在傳播技術低下的古代社會，音樂也是傳承記憶和文明的重要方式，所以在古代民謠、兒謠是重要的傳播渠道和輿論風向。正是因為音樂的這種功能，也可以在潛移默化中影響社會風俗。

古希臘音樂的主要功能

01.教育功能

古希臘的音樂教育功能和中國先秦的教化功能相類似：音樂可以教人'德'。與中國先秦諸子一樣，古希臘時期的許多哲人也把'道德'作為衡量音樂的重要尺度，并且把這個尺度量化到音樂的調式、節奏、旋律、樂器等要素裡。他們賦以不同的調式、節奏、旋律不同的道德品質特征，并以此為準則，對音樂進行褒貶評論。

柏拉圖、達蒙、畢達哥拉斯等都曾就音樂與道德的關系作過闡述與論說：柏拉圖認為音樂的歌詞、樂調、節奏都應該具有某種道德品質，音樂是培育人類德性的最有效手段。古希臘重要的哲學家達蒙認為音樂可以把人引入美德，這種特殊的音樂韻律與人的美德之間具有着緊密的對應關系。

此外，古希臘的音樂教育功能和中國先秦的教化功能也有不同。畢達哥拉斯把音樂與'數'與'宇宙'聯系起來，把音樂看作是一門科學，柏拉圖也視音樂為是一門哲學，并且把'美'和'智慧'用音樂聯系起來。他認為音樂中的和諧是人心靈的和諧，也是宇宙的和諧，這種和諧是教育人的最高形式，也是知識的最高形式。

02.治療功能

音樂的治療功能最早是源于西方社會。早在原始社會西方人就相信音樂可以影響精神和軀體的健康，畢達哥拉斯最先提出'音樂醫學'的概念。指出音樂具有治療的作用、可以通過影響靈魂的和諧來增加或者解除人的激情。

畢達哥拉斯把享受音樂就是一個淨化過程，而且是一種宣洩式的淨化方式，這一過程就是醫療過程。亞裡士多德也曾論述過，音樂對情緒失控的患者具有恢複正常狀态，具有疏洩情緒的作用。這些思想成為音樂醫療的理論淵源，并且随着科技的進步，音樂療法運用也在逐步普及。

除了上述功能之外，音樂藝術在先秦和古希臘時期還有許多功能，如交際功能、宣洩功能、認知功能等等，小武在此隻對主要功能進行了梳理。

周朝時期制定了禮樂制度，對不同階層的貴族和官僚如何使用音樂有十分嚴格的規定。雅樂主要為上層社會服務――祭祀、慶典等，祭祀唱的歌曲稱之為'頌'，民間傳唱的歌曲稱之為'風'。'風''雅''頌'一并構成了周朝的詩歌體系。《詩經》就是'風''雅''頌'的精華版。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弱，諸侯并起，打破了大一統的局面。這也導緻了雅樂的下放和俗樂的興起，開啟了另一種音樂多元化的繁榮。中國的音樂發展緩慢但不停歇不斷發展，經過曆史演變，成就了今日中國傳統音樂的博大精深。

古希臘音樂不從屬于宗教和宮廷，所以音樂沒有太多的束縛和限制，統治者對音樂的影響固然存在，但是不如西周那麼明顯。音樂作為自由的藝術，隻有得到充分的自由和廣闊的空間，才能更加繁榮興旺。

古希臘為後世歐洲的音樂開創了一種自由的發展空間，雖然中世紀宗教的禁锢使得歐洲音樂發展緩慢，但15世紀開始，歐洲封建社會内部資本主義因素的産生，代表新興市民階層意識形态的文藝複興運動迎來了歐洲音樂的第二次繁榮，長達幾個世紀的歐洲古典音樂複興的基礎就是古希臘留下的文化遺産。

西周敗亡導緻雅樂的衰微，東周的分崩離析使得民間俗樂、四夷之樂等曾經不被統治者重視的音樂開始蓬勃發展。這兩種不同的音樂發展脈絡對後世的影響顯而易見――近現代歐洲以典雅的古典音樂稱雄，中國則以厚重的民間音樂為傲。

此外，古代中西方的思想家、哲學家對音樂的發展也有着重要影響。古希臘盛産哲學家，這些哲學家都曾經論述過音樂。古希臘的哲學家對歐洲的影響不亞于儒教對中國的影響，西方文藝複興的淵源來自古希臘，後來的音樂發展軌迹也抛不開古希臘音樂思想的巨大影響。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争鳴，在音樂方面，儒、墨、道三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張。儒家認為音樂能對人的精神産生影響，具有教育作用；墨家與儒家對立，站在勞動者的立場反對一切音樂；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提出'大音希聲'的觀點。

這些關于音樂的思辨，極大地豐富了音樂的美學思想，從不同的角度論及音樂的審美和社會作用。而由于階級的局限性，儒、墨、道等學派關于音樂的觀點和論述都帶有階級社會片面性的痕迹。

相比較而言，古希臘的思想家關于音樂的思想是以人為本的，音樂的教化作用也體現在對人個體的提升。隻是古希臘的思想家熱衷于理論層面的探讨，因此他們的音樂理論缺乏對具體音樂活動的指導意義。盡管古希臘和先秦的思想家關于音樂的思辨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不能否認他們對音樂學說的發展和完善所作出的的巨大貢獻，正是他們奠定了東西方音樂思想和審美的基礎。

中國先秦時期的音樂與古希臘時期的音樂作為中國音樂文化和西方音樂文化的源頭，都分别對中國音樂文化和西方音樂文化後世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音樂的起源上，先秦音樂源起于勞動生産，而古希臘音樂則顯示了海洋文明的包容性；在音樂的表現形式上，先秦音樂受農耕文明的影響更多依附于樂舞，而古希臘音樂明顯依附于歌；在音樂表現的内容上，先秦音樂受對權威的尊崇的影響取向于功利性，而古希臘音樂則出于對人性的尊重更傾向于娛樂性。先秦音樂文化與古希臘音樂文化均是各自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者成為中國音樂發展的基石，後者對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音樂文化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當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心聲和願望。隻有以開放的胸襟，站在新的高度，以新的視野，客觀地審視世界、審視自身，探尋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和短長，才能更好地傳承、創新、發展中國文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音樂文化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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